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文学江湖：我从胡适面前走过
我从胡适面前走过
我对胡适没有研究，我见过胡适，崇拜过胡适，学习过胡适，思考过胡适。
胡适1949年离开中国大陆，他去了美国。1952年11月，他由美国回台湾讲学，1954年2月，他回台湾参加“国民大会”，1958年4月，他回台北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1年2月去世。由1952到1962年，这十年间他对台湾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台湾报纸对他的一言一动都当做重要新闻，台湾读者闭上眼睛，都随时可以看见他的一张笑脸。
写作的人提起胡适，首先想到文学。胡适在台湾最重要的影响不在文学在政治思想，他的精神、时间几乎都拿来宣扬民主自由。今天回想起来，胡先生对台湾文艺的发展好像不大关心……50年代台湾兴起反共文学，他没说话他是主张创作自由的，他去世前，现代文学已经初展，争议已经出现，他也没什么表示。他开创中国的白话新诗，他在台湾也不谈诗。
胡先生的“忍”功了得，以他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地位、以他竟能排除众声喧哗的诱惑，抵抗新闻记者的挖掘。
回想起来，胡先生鼓吹言论自由，不遗余力，文艺表现的自由就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可是他从未这样说过，那时候，我们也没有这样的观念，我们总觉得他越来越跟文学不相干。1952年，胡适第一次回到台湾，这是大新闻很多人自动到飞机场欢迎他。我当时在广播公司工作，也跟着采访记者赶到松山机场，还参加了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那时都说他回来担任政府的职务，也有人说他要组织政党，新闻界对这两件事兴趣很大，他用太极拳应付过去。
终于有人问他对文艺运动的看法，他很认真地说，“文艺运动要由大作家领导”。这是他第一次谈到文艺，只有三言两语，那时我是个文艺青年，心里很纳闷，政府正在搞“反共文艺”，大作家正是被领导的对象，我不懂他是什么意思。终于有一天我明白了，他的看法是文学史的看法，“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从他的角度看，台湾文艺运动的领导人恐怕要数张爱玲了。
1958年，台北的“中国文艺协会”开大会，邀请胡适演讲，胡先生讲《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演讲有现场录音，事后又记录成文字，有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政府对文艺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我们的文艺作家应该完全感觉到海阔天空，完全自由，我们的体裁，我们的作风，我们用的材料，种种都是自由的，我们只有完全自由这一个方向。”“人的文学，不是非人的文学，要有人气，要有点儿人味，因为人是个人。”
这番话倒没引起任何争议，不过也没有发生多大影响。我倒是暗中纳闷，当年左翼作家打造意识形态，帮助中共发展，结果如此如此，他是怎样看待那一段历史的呢？
在《人的文学》演讲之前，他在文协有一次讲话……他引用外国通讯社的报道，女作家丁玲跪在文协的地板上擦地板。跪字吐音很重，声音也拉长，同时两只手做出擦地板的姿势，表情很悲怆。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我听过他很多演讲，只有这一次看见他这样“柔情”。我想起他在北大授课的时候，走下讲台，亲手关上教室的一扇窗子，以免窗下的女同学着凉。
