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

约翰·济慈【济慈故居】

自从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于19世纪初期在温特沃斯寓所（Wentworth Place，现称为济慈故居）安家入住以来，汉普斯泰德（Hampstead）一带已经获得了很大发展，面积显著增加。这位诗人在此居住之后两百年来，不仅这个伦敦地区最为美丽迷人的村庄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的声望与影响也体现在这里绿树成荫的街道和主干道上。济慈故居坐落在济慈林（Keats Geove）中。距此处几条街道之遥便是济慈医疗集团医院（Keats Group Practice）。这似乎是恰到好处的布局安排，济慈当年曾经跟随一名外科医生学医，后来又在伦敦医院里当过医学专业见习学生。

所有一切均同济慈在此短暂居住时期相差甚远。当时济慈还在努力拼搏，没有什么名气，作为诗人前途未卜。当济慈刚刚入住时，温特沃斯寓所几乎跟刚刚建成的一样。这座摄政时期风格的住宅分成两个部分，但是在外观设计上看起来却是一座住宅。1817年济慈首次来到温特沃斯寓所。当时单身汉查尔斯·布朗（Charles Brown）住在东侧。西侧空间较大，住着查尔斯·温特沃斯·狄尔克（Charles Wentworth Dilke）、他的妻子和其他家庭成员。

济慈起初搬到了附近的韦尔沃克（Well Walk），为的是能够与他非常崇拜的诗人兼编辑李·亨特（Leigh Hunt）近一些。李·亨特的朋友圈里包括诗人雪莱和画家本杰明·海登（Benjamin Haydon）等人。济慈同布朗和温特沃斯·狄尔克成了好朋友。共同的文学理想又使他们同李·亨特走到了一起。

济慈同才华横溢的业余画家布朗的友情特别深厚，两位好友后来还曾在苏格兰一起徒步旅行。当济慈的兄弟于1818年去世时，布朗邀请他一起住在温特沃斯寓所他租居的那一侧房间里。他的每月租金是5英镑（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50英镑），外加一半酒水费用。济慈一直居无定所，在伦敦不同区域的许多不同地方都居住过。与以前的租居住宅不同，搬到温特沃斯寓所居住使济慈有一种舒适满足的感觉。

济慈认识居住在同一个住宅里的那些人，他们也欢迎他加入他们的社交圈。那个地方就像是一个安全可靠的小社区。他也可以使用整个花园，这的确是一种意外收获。尽管他并不是房主，可仍然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从而使他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的才华。在温特沃斯寓所，济慈可以方便地接触许多有志于文学的朋友。另外他也能够比较容易地在伦敦同他的出版商约翰·泰勒（John Taylor）取得联系。

1819年春季，济慈的生活发生了极大变化。当时狄尔克一家搬走后，守寡的布劳恩（Brawne）太太和她的三个孩子搬进了隔壁房间。三个孩子中年纪最大的是18岁的姑娘芬妮（Fanny）。济慈对她一见钟情。他同芬妮深深地坠入爱河，不能自拔。那时芬妮还没有成年（按当时的标准）。另外还有其他一些障碍。济慈前途暗淡：他那两本诗集销路不好，又因为同李·亨特的那些思想激进反对政府的朋友们有来往而受到报界攻击。

济慈的直觉反应是断绝同芬妮·布劳恩的往来。然而他对芬妮的一往情深和浪漫痴迷却使他无法离开芬妮。1819年春季，济慈在文学创作上颇有收获，共写出六首杰出的颂诗以及其他许多作品。后来人们认为，济慈对芬妮的那份深厚感情是他诗思泉涌，佳作频出的主要原因。这不足为怪。总而言之，芬妮就是济慈的诗神。这对恋人私定终身，交换了戒指。不过他们并没有结婚。

