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人文素养(3)

我们必须提防这样的幻觉。化学用的许多术语都来自早期的描述性阶段；但现代分子化学的公式实际是速写，表达方式不是语词话语而是数学话语。一个化学公式不是对一个语言命题的缩写，而是用符号代替一则数学运算。生物处于有趣的中间位置。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中，它是描述性科学，依靠对语言精确和暗示性的运用。达尔文的生物学和动物学观点之所以有力，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劝诱性的风格。在后达尔文时代的生物学中，数学扮演着越来越强的主宰作用。汤普森(Wentworth Thompson)的大作《生长和形态》(Of Growth and Form)显然标志着这重心的转变，在本书中，诗人和数学家得到同等关注。今日，生物学的大量领域，比如遗传学，都主要靠数学。当生物学走向化学，生物化学成为今日显学，它就倾向于放弃描写式，代之以计算式。它放弃了言词，代之以数字。

正是数学在大量思想与行动领域内扩张，才将西方意识分裂成斯诺(C.P.Snow)所说的“两种文化”。在歌德和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时代之前，才华非凡、记忆超强的人还有可能在人文和数学两种文化中都如鱼得水。莱布尼茨就对两种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现在，真的不再有此可能。言词语言和数学语言之间的分野日渐扩大。两边都站了人，在对方眼里，都是文盲。不知道微积分或天体几何基本概念的文盲，与不知道语法的文盲一样多。或者，借用斯诺的著名说法：没有读过莎士比亚的人属于没文化；同样，不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人也没有文化。双方都对对方的世界盲然不见。

除了在非常冷静清醒的时刻，我们还装着似乎不是这么回事。我们继续认为，占主导地位的是人文权威，是言词领域。人文素养的根本仍然在古典价值之中，在话语、修辞和诗学之中。但这是无知之谈，或是想像力的懒惰。微积分、卡诺原理、麦克斯韦的电磁场概念，不但涵盖了古典文学所包含的现实和行动领域，而且可能为我们可认知的世界提供一个意象，比任何语词断言建构起来的意象更真实。一切证据都表明，物质的形态是数学的形态，积分学和微分学都是正确认知的字母表。过去有些人，在环球航行已经成功之后，还认为地球是张平桌；在牛顿已经证明力学和惯性理论之后，继续坚信有神秘的推动力。今日的人文主义者就与这些榆木脑壳一样，捶胸顿足。

我们中有些人，由于对精密科学无知，只有隔着非数学语言的面纱想像天地，仍然活在一个生气勃勃的虚构之中。宇宙间的真相（相对论的时空连续性、万物的原子结构、能量的波粒子状态），不再能够从言词进入。这绝不是自相矛盾，就本质而言，真实现在开始外在于语词语言。数学家对此了然。“首先是通过几何结构，然后是借助纯粹的象征结构，”斯派泽(Andreas Speiser)说，“数学摆脱了语言的镣铐……今天，在知识世界的王国里，数学比处于可悲状态中的现代语言甚至音乐在各自的前沿阵地上更有效。”

这种巨变的范围和性质，几乎没有人文主义者意识到（萨特明显是例外，他一再呼吁关注语言的危机）。许多传统的人文学科更加萎靡不振，这是深切认识到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功敲诈之后的紧张反应。在历史学、经济学和其他重要“社会科学”（人们不妨称这个词是模仿形式的谬误）等领域，巨变已经发生。尽管这些领域中的话语模式几乎仍然完全依靠语词语言，但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已经设法把一些数学方式或非常严格的程式嫁接到语言的母体中。他们对于自己追求的东西本质上具有的暂定性和美学性采取了守势。

我们且看对实证、精确、可预测的崇拜是如何侵入历史学领域的。决定性的转变出现在19世纪兰克(Lepold von Ranke)、孔德(Auguste Comte)、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的著作中。历史学家开始视他们的材料为可控经验熔炉中的元素。从对过去的客观审视中（这样的客观事实上是天真的幻象）得出的是统计模型，是国力和经济力的周期律，供历史学家提炼“历史法则”。这种对丹纳、马克思和斯宾格勒至关重要的历史“法则”，以及内含的必然性和预测性，是从精密科学和数学的王国中借来的观念。

