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移民理论
第一章 移民研究理论综述
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早在15世纪上叶就出现了。伴随着汹涌的迁移浪潮，不同形式的移民研究也相继出现。
早期的移民研究较多关注的是移民的历史方面，例如对犹太移民的研究，对美洲和澳大利亚人口流入的研究（包括大规模的奴隶、亚洲劳工输入等），其成果颇为丰硕（王赓武，2002）。虽然移民史研究是整个移民研究系统的基础和必经之路，但研究若仅停留于历史梳理阶段，则无法推进理论体系的发展。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学者们开始从移民的具象研究转至移民一般原因的探讨，同时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视角的加入，也使得国际移民研究的内容逐渐丰富。1885—1889年，美国学者埃内斯特·乔治·莱文斯坦（E. G. Ravestein）所著《移民的规律》（The Laws of Migration）一文，开创了对移民进行“一般性研究”的先河。在这一研究基础上，后来的学者们总结出了著名的“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莱文斯坦也因此而成为公认的现代移民研究的奠基人。
20世纪下半叶，随着国际移民的飞速发展，对移民的研究也迅速升温。但移民研究真正有所建树则是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以拉里· 萨斯塔（Larry Sjaastad）为代表的新古典派将移民理论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移民研究的重要分水岭。国际移民理论研究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各种理论层出不穷，出现了大量的概念、模型与分析框架。近三十年来，随着移民现象的日趋复杂，学界对移民的关注逐日增加，移民研究的思路有了重大突破。针对国际人口迁移的各种流向及类型，国际学术界从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等不同专业角度对国际人口迁移的成因、机制以及延续衍生等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有影响的理论和模式，如网络说、连锁因果说、系统研究论等，国际移民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理论突破（傅义强，2007）。
第一节 西方移民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
传统的国际移民理论发展可分为移民动因、移民过程与移民结果三大研究领域（周敏、黎相宜，2012）。本章对国际移民理论文献的介绍，也依照这一顺序来展开。
第一个领域是对跨国人口流动的动因的研究。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理论包括经济学理论、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和世界体系论。新古典经济学，包括宏观经济学理论和微观经济学理论，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视角来解释移民行为的产生。移民的新经济学理论则对新古典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认为移民决策不是由孤立的个人做出的，而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决策。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则从输入国的角度来解释移民行为的产生，认为国际移民的出现源于发达工业化国家对于移民劳动力的内在需求。世界体系理论则从国际关系的层面分析移民动因，强调资本雄厚的、处于世界体系核心的国家通过对资本贫乏的、处于世界体系边缘的国家的资本渗透，使国家之间形成相互依赖关系，从而带来跨国人口流动。
第二个领域是对移民过程的研究。这一领域的主要理论包括移民网络理论、组织结构理论以及因果累积论。移民网络理论认为，每一次移民行为都为移民输出国与国外移民之间建立了新的社会网络关系，这类关系促进了更多移民行为的产生。组织结构理论认为，移民行为促进了为移民服务的私人企业组织、志愿团体与非营利组织在输入国中的形成，这些机构为更多的移民行为提供了有利的结构因素。因果累积论则认为，每一次移民行为的出现都为后来的移民行为创造了条件，促进更多移民行为的出现。
第三个领域是对移民结果的研究，既包括对移民本人的社会适应状况的研究，也包括对移民行为给输出国和本地人带来的后果的研究。移民的社会适应理论主要包括古典同化论、多元文化论以及分层同化论。而对于移民后果的研究，主要是一些描述性研究和初步的理论解释。
一 移民行为的动因
（一）新古典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的宏观理论认为，国际移民是由不同地区的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差异所导致的（Lewis, 1954; Ranis and Fei, 1961; Harris and Todaro, 1970; Todaro, 1976）。劳动力相对资本而言更为富余的国家，市场工资比较低；劳动力相对资本较为匮乏的国家，市场工资则比较高。这种工资差异导致工人从低工资的国家流向高工资的国家。劳动力流动的结果，导致资本相对匮乏国家的劳动力供给减少，市场工资上升；而资本富余的国家，劳动力供给增加，市场工资下降。而最终还存在的国与国间工资差异，则是跨国流动的货币成本和心理成本的反映。
总之，新古典经济学宏观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国家之间的移民是由国家之间的工资差异造成的，工资差异的消失将结束劳动力的流动。
与宏观理论对应的是关于个人理性选择的微观理论（Sjaastad, 1962;Todaro, 1969, 1976, 1989; Todaro and Maruszko, 1987）。这一视角认为理性的个体行动者做出移民决定是基于投资回报率的计算，预期出国工作能够获得净收益。国际移民被视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人们选择迁移到他们的技能能够获得最高生产率的地方，但是在他们获得较高生产率所带来的高收入之前，他们需要进行某些投资，包括迁移的物质成本，在不断流动和求职中付出的生活成本，学习新的语言和熟悉陌生文化需付出的努力，以及切断原有社会关系、发展新关系所付出的心理成本。
根据这一微观理论，潜在的移民计算迁移到另一些国家的成本和收益，从而决定迁移到预期净收益最大的国家（Borjas, 1990）。预期净收益的计算方式如下：在目标国与本人技能相匹配的工作的现有工资，乘以在目标国获得工作的可能性（对于非法移民，还需考虑避免被遣返回国的可能性），计算出“在目标国的期望收入”，再用在目标国的期望收入减去在本国的期望收入（在本国所获工作的收入乘以在本国受雇的可能性），得到一个或正或负的差值。在一个从0到n的时间段中对该差值进行考察，并控制通货膨胀因素对预期收入的影响。
上述方程中，ER（0）是从时点0开始计算的移民的期望净收益，t是移民时间，P1（t）是迁移到目标国后避免被遣返的可能性，P2（t）是在目标国受雇的可能性，Yd（t）是在目标国受雇后所获收入，P3（t）是在本国受雇的可能性，Y0（t）是在本国受雇后所获收入，r是控制通货膨胀率的指数，C（0）是迁移成本的总和（其中包括心理成本）。
新古典经济学微观理论的基本假设如下。
（1）国际移民不仅与国家间收入的差异有关，而且与在目标国受雇的概率有关。两者相乘计算出期望收入（而宏观理论则假定受雇率是百分之百）。
（2）在其他因素相同的前提下，个人的人力资本特征会增加其收入以及在目的地受雇的可能性，从而增加其移民的可能性。