1820年2月济慈患上了肺结核（尽管是早期病状）后一时无法再见到芬妮。但是他们之间的爱情没有中断，仍然经常有书信来往，互诉衷情。济慈在患上那种夺命疾病后曾经搬到了肯特镇，后来又回到温特沃斯寓所，由芬妮亲自照料。此时，布朗已经搬出自己租居的地方，济慈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宽敞的空间。1820年9月，济慈动身前往意大利，热切地希望地中海的气候会延长他的生命。济慈走后，芬妮和她的母亲继续居住在温特沃斯寓所，直到1830年。济慈的妹妹也叫芬妮，同丈夫一起居住在布朗租下的那侧寓所房间里。

1838年温特沃斯寓所成为退休女演员，乔治四世宠爱的女人伊丽莎·简·切斯特（Eliza Jane Chester）的私人房产。她将两个居住单元改建成一座房屋，并在一端增建了一间专供招待客人用的大厅。在以后的岁月里，这座住宅多次倒手变换房主。1895年挂牌纪念济慈百年华诞。最后还成立了一个慈善团体为国家保护这座济慈故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20年温特沃斯寓所居然面临被拆除的危险。最后终于在1925年5月作为济慈纪念馆对公众开放。

济慈在温特沃斯寓所居住的十四个月里，大部分时间用于阅读、写作。白天他经常懒散地在床上躺上很长时间。可以看到客厅的书架上摆放着济慈读过的出版物和他自己拥有的书刊。济慈在花园中写完《夜莺颂》后，便把手稿放在书架上的一排书后面。后来让查尔斯·布朗找到了。客厅里还展出了济慈非常珍爱的莎士比亚画像，那是他在游览怀特岛（Isle of Wight）时岛上的女房东赠送给他的。

济慈仅仅于去世前生活在温特沃斯寓所的两年里，经历了由衷的欢乐与满足的短暂时光。他对于芬妮·布劳恩所怀有的无法抑制的爱情，使他重新唤起对生活的热情，前所未有地发挥出惊人的创造力。在济慈的生命历程中出现的这一段极为幸福快乐的短暂时光，后来成为2009年文艺影片《明亮的星》（Bright Star）的主题内容。遗憾的是，对于济慈而言，他的生命之星燃尽得太快了。

塞缪尔·约翰逊【约翰逊博士故居】

伦敦市中心矗立着一座威廉-玛丽时期修建的具有三百年悠久历史的联排住宅。这座联排住宅掩映在一系列庭院和奇怪通道所组成的纵横交错的迷宫式建筑群落之中，四周是一幢幢现代办公大楼。这座联排住宅便是英国最受人尊敬，最有影响的一位作家的故居。托马斯·卡莱尔将其称为“坚固结实，由橡木支撑的老式住宅”。

这座四层楼高的住宅由羊毛商人理查德·高夫（Richard Gough）修建于1700年前后。这座住宅在伦敦大轰炸期间遭到过敌机炸弹的袭击轰炸，是同一时期伦敦为数不多的幸存住宅之一。它也是约翰逊博士在伦敦十八处故居当中仅存的一处。当时这位作家支付的租金是每年30英镑。高夫广场（Gough Square）上的小花园曾经引起卡莱尔的关注，他将其形容为“比棉被略大一些”。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于1747年至1759年间居住的这座住宅位于高夫广场17号，靠近大道舰队街（Fleet Street）的一个L形小院落里。大部分时间他都在那里编写《英语大词典》（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1755年出版）的4.1万个词条。在这座住宅安有灰色镶板的房间里，可以看到他编写的两本第一版《英语大词典》，还可以看到他编写《英语大词典》时使用过的阁楼。当时他的助手就像制图员一样站在高桌旁边。

就在约翰逊搬到高夫广场前一年，他已接受委托编写一部后来使他一举成名的词典。他要为此机会付出沉重代价。这项工作花费了近十年时间，而且在此期间约翰逊常常一贫如洗，身体虚弱。

不过这座住宅完全能够满足他的要求，使他拥有合适的工作环境，离他的印刷商威廉·斯特拉恩（William Strahan）也比较近。此人后来成为约翰逊这位辞典编撰者的第一位传记作者。然而约翰逊当时经常负债，不止一次险些被司法长官逮捕。那时他们有权把债务人直接送进监狱。