梦想具有科学的严谨性和预测性，这个野心勾引了许多历史写作偏离其真正本性——艺术性。现在被当成历史著述的许多东西很少有文学色彩。纳米尔(L.B.Namier)的弟子们（不是纳米尔本人）把吉本(Edward Gibbon)、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米什莱(Jules Michelet)打入到纯文学的地狱。科学幻象和学术时尚往往把年轻的史学家改造成精明的雪貂，咀嚼着琐屑的事实或数字。他沉溺于脚注，写作枯燥的论著，尽可能证明史学的科学倾向。只有少数现代历史学家准备公开捍卫历史想像的诗学性质，其中之一就是韦奇伍德(C.V.Wedgwood)。她完全承认，一切风格都有带来扭曲的可能：“任何时刻都不要减损真实的框架，学术的任务就是去发觉并重构这真实；可惜没有这样的文学风格存在。”如果完全抛弃了风格，或者拥抱客观精确的幻想，这样的发掘照亮的只会是尘灰。

我们再来看看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大师，如亚当·斯密、李嘉图(Ricardo)、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马歇尔(Alfred Marshall)，都是文学风格大师。他们靠语言来解释和劝导。但在19世纪后期，数理经济学开始兴起。凯恩斯(Keynes)或许是最后一位横跨人文和数学两个领域的经济学家。在讨论拉姆齐(Ramsey)对经济思想贡献的时候，凯恩斯指出，许多具有标志意义的经济学家卷入数学过深，这些数学知识不但让经济学门外汉摸不着头脑，甚至对古典经济学家来说也太过深奥。今日，这样的鸿沟更加惊人的巨大，计量经济学成为经济学领域中的显学。传统的核心术语，如价值论、周期、生产力、流动资金、通货膨胀、收支，正在产生变化。它们正从语言学转向数学，从修辞话语转向方程式。现代经济学的符号系统不再主要是语词，而是图表和数字。今日最强大的经济思想正使用19世纪数学家的函数分析和预测工具。

精密科学的诱惑力在社会学领域最为张扬。今日社会学的许多论著都没文学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反文学的。它是用一套极端含混的行话构想出来的。只要可能，文学意义的语词和语法都让位于统计表、曲线和图形。在必须使用语词的地方，社会学也是借用精密科学的术语。我们不妨对这些借用语列张有趣的单子。最突出的是模方、群、散射、积分、函数、坐标。每个词都有特定的数学内涵或专门内涵。剥离这些内涵，强迫进入陌生的语境，这些表达法就变得含糊不清、装腔作势。它们给新主人帮倒忙。但是，社会学家却莫名其妙地经常使用“文化坐标”和“同龄组积分”等术语。这折射出他们狂热膜拜自17世纪以来就笼罩着所有理性研究的幻象：像数学一样精确和具有可预测性。

不过，从语词撤退的领域中，最为高调惊人的是哲学。古典哲学和中世纪哲学完全致力于维护语言的尊严和资源，完全致力于相信，只要用必要的精确和微妙操纵，语言能够让精神符合现实。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司各脱(Duns Scotus)、阿奎那都是语词建筑大师，围绕现实建筑起陈述、定义和区别的恢弘大厦。他们采用的是不同于诗人的议论模式；但他们与诗人一样，同样认为，语词推断产生出对真理负责任的理解。再次，这个转折点发生在17世纪，标志是笛卡尔含蓄地将真理等同于数学证明；当然，最明显的转折还是斯宾诺莎。

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全称是《依几何次序所证伦理学》）代表着新数学对哲学心性的可怕影响。斯宾诺莎在数学中洞见到陈述的严谨，结果的统一和确凿。这是一切哲学的梦想。就连经院哲学最严谨的论断，武装上三段论和引理，也不能抗衡从公理到证明和新观念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只会在欧几里德和解析几何中出现。因此，斯宾诺莎极度天真地想把哲学语言变成数学语言。《伦理学》的结构自然就分成了公理、定义、证明和推论。每一组命题结尾都骄傲地贴上“证明完毕”的标签。这是本独特的趣书，澄澈如作者为了谋生而磨制的镜片。但是它没有带来新东西，除了重复的自我镜像。它是精致的重复。语词不同于数字，本身不包括函数运算。加倍或平分，它们只会把自己的意义给其他语词或近义词。斯宾诺莎的证明只是确认，它们不是证据。但这种努力具有预示性。它用一个谜与接下来的哲学进行对质；斯宾诺莎之后，哲人知道，他们在用语言清晰语言，像切割工用钻石打磨钻石成型。语言不再视为通向可证真理的途径，而是像螺旋或镜廊一样，将思想带回到原点。斯宾诺莎之后，哲学失去了纯真。

