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一意 改革开放

第四章 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崭新命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实际工作中取得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其主要标志是：

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各个工作领域获得了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在政治上，结束了长时期的社会动乱，实现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逐步健全，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关系获得加强，爱国统一战线有了进一步扩大。由于出现这样的政治局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成为新中国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

在组织上，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集体逐步得到调整、整顿和加强。从总体上看，党和国家各级组织的领导权已经基本上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领导干部手中。

在经济上，全党全国果断地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坚决清除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认真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正确方针。中国经济已经度过最困难的时期，走上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

在社会上，教育、科学、文化工作走上正轨并得到一定发展，呈现出初步的繁荣景象。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有了很大改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这三支基本社会力量相互之间的团结状况良好。

在国防上，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人民军队作出重大努力。人民解放军在加强军事训练和思想政治工作、改进军政关系和军民关系、守卫边境和保卫祖国安全，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人民军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提高。

在此期间，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历史性转变的过程中经受了考验和改造，为端正党风做了大量工作，逐步恢复优良传统，在新的实践中锻炼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强。

党在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力求符合客观实际，防止在注意一种错误倾向的时候忽视另一种错误倾向。在历史大转变的时刻，由于旧思想、旧习惯的严重影响，由于对新事物缺乏经验，加上其他社会政治因素的作用，人们思想上的片面性是很容易发生的。在一段时间内，对党的解放思想的方针，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对社会主义现阶段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等重大原则问题，在一部分党员和党的干部中出现过不同倾向的错误认识。

有些同志不能完全摆脱过去“左”倾错误的影响，有意无意地要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去。另外一些同志则偏离马克思主义轨道，发展到了怀疑甚至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地步。党在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始终保持坚定的立场，及时地开展了反对“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的思想斗争。

党中央一方面系统地清理“文化大革命”期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还要实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的错误理论，防止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继续发生；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恢复和发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另一方面，重申以坚持党的领导为中心的四项基本原则，对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犯罪活动进行坚决打击。在处理许多实际问题的时候，都尽力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全面性的要求办事。因此，在较短的时间内，妥善处理了许多相当复杂的思想问题和社会政治矛盾。

经历了“十年内乱”之后，积累的问题非常之多，应兴应革的事项头绪纷繁，新的工作的开展又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新的问题。这就要求党分别轻重缓急，有秩序地进行工作，逐步解决各种问题。

在经济工作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抓住农业这一环，着重克服过去指导思想上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恢复和扩大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自主权，恢复自留地、家庭副业、集体副业和集市贸易，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同时提高了粮食和其他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随后又解决了多种经营的方针问题，从而使农业面貌很快发生显著变化，由原来的停滞不前变得欣欣向荣。这对于带动整个经济形势以至政治形势的好转，都起了重大作用。随着农业状况的改善，又在调整工业结构中着重解决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失调问题，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使轻工业得到迅速发展。

同时，还调整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压缩了过大的基本建设规模。既改善了国民经济的内部比例，也改善了人民生活。解决别的方面的问题，基本上也是采取这种抓住中心环节以带动其他的方法。

能取得上述许多方面的成就，归根到底，是由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科学原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创造历史的科学原理。坚决相信人民，依靠人民，顺应了人民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潮流。

粉碎江青集团之后，人民对党寄以很高的希望。人民要求拨乱反正，要求安定团结，要求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高。中国共产党正是集中了人民的意志，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重新引上康庄大道。人民对党的信任和支持，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关键。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发生过两次历史性转变，一次是由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一次是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在那两次转变中，当党和人民的力量遭到惨重损失，中国革命陷于危机的时候，国内外敌人都曾认定革命事业必将彻底失败，革命队伍里也曾有不少人动摇悲观。但是，党并没有被巨大的困难所压倒。在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人物领导下，党以超乎寻常的革命胆略和革命毅力，顽强地继续战斗，独创性地寻求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终于扭转危险的形势，使革命事业获得新生，开创了胜利发展的新局面。

从结束“十年内乱”到开辟改革开放新路这一次转变，与过去那两次相比，历史条件有了很大不同。中国共产党已经是全国政权的领导核心，国家已经经过长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人民的力量比过去革命战争时期强大得多。社会主义事业虽然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受到巨大损失，但仍具有不可战胜的强大生命力。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经过全党上下的努力，经过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终于实现了又一次历史性的伟大转变。