有一段时间约翰逊生活特别艰难，经常入不敷出，欠下外债。他发现自己欠下牛奶商很多钱，对方要把他送进监狱。约翰逊迅速做出反应，用床堵住前门，冲门外高喊他要“誓死守住城堡”。

住宅外面靠近大门口处挂有一个1876年由皇家艺术协会揭幕的蓝色牌匾。里面就是游客们刚刚到来时被领进的客厅。早些年间住宅一楼不适合接待客人。那时伦敦上空烟雾弥漫，燃煤气味刺鼻，马蹄声不绝于耳。周围街道和居民区生活条件十分恶劣。所有这一切均使得一楼的房间变得又脏又臭，难以待客。不远处便是伦敦最繁忙的大道舰队街，那里到处可见假发生产商、绸缎商、鼻烟贩子和妓女。

一段松木楼梯向上通往一个供女士们饭后休息的房间。住宅一楼也是约翰逊接待各路朋友，包括政治家、演员和神职人员的地方。他既是一位很有名气的作家，又天生喜欢交际，因此就成为众人竞相追逐交往的当红主人。

然而，约翰逊渴望同别人交往还有另外一个更深一层的原因。他的爱妻泰迪（Tetty）于1752年在高夫广场住宅去世。妻子去世后，约翰逊非常害怕单人独处一室之中，几成病态。他认为要是无人陪伴他肯定会发病。于是，他便尽可能地让自己身边多来一些人围着他转。从此这座住宅里络绎不绝地来了一批又一批泛泛之交的熟人、房客和远亲。泰迪去世七年后，约翰逊搬走了，在不远处的史泰博小旅馆（Staple Inn）租下了一个较小的房间。

约翰逊去世后，他原来居住过的那座住宅经历了不同的命运，19世纪先后被用来开设旅馆、印刷厂和仓库。1911年位于高夫广场17号的那座住宅被赫赫有名的报业大亨塞西尔·哈姆斯沃斯（Cecil Harmsworth）买下。后来他说道，“在我刚刚买下那座住宅时……它已经显得十分破败、肮脏。在伦敦是否还能找出一个比它更加荒凉破烂的住宅都值得怀疑。”后来哈姆斯沃斯开始重建约翰逊故居，最终在1914年对公众开放。目前它已成为一个公益托管场所。

查尔斯·狄更斯【道蒂街查尔斯·狄更斯博物馆】

1837年在一位崭露头角的25岁年轻作家租下第一个家庭住宅不到两个月时，一位18岁的公主登基成为女王，后来统治英国长达六十多年。

狄更斯和他的妻子凯瑟琳结婚一年后，在1837年3月的最后一天搬到了位于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区道蒂街（Doughty Street, Bloomsbury）48号的住宅。随同他们一起搬去的还有年幼的儿子查理，他的弟弟弗雷德，只有十几岁的弟媳妇玛丽。这座住宅的租期为三年，每年租金80英镑。后来狄更斯把这座住宅描述为“绝对一流的家居住宅，必须费心收拾维护才行”。道蒂街48号那座住宅在伦敦的十五处狄更斯及其家人的故居当中是唯一一处保存完好的故居。

位于道蒂街的这座城市住宅体现着狄更斯早年所获得的成功。这是一座大型住宅，12个面积不小的房间分布在三个楼层上。另外还有一间地下室，一个阁楼和一座小型后花园。住宅本身较新，修建于三十年前。道蒂街位于富人区，有居住区大门，雇用身穿制服的门卫，阻止社会上的闲杂可疑人员进入。看来安有大门的高档社区由来已久，绝非什么新鲜事物。

新婚不久的狄更斯和凯瑟琳总算安顿下来。狄更斯在道蒂街度过了幸福快乐的时光。狄更斯对住宅的室内装饰很感兴趣，特意选购了适合道蒂街新居档次的家具和墙纸。晨间起居室主要供凯瑟琳和孩子们使用。大部分时间她都用在写信上，而狄更斯则在书房里埋头写作。在道蒂街居住的两年时间里，狄更斯大多处于满怀激情的写作状态，颇有收获。他在这里写完了《匹克威克外传》的最后几章，又创作出《尼古拉斯·尼克尔贝》 （Nicholas Nickleby）和《雾都孤儿》两部作品。

