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1997年，我到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做访问学者，出国前能搜寻到的有关荷兰的信息凤毛麟角。荷兰是一个万里之外的小国，中国与它的联系少之又少。在荷兰期间，我带着浓厚的兴趣零距离地观察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人民，回国后根据我带回来的几公斤资料写成了《荷兰的社会政治与经济》一书。两年后这本书经过修改、补充、打磨、润饰，升华成列国志《荷兰》。谙熟中文的荷兰驻华大使贺飞烈先生仔细读了《荷兰的社会政治与经济》，他后来在列国志《荷兰》的首发仪式上高度认可这本书。我去荷兰做的是全球化的课题，回来后却出版了一部全面介绍荷兰的书，这算是种瓜得豆吧。

2017年列国志《荷兰》要再版，为修订该书，我又一次到荷兰进行调研。这一次距上一次去荷兰整整过去了20年。与上次去荷兰不同的是，这一次我的手头没有别的项目分心，因此我可以专心地深入了解这个国家，不仅为我上一次的观察拾遗补阙，更重要的是观察这个国家在这20年中的变化。

在中国，以日新月异的节奏20年可以改变一切。一个城市在20年里人口和面积可以扩大10倍。当你回到一个20年不曾见的地方，你会惊讶地发现以低矮的院落构成的城市风景线被林立的高楼取代，如果没有最新版的地图，即便是回到自己的家乡，你也会迷路。而在海牙、阿姆斯特丹或者阿纳姆这样的荷兰城市，就像在伦敦、巴黎、罗马和马德里一样，别说是离开20年，就是离开50年甚至100年也不会有多少变化。这是因为在过去20年里，中国经历了一个基础建设的爆炸式发展期，我们的国家不仅要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也要弥补过去对人民住房条件的欠账，而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工业化已过度成熟，它们弥补住房短板的建设潮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完成。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那里的人们珍惜祖先留下的一砖一瓦和一草一木，以保持国家的历史风貌亘古不变为己任。

但是，荷兰也有一个例外的地方，那就是鹿特丹。鹿特丹本来也是一座遍布中世纪城堡、风车和教堂的城市，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遭遇了两次毁灭性的摧残。一次是1939年5月纳粹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另一次是1944年6月美国空军更大规模的轰炸。这座城市80%的街区被夷为平地。这座古老的城市被迫在浴火中重生。战后鹿特丹的重建没有走德国柏林、科隆和波恩的依旧复旧的路线。那些德国重建的城市，无论是市政厅、宅邸、钟楼、市场还是教堂，看起来与两百年前毫无二致，但它们身上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是新烧制的。荷兰人把战前的旧照片扔到一边，完全按照新思维和新时尚绘制鹿特丹重建的每一张图纸，因此在这里可见高耸云端的摩天楼、横跨江河的钢桥和构思奇特的建筑物。这里成为世界最新流派建筑家们展示才艺的场所，故鹿特丹又享有“世界建筑之都”的称号。

如果说20年里荷兰的风貌和景观发生了一些变化的话，这些变化最集中地体现在这座城市最新颖的建筑上。其中，最醒目的是2014年竣工的鹿特丹大厦。这座大厦高150米，坐落在白天鹅桥南端威尔敏娜港口旁。高楼上的三座塔楼“端坐”在6层高的楼群上。最奇特的是，这三座塔楼的层高各不相同，因此三座高度相同的塔楼楼层也不一样。东楼42层，中楼40层，西楼44层。更为奇特的是，这三座塔楼在85米的高处与其下的楼群错位分布，产生了美学上的奇特效应，使整座建筑看起来更像是雕塑或者积木。这座大厦是荷兰著名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的手笔，北京东三环上的中央电视台大厦也是他的作品。鹿特丹的另一座风格特异的建筑是市场大厅。这是一座长120米、宽70米、高40米的拱形建筑，从截面看，这个拱形像一块马蹄铁。马蹄铁的中空部分是一个巨大的市内市场，而马蹄铁部分由2层办公室和10层住宅组成。

这20年来荷兰最大的变化不是景观而是人。这20年里，中国和荷兰的交流更加频繁。20年前，在荷兰的中国留学生不超过500名，而今天已经多达9000人。20年前在我所居住的马斯特里赫特，整个城市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不超过15人。而今天，在与马斯特里赫特人口相当的莱顿小城里，中国留学生多达458人，成为当地最大的外国留学生群体。20年前，中国商品在荷兰寥若晨星，而今天中国服装充满那里最繁华的商场，华为手机和联想电脑也在那里的电器城里占尽风光。

荷兰的变化还表现在居民的人口结构上。20年前，荷兰人口1550万人，而今已经接近1700万人。这多出的100多万人大多是外来的移民。12年前一批东欧国家加入了欧盟，于是大批的新成员国的居民涌入这个老成员国寻求富裕的生活。他们主要是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引起荷兰政治生态变化的是后来移入的伊拉克人、叙利亚人、阿富汗人和伊朗人。荷兰人一向以仁慈、友好、包容著称，但外来人口的剧增加重了荷兰就业的压力，本地人与穆斯林移民之间的文化冲突乃至流血事件使一部分荷兰人失去了往日的好脾气，排外思潮在荷兰陡然兴起，政坛上随之产生了极右政党新自由党。新自由党不仅要求驱逐外来移民，甚至鼓吹退出欧盟。在我这次到达荷兰的一个月前，荷兰刚刚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大选。大选前权威机构预测风头正盛的新自由党将在大选中夺魁。荷兰的主流政治家们战战兢兢地为即将到来的退欧风暴制定了灭火预案。幸好这个局面没有出现。新自由党欢呼自己的胜利，但是这次胜利来得还不够彻底，这个极右政党仅赢得了国会第二大党的地位，因此政府还操控在自民党手里，荷兰没有“变天”。

荷兰人聪明勤劳，他们几百年来一直不屈不挠地与水作斗争——拦海造地、筑堤防洪。我在第一版列国志《荷兰》中用了较多的篇幅介绍荷兰的艾瑟尔湖大坝工程和莱茵-马斯河三角洲工程。艾瑟尔湖大坝工程中的填海造陆使荷兰国土面积增长了7%，而这新增的土地成为荷兰第12个行政省——弗莱福兰省。而莱茵-马斯河三角洲工程用11座大坝和水闸永久消除了两河的水患。我敬仰荷兰人战天斗地的精神。这一次访问荷兰，我终于得偿所愿，亲自踏上艾瑟尔湖大坝，并且与莱茵-马斯河三角洲工程最大的项目东斯海尔德水闸合影留念。

最后，我要感谢莱顿大学人文学院地区研究中心，感谢它为我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空间和查阅资料的条件，感谢中心主任弗朗克·皮克（Frank N. Pieke）教授，正是因为他的邀请，我才得以到中心做访问学者。我还要感谢中心主任秘书约瑟·卜丽坦（José Brittijn）女士，她热情地给予我许多贴心的关照。

张健雄

2017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