从粉碎江青集团、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在各个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取得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转折。为了总结过去六年的历史性成就，进一步肃清“十年内乱”的消极后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确定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参加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1600人（出席开幕式1545人），候补代表160人（出席开幕式145人），代表着全国3965万名党员。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三项主要议程：

（一）审议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确定党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斗的纲领；

（二）审议和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三）按照新的党章的规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中央顾问委员会。

邓小平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他强调：完成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就会更加明确，党的建设就能够更加适合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党的最高领导层就能够实现新老合作和交替，成为更加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

通过回顾党的历史，邓小平指出，1945年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那次大会总结了我国民主革命二十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那次代表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说，1956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八大以后，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成就，同时也遭到了严重挫折。

对于中共十二大的历史地位，邓小平指出，中共十二大将是七大以来一次最重要的会议。现在这次代表大会和八大时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规律一样，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我们有充分的根据相信，这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正确的纲领，一定能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使我们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国家和各民族兴旺发达。

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在提出党和国家今后的三大任务和四项工作时，邓小平强调以经济建设为核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他指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年代。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本世纪末的近二十年内，我们要抓紧四件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

最后，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加强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加强同全世界人民的团结，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奋斗。

第五章 “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1982年举行的中共十二大，系统总结了中共十一大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工作和各个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分析了面临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提出了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等新任务，是一次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大会。

大会在系统总结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新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胡耀邦在报告中回顾了党史上三次历史性转变：第一次是由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第二次是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这两次转变都是民主革命时期发生的。第三次是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开始全面地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拨乱反正。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同时，在各条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转变。.中共十二大对这次历史性转变进行了总结，提出要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叶剑英在讲话中，引用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句，说明后来者居上，年轻的会超过年老的这一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规律，表达了老一代革命家对中青年干部的殷切期望。

李商隐原诗是：

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唐朝李商隐离开京城长安前往外地赴任，他的连襟韩瞻的儿子韩偓年仅十岁，当即赋诗相送。韩偓面对残烛冷灰，触动离别情绪，写下感情真挚的诗篇，李商隐称赞韩偓才思敏捷才华出众，是前程未可限量的“雏凤花”。“雏凤”鸣声清亮，比老凤鸣声更为悦耳动听。

与会的中青年干部听了叶剑英的讲话，都非常感动。52岁的福建省常务副省长胡平（当选为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对于叶帅引用的“雏凤清于老凤声”的诗句，尤为感动。胡平认为，“开创新局面，仍要靠老同志指点”。他说，叶帅对我们中青年干部寄予无限希望，我不禁想起郑板桥的一首诗：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

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

陈云在讲话中，着重阐述在新的历史时期解决干部队伍新老合作与交替问题的重要意义。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审议和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为了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大会对十一大党章作了许多有根本意义的修改。清除了十一大党章中仍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左”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七大和八大党章的优点。并根据新时期执政党的特点，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

新党章强调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组织都必须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新党章对改善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的体制，加强党的纪律和纪律检查机关，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都作了许多新的规定。

新党章规定：

党中央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

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以发挥许多富有政治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

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对中央以下的同级党委及其成员实行党章规定范围内的监督，对中央委员会成员违犯党纪的行为可以向中央委员会检举；

党的各级组织都必须重视党的建设，经常讨论和检查党的宣传工作、教育工作、组织工作、纪律检查工作、群众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这些规定，有利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和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

在这次党章修改之前，党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在党的实际生活中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个准则作为党章的重要补充，将继续保持它的全部效力。

中共十二大用三天时间，经过充分的反复酝酿和无记名投票的民主选举，选出由210名中央委员和138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在中央领导层实现了新老交替。

这次选举的准备工作从1982年3月开始，中央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进行这项工作，曾经反复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同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反复酝酿、深入研究、积极物色，选拔适合到中央领导机构工作的优秀干部，为此做了很多工作，还召开了专门的讨论会，然后提出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