（3）个人特征、社会条件以及技术等有可能降低迁移成本的因素，有利于增加人们进行国际移民的可能性。
（4）由于（2）和（3）的原因，同一国家的不同个人会有不同程度的移民意愿。
（5）不同国家间的集体性移民是个人移民行为的累加；而个人做出是否移民的决定，是基于投资回报率的计算。
（6）当不同国家间不存在工资差距及就业率的差异，便不会发生国际的移民。不同国家的期望收入不存在差异时，也不会发生国际的移民。反之，不同国家的期望收入差距越大，移民规模也就越大。
（二）移民的新经济学理论
移民的新经济学理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迁移决定并非由独立的个体行动者做出，而是由更大范围的相互关联的个人——例如家庭——来进行。迁移不仅是为了使期望收入最大化，而且也为了使家庭面临的风险最小化，使得家庭能够承受由于市场失灵所带来的各种风险。因此移民的原因不仅仅来源于劳动力市场（Stark and Levhari, 1982; Stark, 1984; Katz and Stark, 1986; Lauby and Stark, 1988; Taylor, 1986; Stark, 1991）。
与个人不同，家庭通过将家庭中的资源（如劳动力资源）分配到不同领域，以控制可能威胁家庭经济状况的各类风险。因此有些家庭成员可能被安排在当地从事经济活动，而另一些则可能被派往国外工作，国外的工资和雇用条件或者与本国的呈负相关，或者不相关。因此一旦本国经济状况恶化，该家庭在本国的经济活动无法带来充足的收入时，则还可以依靠国外移民的汇款渡过难关。
移民的新经济学不仅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不完善给家庭经济状况带来风险，从而促使家庭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安排部分成员移民国外，而且还对收入对于不同社会经济环境下的行动者的效用稳定不变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新经济学的学者认为，家庭将家庭成员派往国外，不仅为了提高总体收入，而且也为了增加相对于其他家庭的收入，从而降低他们与参照群体进行比较时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一个社区由不同家庭组成，这些家庭可以按照收入高低进行排序，排序靠后的贫困家庭即使收入不变，但是如果与之排序接近的其他家庭的收入有所上升，那么这类家庭的相对剥夺感也会上升。通过将家庭成员派往国外，这类家庭预期能够增加其在社区中的相对收入。对于市场失灵导致家庭在当地增收机会有限的国家，作为增加相对收入的有效手段，家庭更加倾向于让其成员移民国外。
移民的新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如下。
（1）家庭、家族以及其他由文化规定的生产和消费单位，应该是进行移民研究时的分析单位，而不是独立的个人。
（2）工资差异并非影响国际移民的必要条件；一户人家可能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而产生强烈的移民意愿，即便目标国与本国之间不存在工资差异。
（3）国际移民、在本地受雇或是在本地从事经营并非相互排斥的选项。事实上，一户人家很可能既进行国际移民又参与本地的经济活动。参与本地经济行为的回报的增加，反而会增加其成员进行移民的可能性，从而可以克服资本限制，抵御各种可能的风险。因此，移民输出国的经济发展并不会消除其民众进行国际移民的动力。
（4）即使国与国间工资差异不复存在，国际移民也并不会必然停止。只要其他市场如期货市场、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尚不完善，或失业保险缺位，人们进行国际移民的动机便会持续存在。
（5）相同的期望收入，有可能对不同家庭的移民意愿具有不同的影响，因为移民意愿还取决于该户人家在其收入参照群体中的相对位置。
（三）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
Piore（1979）是从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解释国际移民的开创者之一。他认为国际移民是由发达国家对移民劳动力的持续需求决定的，这种需求内嵌于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中。根据他的观点，移民并非由输出国的推力（低工资或高失业率）引起，而是由输入国的拉力（对外国工人的长期需求）催生。这种对于移民劳动力的内在需求源自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四个基本特征。
（1）结构性膨胀。实际上，工资不仅反映劳动力的供求状况，而且传递出有关职位占有者的地位与声望的信息。这类社会属性附着于工作之上，而不同工作又对应着不同的报酬。一般说来，人们相信工资应当反映出本人的社会地位，因此他们对于职业地位与收入之间的联系具有较为固定的看法。结果导致，由雇主发放的工资并不能灵活地反映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如果雇主试图吸引工人从事位于职业等级序列底层的非技术性工作，他们不能简单地通过提高工资来达到目的。因为提高职业等级序列最底层工作的报酬，将会扰乱人们既有的关于各类职业地位与其对应报酬的看法。为了维持各类职业的社会地位与其收入水平的一致，在最底层职业的收入上涨的同时，其他各类职业的收入也必须有所上涨。换言之，底层工作的报酬增加，将会对位于其上的其他各类工作的报酬的提升产生强大的压力，因此雇主通过提升底层工作的报酬来吸引工人的成本，将会大大高于单独提升这类工作的报酬所需付出的成本；因为底层工作的报酬的提升，意味着职位等级序列上各类工作的报酬都要有所提升，以便保持该职位与其社会声望的一致。这类问题被称为“结构性膨胀”。总之，当劳动力稀缺时，试图通过提升工资来吸引本国工人从事底层工作，是代价高昂和得不偿失的，这就促使雇主寻找更实惠和便利的解决方法，例如招募愿意接受较低工资的移民工人。
（2）激励问题。职位等级序列也是影响工人工作动机的关键因素。因为人们工作不仅为了收入，也为了维持和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在职位等级序列最底层的工作存在严重的激励问题，因为这类工作谈不上什么社会地位，而且上升的渠道极为有限。这个问题是结构性的并且无法避免，因为底层工作无法从劳动力市场中消除，即便消除了底层工作，次底层的工作也会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底层工作。由于任何等级序列中都存在垫底的工作，激励问题便成为无法避免的难题。雇主需要的是这样一类工人：他们仅仅将底层工作视为挣钱的手段，对他们而言，职业被降格为收入来源，而不具有社会地位或社会声望的意义。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移民群体至少在移民生涯的初期满足了这一需求。多数移民最开始的工作仅仅为了挣钱，他们挣钱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他们在家乡的地位和福利——盖房、教育支出、买地、获取消费品。此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意味着即使是国外的低廉工资，以国内的标准来看也是较为可观的；而且，即使移民意识到自己在国外的工作在当地没有地位，他也不会把自身视为当地的一分子。相反，他仍将自己视为家乡社区的一员，在那里，拥有一份国外工作，经常将坚挺的外币汇到家里，能够获得众人的尊敬和较高的声望。