狄更斯是一位训练有素、工作起来很有章法的作家，每天遵守严格的作息时间。他经常在早餐与午餐之间进行写作，然后在下午拜访自己的俱乐部，或者长时间外出散步。事实证明经常外出散步对创作非常有益。狄更斯可以从周围的所见所闻当中获得创作灵感。他观察能力极强。他在伦敦大街上散步时看到的各种堕落与苦难景象都被写进了自己的作品当中。他那种天马行空、风驰电掣般的呼啸想象力从来没有停止过驰骋纵横。有时他在道蒂街的住宅里借着烛光一直写作到深夜。摇曳不定的烛火与上下飞动的光影让狄更斯看得分外入迷。“红亮绚丽的温馨之光”，他赞叹地写道。

狄更斯的家居住宅非常喧闹，挤满了用人、客人。更有狄更斯这位举足轻重，无法抗拒的了不起的人物在场。他未来的文学成就已经铁板钉钉，毫无悬念。家中的餐厅和客厅成了道蒂街社交生活的重地。狄更斯在客厅里接待客人，通过业余戏剧表演和朗读自己的作品逗他们开心欢笑。同时他还利用自己的表演才能和说书才能生动地表现作品中的各种人物，惟妙惟肖。在餐厅里狄更斯经常举行晚宴，常有当时的著名作家和演员陪伴左右，好不风光。其中包括狄更斯的朋友兼传记作家约翰·福斯特（John Forster）。当时众人都很希望有幸受邀去到狄更斯府上做客。

狄更斯天生富有同情心，非常关注那些下层民众。因此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用人的身影，不足为怪。他对于家庭人员富有同情心的描写刻画使他广受称赞和支持，尤其受到各地用人们的认可欢迎。

道蒂街住宅的厨房体现出19世纪中期家居住宅中的劳动条件。洗衣房里的大铜锅平时要不断用来满足家里洗衣的需要，每年还要用来蒸制圣诞布丁。狄更斯后来把这一节日传统也再现于他的作品中。在《圣诞欢歌》（A Christmas Carol）中狄更斯提到了“在大铜锅里欢唱的布丁”。接着克拉奇太太（Cratchit）“离开了房间——她紧张得不敢多看一眼，也不敢将布丁从锅里捞出来端上餐桌”。

在道蒂街居住期间凯瑟琳生了两个女儿，玛丽和凯蒂。然而，生活中既有让人喜不自胜的幸福快乐，也有使人悲痛万分的伤心分离。凯瑟琳的妹妹玛丽·霍佳斯（Mary Hogarth）在道蒂街住所去世，当时只有十七岁。狄更斯对她的去世深感悲痛，为竖立在肯萨尔-格林（Kensal Green）公墓里的玛丽·霍佳斯墓石写下了“年轻，美丽，善良”这样的墓志铭。狄更斯在她去世后写下了许多令人心碎的书信。其中一封写有这样的话语：“我曾经拥有的最亲爱的朋友”。玛丽过早离世后，狄更斯暂时终止了《匹克威克外传》和《雾都孤儿》的写作一个月。

两年后，人口不断增加的狄更斯一家搬到了位于摄政公园的德文郡大街1号。不过那座住宅早已被拆除。1924年狄更斯协会在一场力阻拆除狄更斯故居的抗议活动中，买下了位于道蒂街48号的那座住宅。同时还得到了49号住宅。一年后，狄更斯故居作为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陆续对狄更斯故居进行了一些改造修缮。然而大规模的改造工程于2012年，即狄更斯两百周年诞辰那一年启动。客厅恢复了原有摄政时期的旧貌，然后采用新式保护技术和新工艺进行改进修缮。在狄更斯入住一百七十多年后参观这座住宅，可以看到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些家具，各种书信、手稿和狄更斯的第一版作品。室内还展出了他在公开表演朗诵以及巡回演讲过程中使用的带有注释的作品版本。