大会期间，大会主席团提交代表们讨论候选人名单时，严格遵守民主程序，并不是一经提出，就正式成为候选人，而是让代表们充分酝酿，对个别不适合的人选作了一定的调整，把一些新人充实进来，然后全体代表进行预选。与会代表可以选主席团提名的人选，也可以另选自己想选的人，也可以不选候选人中的任何一个人。经过预选超过半数的，才正式形成候选人名单，提交大会正式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

因此，整个选举工作，既在事前作了充分酝酿又在选举过程中实行充分的民主，按照民主程序办事，实行了民主集中制，以高瞻远瞩、深思远虑、集思广益、充分酝酿的精神，做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在酝酿提名时，光明正大，公道正派。

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的特点是，既保留了一批71岁以上，德高望重，在国内外、党内外有威望的久经考验的老一代革命家，例如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王震、乌兰夫、宋任穷、杨尚昆等同志，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核心的中流砥柱，同时又充实了大批中青年干部作为生力军。这些中青年干部德才兼备，精力旺盛，具有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知识。

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348名成员（中央委员210人，候补中央委员138人）中，新当选的211人，占总数的60.63%；十一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333人中留任的不过137人，占总数的39.37%，这表明新老交替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具有突出的体现。

从年龄看，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中，60岁以上的177人（其中71岁以上的16人），占总数的50.9%；60岁以下的171人，占总数的49.1%，其中55岁以下的112人，占32.1%，50岁以下的49人，占14%。

从学历来看，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中，具有大专学历的122人，占总数的35.1%，同十一届中央委员相比，专业技术人员从9人（占2.7%）增为59人，占总数的17%。

在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少数民族31人，占总数8.9%；妇女24人，占总数6.9%。

新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11人，平均年龄60岁，比原来书记处成员的平均年龄降低五岁（原来平均65岁）。

总之，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充分体现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充分体现了新老交替。

大会还选出由172人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132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李先念致闭幕词，号召全党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振奋精神，埋头苦干，达到大会确定的目标。

9月12日至13日，举行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全会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为副主席，杨尚昆为常务副主席。

全会批准邓小平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为副主任。

全会批准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黄克诚为第二书记，王鹤寿为常务书记，王从吾、韩光、李昌、马国瑞、韩天石为书记。

中共十二大制定的纲领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指明了方向。

新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是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领导集体。

中共十二大是中共七大以来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它作为在政治上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方针任务、在组织上实现新老合作与交替的大会，作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大会，获得圆满成功。

邓小平对中共十二大的积极成果非常满意。会后不久，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用十分简洁的语言，概括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的历程。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首先介绍了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二大的情况：

我们刚刚召开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二大以后，我国政治形势更加稳定，可以更好地一心一意搞建设了。

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是二十年翻两番。二十年是从1981年算起，到本世纪末。大体上分两步走，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高速发展。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现在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

然后，邓小平介绍了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共产党与“两个凡是”的斗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转折、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确立的过程：

粉碎“四人帮”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坚持“左”的政治路线，又提出了错误的思想路线，叫做“两个凡是”。我说过，如果毛主席在世，他也不会承认“两个凡是”，因为那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我就不能出来工作，更不用谈别的问题了。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1977年7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

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当时有一些人抵制这个讨论。1978年6月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了一次话。以后我从你们那里访问回来，在东北三省沿途又讲这个思想路线问题。

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到1978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

在谈话中，邓小平阐述了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

我们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

到了第二阶段，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经济高度发展了，物质极大丰富了，才能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不努力搞生产，经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

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

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以后的实践看，这条路线是对的，全国面貌大不相同了。

最后，邓小平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程进行了概括和总结：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中共十二大确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奋斗目标，首要任务是要把现代化经济建设继续推向前进。

为此，中共中央确定了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一系列正确方针。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二十年，中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实现了这个目标，全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于世界前列，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将取得重大进展，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将大为增强。统观全局，实现上述经济发展目标，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农业问题，能源、交通问题和教育、科学问题。