（3）二元劳动力市场。由于劳动力和资本内在的二元性，二元劳动力市场构成了发达工业化国家的重要经济特征。资本是生产中的固定投入，在需求较小的阶段可以适量削减，但不能完全弃置；资本的所有者必须承担资本未得到充分使用而带来的损失。劳动力则是生产中的可变因素，一旦需求减少，便可对其进行削减，因失业而带来的损失则由工人被迫承担。在任何情况下，资本家都试图寻找市场需求中稳定、较少变化的部分，根据这一部分的情况来投入资本，而需要的可变部分则通过增减劳动力来满足。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密集型生产被用于满足基本的需求，而劳动密集型生产则用于满足季节性的、浮动性的需求。这种二元性使得工人内部产生了分化，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
资本密集型的初级部门的工人，拥有稳定的技术性职位，使用最好的设备和工具进行工作。雇主需要在这些工人身上投资，对其进行培训。他们的工作比较复杂，需要大量的知识和经验才能胜任，工人们在工作中积累了仅适用于本企业的人力资本。这些部门的工人一般组织了工会，具有高度的专业分工，并与雇主签订了较为有利的合同（由雇主承担辞退工人所带来损失的较大部分）。因此，在初级部门中，辞退工人的代价极为高昂，工人成为类似于资本的固定投入。
在劳动密集型的次级部门，工人往往占据不稳定的、非技术型的职位，他们随时可以被辞退，同时雇主只需付出少量甚至不需付出成本。事实上，在萧条期，保留这些工人对于雇主而言是不划算的，雇主首先要做的事情便是裁员，结果导致次级部门的工人被迫承担失业的代价。劳动力成为生产过程中的可变因素，随时可能成为牺牲品。
因此，劳动力和资本内在的二元性，使得二元劳动力市场得以形成。次级部门的低工资、不稳定的工作条件、缺乏升职的机会使得这类部门很难吸引本国的工人，他们更多的是在资本密集的初级部门工作。那里工资较高，工作有保障，并有较大的升职空间。为了填补次级部门的人才缺口，雇主转向了移民。
（4）劳动力供给的人口特征。内在于现代社会职业结构中的激励问题以及结构性膨胀问题，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创造了对底层工人的持续性需求：他们愿意在不利条件下工作，尽管工资待遇低，工作高度不稳定，升职空间很小。在以往，这类需求由妇女和青少年来满足，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特征使他们更可能从事此类工作。对于妇女而言，她们不是家里主要的劳动力，社会对她们的身份定位是姐妹、妻子或母亲，她们愿意忍受低工资和不稳定性，将工作视为过渡性的。由于她们的主要地位存在于家庭之中，因此她们在工作中的地位无伤大雅。对于青少年而言，他们并不在乎当前的工作是否有升迁机会，因为他们以后会获得更好的工作。此外，青少年的社会认同主要来自其父母和家庭，而不是他们的工作。他们将工作视为挣零用钱的手段。金钱和用金钱买到的东西能够提升他们在同龄人中的地位，工作仅仅是达到上述目的的手段。但是，在发达工业化社会中，妇女和青少年这两类底层工作的劳动力来源，逐渐变得供不应求，原因在于发生了下列三个根本性的社会人口变化趋势：一是妇女劳动力市场参与的增多。她们不仅将工作视为收入来源，也视为其社会地位的标志。二是离婚率的上升，使得妇女从事的工作成为其主要的收入来源。三是生育率的降低以及教育的扩张使得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少年人口数量大大下降。对从事底层工作的工人的结构性需求与愿意从事此类工作的国内人口供给之间的不平衡，增加了对移民的稳定的长期需求。
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的基本假设如下。
（1）国际劳动力移民很大程度上是以输入国的需求为基础的，并受输入国雇主的雇佣行为的引导。
（2）由于对国际移民工人的需求来自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需求，并通过雇佣行为而非提升工资来实现，因此国际的工资差异对于劳动力移民的发生而言，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事实上，雇主有意大量地雇用移民工人，同时将工资维持在较低水平。
（3）移民输入国较低水平的工资，并不会因为移民工人的减少而提高；工资水平受到社会和制度等因素的制约，并不能灵活地反映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
（4）移民工人日益增加的结果是较低水平工资的进一步下降，假设（3）中抑制移民工资上涨的社会及制度因素，并不会阻止它们的下降。
（四）世界体系理论
在世界体系理论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向边缘地区的渗透，使得非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了倾向于移民国外的人口（Portes and Walton, 1981;Petras, 1981; Castells, 1989; Sassen, 1988, 1991; Morawska, 1990）。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和财富，资本家进入位于世界经济边缘地区的贫穷国家，寻找土地、原材料、劳动力和新的市场。在过去，这种市场渗透是通过殖民体系来推行的，这一体系迫使落后地区为殖民国家的经济利益服务。如今，这种渗透通过新殖民主义的政府和跨国公司来实现。
根据世界体系理论，移民行为是落后地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的必然产物。随着资本主义由其核心地区向外扩张，全球大部分地区以及越来越多的人口被整合进世界范围的市场经济中。由于边缘地区的土地、原材料、劳动力逐渐受到全球市场的影响和控制，移民潮流不可避免地发生，而其中有一部分流向国外。
土地。为了在现有农业资源下获得最大的利润，并参与全球农产品市场的竞争，边缘地区的资本主义农户试图将土地集中，实现生产的机械化，种植经济作物，使用化肥、杀虫剂和高产量种子等现代化生产资料。土地的集中化打破了传统的土地代际传递的惯例；农业的机械化减少了对体力工人的需求，导致大量农业工人被解雇；经济作物取代粮食作物，侵蚀了建立在传统的糊口农业基础上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现代化产品的使用，提高了农作物产量，降低了价格，将从事小规模经营的非资本主义农民逐出了当地市场。上述作用均促进了劳动力从土地上剥离，弱化了他们与当地农业社区的联系，形成了流动的劳动力。
原材料。将边缘地区的原材料在全球市场上出售，需要建立在雇佣关系基础上的工业化生产。这些工业组织雇用了大量的农业人口，逐渐瓦解了传统的建立在互利互惠和明确的角色关系基础上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劳动力市场初步形成。上述趋势同样促进了劳动力的跨地域流动。
劳动力。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进入发展中国家，在当地政府成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特区内建立装配工厂，以便利用当地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对工人的需求促进了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并弱化了传统的农业生产关系。劳动力需求中很大一部分是女性，由此限制了男性的工作机会。由于新产生的就业机会一般要求过高而报酬过少，女性往往仅工作几年，便离开去寻找新的机会。在边缘地区设立的外资企业，通过生产产品与当地产品竞争，通过雇用女性劳动力而不给男性工作机会，通过使女性更为适应工厂工作和现代消费模式，却不提供满足这类需求的终身雇佣和稳定收入，逐渐削弱了当地的农业经济。其结果便是创造出社会和经济根基日益瓦解的、具有移民倾向的人口。
在边缘地区创造出移民的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同样也有利于吸引他们去发达国家工作。在由于市场渗透而从土地上剥离的人口中，虽然有一部分迁往城市，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但由于全球化进程在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之间创造出了物质和文化上的联系，这些人口中也有很大一部分被吸引到国外。