托马斯·卡莱尔【切尔西故居】

“切尔西不是一个时髦的地方，这就是它的秘密”，维多利亚时期的作家托马斯·卡莱尔在1834年寄给他妻子简的一封书信中这样写道。那年6月，这对夫妇搬到了伦敦同一区域切恩街（Cheyne Row）5号（现为24号），租下了18世纪初期安妮女王时代建造的一座排屋式住宅。这座住宅离泰晤士河不远，每年租金38英镑。

在近两百年后的今天，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作为当今首都生活费用最高、最好不过的一个生活区，当年居然如此没有吸引力。“切尔西是最便宜的地方”，卡莱尔写道，“是个具有不同特点、对比鲜明的地方。有的地段非常脏乱，有的地段却非常漂亮。那里有不少古迹和名人故居遗迹，比如托马斯·莫尔爵士（Thomas More），斯莫利特（Smollett）……”

卡莱尔对切尔西以及从住宅处所看到的伦敦景象的描绘读来别有情趣：

我们的住宅位于河流小小转弯处的安全地段，远离所有的大路；从后窗仅能看到树木茂盛的区域，高高的老式屋顶不时零星地从树丛中显露出来。白天，我们只能看到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尖顶；夜晚，我们看到的是冒犯着宁静夜空的巴比伦式大都市。

他将切恩步行街附近文人们喜欢的一段时髦的伦敦地段描述为“沿河岸延伸的美丽街区，商铺林立，绿树成荫。船只停泊在岸边，散发着货运和焦油的气味”。

卡莱尔夫妇从家乡苏格兰搬到了伦敦，为的是让卡莱尔来到文学界的中心，离编辑、出版商与其他作家更近一些。他认为搬迁到首都会使他更有机会获得写作上的成功。当时他并不富有，不过好在切恩街住宅的租金比较便宜。

卡莱尔故居住宅内部分为五层，有客厅（常被卡莱尔用作书房）、后餐厅、大厅。一楼还有瓷器陈列柜。室内布置陈设体现出十足的维多利亚时期风格，据说同这对夫妇离开这里时完全一样。在卡莱尔崇拜者们的努力下，住宅内陈放着许多卡莱尔一家人在这里租居时用的古老家具。

参观切恩街24号住宅有助于了解卡莱尔家中的日常生活安排。卡莱尔这位“切尔西圣人”经常在家接待并启迪许多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以及不少作家朋友和支持者。其中有艾略特，罗斯金，丁尼生（Tennyson）和狄更斯等人。妻子简用过的钢琴也在室内展出。1848年音乐家弗雷德里克·肖邦（Frederick Chopin）曾经在这座住宅里弹奏过这架钢琴。

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与丈夫罗伯特在去卡莱尔家中做客之后写道：“我们与卡莱尔一起度过了一个晚上。他是我能想象到的最有趣的人，是英格兰地区让我赏心悦目的一道美好风景。我是卡莱尔的崇拜者。”

美国朋友艾伦·特威斯尔顿（Ellen Twistleton）写道：“卡莱尔夫妇充满智慧，说起话来让人心悦诚服。他们居住在切尔西最差的地段，生活方式极为简朴。我曾在那些教养好、不惹是生非，但是生活态度消极的人群中度过了许多时日。同卡莱尔夫妇交往，接触这样的精神氛围，对我的情感产生了美好的影响。”

卡莱尔夫妇将大部分时间用于保持通信联系，彼此通信，与家人、朋友（包括狄更斯和罗伯特·勃朗宁）通信，总共写下数千封书信。这些书信成为记录当时社会状况的珍贵资料，使我们能够深入了解切恩街24号住宅的日常生活情况。妻子简所写的书信文笔幽默风趣，尤其能使人了解家庭生活内情。狄更斯写道：“其他任何一位提笔写作的女性都无法同她相提并论。”