第六章 实现各级领导层新老交替

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历史上，几乎在以苏联为模式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上，党和国家中央领导层的新老交替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革命导师列宁逝世后，苏联中央领导层经历了长期的激烈的斗争，才确立了斯大林的领导地位。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中央领导层又一次陷入长期的激烈的斗争中，经历了“贝利亚事件”、“马林科夫接班与下台事件”、“莫洛托夫反党集团事件”，最后确立了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赫鲁晓夫执政十年左右，被勃列日涅夫密谋推翻。勃列日涅夫执政晚年，老态龙钟，病魔缠身，依靠药物维持身体机能，基本丧失执政能力，依然大权在握。勃列日涅夫逝世后，安德罗波夫执政，因为肾脏疾病严重，卧床不起，虽然很想有所作为，但是力不从心，只能在病榻上处理中央党政军的繁重事务，很快就辞世了。安德罗波夫逝世后，苏联中央领导层一部分人又推出步履蹒跚、哮喘病严重、满头白发的年迈老人契尔年科担任苏联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但是，契尔年科已经是风烛残年，又是很快重症不治，在重要领导岗位上辞世。在极短的时间内，苏联连续三任中央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在任职期间因重病辞世，充分反映了一个国家由于没有建立正常的新老交替制度的严重性。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严重教训。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在新老交替问题上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经验教训。他多次选择接班人，采取个人挑选、个人交班、个人接班的方法，并不成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后，实现中央领导层和各级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成为邓小平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这个集体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他强调，老干部的责任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

改革开放初期，整个干部队伍除了要清理那些政治上严重不纯的人外，还存在着另外两个突出问题。一个是领导干部的年龄老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领导集体成员的平均年龄在61岁以上；一个是领导干部的文化水平不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成员，具有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只占17.7%。

这种情况引起政治经验丰富、具有远见卓识的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十分感慨地说，现在不懂行的人太多了，“万金油”式的干部太多了。要实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需要有一批政治坚定、坚决执行改革开放路线、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领导干部。因此，调整和解决组织路线就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1979年9月，中央组织部召开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主要内容是：围绕组织工作适应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和保证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着重研究解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队伍建设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如落实干部政策、调整领导班子、党员教育、干部培训以及改革干部制度等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在会上传达了中央和邓小平关于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的重要指示。他指出，新时期党的组织路线，就是使党的组织工作、干部工作促进和确保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组织工作的重点要放到提高全党同志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定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上；为了适应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和保证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要把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改革干部制度作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来抓。

当时，在需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大多数老同志都没有异议。但对于培养接班人这个问题的轻重缓急上，老同志的认识却并不一致。有的老同志虽然也认为这是一个战略性任务，但是对于要退休、要让位，思想准备不够。思想准备不够的原因在于，有的老同志认为，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决心革命到底，现在让自己半途而废，中途退出革命，心里难以接受。有的老同志认为，对于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没有意见，但是中青年干部年纪轻、经验不足、社会阅历少、缺乏激烈的复杂的斗争的考验。因此，对中青年干部不放心、不放手，总是顾虑重重，总想“扶上马，送一程”。还有的老同志认为，“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长期受到批判，长期受到迫害，在“文化大革命”中整整靠边站了十年，粉碎了“四人帮”，正盼望着全力以赴、痛痛快快、甩开膀子好好大干一场，却让就此退下去，离开领导工作岗位，思想上想不通。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于1979年11月2日在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作了《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报告。在讲到“认真选拔接班人”问题时，邓小平从培养、选拔大批合格人才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系的角度，高屋建瓴地阐述了这个问题的紧迫性。邓小平说：“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道理很简单，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所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这是一个新课题，也是对老同志和高级干部提出的一个责任，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老干部现在大体上都是60岁左右的人了，60岁出头的恐怕还占多数，精力毕竟不够了，不然为什么有些同志在家里办公呢？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顶八小时呢？我们在座的同志中能在办公室蹲八小时的确实有，是不是占一半，我怀疑。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就以我来说，精力就比过去差得多了，一天上午下午安排两场活动还可以，晚上还安排就感到不行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把老同志都陆续请回来了，并且大体上恢复了原来的或者相当于原来的职务。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多起来了。把老同志请回来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正确的。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我们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选拔接班人这件事情不能拖。否则，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在谈到要特别注意选拔年轻干部时，邓小平特意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也许再过五年，大学毕业生里会出现一批人才，他们的年龄都在30岁以下，对这些人我们要注意提拔。但是从现在的状况来说，重点应该放在选拔中年干部，要选拔他们当中合乎三个条件的人接班，老同志要让路。我们要破格选拔人才，不要按老规矩办事，要想到这是百年大计。先不说百年大计，十年大计首先要想嘛。1975年我就想到过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毛主席要我来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跑到上海去跟人说，十年后再看。当时我跟李先念同志谈过这个事情，十年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了？从年龄来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呀，在座的同志也斗不过他们。如果坚持‘四人帮’思想体系的人将来掌权，你们也斗不过他们，你们能活多久啊？即使生命还在，脑袋也不管用了，这是自然规律。”

