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

但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确实又不是自然出现、自发形成的。用今天的话说，人民群众需要文化自觉。文化不只是消极地、被动地反映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到了晚年一再讲意识形态的反作用问题，到了葛兰西，这个问题是文化领导权问题。话语权，最核心的一点，如果只有经济进步，还不足以创造新社会；如果只有政治革命，就算解决了民族独立问题，也不能保证其正当性。如果不解决文化领导权，我们所做的一切就缺乏正当性。

在我们今天这个巨大的社会变迁之中，随着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工作继续坚持（哪怕速度有所降低），再有20～30年，中国将更加具有影响力。现在我们当然还是发展中国家，仍然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面临着重大战略机遇和挑战，对外我们仍然要坚持始终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些方面我们都要继续努力、长期奋斗，才能把工作做好，经济的、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的，后面还有科技的、军事的，都不仅要做大，还要做实、做强。同时我们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不只是养老、医疗、教育，整个社会治理、国家建设也要跟上。即使如此，最后还有个文化领导权问题、话语权问题、正当性问题。文化不是简单的复古、复旧，更不是放弃、缴械，而是建立或重建文化自觉。马克思不是讲工人要由自在变成自为的阶级吗？否则就只是赚钱，要求加工资，达不到就破坏机器，这不是自为的阶级，自为有自我意识，或者阶级意识，这个就叫文化自觉，而不是让它自生自灭。中国道路的一个奇迹就是把曾经是一盘散沙的贫苦农民组织成了自觉的革命战士。而中国梦最后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标志，关键是要成为自觉的中国人。

这样来看中国道路，它就不仅是一个个案、“例外”，中国特色也不是因为我们太特别。如果仅仅是一个例外，那就没有正当性，文化上也无法建立自觉和自信。中国道路问题，我用一个类似物理学的命题来表述：任何一个东西，如果它跨越的时间越长，覆盖的空间越大，涉及的个体越多，那么，很可能，它所包含的普遍性就会越强。如果这个命题成立，那么，中国道路仅仅是个特例，还是具有更强的普遍性这个问题，就应该很清楚了，我们对它的文化自信也应该更坚定了。

黄平

2013年4月12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