当时我也想到，作家擦地板乃是小事一桩，举此一例说明人没有尊严，他也太轻视劳动服务了，那些逼人投水上吊的花样为什么不说呢？
在《人的文学》演讲之后，胡适有一次讲话，说起当年他提倡文学改良，陈独秀把“改良”换成“革命”。他提到文学有生老病死，文言是死文学，白话是活文学。都是老生常谈，可是胡先生不管说多少遍，大家还是爱听，这是他的魅力，我没见过第二个人能和他相比。那次演讲，他特别提到他们对新文学创作“提倡有心，实行无力”，鲁迅和周作人创作有成就，他称赞了两句那时台湾无人敢公开说出鲁迅的名字，而且鲁迅当年骂人也没饶了他，他“外举不避仇”，我感受到他的风范。
1959年，“中国广播公司”播出《红楼梦》，我跟胡先生有近距离的接触播送《红楼梦》是曾虚白的构想，他做过“中国广播公司”代总经理，他在任的时候，“中国广播公司”条件不足，“拿不动”这个节目。1959年时机成熟节目部主任邱楠着手实行，曾虚白虽然离开了“中广”，答应担任这个节目的顾问，全力支持。曾虚白的老太爷就是曾朴，《孽海花》的作者。曾先生和胡适熟识，他打电话给胡先生，请他担任这个节目的顾问，然后节目部主任邱楠带着我拜访胡适，那时“中广”还没推行“制作人制度”，开办新节目先由编审组作业，再送到导播组，我是承办编审。
胡适答应担任顾问，也同意邱主任提出的顾问名单：曾虚白、李辰冬（文学教授）、李宗侗（清史专家），他提议增聘史学教授吴相湘。“中广”在胡先生的主持下开了三次顾问会议，“胡适气氛”名不虚传，满室如沐春风。胡先生很热心，他在台湾很少实际参加文艺活动，这也许是唯一的一次。
第一次会议首先谈到《红楼梦》的版本，胡先生决定选用“程乙本”，乾隆五十七年（1792）程伟元刻印、高鹗修改过的本子，台北世界书局买得到它的好处是语言比较浅显通俗，用听觉接受困难比较少。然后讨论应该原本照播还是加以删节？胡院长显示了他的科学训练、理性主义，他认为警幻仙子太虚幻境可删，女娲补天、顽石转世必删，宝玉失玉和尚送玉也没有播出的必要，倒是色情“诲淫”的部分，他轻轻放过了。我在旁担任纪录，暗中非常惊讶他甚至说，《红楼梦》有很多琐碎冗长的记述都可以删掉，只选有情节的章节播出。
会后立即到世界书局买书，我和导播崔小萍女士都得埋头苦读。然后我向邱主任请示，我问是否可以把《贾宝玉初试云雨情》、《贾天祥正照风月鉴》删掉？那时“性”是广播中的大忌，唯恐教坏了年轻人，他说可以。我问是否把大观园对对联、行酒令、作五言排律删掉？那时文言也是广播中的一忌，因为听不明白，他说可以。至于胡先生指出的“迷信”呢，邱主任说不能删。如果不删，我担心胡先生不高兴，他再说一遍“不能删”。
第二次顾问会议，我提出作业报告，胡听了一时没有反应，我心中很有歉意。邱问大家：有没有不该删、删错了的地方？大家默然，胡先生看了我一眼，很客气地说：“删掉的都是该删的！删掉的都是该删的！”言外之意，还有没删掉的也该删。一阵温暖涌上我的心头，他明白作业程序，我是个箭靶子，他不难为我。邱主任有准备，他说节目部按照胡先生的指示，选取《红楼梦》的精彩情节，另编二十个广播剧，总算把场面应付过去。会后消息公布，我接到高阳的电话，他那时正在热衷跟《红楼梦》有关的事，很想分担“二十个广播剧”的编剧。其实邱主任只是虚晃一枪，并未打算实行。
即使如此，朋友们对我胆敢到《红楼梦》头上动土还是一再讽刺，他们指着我说：“你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编辑。”
编审组还有一个计划，请各位顾问对听众发表广播演说，各人以不同的角度谈谈这部小说，其中有一个题目是“红楼梦的艺术价值”，预定由李辰冬教授担任。胡院长看到这个题目忽然提高了嗓门儿，他说《红楼梦》哪有艺术价值！他的理由是《红楼梦》没有Plot，他说他住院检查身体健康的时候，朋友送他一本《基度山恩仇记》，这本小说有Plot，好看，那才有艺术价值。据说这是胡博士一贯的见解，可是我不知道，那天听见了，更是惊诧莫名。《红楼梦》没有艺术价值？没有Plot？字典上说Plot是“情节”，《红楼梦》没有“情节”？我再查别的字典，终于在梁实秋编的字典中查到Plot既是情节又是结构，还是“阴谋”。我后来知道Plot是西洋传来的东西，中国没有Plots，但是有章法布局，那就是中国的结构，《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都没有Plot，但是都有结构，两者“不同”，但是不等于好坏。唉，这好像要批判胡适了，罪过！罪过！