邓小平还指出：“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论资排辈是一种习惯势力，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力。”

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指出：“以后的人事安排要慢慢年轻化。我们这些人是安排后事的问题，不再放到第一线了。当然，这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实际可能。我自己定了个奋斗目标，时间定在1985年，就是要办一件事，精心地选拔身体比较好的、比较年轻的同志上来搞事情。这次全会开始注意这件事，但没有做完，还要继续做。”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指出，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精干高效的强有力的党政工作机构。1982年1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机构精简问题时作了《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重要讲话。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他强调，这一次精简机构，不但要注意出的问题，还特别要注意进的问题。进，最关键的问题是选比较年轻的。他指出，实现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

会后，根据精简机构和实现干部“四化”的要求，中央一级党政军机关的精简工作逐步开展，并获得初步成果。国务院机构经过初步改革后，原有部委由52个减为41个，部委一级干部减少67%，司局一级干部减少43%。同时，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也进行了机构改革和配备领导班子的工作。先后公布了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部分干部的任职名单。各级领导班子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开始转向精干、效能和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为了成功实现中央领导的新老交替，邓小平总结了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的深刻教训，明确提出要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他自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1980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多次开会讨论后认为，华国锋在过去四年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所必需的政治能力与组织能力，“鉴于以上情况，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同志继续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许多同志曾提议邓小平同志担任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因为这是众望所归。邓小平同志认为，由他担任中央主席不适宜。从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一直致力于让比较年富力强而且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同志担负领导工作。他认为在60多岁的同志中，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央主席比较适当。至于军委主席，暂时没有其他适当的人选，他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比较年轻的同志将来接替”。

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则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

1982年上半年，中央机关和国家各部委的机构改革，是中央为实现干部队伍“四化”有秩序有步骤地实现新老交替的又一重大决策。这次改革，使中央一级党政机构和工作人员的编制大大缩减，使部级、司级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普遍下降四至六岁，其中新提拔的中青年干部分别占到部级、司级领导班子成员总数的16%至32%。许多老同志荐贤举能，扶持那些资望和经验都不及自己的年轻同志上来，自己甘当助手，或退居二、三线，担负起传、帮、带的任务。

早在筹备中共十二大时，邓小平就提出，我想请在座的同志们考虑，下届的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可以选50个50岁以下的人。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有相当数量的50岁以下的人。如果做不到这两点，我们那个代表大会就不是成功的代表大会。再往后，我们的代表大会代表、中央委员会委员还应当更年轻一些。这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

这个设想在中共十二大和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得到圆满实现。一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同志当选为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348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新当选的有211人，具有大专学历以上的有120人。

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结束后，邓小平、陈云等特意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同新当选的几十位年轻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亲切见面。

新当选的中共中央委员有：

江泽民，55岁，中国电子工业部部长；

李鹏，53岁，中国水利电力部第一副部长；

李瑞环，47岁，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在新当选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最年轻的是胡锦涛，39岁，担任甘肃省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见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体现了对于年轻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深切期望，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的深切期待。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年富力强、充满朝气与活力的新一代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身上。

中共十二大成功实现中央领导层新老交替，成功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干部队伍。会后，中共中央通过精简各级领导集体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大力推进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中共中央在《关于省级领导班子配备的几点原则意见的通知》中指出，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中，要有熟悉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人才；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要占三分之一左右。规定进省、直辖市、自治区一级领导班子的对象要着重从55岁以下的优秀干部中挑选，年满60岁的一般不要作为选拔对象，对地（市）、县的机构改革也作了明确规定。

中共中央为全面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制定了1983年—1990年《关于领导班子“四化”建设的八年规划》，发出了《关于建立省级后备干部制度的意见》、《关于加快选拔中青年干部的意见》、《关于领导班子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全国干部培训规划要点》等一系列文件，并狠抓落实。