世界体系理论的基本假设。
（1）国际移民是欠发达地区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后的一个自然结果。资本主义在这些地区的扩张提高了人们对西方生活方式的认同，但没有创造相应的条件来满足他们对这种生活的需要；全球化经济向边缘地区的渗透是国际移民的推动力。
（2）国际移民的流动与资本和产品流动的路径相同，但方向相反；资本主义的投资激发了边缘地区的变革，创造了失去社会根基的流动人口；同时又促进了他们与核心国家之间的物质与文化联系，从而产生跨国流动。
（3）国际流动容易发生在过去的殖民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因为两国之间存在着既有的文化的、语言的、行政的、投资的以及交通的联系。
（4）国际移民与工资水平或就业率差异没什么关系，而是受到市场扩张的推动以及全球经济化的影响。
二 移民过程理论
移民行为可能基于各类原因而开始——渴望提高个人收入，试图使得家庭经济面临的风险最小化，满足雇主对低工资工人的需求，市场对边缘地区的渗透而导致农民被剥离土地，或是上述各类原因的混合。但是，开启移民进程的因素，可能与维持移民行为持续存在的因素存在显著不同。虽然工资差异、经济风险、雇主的雇用行为以及市场渗透可能会促进人们进行移民，但伴随着移民行为而产生的新的因素则会独立发挥作用，例如移民网络的扩张，支持跨国移民的制度设置，以及输入国的民众对某些工作的社会定义的改变，上述变化使得更多的移民行为成为可能。
（一）移民网络理论
移民网络是一系列基于亲属关系、友谊以及同乡关系而形成的人际纽带，这些纽带将输出国与输入国的移民和非移民联系起来。关系网络增加了移民的可能性，因为他们降低了迁移的成本和风险，并增加了移民行为的期望收益。网络关系构成了一种社会资本，人们据此能够在国外找到工作。一旦移民人口达到一定的临界点，关系网络的进一步扩张便会减少移民成本，降低移民风险，增加移民的可能性，产生更多的移民，从而进一步扩大该关系网络（Taylor, 1986; Massey, 1990a, 1990b; Gurak and Caces, 1992）。
降低迁移成本。第一批离开本国前往一个新国家的移民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可以依靠，对他们而言，移民的代价高昂，对于非法移民而言更是如此。第一批移民在输入国安顿之后，对于他们留在本国的亲人和朋友而言，移民的潜在成本就显著减少了。由于亲属关系和友谊关系的自然属性（不随时间和地点而发生显著改变），每一波移民潮的产生，都会创造一批和输入国具有社会联系的人群，移民不可避免地与非移民有着各式各样的社会联系，而后者则可利用亲属关系或友谊关系中隐含的义务，在输入国获得雇佣机会和相应的帮助。一旦输出国的网络关系数量达到一个临界点，移民行为便成为自我延续的过程，因为每一次移民行为，其自身都会创造出使得移民行为得以延续所需的社会结构：每出现一个移民，其朋友和亲属以后进行移民的成本便会显著减少，导致这些人中的一部分进行移民，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输出国拥有国外关系的人口的数量，显著降低了他们向国外移民的成本，促使其中的一些又开始移民。这一过程便循环往复地进行下去。
减少迁移风险。关系网络的存在作为分散风险的手段，也使得移民国外成为一个颇具吸引力的选择。当移民网络顺利发展时，它使得社区中大多数成员能够轻而易举地在输入国找到工作，使得向国外移民成为一个安全可靠的收入来源。因此，关系网络的自我扩张，不仅可以用移民成本的持续降低进行解释，而且可以用移民风险的持续减少来加以说明。每一个新移民的出现，对于与之有联系的人们而言，关系网得以扩张，迁移风险得以减少，并最终使得移民国外成为几乎无风险和零成本的选择。
关系网络理论的基本假设。
（1）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移民越来越多，直到关系网络的扩展达到这样的程度——输出国所有希望移民的人都能够毫不费力地进行移民，移民数量才会开始减少。
（2）两国之间发生移民潮流的规模并不与工资差异或雇佣率呈显著相关。因为不论这类因素对于促进或阻碍移民发挥多大作用，相比伴随移民网络扩张而来的迁移成本和迁移风险的降低，它们的作用逐渐变得不再重要。
（3）随着关系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国际移民变得制度化，它逐渐不再受到当初促使人们进行移民的因素的影响，无论这种因素是结构性的，还是个人的。
（二）组织结构理论
国际移民的进程一旦开始，便会产生一系列服务于移民需要的个人、企业以及志愿者组织。渴望进入发达国家的人数大大多于这些国家的政府乐于接受的人数，这种供需的严重不平衡，一方面导致提供移民服务的黑市的出现，另一方面也会促使发达国家产生人道主义组织，这类组织旨在维护移民的人权，改善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的境遇。
上述营利性组织和私人企业为了得到报酬，为移民提供一系列的非法服务。例如在国境线从事隐秘的走私活动，秘密地将国外人口运往国内，帮助移民与雇主订立合同，伪造公文与护照，安排移民与目标国的合法居民结婚，为移民在目标国提供住宿、贷款及其他服务。人道主义组织则为移民提供咨询、社会服务、避难处，就如何获得合法文件提供法律上的建议，甚至帮助移民躲避官方的移民法律执行机构。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个人、企业或组织逐渐为移民所熟知，并发展出相对稳定的组织机构，构成了另一种有利于移民进入外国劳动力市场的“社会资本”。
组织结构理论的基本假设如下：随着旨在支持、维护和促进国际移民的组织的发展，国际移民行为变得越来越制度化，并不再受到最初促进移民行为的各类动因的影响。
（三）因果积累理论
每一次国际移民的发生，都会改变随后的移民决定所发生的社会环境，通常使得随后的移民更可能发生（Stark, Taylor and Yitzhaki, 1986; Taylor, 1992）。其机制如下。
第一，移民加剧了当地收入不平等，进而增加了人们的相对剥夺感，促使更多的人外出务工。相对剥夺感起初较低，进而提高，到达顶峰后随着外出移民的日益增多又开始逐渐下降。
第二，移民增加了输出国民众的收入，他们出于养老需要而大规模置地，由于外出务工收入远高于种地收入，这些地皮一般被闲置起来。当地闲置土地的增加，使得其他劳动力无法依靠种地为生，因此不得不寻求其他谋生手段，比如外出打工。
第三，移民之后，当地劳动力变少，人少地多的情况，导致农业生产的机械化，以资本密集化方式来经营农业生产，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取代过去较为依赖劳动力投入的农业生产，小农经济无法与大规模农业经济展开竞争，小农户失业，被迫外出务工。
第四，大量的移民，在当地产生了外出务工的传统，而安土重迁者反而会被视为懒惰不思进取，从而给人们外出务工增加了动力。
第五，外出务工者一般是人力资本相对较高者，持续的劳动力外流导致输出国人力资本的枯竭以及输入国人力资本的丰裕。久而久之，输入国的经济持续增长，而输出国的经济发展则趋于停滞，促发进一步的人才外流。
第六，社会标签。在输入国内部，一旦在特定职业中工作的国外移民达到一定数量，这些工作在文化上就被定义为“移民类工作”，本地工人不屑于从事此类工作，进而促进了输入国对从事此类工作的国际移民的结构性需求。
因果累积理论的基本假设。
（1）输出国和输入国内部因为国际移民而引发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变迁，给予人们继续流动的强烈动力，并不受单纯的外部控制和制约的影响，累积效应所产生的反馈机制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政府的干预。
（2）即使在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时期，政府也很难控制国际移民并将国内劳动力吸引到曾经由移民从事的职位上。因为本地工人的价值观已发生了变化，他们将移民从事的工作“污名化”，而不屑从事，进而强化了这类工作对外来人口的需求。