然后《红楼梦》由办公室进入播音室，那就是崔导播总揽一切了。
选择版本是编审大事，选派角色是演播大事，林黛玉一角最受瞩目，白茜如和徐谦都是头牌青衣，互不相让，我认为白茜如声音宽厚，可以反映薛宝钗的性情气质，徐谦声音尖亮，才是林黛玉的人选。最后由听众投票决定，选票印在《中广通讯》上，这是节目部的宣传刊物，对外发行。名角各有群众，刊物抢购一空，统计两人票数，白茜如演林黛玉，徐谦演薛宝钗。“粉丝”投票各为其主，艺术的考虑当然抛在一旁，至于五大顾问，会也开过了，照片也拍过了，新闻也发过了，也就顾而不问了。
胡适毕竟是胡适，他对台湾的文学还是发生了影响，例如他到台湾以后大家用白话写应用文也仿佛成了风气。他在这方面没有言教，只有身教。他1952年回台湾的时候，台北的“中国文艺协会”摆队迎接，扯起巨幅布条上面写的是：“适之先生，我们热烈的欢迎您！”那时候，事情一沾上胡适大家就不好意思使用文言。我现在手边还有作家、名记者杨蔚的结婚启事，画家、小说家王蓝为他家老太太举行追思礼拜的通知，作家刘枋、朱白水主催联谊活动的公告，都是白话文。
胡适提倡白话绝不放弃任何机会，例如中国大陆掀起批判胡适的运动，胡适的儿子胡思杜站出来“大义灭亲”，外国通讯社发出电报，说胡思杜“没有缄默的自由”。在那种情况下，胡博士还有心情告诉中国记者，应该翻译成“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有一年胡适生日，文化界许多人到南港“中央研究院”给他祝寿，他亲笔写了一封道谢的信，影印了，寄信给每一个来宾。这封信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昨天小生日，惊动各位老朋友”。
“中央研究院”有一位工友，他的女儿读师范，毕业了，希望能在台北近郊某小学教书，就近照顾家庭，这件事很难办到，除非有大力人士介绍。这位工友写签呈要求院长帮忙，胡博士并不认识任何小学的校长，姑且照那工友的意思写了介绍信，也是毛笔、亲笔、大白话，那校长把信装在镜框里，挂在办公室的墙上。
用白话写应用文，老教授毛子水也曾响应实行，我想他是让内忧外患交迫中的胡适开心片刻。风气所被，那些年报上常有“我俩情投意合”一类的结婚启事，“我们的父亲某某先生”一类的讣闻。我认为寿序、祭文、奖状、贺词褒扬令等等“仪式语言”才是文言最后的阵地，白话文何时能攻陷这座堡垒才算竟其全功。
胡适到各地演讲，“美国之音”驻台北的单位都派人录音，早期的丁秉燧常在现场拉线安置麦克风，后来丁进“中广公司”主持猜谜晚会，才成为大明星。胡适的演讲录音大部分交给“中广”节目部一份，节目部交给我听一遍，我的任务是斟酌是否适合播出、或者摘一部分播出。我在工作中深受胡氏语言风格的熏陶，他使用排比、反复，抑扬顿挫，常使我含英咀华，他有些话含蓄委婉，依然震撼人心，他明白流畅而有回味。我只能跟他学叙事说理，学不到抒情写景，他毕竟只是广义的文学家。
投身广播，见证一页古早史
我应该是在1950年9月进入“中国广播公司”所辖的台湾广播电台工作，我说“应该”，因为我申请退休的时候，人事室查不到我的到职年月，要我自己填写，我没有用心推算，显然写错了。记得那年中秋，福利社发给每人一个月饼，我刚刚进来，福利名册上还没有我的名字，我的顶头上司资料室主任蒋颐替我争取到一份。中秋节总该在阳历的9月。几个月后，我调任编撰，迎头重任是参与制作“蒋总统”复职周年的庆祝节目，蒋氏1949年3月引退，1950年复位，1951年3月一周年，据此推算，我1951年1月或2月已经在编撰科了。