位于住宅顶端的卡莱尔阁楼，或者说顶楼书房吸引了许多游客。这是一个面积为20平方英尺的房间，通过头顶的天窗采光，“通风方式巧妙”。这个房间建于1854年，是住宅顶层的一个扩建部分。当时负责设计施工的利物浦工程师认识卡莱尔。按照要求，房间需修建得有隔音功能。于是前后均修建了双层墙壁，以阻隔伦敦日益增加的交通噪音和其他侵扰噪音。遗憾的是，这个扩建项目并不成功，因为建筑师没有考虑天窗这一因素。结果教堂钟声、汽船的汽笛声以及从铁路传来的哨声纷纷随风飘进室内。

简后来写道：“本想安静的房间反而成为住宅里噪声最大的房间，使卡莱尔先生感到心烦意乱。”尽管有外界的噪声不断侵扰，卡莱尔在这个房间里仍然写出了他最后一部著作，即颇有分量的腓特烈大帝的传记。写作这部名著一共用了十三年时间。名著写成之后，卡莱尔放弃了那间特别设计的阁楼书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对于妻子在1866年心脏病突发去世所做出的一种回应。后来阁楼书房用作女佣房间。

妻子简去世前三十年，即1836年的一个下午，正当卡莱尔在切恩街的家中喝茶的时候，突然得到了一个可怕信息，令他万分震惊。他的朋友，就是那位哲学家、改革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急急忙忙冲进屋来，对卡莱尔说从他那里借去的《法国革命史》（The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的手稿被焚毁了。据说一位女用人以为那是废纸，便用来点火了。

所有作家最畏惧的就是这种可怕的打击——花费许多宝贵时间，尽心尽力写成的珍贵书稿毁于一旦。共有171页的手稿已被“不可挽回地毁掉了”，心烦意乱的卡莱尔这样哭诉道。但是卡莱尔还是原谅了对方。“可怜的穆勒非常难过。我们必须尽量不让他知道损失有多严重。书稿可以再写。”卡莱尔确实重写了书稿，《法国革命史》于1837年出版，好评如潮。如今在切恩街卡莱尔故居可以看到第一部不幸书稿的残存部分。

在卡莱尔故居保存的许多手工艺品、书信和文件中，有一封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写给卡莱尔的书信，内容十分引人入胜。迪斯雷利认为，多年来，卡莱尔启迪了许多作家和文学家，对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做出了很大贡献，应该受到政府嘉奖。信中写道：

在人生的夕阳阶段居然还在为生活琐事烦心，实不应该。我认为一位伟大的作家没有理由不像律师或政治家一样从国家那里获得养老金。遗憾的是，女王陛下在这方面的个人权力毕竟有限。但是女王陛下仍然能够为一个作家解决一份相当于优秀研究员的俸禄。当年拥有浩然正气的约翰逊，品德纯洁正直的骚塞（Southey）便欣然接受享受了这样的俸禄。

卡莱尔婉言谢绝了上述美意。

卡莱尔故居的后花园也对游客开放。不过当年那一片片“树木茂盛的景象”已无法辨认。那间面积不大的厕所如今完好无损，仍能使用。当年卡莱尔的许多客人（包括狄更斯）都使用过那间厕所。

花园的面积和形状仍然保持着19世纪50年代时的原貌。里面种植着五彩缤纷的花卉植物和灌木，包括五叶地锦、毛地黄（洋地黄）、茉莉花、紫丁香和玫瑰，是个赏心悦目的好去处。这座花园的无花果树最为有名。卡莱尔以其忧郁、悲观的世界观而著称。他经常来到这座花园里修身养性，身穿便袍，头戴草帽，叼着烟斗。他在伏案的间隙经常擦洗后门石板台阶。他非常喜欢干这个杂活，认为这是对写作活动的极好调剂。

在托马斯·卡莱尔去世十四年后，切恩街24号成为伦敦作为文学圣地第一个对外开放的作家故居。这座作家故居通过公众捐助的方式被收购，其中赫伯特·格拉斯顿（Herbert Gladstone）阁下捐了一个基尼，亨利·詹姆斯捐了5英镑。国民托管组织的三位创始人之一卡农·哈德威克·罗恩斯利（Canon Hardwicke Rawnsley）也提供了一些资金。1936年卡莱尔故居转交给了国民托管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