（3）将某类工作定义为“移民工作”，缘于外来人口集中从事此类工作。一旦移民明显集中于某一类工作，不管这类工作本身的性质如何，它都将很难再吸引到本地工人就业。
三 移民的社会适应理论
移民的社会适应理论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包括古典同化论（Assimilation），多元文化论（Multiculturalism），以及分层同化论（Segmented Assimilation）。
古典同化论认为移民会自愿与当地的主流文化融合。随着在当地居住时间的增加、语言及文化的适应、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善，移民终将融入输入国的主流社会。同化论的代表性观点来自美国社会学家帕克（Park and Burgess, 1921）。他将移民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相遇、竞争、适应、同化，并认为这四个阶段是单向发展、不可逆转的。
古典同化论观点主要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居美国的中东欧和地中海国家移民的经历，这一理论源于对一直留在美国，并经历了上述所有或部分同化阶段的那部分移民的生活经验的总结。批评者指出这一理论并不适用于未被同化的少数民族，例如非白人移民群体，而且无法解释移民的回流现象。由于上述不足，这一理论逐渐被其他理论所取代。
多元文化论强调来自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移民是难以被彻底同化的，移民群体会在保留自身文化独特性的基础上逐渐适应输入国的社会主流文化（Glazer and Moynihan, 1970）。
分层同化论则认为，移民的社会适应过程是多元而不是单一的。移民既可能彻底抛弃本族裔的文化而融入输入国社会的中上层，也可能抛弃本族裔的文化而融入输入国社会的底层，还可能有选择地与输入国文化同化，或者利用本族裔的资源及文化优势融入输入国的主流社会（Portes and Zhou, 1992）。
四 移民后果理论
经典的国际移民理论主要旨在解释移民行为的起因及其延续，并将国际移民视为由输出国向输入国的单向度的流动。相应地，学者们对于国际移民后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移民行为对于输入国的影响。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际移民的数量和规模持续增加，他们回馈输出国的行为也不断增加，促使学术界开始关注移民行为对输出国的影响。有关国际移民的汇款研究便是从这个角度弥补了传统的移民研究仅关注移民对输出国影响的不足。此外，移民行为对移民本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以及对其社会行为的影响，也是移民后果研究的基本主题。
（一）移民对输出国的影响：移民汇款研究
国际移民汇款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汇款动机研究以及汇款效果研究。
1．汇款动机
对于汇款动机的研究，学者们主要有如下观点：一种认为移民出于利他动机而汇款，目的是为了满足家庭成员在家乡的日常生活所需（Bracking, 2003）；第二种观点认为移民汇款主要是出于利己动机，主要用于个人在家乡的发展（Durand, Parrado and Massey, 1996）；第三种观点则以家庭为分析单位，认为做出移民决定和汇款决定的主体是家庭，家庭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安排部分成员移居国外，其他成员留守本地，移民者和留守者之间建立了一种隐性合约，移民者的汇款和留守者在当地的收入，均用于满足家庭成员的基本需求和共同利益，目的在于使家庭的收入多元化和风险分散化（Piore, 1979）。
2．汇款效果
对于汇款效果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移民行为导致输出国对国际汇款的依赖，导致当地经济发展缓慢（Dinerman, 1982; Reickert, 1981）。这是因为移民汇款主要用于非生产性的目的，如家庭生计、住房修葺以及购买消费品等。这些汇款用途提高了家庭对物质生活水平的期望值，却并未提供能够持续满足此类需求的手段，导致家庭除了继续向国外移民之外别无选择。另一些学者侧重研究国际汇款对于输出地社区发展的积极作用（Arnold, 1992; Durand and Massey, 1992）。他们认为国际汇款虽然主要用于消费，但是客观上拉动了输出国的内需，增加了当地百姓的就业机会，由此引起的工资收入的提高促进人们更多地消费。此外，移民汇款中的一部分也被用于生产性投资，而决定汇款被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因素，既有家庭方面的，也有社区方面的（Durand and Massey, 1992; Massey and Basem, 1992）。家庭方面的因素主要指家庭的生存战略决策；社区层面的因素，主要指社区的资源和基础设施等有利于生产。例如当地是否有足够的可耕地，运输及通信等基础设施是否完备，以及与地方市场的联系是否紧密等。
对于国际汇款究竟对输出国社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何种作用，波特斯进行了系统的总结（Portes, 1978）。他认为移民汇款的作用之好坏，主要取决于移民类型。对于短期性移民，由于其移民行为是暂时的和策略性的，主要为了满足自身和家庭在家乡社区的长远发展，其回流后会将自己在国外积累的资金、技术和人脉等资源用于家乡的建设；对于永久性移民，其对输出国的影响则多是负面的，因为其移民行为导致了当地的人才流失，而且他们移民后不再与家乡保持长期联系，对家乡进行汇款和投资的动机也较低。
（二）移民对移民者本人的影响
1．对生理和心理健康的影响
有学者研究了移民在输入国的社会支持程度与其血压的关系（Walsh and Walsh, 1987），发现社会支持程度与移民的血压正常与否具有显著关联，其相关程度仅次于年龄。拥有较多社会支持的移民，其血压相比拥有较少社会支持的移民要更趋于正常。
还有学者的研究表明，虽然移民在输入国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可能不利于他们的健康状况，但他们在死亡率以及反映生理及心理健康的各项指标上均优于输入国当地出生的人口（Hayward and Heron, 1999; Singh and Siahpush, 2001）。对于此类现象，学者们倾向于用“健康移民假定”进行解释（Palloni and Morenoff, 2001）。这一假定认为做出移民决定的人群是一个具有自我选择性的群体，他们的健康程度要高于输出国及输入国民众的平均程度。但由于目前研究所用的数据均来自移民输入国，并且是在移民行为发生后收集，因而无法对上述假设进行直接检验。学者们转而通过比较不同阶段移民的健康状况，考察移民对健康状况的影响。结果发现，伴随着移民而产生的同化过程，对移民健康具有不利影响，具体表现为移民的健康状况随着其在输入国停留时间的增加而逐渐变差（Abraido-Lanze, Chao and Florez, 2005; Landale, Oropesa and Gorman, 2000）。有学者对此类现象的解释为离开家庭所导致的社会支持减少的结果。因为与结伴移民者相比，单独移民者心理失调的可能性更大（Lu, 2010）。
2．对生育行为的影响
早期对于移民生育行为的研究多以同化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认为随着移民时间的推移，移民的生育行为将变得越来越与输入国（多为发达国家）民众的生育行为一致（Gans, 1992）。由于移民多来自高生育率国家，一旦置身于低生育率的发达国家，他们的生育率将会下降。