中秋福利只有“一个”月饼，可见那时台湾广播电台很穷。我们坐藤椅，用桌面有坑洞的桌子，领到有臭味的浆糊、有缺口的米达尺，后来调到楼上写稿，脚下踏着有弹性有声响的地板。伙食房长桌长凳，铝制的盘子凸凹不平，生了灰色的锈。男女合厕，日本人遗留的习俗，男生出入眼观鼻、鼻观心。上午有卫生纸可用，用完了，下午不再补充，因为总经理只有上午来办公。有一次某“立法委员”来发表广播演说，内急出恭，无法善后，只好掏出手帕来草草了事。
台湾广播电台的前身是日本“台北放送局”，抗战胜利由“中国广播公司”接收，“中国广播公司”前身是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这个“中央”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广公司”是国民党的党营事业。那时撤退来台的“中央机关”都穷，“引退”后的蒋介石“总统”住在阳明山（那时还叫草山），连纱窗纱门都没装，魏景蒙去见他，他一面跟魏讲话一面用手掌打蚊子（后来魏先生做“中广”总经理，常要我纪录他口述的资料，其中有这一段秘闻）。“中广公司”从南京撤到台北，副总经理吴道一主持其事，他说那时没钱交电费，没钱发薪水，他想辞职，没人收他的辞呈。他依照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口头指示，变卖带出来的发电机，渡过难关。
当时播音必须照文稿说话，文稿播出之后送资料室永久保管（电台由南京带来很多旧日剪报，上面有播音员播出之后的签字）。有一次外面倾盆大雨播音员却要播报天气“晴”，那时台湾气象局每四小时发布气象报告一次，没有雷达，没有电脑，气象预报总有些阴差阳错，播音员明知预报失准，也不能更改。还有一次，采访记者赶写新闻，写到“女士”二字，“士”下面一横拉得太长，播音员播出来的是女“土”，电台也不能处罚。
广播如此依赖文稿，电台又没有雇用很多写手，编播人员只有到资料室找报纸杂志上登过的东西，填塞节目内容，资料室必须增添人手，我才有机会到电台工作。那时候我们都没有著作权观念，别人发表的作品拿来就用，后来保护著作权运动兴起，政府修正著作权法，成立著作权人协会，广播电台还是觉醒最晚配合最少的地方。
“中国广播公司”在南京成立时辖有电台三十九座，除了台湾六台、东北四台以外，都是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建造的，创业艰难，功不可没，所以管理处长吴道一虽然交出实权，改任公司副总经理，仍然终身受人尊敬。南京撤退时，许多机关首长只能带出几个左右亲信，若想搬运物资，员工反抗，码头工人拒绝装卸。吴道一能够拆运机器，连图书唱片剪报资料都能装箱上船。
当年广播任务简单，据“中广公司”海外组组长陈恩成博士一份报告说当年各地建立电台，一律派工程师做台长，工程师建厂房，装机器，竖天线雇两个年轻的女孩子，买一批唱片，订几份报纸杂志，就可以开播，对工程的投资高，对节目的投资低。我记得他强调中国广播事事都可以移用西洋现成的东西，唯有播出内容必须自己设计，语言风格必须自己形成，节目人才必须自己培养。后来“中广”庆祝成立四十周年，出版了吴道一著《中广四十年》一书，保存许多珍贵史料。书中记述，当年电台组织仅有技术、传音、事务三科可以说为轻视“节目”提供证明。
你看轻节目，社会就看轻你。资深广播记者潘启元说，抗战胜利后他在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跑新闻，申请加入南京记者公会，几番力争，公会勉强同意，他是全国广播记者加入记者公会的第一人。民本广播电台台长胡炯心说，内政部职业分类，广播列入“娱乐”，他这才知道自己是个跑马卖艺的。
