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大国间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在降低，但各种地区性危机与冲突层出不穷。在一些地区，危机和紧张获得了较好的管控；在另一些地区，危机却上升为地区性冲突，并引发了域外大国或国际组织的介入和干预。这些安全难题和困局呈现出新老因素交织、地区性因素与全球性因素联动的特征。如何实现对这些安全难题和困局的管控与治理，是维护全球和地区两个层次稳定与安全的重要路径，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引发

本书梳理了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在防核武器、生化武器和导弹扩散领域的政策与做法、成效及其影响，勾勒出一幅美国单边、双边和多边防扩散政策框架的立体画面。作者把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防扩散外交和战略安全环境三个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即深度研究专题个案，又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冷战后美国防扩散采取的新方式、新手段和新模式，尤其是其集防扩散、反扩散以及后果管理三位一体的政策，认为美国防扩散的实质是防威胁，为保障自己的绝对

本书从丝路地缘环境切入，对丝路绿洲地带、丝路草原地带、丝路海陆交会地带等三个不同区域展开深入研究，旨在梳理丝路不同地带的商路或古道、驿站或古都等的地缘环境变迁的内涵、方式，分析丝路不同地带间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的规律、特征，以及廓清中国西部周边地区间在辟路交往、靠路发展、借路繁荣的文明成长中所取得的成就与不足、经验与教训等，为建设中国西部周边地区“丝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供历史依据与现实基础。

在民国外交史上，“英美派”外交官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群体。本书将“英美派”外交官置于1931～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全局视野里，考察这个群体产生的内外环境，探讨“英美派”外交官与国民政府美援外交的关系，及其在国民政府美援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揭示“英美派”外交官主要代表人物之间及其与国民党高层政治之关系，进而审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美国关系的广度与深度，为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当前中东正处于新旧秩序转换之中，其持续时间长短、前行方向皆是未定之数，而这一转换必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其实质是权力的调整与再分配。在这一调整过程中，美国、俄罗斯、欧盟、印度、日本等域外大国或组织以及土耳其、伊朗、沙特、以色列、埃及等域内大国，各自将扮演何种角色？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将在新中东秩序构建中发挥何种作用，如何参与中东事务的解决？未来的新中东秩序又将是什么样的面貌？本书精辟分析了中东秩序

共同外交与安全决策机制的建设是欧盟一体化过程中进展较为缓慢的合作领域。欧洲国家试图通过这种机制实现地区和平，并提升欧盟的全球行动能力。本书将欧盟决策归纳为四种类型：立法型外交决策、倡议型外交决策、日常型外交决策和危机型外交决策。本书引用了大量资料，也举例了典型的事例，有助于读者了解欧盟在外交方面的协同进展。

本书以中国地方外事发展的客观需求为现实起点，结合地方政府的内生经验、央地关系与国际关系的外部视野，阐释了对外系统中地方对中央的独特价值。本书通过建构一种一般性概念框架以解释中国省级政府如何在外交场域中留下自身的“地方印痕”。借助结构性资本与施动性资本两个维度，本书分析了省级政府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属性。此外，基于对不同省份外事工作的差异性考察，本书发展了基于中国背景的比较平行外交理论。最后，本书论述了

《北京国际交往中心总论》是一部阐述北京全面融入全球城市网络并形成国际多边合作协同效应，在促进全球互联互通中发挥城市外交独特作用的著作。本书深入梳理国际交往中心的概念与内涵，阐明北京建设国际交往中心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挑战，以及具体实施路径，首次提出构建国际交往中心的“钻石同心圆”理论模型。

本书从安全与规范的视角，解释欧盟如何从一个国际核不扩散制度的被动参与者转变为核不扩散制度和规范的积极维护者，如何将国际核不扩散规范内化为自己的安全规范。本书提出，欧盟反核扩散政策的形成一方面是欧盟在与国际核不扩散制度互动的过程中内化反扩散国际规范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冷战结束后，核扩散带来的危险在欧盟安全议程中地位上升、欧盟安全认知发生转移的结果。本书还以欧盟参与朝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的解决为案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