后来的研究发现，移民的生育行为不可一概而论，生育模式可能取决于该移民群体在输入国的机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以及输入国的特殊环境下所表现出的独特性（Thornton, 1995）。例如许多研究发现，生育行为与贫困、缺乏经济发展机会有关，或者是因为研究对象所处的文化环境对于多生多育持鼓励态度。
五 小结
我们可以用Massey（1990b）提出的框架对上述西方移民理论做一个小结。Massey认为，分析移民行为需考虑四方面的因素：①输出国的结构性力量；②接收国的结构性力量；③通过移民国外对上述结构性因素做出反应的个体的动机、目的以及抱负；④将输入国与输出国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与经济结构。结合上面的理论回顾，我们不难看出，世界体系理论解释了输出国输出移民的原因；世界体系理论、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以及新古典经济学的宏观理论则解释了发达国家吸收移民的原因；社会网络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则可以解释输入国与输出国之间的结构性联系；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理论以及移民的新经济学理论分析了人们成为国际移民的动机；原因累积理论则阐述了因移民国外而导致的个人动机以及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移民成为一个自我延续的过程。
第二节 中国的移民研究
如果中国的移民研究仅仅从“移民”这一概念的提出开始追溯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探究其理论渊源以及研究基础，更无从拓展后续的研究。从“移民”的定义上看，不同的文献和学者对移民的定义各有不同，但基本上都强调两点：一是移民实现了地域空间上的迁移，二是移民在输入地有一定时间上的居留（葛剑雄，1993, 1997；孙嘉明、王勋，2006；任柏强等，2011）。但这些对移民的理解大部分有赖于对国际移民的研究，而忽略了同样具有影响力的大规模境内移民。基于这一缺漏，文军（2004）认为给出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移民定义十分必要。他指出，不管是移民出境还是移民入境，是国际移民还是国内移民，“移民”都是以重新定居（Resettlement）作为最终目标的，这是“移民”区别于人口流动（Mobility）或人口迁移（Move）现象的主要标准。而中国的移民研究不仅包含跨境的国际移民研究，更包含那些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渠道实现区域转移、获得相对稳定工作和固定住所，且在主观上具有长期定居意愿的群体。后者将是本节研究的重点。正是沿着中国移民研究的这一思路，其理论回溯则需要追溯至流动人口研究和农民工研究。换言之，这两项研究的发展是中国移民研究的前身之一，而研究脉络的发展是时代变迁的必然结果。
回顾中国的移民研究历史，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
一 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的研究将移民视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迁移，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剩余劳动力的迁移途径、迁移的规模和历史，以及移民迁移的原因。
这一阶段的研究以刘易斯的“两部门”经济（刘易斯，1989）为前提，假设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争论的焦点在于到底是转移到乡镇企业的工业部门还是城市的工业部门，这可以称为两部门研究阶段。沈益民和童乘珠在西方迁移理论的基础上回顾了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过程，并将中国的人口迁移历史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中国秦朝以前人口迁移的考古发现和文献传说；第二个时期是自秦汉以来至新中国成立前的人口迁移；后两个时期的重点则放诸新中国成立以来和改革开放之后的人口迁移（沈益民、童乘珠，1992）。沈益民和童乘珠的研究虽然仅是初步的历史研究，但他们正试图寻找人口迁移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做了探索性的说明和讨论。而段成荣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人口迁移的类型进行划分，并分析了人口迁移的原因以及人口迁移所带来的影响。他认为自然环境、社会、婚姻家庭和经济方面的因素都会成为人口迁移的原因，同时人口迁移行为对迁入地、迁出地以及迁移者本身都会产生巨大影响。较为引人注目的是，段的研究中还分析了迁移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家庭结构和婚姻状况与迁移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虽然只停留在表面并未深入挖掘，却开了国内人口迁移定量方法使用的先河（段成荣，1998）。
同时，这一阶段的其他研究还集中在对迁移原因的探讨上，其思路基本上是遵循莱文斯坦的“推拉模型”前进。但很多学者认为，这种剩余劳动力式的迁移其结果虽然是推力与拉力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其中“推力”的作用更为显著，主要原因是产业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比较利益所导致的经济收入差别。总体而言，来自农村推力的有：收入水平太低、缺乏发展机会、太穷；而来自城市的拉力有：收入高、外出见世面、生活方式吸引人（宋林飞，1995；杨宏山，1995；李强，2003）。另有一部分学者则支持理性动因结构论，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是“生存压力”和“理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黄平，1997；文军，2001）。
二 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的研究将移民视为管理对象，研究的重心放在移民群体的教育、管理和控制上。
关于中国移民的教育问题，学界的研究分别从就业培训和安全教育两方面予以关注。刘玉辉和李多全认为，制约中国移民培训的首要问题是重视不够、投入不足，政府部门垄断了大部分移民培训市场，导致中国移民的培训市场在总体上呈现出专业化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局面，易挫伤移民培训积极性。对此，他们所提出的对策与建议是：建立和健全多层次的移民培训体系；完善培训资金投入机制，使政府、企业、农民工和金融机构四方的资金投入相整合；健全和规范移民培训市场，并且增强移民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刘玉辉、李多全，2003）。冯桂林和朱玲怡基于对武汉市农民工就业培训的现状调查，认为移民的就业培训渠道虽多样化但仍存在诸多误区，他们指出移民的培训不仅要以满足实际需要为目的，而且还要与时代科技发展水平相协调；移民群体不仅要学技艺，还要突破传统观念，具备健康的心理，切实提高自身的素质（冯桂林、朱玲怡，1996）。而移民的安全教育问题则主要是针对煤窑、矿山、建筑工地等高危行业务工的移民群体，许多研究者都对其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性意见（邹慧夫，1995；郑志中，1997；刘荣芳等，1997；秦义宝，1999）。关于农民工的管理，胡永利认为应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基层管理。他提醒管理部门要彻底转变视外来人口为负担与压力的错误观念，按照以人为本的精神实现个人与社区群体、社区环境的良性互动（胡永利，2001）。另有学者则认为对移民的管理范围还应关注其行业管理，建议对移民的管理应以国家法规政策为准绳，建立起严格的约束机制；切实抓好现代化、科学化的全方位控制管理；认真对待并严格按章处理民工工伤事故，以便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安全生产（杨学谦，1999）。