来到台湾，广播突然十分重要。台湾使用日文五十年，马上改读中文，确有困难，听广播比较容易，政府想借广播普及知识，宣达政令，凝聚共识，此其一。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一切交流的管道俱已严密封锁，唯有电波可以穿越海峡，深入内地，政府想借广播进行对大陆宣传，此其二。世界各重要国家都有专门机构收听外国广播，以便立即了解局势变化，国民政府想借广播打破孤立，争取友邦了解，此其三。有此三者，广播任务重大，层次提高，必须多方罗致节目人才，王大空、崔小萍、杨仲揆、王玫、白茜如、徐谦、还有我和骆仁逸，都在这种情势下分别就位。节目人员身价增高，导致节目和工程两大部门的长期摩擦。
台湾台的台长是工程师姚善辉，下设工程科、总务科、节目科，节目科之外又有播音科、新闻科，还有一个资料室，事实上播音和新闻都是节目工作，资料是为节目服务的，可是单从名称看不出组织系统来。我进电台的时候，省籍名人翁炳荣统率节目部门，增设编撰科。1951年3月翁赴日本，邱楠接任，公司给他的名义是节目总编导，统摄新闻编撰、播音资料各科。不久台湾广播电台撤销，业务由“中国广播公司”直营，分设工程部、节目部、总务部，原台长姚善辉任工程部主任，原节目总编导邱楠任节目部主任。节目科升格为部，空间扩大，层级增多，下面设编审组、新闻组、播音组、资料组，眉目就清楚了。
那时无线电广播是新闻事业的尖端，却也是工程设备的幼年，但是对于我，一切都非常新奇。发音室冷气昼夜开放，为了使声音合乎标准，室内铺着很厚的地毯，挂着沉重的帷幕，窗子用整片玻璃镶成，内外两层，里面一层微微倾斜，以减少回音，伺候声音像伺候皇后。第一代录音机体积笨重，使用钢丝录音，必须由工程人员操作，节目人员使用录音机，必须工程部门批准，太尊贵了，可是它居然能保存声音反复重现，人定胜天，本是二次大战中研发的秘密武器，岂可视为等闲！唱片还是胶质，速度七十八转，有些沙声，硬脆易碎，怕压怕碰怕摔，那可是进口的奢侈品，送人一张唱片已是厚礼，电台唱片整箱整柜工友经常捧着厚厚一叠上楼下楼。最不可思议的是，我每天写的文字都会变成声音，四方各地都有人专心收听，怎么可能？居然可能！
那时“中国广播公司”有全国知名的工程师冯简，据说机器故障播音中断的时候，他能坐在家中用电话指挥修复，无须亲临检查。南京时代有名的男播音梁栖，方面大耳，音质沉厚，播送政论文稿以声服人，走出发音室的时候满身大汗。重庆时代的女播音员刘若熙，美人迟暮，改调编辑，当年号称“重庆之莺”，与日本的“东京玫瑰”争鸣。想那1928年，全国没多少人见过收音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中广公司”的前身）训练了一批收音员，他们带着收音机前往各省，每天收听新闻节目和中央要人的演讲，纪录缮印，送到当地报馆发表，同时也制作壁报供大众阅览，当年的收音员，还有几位在“中广公司担任行政工作。这些都是国民党光辉岁月中遗留的人物，后进置身其间，很能感受到历史的厚度。
资料室从南京带来一批图书，话剧剧本占很大的比例，曹禺、洪琛、郭沫若陈白尘、李健吾、丁西林都有，出版日期都在抗战胜利以前，这些人是左翼作家这些书是禁书，“中广”把它们运到台湾，也算是一批文物。那些著名的剧本像曹禺的《日出》、《雷雨》等等，有人用铅笔勾点批注，哪个角色由哪个人演哪个地方加入分场的音乐，分明是电台导播的作业，敢情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所辖的中央广播电台在节目中使用了这些剧本！我仿佛看见一群播音员挤在麦克风前伸长了脖子，共同使用一本书播出节目，那时节目制作如此因陋就简！今天严厉禁止的，正是昨天向各国播送的，“中央”的文化政策如此捉襟见肘！算得上是一个重大发现。
那时“中广公司”总经理董显光，国际宣传的教父，英美新闻界外交界的老朋友，为“中广”争取许多美援。他惯用英文批签呈，无为而治，一律OK，我从他的批示中第一次看到这个符号。有一次节目部签办一件事，送工程部会签，工程部提出相反的意见，董总批示OK。节目部只好和工程部联名再签，问总经理究竟OK了谁的意见，批示下来仍是OK。他娴熟国际社交礼仪，每天服装整齐，见了女同事就鞠躬，对我而言，新奇！