第七章 建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中共十二大决定，建立中央顾问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领导干部新老交替的一个创举。通过这一机构，可以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并使一些老同志在退出领导工作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一大批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久经战火考验的老干部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为全党树立了实行新老交替的榜样。

建立中央顾问委员会，这是中共中央长期研究的结果。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经过拨乱反正，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打倒、遭到迫害的大批老干部得到平反，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老干部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历过风风雨雨，经过革命和建设的多方面磨炼，保持着优良的革命传统，革命性强，经验丰富，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但是，出现了“年龄偏高，领导班子老化，当时属于中央管理部门的干部中，65岁以上的占26.7%，61岁—64岁的占23.8%，两项合计，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56岁—60岁的占27%，45岁以下的仅占1.6%。其中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在61岁以上，30%为61岁—64岁，只有3%在45岁以下”。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个问题。特别是邓小平高瞻远瞩，敏锐地意识到需要实现各级领导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应当实行新老交替。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说：“现在我们的领导干部年龄都比较大了，五年以后，50岁以下的人，打过仗的就很少了。所以，我们这些老同志，要认真选好接班人，抓紧搞好传帮带。”他后来还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出来后，就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

但大部分老干部在“十年内乱”期间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多年，恢复工作不久就让他们下去，思想上一时接受不了。为此，邓小平1978年6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培养接班人，这件事关系到军队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大局，非解决不可。年轻干部只要选得准，搞好对他们的传帮带，加强学校的培养，是能够接好班的。我们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眼光要放得远一些，要积极发挥骨干作用，选好接班人，带好接班人。这件事做好了，我们才有资格去见马克思，见毛主席，见周总理。”

1979年7月，邓小平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再次强调：

政治路线确立了，组织路线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老同志的任务是选拔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来具体贯彻来接班。我们把许多冤假错案处理后，好多同志回到原来的岗位或担负起相当原来职务的工作，这在前一段是必要的。

但现在各级领导班子（包括军队）岁数太大，精力不够。要预防帮派分子卷土重来，现在林彪、“四人帮”思想体系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

“他们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1975年我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说，十年后再看。现在也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要想得远一点。”老同志“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把那些表现好的同志用起来，培养几年，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选不准的，还可以换嘛。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

但是“庙只有那么大，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因此，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要从大处着眼，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不要一涉及到自己的具体问题就不通了”。

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强调，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带根本性的问题。有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如果组织问题不解决好，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实行就无法保证，我们向党和人民就交不了账。他还说“前几年，我提出搞顾问制度，但并没有完全行通，许多人不愿意当顾问”。现在“看来，顾问制度还是一个出路，应该保留”。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央组织部起草了《关于设置顾问的决定》，经中央批准后正式下发全党。《决定》指出：在县级以上的单位设顾问，并作为一种制度长期坚持下去。顾问的主要工作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帮助党政领导出主意、当参谋，完成党政领导委托办理的工作。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和自己的知识经验传授给年轻一代。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中说：“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责任重大，而他们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帮助党组织正确地选择接班人。这是一个庄严的职责。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老同志当好他们的参谋，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中央已经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再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这样，就可以让一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1981年7月，邓小平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说：“前一段时间，中央曾经设想，将来除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以外，再设两个委员会，一个是顾问委员会，一个是纪律检查委员会，容纳一批老同志。中央委员会成员比较年轻一点，这是为后事着想。”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所有老干部都要认识，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也是我们老干部的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是我们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也是对我们每个人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早解决没条件。现在，经过粉碎“四人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六中全会，创造了这个条件。现在可以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是一场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规定老干部退居二线，包括当顾问和荣誉职务，不属于离休退休。那些身体好、又有比较丰富的领导经验和专业知识、因年龄或名额限制不宜进入领导班子的老干部，可以安排担负有一定职责的顾问。

1982年7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党章修改草案时，对中顾委的性质、设立原因、时限作了说明：

“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就是没有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嘛。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

“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得过渡比较顺利。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10年，那时我们在座的有几个还在？要是两届的话，现在60岁的就是70岁，70岁的就是80岁，80岁的就是90岁。”