此外，对移民群体社会问题的预防和社会控制也是这一时期中国移民研究的重要内容。学者们认为移民群体带来的主要社会问题是犯罪，而犯罪的原因主要有：脆弱的心理素质、巨大的文化差距和弱化的管理系统等。他们指出严厉的打击并不治本，而是需要采取一系列的社会控制措施。一方面各级各类社会组织运用社会规范及其相应的手段和方式，对其社会行为及价值观念进行指导和约束，促使其遵循社会规范；另一方面防范、阻止越轨行为的发生，并对越轨者施以社会惩罚和重新教育（陈月，1997；牟君发，1998；殷一兵，1998；王海堤、汪玉亭、魏建斌，2000；江立华，2002）。胡书芝、罗忆源通过对武汉市农民工游民化问题调查，认为城市移民的游民化表现分三类：越轨行为、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同时提出了解决的对策，如应制定特殊的管理制度或规定，为流动人口提供一个稳定的发展空间，以及对其加以科学地引导：加大社会投入，增加社会控制成本等（王春光，2001；胡书芝、罗忆源，2001）。
三 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的研究将移民视为弱势群体，研究内容体现了学界对移民群体的社会关怀。
由于中国户籍制度的存在，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移民在社会中受到社会发展的先天性制度的整体排斥，阻碍了他们的迁移（徐林清，2002；李强，2003）。因此，许多学者将这样的移民定义为城市“边缘人”，即城市社会生活中居于边缘地位的特殊群体。造成边缘社会地位的制度性因素主要有：户籍制度、产权制度、现行的城市管理体制。非制度性因素有：在城市里农民工缺乏可靠的、能为自己提供帮助的亲属邻里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网络；没有可资利用的稀缺资源或特殊等价物参与到城市更广泛的社会交换中；受教育的程度低；面对陌生的城市生活，心理准备不足；城里人的歧视；城管人员态度粗暴等（张敦福，1998, 2000；徐艳，2001；聂爱霞，2002；李强，2002；罗惠缙，2003）。唐斌则认为，移民不仅是城市里的“边缘人”，而且是城市与农村的“双重边缘人”，他们对农村和农业的感情依恋正在丧失，在城市和农村间作“钟摆式”的流动（唐斌，2002）。继而有学者提出将城市移民作为一个独立的、特殊的社会阶层，认为转型期的中国出现了“新二元社会结构”甚至是“三元社会结构”（谭建光，1996；孔维军，2001；甘满堂，2001a）。
这一时期对移民在城市中生存困境的研究较为充分。在政治方面，移民的困境表现为难以行使应有的政治权利。由于我国公民政治权利的行使必须按照户籍登记来进行，对于不具备城市户口的外来人口，这一权利根本不可能在居住地即城市行使（迟淑清、张丽宏、李健，2006）。有学者认为制约其中的原因有：经济弱势、政治参与意识薄弱、制度滞后、职业的不稳定性和文化程度过低（周柏春、孔凡瑜，2010）。另外有学者指出，移民自身也存在与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要求不尽一致的公民意识问题，主要表现为主体意识不足，权益意识不强，责任意识不强（郭文亮、汪勇，2008）。
在经济方面，移民的困境表现为经济地位低，劳动权益与社会保障缺失。移民通常会面临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差、工作保障少、工资水平低等状况。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城市的移民在劳动就业时大多数只能进入收入低、工作环境差、福利差的次属劳动力市场，劳动权益时常受到侵害，经常面临各种职业问题，如就业缺乏稳定性，失业率高；大多没有订立劳动合同，或劳动合同签订质量不高，劳动的权利与义务无法明确；劳动时间长，劳动报酬低；劳动保护标准低；就业受到歧视等（周大鸣、秦红增，2004）。对此，邓可祝和范圣兵（2002）分析了相关原因，认为主要责任在于政府部门与劳动力市场对移民的忽视。另外有学者指出应增强移民的团队意识，提高他们的组织化程度，通过建立工会、加入协会等形式，充分依靠组织力量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薛昭，1998；阎启义、隋海燕，2002；刘家鑫，2002）。更多的学者则从社会制度层面入手关注城市移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对此，郑杭生和洪大用的建议是：在确立移民合法地位的基础上，加强宏观调控与微观管理，推进立法完善（郑杭生、洪大用，1994, 1995）。郑功成则认为对城市移民只有采取分类分层保障的办法，才能有效保障农民工的权益（郑功成，2002）。另外，有些学者还就城市移民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障等问题做了专门的讨论，并对侵害该群体权益的一些个案做了深入的剖析（郭薇、董青，1997；蒋晓红、卞红霞、刘霞，1998；王平，1999；贾春华，2001；杨维松，2002；崔红志，2003；慈勤英、杨慧，2003）。
在文化方面，学界重点关注了移民的心理层面和价值态度，以及这一群体的消费情况。郭正林、周大鸣通过对湖南嘉禾县钟水乡一个外出务工为主的村落的剖析，认为对于不发达的村落社会，外出务工是农民体验工业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提高现代性程度的基本途径和动力（郭正林、周大鸣，1996）。周晓虹认为农民工的流动经历与城市生活体验是促成农民现代性必不可少的方面（周晓虹，1998）。陶兴林等认为，由于乡土意识和现代都市文明的双重作用，城市移民的思想与心理具有复杂性、矛盾性与不平衡性，因此要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彻底打破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全面提高他们的素质（朱启臻，1996；陶兴林，2003）。另外，还有学者致力于城市移民的心理卫生方面的研究（孙建中、李曼琴、吴兰兰，1999；罗惠缙，2003）。在移民消费行为方面，有研究指出城市移民会把挣来的钱带回家，这对于提高农村家庭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成为今日中国农村家庭资金积累的主要渠道。这一行为同时也表明移民虽然身在城市，但很大一部分的消费行为仍然发生在农村。但另一方面，移民的消费又不可避免地参照城市消费方式，只是现实的情况离现代化城市生活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李淋、冯桂林，1996；冯桂林、李淋，1997；李强，2001a）。