符号逻辑，或许在莱布尼茨那里就能瞥见到一眼，是想努力摆脱这种循环。在布尔(George Boole)、弗雷格(Gottlob Frege)、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的作品中，符号逻辑最初是被打算作为一种特殊工具，设计出来测试数学推论的内在一致性。但它很快有了更大的关联作用。莱布尼茨作为符号逻辑学的先驱，建立了一个极端简化但完全严格且自我统一的模式。他发明或者说假定了一种句法，避免了传统和用法带入普通语言中的含混和模糊。他借用数学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用于其他思维模式，来验证这些模式是否有效。总之，他要跳出语言，使哲学研究的关键领域客观化。数学符号的非语言工具现在用于伦理学甚至美学。道德冲动的微积分，苦与乐的代数，这样的古老概念重新复兴。许多当代的逻辑学家想为美学的选择行为设计出可计算的理论基础。几乎在现代哲学的所有分支，我们都会找到数字、斜体字母、根式、箭头，这些符号都是莱布尼茨用来取代语词这个叛逆的旧主。

维特根斯坦是最伟大的现代哲人，也是最想逃避语言螺旋之人。他所有的著作都始于对语词和事实之间有无可验证关系的追问。我们称为事实的东西也许是一层语言纺成的面纱，覆盖在我们的心灵上，远离现实。维特根斯坦促使我们思考，当话语只是无限后退的过程，是由其他语词言说的语词，现实还能否被言说。维特根斯坦带着激情但严肃地探询这个谜底。《逻辑哲学论》著名的结尾，并没有如笛卡尔宣称那样，宣称哲学陈述有巨大的潜能。相反，它退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权威自信。这引出了同样著名的结论：“显然，伦理学是不可言说的。”维特根斯坦可能会把哲学研究中大多数传统领域包括进他不可言说的范畴（他把这范畴称为神秘）。现实中只有特殊狭小的一部分，语言才能有意义地言说。剩下的，可以想到，大部分现实，属于沉默。

维特根斯坦后来偏离了《逻辑哲学论》的狭隘立场。在《哲学研究》中，他更乐观地认为，语言具有描述世界和表达行为模式的内在能力。不过，《逻辑哲学论》的论述是否更有力、更统一，这是个公开的问题。当然，大家都会深切感受到这一点。因为沉默，时刻围绕着赤裸的话语。凭借维特根斯坦的洞察力，似乎与其说沉默是一堵墙，不如说它是一扇窗。跟随维特根斯坦，正如跟随某些诗人，我们从语言中望出去，看到的不是黑暗，而是光明。任何读过《逻辑哲学论》的人都会感到这本书中沉默的奇特光芒。

尽管我只能浮光掠影地谈论这个问题，但它对我来说似乎格外清楚，逃离语词语言的权威和范畴，在现代艺术的历史和性质中扮演着巨大的角色。在绘画和雕刻中，广义的现实主义（再现那些我们理解为对现实存在的模仿），对应着语言作为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中心的时期。一处风景、一件静物、一幅肖像、一则寓言、一段取自历史或传奇的事件，都是用现实的颜色、卷轴和质地来演绎，这些现实能用语词言说。我们能用语言描述艺术品中的对象。画布和雕塑有一个标题，将它们与语词概念联系在一起。我们说，这是一幅头戴金盔的人像；或者，这是日出时的运河；或者，这是化身为月桂树的达芙尼的画像。在看见这作品之前，语词在我们的脑海中就产生出特别的对等物。当然，比起伦勃朗或卡纳莱托的绘画，或者卡诺瓦的雕塑，这些对等物没有那么生动、富于启迪。但这里有实质性关系。艺术家和评论家谈论的是同样世界，尽管艺术家说的事情更深刻、更具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