那时“中广公司”总经理是张道藩，“党国要人”，“领导国民政府的文艺运动”。他的作风不同，那时宣传政策由中央宣传部掌握，他轻易不说什么，倒是对行政事务的细节很注意监督。记得当年到新公园游览的人，往往沿着那条水泥小径误入电台，“总务部”特地在电台入口处左右竖立两根方形的柱子，示意这是电台的大门，又在右边柱子上制作“中国广播公司”大字招牌。张道公看见建造费用的账单，认为贵得离了谱，把负责人叫来“骂”了一顿。他私人写信从来不用公家的邮票，办私事也不坐公家的座车，对我而言也是新奇。
那时台湾电台的待遇很低，我调到编撰科以后，资料室添补新手，有一位小姐应征，她听见月薪只有两百二十元，变色而去，临别留言：“苏俄用农奴工奴，你们这里用文奴！”王大空任广播记者，工作表现优异，言谈诙谐有趣，有时却也愤然自语：“‘中广’！你有本事就饿死我！”只有我很满足，薪水加上稿费，我可以把弟弟妹妹零用金增加到每月五十元，一面计划如何迎养寄居台中的父亲。
那时兰陵王氏子弟多人从上海随上校爷爷撤退来台，分散在联勤各单位当兵，放假的日子，他们想到台北市逛逛大街，没钱买车票，没钱吃午饭，希望我接待。我到上海的那个把月，他们没人请我喝过一杯开水，我追慕上校爷爷县长爷爷的风范，不计前嫌，他们来找我，我奉上新台币二十元，天热可以吃红豆冰，口渴可以喝黑松汽水，饿了可以吃山东大馒头。那几年，我怎么也存不下一块钱。
台湾电台的外观优雅，看资料，这栋建筑由日本人栗山俊一设计，采用日本30年代流行的“帝国冠帽式建筑”，想当初是一栋漂亮的建筑。它位于公园一角，那占地七百一十五亩的绿地热带树林、露天音乐台、拱桥池塘（后来又有满园杜鹃花），仿佛是它的庭院。我们在楼上写稿，那时办公室尚未禁烟，同事作家骆仁逸常常把手臂伸到窗外“弹”掉烟灰，他说“我拿整座公园当烟灰缸”。日本把电台、法院、银行、外交宾馆都设在总督府周围，据说是表示对广播十分重视，电台虽在闹市中心，有了公园，也就闹中取静，躲掉多少尘嚣。“陈素卿殉情案”的男主角本是这家广播电台的编辑，殉情案发生后，女主角在感人至深的“遗书”中说，她常坐在公园喷水池边长椅上偷看男主角上班我们读了遗书，也曾结伴来到新公园，坐在陈素卿坐过的地方瞻望这座小楼那时我曾设想，谁能在这座小楼里办公真是一种幸福。我怎能知道它内部的诡谲骚动与外观的宁静幽雅恰成反比。
我听到老前辈讲古，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中广公司”接收了这座电台可是没办好产权转移。有人提醒经办人：现在实行“宪政”，有一天国民党不再执政，若是产权有问题，你就不能再使用这座房子了！那人听了大笑，他说怎么会有那一天！他万万没想到，后来本土意识高涨，还没等到政党轮替，房产就还给市政府了。
我由资料员调成编撰，座位靠近玻璃窗，凭窗下望，可以看见一条水泥小径由“总统府”前的大道分支，通往公园的出入口，看见少男少女一对恋人手牵手走过，看见新婚夫妇抱着小孩相互扶持走过，看见中年夫妻彼此保持三英尺的距离、孩子跟在后面走过。日复一日，听见仪队在“总统府”前奏乐降旗年复一年，双十节，听见蒋介石“总统”在“总统府”前、公园旁边的广场阅兵双十节本来放假，“中广”伺候“总统”的阅兵实况和国庆文告，节目工程的骨干人员照样上班，而且精神特别紧张。阅兵的时段内，公司大门外站着宪兵楼上办公室站着穿中山装的内卫，玻璃窗关紧，我们都不可走近窗口。公司楼顶平台上由防空部队据守，架好高射机关枪。新奇之中隐隐有一丝恐惧。
这是一片新天新地，我可以脱去一层皮，换上一张脸，小心谨慎做个新人。
1951年我调任编撰以后，“中国广播公司”尽力做政治宣传，当时的说法是“巩固领导中心”，“唤起同舟一命的危机感”，抗拒共产主义的扩张。节目内容时时宣扬蒋介石“总统”的伟大英明，国民党的历史光荣，时时抨击共产党革命谋略之诡异，统治手法之狠辣。1953年，“中广”秉承中央党部旨意负责制作“全国电台联播节目”，每天晚上8点到8点半播出（星期天延长到九点），“中广”发音，二十一家公营和民营电台同时转播，加紧“意志集中力量集中”。