“所以，顾问委员会是个过渡，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但是在这个过渡阶段，必须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化，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我们现在采取过渡形式是适当的，但是在过渡时期当中，比如说过渡时期是两届，10年，我们必须认真解决这个问题。”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正式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并选举产生172名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一大批原来在中央、国务院、军队系统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政府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并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老同志：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王平、王首道、伍修权、刘澜涛、江华、李井泉、肖克、肖劲光、何长工、宋时轮、陆定一、陈锡联、段君毅、耿飚、姬鹏飞、黄火青、粟裕、程子华、傅钟等率先垂范，退出第一线领导岗位，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树立了新老干部交替与合作的典范。

邓小平任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平均年龄为73.3岁，其中81岁以上的有14人，年龄最小的为63岁。每个人至少有40年以上的党龄，在党内外有较高声望，有比较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历史上贡献突出，而且在体力上还能胜任一定工作。分别经历过党的创建时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同志，占95%以上。其中有64人是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占总数的37%。他们在党内历史悠久，德高望重，阅历丰富，以往为党的事业赴汤蹈火、万难不辞，这时虽然年龄大了，体力差了，但仍将起着重要作用。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年逾八旬的成仿吾赋诗抒怀：“拨乱反正人同愿，创新局面世所期；老头贡献虽惭少，敢与中青迈步齐。”

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性质、任务、成员的条件，包括选举产生的程序、任期，均已作了明确的规定。

党章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必须具有40年以上的党龄（到1982年），对党有过较大贡献，有较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党内外有较高威望。

同时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每届任期和中央委员会相同。它的常务委员会和主任、副主任，由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并报中央委员会批准。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产生（中共十三大通过的党章对此款作了修改）。

党章还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可以列席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它的副主任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中央政治局认为必要的时候，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也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

对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任务，党章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在党内外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承担中央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任务。党章的明确规定，使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各项工作有了依据。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建立后，邓小平作重要讲话。他认为，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

关于顾问委员会的性质和历史作用。邓小平说，从某种意义上说，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我们就讲要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这个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恐怕都比我们解决得好。我们干部老化的情况不说十分严重，至少有九分半严重。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就缺乏活力。现在着手来解决，采取顾问委员会这种过渡的形式，比较合乎我们的实际情况，比较稳妥，比较顺当。应当说，这一次在解决新老交替问题上迈出了相当大的一步。如果花两个五年的时间，通过这种过渡的形式，稳妥地顺当地解决好这个问题，把退休制度逐步建立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这对于我们国家以后的发展，是办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可以设想，再经过10年，最多不要超过15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10年、两届还是需要的，一届恐怕不好，太急促了。顾问委员会今天刚成立，就宣布准备将来取消，这就明确了这个组织的过渡性。我们尊重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

中央顾问委员会怎样做工作？邓小平指出，总的说就是要按照新的党章办事。党章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顾委委员可以列席中央全会，顾委副主任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必要时顾委常委也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这就是说，中顾委副主任和常务委员在我们党的生活中的格，是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顾问委员会承担哪些任务？邓小平根据新的党章规定，指出，中央顾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工作，任务有四条：一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二是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三是在党内外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四是承担中央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任务。

针对中央顾问委员会的特点，邓小平提出三项要求：

就是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我们老同志要自觉，我们都是老上级、老领导，牌子大、牌子硬啊，比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牌子硬啊。以后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是我们的后辈。我们的态度正确，对推动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的工作，很有好处。如果搞得不适当，也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不仅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包括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工作，也不要妨碍下面各级的工作。比如我们的同志到哪个省去了解情况，我看不要随便发表意见，首先要认真调查研究，学习下面的实际经验。发现确实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应该采取帮助省委或者帮助某个基层组织的办法，让他们自己去解决。要注意起传帮带的作用，而不是去发号施令。我们这些老资格，讲话是有人听的，是有分量的，所以要慎重。

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要联系群众。除了身体不好的同志，凡是还能做点工作的，可以联系一个基层单位，比如联系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科学研究机关，一个地委或者县委，甚至一个农村基层组织，深入地了解情况。这样就可以对党中央更好地起到参谋和助手的作用。到联系的单位，还可以做一个报告员，同群众见见面，同党员见见面，把我们国家的事情，我们党在每个时期采取的方针政策，国际的情况和我们的对外政策，及时地给他们讲讲。作报告本身就是传帮带。可以讲现在的问题，也可以讲历史。讲历史我们可是有资格，都是革命几十年的人，革命故事多得很。

