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荟萃

舆情与舆论，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极易混淆然而却又不容混淆。舆论（众议），是在一定的舆情（民意）基础上形成的，这是两者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古人有云：“言为心声。”舆情和舆论，都通向公众的心声。公众心声得以公开表达，则为舆论，同时也是舆情；未得到公开表达的公众心声，则一概为舆情。

——丁柏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主任、教授）

精准、快速、高效是人类技术进步的体现。智能推荐算法是通过追踪用户的网络行为，运用一些数学算法计算出个人特征、环境特征等相关信息，并推测出用户可能喜欢的内容，具备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条件与特点。但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也受诟病，它目的至上，忽略了价值理性中那些思想意识、义务、尊严、美、规训等信念。人机交互，技术与价值理性共融，可让人工智能更多地体现人的主导性与价值观。

——陈昌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新闻研究中心主任）

对舆论引导而言，呈现不了真实民意则难以准确把握社会心态，看不清舆论背后的社会真相则无法进行有效的引导。当前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渗透着复杂的社会心态，这些复杂心态不仅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网络舆论场，也在不同层面制约着舆论引导效果的发挥，已成为影响有效引导的关键挑战。

——张志安（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

智能加媒体，既是重塑也是共生。在智慧媒体时代，共分为五大进程。第一进程，机器算法、人工智能改变媒体信息分发机制，不断提升内容与读者的个性化匹配度。第二进程，数据挖掘、语义技术等促进机器创作力的升级，极大扩张自动写作的边界。第三进程，新技术集群（VR/AR、物联网等）不断迭代，为媒体内容生产与呈现提供全新想象空间。第四进程，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VR/AR技术等实现媒体全链条的渗透，从模式创新走向生态重构。第五进程，在更远的未来，机器智能与人类将同步互相学习与训练，共同升级，最终完成智媒革命。

——谢海光（《文汇报》党委副书记，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

当今传播学研究已经很难绕开新媒体，要使新媒体研究产生新知识，应着重研究重要的新媒体传播现象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个人特性与社会环境对人的传播行为带来的影响；新媒体传播方式与内容对人的观念、态度与行为的影响；新媒体传播与个人及社会层面活动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新媒体现象层出不穷，传播学研究不必对刚出现的新媒体蜂拥而至，进行一般特征与作用的单纯描述，而要试图揭示新媒体使用过程中呈现出的新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有关要素对传播结果带来的影响。

——李喜根（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主任、教授）

凡是事物，其前进都需要动力，动力来源于能量，传媒也不例外。传媒发展的动力可分为四类：技术动力、主体动力、政策动力和资本动力。媒介技术的不断创新与突破，是媒介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传媒的技术动力即大众传播媒介，是基于一种技术的发明和发现，这种发明具有先天的技术优势，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先天缺陷。媒介技术从简单到复杂、从弱小到强大的过程，其实就是为传媒发展注入动力并不断产生红利的过程，但一种技术总存在着“天花板”，至此就是先天缺陷产生作用的开始。

——张国涛（中国传媒大学研究员，《现代传播》编辑部主任，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秘书长）

媒体变革的路径，是以先进技术为驱动，首先要搭建融合平台，实现立体传播。在政策层面，抢占舆论主战场，主流媒体要发出主流声音；在市场层面，优化传播手段，覆盖多屏，重建用户连接；在运营层面，重塑商业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随着“中央厨房”模式在媒体中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甚至网络媒体都在利用技术和数据来推动传播渠道的改革，实现了深耕数据驱动媒体融合方向，为传统媒体开启融合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解决方案。

——单学刚（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常务副秘书长，人民在线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网络舆情》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