政治宣传节目的收听率很低，制作节目的人没有社会声望，节目的内容敏感，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言丧身，一字倾家，制作节目的风险很高，工作当前，人人缩手。他们欺我年轻新进，把这样重要的使命交给我这个资历最浅、待遇最低的人，我那时还有大头兵思想，任务分派下来，冒险犯难要去完成，听天由命也要去完成。我背后没有大官，左右没有帮派，袋中没有文凭，脑子里没有天才，每天以“傻小子”的姿态横冲直撞，跻人节目部的“三张王牌”，与王玫、王大空并列。
这个工作我做了许多年，积累了许多“没有用的经验”，但是经验可以转化，我的写作倒也因此有些长进。那时党方官方认为宣传就是“自外打进”，就是重复灌输，每一个政治主题都有陈腔滥调，可以反复使用，我曾告诉朋友：“只要学会五百句话就可以吃宣传饭。”那时每逢节日庆典，县市首长都要发表“告全县同胞书”，都在庆祝大会上演讲，秘书从档案里找出旧稿，稍加斟酌，县长拿去照念一遍。那时世界第二次大战结束未久，他们脑子里还存着戈培尔的一句话，“谎言千遍成真理”，他们没提防“真理千遍成空言”。
我那时年轻，不甘墨守成规，竟以在“小说组”修习所得，认为节目的宗旨不能变、技术可以变，主体不能变、角度可以变，内容不能变、修辞可以变。我拿政治节目做我的练习簿，小心实验。“蒋总统”“河山并寿日月同光”不能改变，“万寿无疆”不敢更换，每年此日我看会场和大街，看这四个字的大标语，它们的字体和颜色也年年照旧，远洋轮船沿着人家走过的航道行驶最安全。除此以外，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改，一句话一句话地改，逢到植树节、青年节、体育节，我更可以放手放胆。我本来食古不化，小说组的同学给我起了个绰号叫“鼎公”，几年下来，我的作文渐渐化难为易，化古为今，化单调为多样，化严肃为平易。
大约是主办政治宣传的缘故，我常常看到“限阅”的文件。限阅是机密和公开之间的一个分类，这些文件可以给许多人看，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可以看，那年代新书难寻，报道评论千篇一律，这些文件别有洞天，对我的进境也有帮助。1952年10月我读到一篇“奇文”，蒋介石“总统”主张用“爱”反共，他的训词里面有这样的警句：“爱是永远不会为恨所掩盖的，而且也只有爱，终于可以使恨得以消灭”。他说：“我们今日要召回我们民族的灵魂，提振我们爱的精神，以伦理为出发点，启发一般国民的父子之亲，兄弟之爱，推而至于邻里乡土之情，民族国家之爱，以提高国民对国对家对人对己的责任”。面对中国大陆，他宣示“我们要用爱去使他们觉醒，用爱去使他们坚定，用爱去使他们团结，让爱去交流，让爱去凝固，让爱结成整个民族的一体”。
我大吃一惊。1952年，正是蒋公“寒夜饮冰水，点滴在心头”的时候正是他的心腹股肱高喊“对敌人仁慈就是对同志残忍”的时候，正是“仇匪恨匪渐成军中教育主轴的时候，蒋公他老人家居然还有这个境界，这表示蒋公心中确有基督信仰（当然他并非“只有”基督信仰）。恰巧《广播杂志》催我写稿我马上写了一篇《爱的宣传》表示响应，并加诠释。我说反共“要把人民受宰制的痛苦和大多数干部受里胁驱策的痛苦联在一起，想办法一齐解除，这就是爱，这就是悲天悯人。”我二十几岁能有这般见解，分明也出自基督教的熏陶总编辑匡文炳看了我的文稿，沉吟有顷，他把训词原件要去查验了，然后发排11月6日杂志出版，我打开一看，我的“回声”居然放在第一页社论的位置。
我觉得蒋公这篇训词非常重要，今天国民党力倡台湾和大陆和解共生，当年“爱”的训词更在意识形态上提供了基础。可是这篇训词当时无人转载，无人响应，后来无人引用，各种版本的蒋公言论集都没有收入，“爱的训词”究竟何时何地对何等人所发？我问过研究蒋总裁思想言行的专家，他也说不出话来。这篇训词竟然成了我的奇遇。