就是在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方面以身作则。搞精神文明，关键是以身作则。我们这些老同志下去，人家是非常尊重的，生活上是会照顾的，我们自己要注意不要过分麻烦人家。

邓小平这个讲话，对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央顾问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有：

制定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的暂行规定》。在《暂行规定》中，从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了中顾委的工作方针是“宜少不宜多，宜虚不宜实；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将在京100多名中顾委委员分别编为六个支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后，改编为七个小组，统一学习，统一过组织生活。但中顾委委员的生活、供给关系一律不变，由原所在单位负责。

建立中顾委委员学习制度。中顾委委员原则上每两周过一次组织生活，或学习党的文件，或交流思想和心得，或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顾委委员一直较好地坚持这一制度，会上都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党内生活很活跃。住在京外地区的中顾委委员，分别编成华东、中南、东北华北、西南西北四个组，每年集中学习一次，平时参加所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的学习。

建立请示汇报制度。中顾委委员在学习讨论中反映的重要情况、提出的建议和意见，都编成简报，及时向中央反映。对讨论中涉及的重大问题，专题向中央报告。

建立报告会制度。根据形势的需要，不定期地组织报告会，请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来向中顾委委员作报告，使大家及时了解国内外形势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准备采取的措施和对策。

建立调查研究制度。除了身体不好的同志以外，中顾委委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可以到自己过去长期工作的系统和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也可以选择一两个基层单位进行蹲点调查。中顾委委员的调查报告，由中顾委办公厅刊登于内部刊物《通讯》，印送中央和有关部门参阅。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中顾委委员反映的情况和意见都很重视。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顾委建立了一个短小精干、有办事效率的工作机构。

中央顾问委员会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支持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整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国两制”等重大问题上积极发挥顾问作用，为实现新老交替，推动干部“四化”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邓小平对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极为重视。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指出：

“现在我们的中央是个成熟的中央，各种问题都处理得比较妥善，有条不紊。”现在制定的方针政策战略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现行政策的连续性是可靠的。

“我的工作方法是尽量少做工作。它的好处是：第一，可以多活几岁。第二，让年轻一些的同志多做工作，他们精力充沛，比我做得更好……去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打击刑事犯罪分子。今年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进一步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还有一件是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

邓小平强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第九条尊重知识和人才问题是最重要的，尤其人才问题：

“我们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要多顾多问。这方面可要解放思想呀，不解放思想不行啦！要说服老一点的同志把位子腾出来，要不然年轻干部没有位子呀。”

“请年纪大一些的同志腾出位子来不容易呀，但是这件事我们必须办，这条路我们必须走。两年前我就说过，我希望带头退休。顾问委员会一成立，我就说这是过渡形式，归根到底还是要建立退休制度。因为位子就那么多，还要精兵简政，老的不腾出位子，年轻的上不了，事业怎么能兴旺发达。”

“选拔年轻干部是我们顾问委员会的一个重要责任。”

按照邓小平的精心“设计”，1985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加快了新老交替的历史进程，先后有141名老一代领导干部退出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全国范围内有180多万老干部退休，330万年轻干部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

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又有56位同志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经过增选和调整，以及有些同志已经逝世，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常务委员的名单如下：

主任：邓小平

副主任：王震、薄一波（常务）、许世友、宋任穷

常务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王平、王震、王首道、邓小平、伍修权、刘澜涛、江华、许世友、李一氓、李德生、肖克、宋任穷、宋时轮、陆定一、陈锡联、段君毅、耿飚、姬鹏飞、黄镇、黄火青、程子华、薄一波

邓小平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一直到1987年，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设立顾问委员会这一新老交替过渡形式的开拓者和领导者。

举行中共十四大时，鉴于中共中央和各级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已经成为正常制度，中央顾问委员会和各级顾问委员会（顾问小组）已经圆满完成历史使命，中央决定撤销中央顾问委员会，各级顾问委员会（顾问小组）也随之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