还有一些“无用的经验”终归无用，而今成了茶余酒后的笑谈，也算是“无用之用”了。50年代（还可以加上60、70年代），台湾的重大庆典都在10月10月10日，双十节。10月25日，台湾光复节。10月31日，蒋介石“总统诞辰。每一个日子都要高质量宣传，节前有酝酿，节后有余波，整个10月都在锣鼓喧天的气氛中。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偏偏定在10月1日！这一定是毛主席的杰作，他真是斗争天才。10月1日这天（甚至前一天）台湾媒体不能有任何喜乐庆贺的表示，广播节目不可祝寿庆生，不可开张剪彩，不可花落花开，不可否极泰来，快乐幸福的歌曲一律抽除，连气象报告播出“长江下游天气晴朗、台湾海峡乌云密布”，治安机关也要查究。这等于迎门一掌黑巾蒙头，台湾10月庆典的光环都缩小了，光度也减弱了，节目气氛在技术上仍然可以做到兴奋热烈，工作人员在心理上总有戒慎恐惧强颜欢笑的感觉这种感觉又必然影响节目中的真诚。
局促于大陆十一庆典的阴影之下，台湾媒体10月的禁忌特别多，衰老、死亡、病危、破产、高楼倒坍、孤岛漂流、王朝覆灭、大家庭的专制腐化，等等题材一律不可刊出或播出。尤其是“蒋总统”诞辰这天，副刊的连载小说必须重新审视，删去一切可供穿凿附会的意象、形容词或局部情节，如果事关小说的结构和未来发展无法删除，那就“续稿未到暂停一天”。副刊插图不许出现弧形和直线交叉，据说因为它好像是共产党的镰刀斧头，插图也不许有圆脸光头的人像，据说因为可能是毛泽东的造型。
每年双十节，蒋介石“总统”发表文告，“中广公司”照例要现场录音并向全球播出。有一年录音效果不佳，两个小段落听不清楚，上下大为紧张。检讨原因，50年代初期，麦克风的性能没有现在这样好，录音人员限于安全规定，必须和“总统”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随时调整麦克风的角度。为了避免以后再发生同样的状况，“中广”特地引进一种新型麦克风，你可以称它为伏地式麦克风，一根长长的管子，下面装了脚架，麦克风可以穿越障碍，伸到离“总统”最近的地方，录音人员虽然站在较远的地方，仍然可以操控。工程部到现场装设摆放这些器材，当然经过安全人员的检查和许可，但是蒋介石“总统”望见了，他很不高兴，责问：“这是什么东西！”他大概觉得这玩艺儿太像一挺轻机枪吧，于是侍卫立即走过来拆除没收，事后再由总经理魏景蒙出面派人领回来。
1960年，蒋介石“总统”做满两任，他事先公开表示不再竞选连任。那时陈诚是“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还兼任“行政院长”，似乎是当然的接班人，胡适之、梅贻琦、蒋梦麟、王世杰纷纷站在陈诚一边，胡适还公开说：“陈先生可以做‘总统’”，陈诚也没有任何谦虚的表示。谁知蒋氏仍然做了第三任“总统”，他也仍然提名陈诚做“副总统”，选举揭晓的那天，“总统”照例发表演说由“中广”转播，“副总统”照例对“中广”记者发表简短谈话。播出之前，有关工作人员照例试听录音，陈诚第一句话竟是“今天本人当选‘中华民国第三届总统’”，中间少说了一个“副”字。从心理学角度看，陈诚的口误非常有趣，可是那天我们工作人员傻了眼，这怎么办！你必须播出“副总统”的谈话，可是绝对不能要求他再录一次。还是“中广”的名记者洪缙曾和资深工程师黄式贤本事大，两人闭门工作了两个小时，反复试验，好歹把错误掩饰过去。
有一年，某某电台报道“国民大会”开会的消息，有一句话是“美轮美奂的大会堂中间悬挂着‘总统’的肖像”，句子太长，播音时断句换气，说成了“悬挂着‘总统’”，引起惊扰。那时我代理编撰科长，一向注意长句之害，这一次更叮嘱撰稿同仁：“总统”之前切忌有任何动词。可是报馆的同业未能吸取教训，新闻稿说“全体同胞跟着‘总统’走”，那时还是活字平版印刷，同一部首的字容易拣错，加上校对疏忽，结果印成“踢着‘总统’走”……
我在2007年写这篇文章，想到“经验总是没有用的”，因为走出去的脚步不会退回来，以前种种以后不再发生。谢天谢地，大江东去，经验如果还有用处那就是“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