在生活方面，许多学者的研究重点集中于移民的职业流动、家庭模式和子女教育等问题。关于移民的职业流动，李强将其区分为初次职业流动和再次职业流动。他通过对实证调查数据和材料的分析证明，移民的初次职业流动实现了职业地位的较大上升，而再次职业流动却基本上只是水平流动。而移民群体再次职业流动地位未能上升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缺少地位积累、地位继承和社会资源（李强，1999）。刘精明则基于1996年的全国性抽样数据，集中讨论了移民职业流动的转移率，并分析了制度变迁、人力资本和生活经历对农民职业转换的影响（刘精明，2001）。周运清和王培刚的研究则主要分析了移民进城方式的选择和职业定位，并在实证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该群体职业流动的特点。他们认为：迁移到城市的移民大部分从事体力劳动，职业流动以水平流动为主，呈现出越来越频繁的趋势，男性比女性更易流动，但他们缺乏足够的社会资源积累，也缺乏良好的管理体制和服务机制（周运清、王培刚，2002）。对于家庭模式的研究，李强认为，移民家庭模式以分居为主要特征，具体表现为五种基本模式：单身子女外出型，兄弟姊妹外出型，夫妻分居型，夫妻子女分居型和全家外出型。而这些分居的家庭的稳固是基于在外移民对家庭经济的支持，由此也反映出中国传统家庭观的精髓（李强，1996）。周大鸣则关注了城市移民大家庭的变化情况，他强调了家庭的合作性，认为外出务工使得城市移民家庭从“分”走向“合”, “联邦式家庭”和“轮伙头”的家庭模式将会增多（周大鸣，1999）。而围绕移民子女的研究则大部分关注其教育问题和生活状况（郭彩琴，2001；周大平，2003；周大鸣、程麓晓，2009；李晓燕，2011）。
四 第四阶段
这一阶段的中国移民研究开始正式步入移民研究的范畴，而将其视为完整的移民系统。如果说前期的研究中“移民”还仅仅属于“流动人口”或“农民工”的范畴，那么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流动人口”和“农民工”则被纳入了移民研究的视角之中。文军在《论我国城市劳动力新移民的系统构成及其行为选择》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我们应该将农民工研究纳入移民研究的范畴，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在城市定居的愿望和追求，只是由于严格的户籍管理和城乡分治的格局人为地阻止了他们的自由流动和移民愿望。文军同时也提醒我们，目前中国城市中的移民的构成并不完全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其他中小城市的下岗职工。在他的研究中，劳动力新移民本身就构成了复杂的“移民系统”，存在着宏观、中观和微观三重结构。宏观结构是指移民系统所处的社会制度环境，中观结构是指移民系统构成的社会网络，而微观结构则是移民系统具备的社会资本，三重结构都会对移民的行为选择产生影响（文军，2005）。围绕文军提出的三重结构，不同的学者也发展出各自的研究。宋林飞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切入，研究作为城市移民的农民工在面对新环境时面临的文化矛盾现象。他认为文化矛盾来源有三：一是结合紧密、以家庭和社区为纽带的乡村文化，与更加注重个人奋斗、更加注重竞争的城市文化的冲突；二是重视情谊的乡村文化，与讨价还价的市场经济理性文化的冲突；三是平等的乡村文化，与歧视性的城市亚文化的冲突。他同时提出了构建城市移民社会安全机制的必要性（宋林飞，2005）。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张文宏主持了一项名为“城市新移民问题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收集了2007年上海城市新移民的调查数据，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一文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及其现状进行了探讨。分析发现，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包含着文化融合、心理融合、身份融合和经济融合四个因子；从社会融合程度来考察，城市新移民的总体水平偏低；从具体影响因子来看，体现出心理融合、身份融合、文化融合和经济融合依次降低的趋势。相对较高的心理融合和身份融合程度，反映了作为新移民聚居地的上海为新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提升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而相对较低的文化融合和经济融合状况，则反映出“城市文化”的多元化和宽容性以及城市生活成本迅速增长带来的社会融合障碍。因此，要实现新移民与本地居民的高度融合，需要新移民、本地居民和政府等多方行动者的共同努力（张文宏、雷开春，2008）。《城市新移民社会认同的结构模型》一文是根据亨廷顿关于社会身份的分类模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统计方法，通过群体认同、文化认同、地域认同、职业认同、地位认同等对城市新移民十分重要的五种社会认同类别，探索移民社会认同的内在关系结构。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移民的社会认同呈现出一致性认同与差异性认同并存的关系结构。同时，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打算与其采纳本地节日的状况和他们对子女的期望之间均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张文宏、雷开春，2009）。魏永峰也采用该课题的数据资料，考察了人力资本理论、社会资源理论、弱关系理论、强关系理论和结构洞理论如何影响城市新移民的职业获得。他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均对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获得发挥重要影响，但社会资本比人力资本的影响更大；而强弱关系理论和结构洞理论对城市新移民的职业获得并没有影响。其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社会资源理论、弱关系理论、强关系理论和结构洞理论对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个人职业获得具有不同的解释效力（魏永峰，2010）。作为课题成员之一，雷开春运用调查数据比较分析了总体社会资本与本地社会资本对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影响。他的研究发现，尽管本地社会资本更有利于城市新移民的总体社会融合，但其作用的大小和方向却有所差异。这表明，城市新移民社会资本的本地化是理性选择的结果（雷开春，2011）。
其他学者对城市移民的研究大多也没有离开文军所提出的“三重结构”的视角。康建英基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角度分析了农村向城市移民过程中的贫困现象。他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给城市贫困带来输入性影响。与城市制度内人口、知识移民和财富移民相比，农民移民群体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水平方面的低下是其在城市贫困的主要致因。因此，政府只有通过加强积累个人资本的方法才能消除农民移民过程中的贫困化现象（康建英，2009）。孙秀林则是通过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来透视城市移民的政治参与。他采用2009年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实证地验证了社会网络对于城市移民政治参与的效果。其研究结果显示，“拜年网”的规模对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具有负向的效果；“讨论网”的规模只对城市移民群体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社会参与网”表现出了非常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城市移民群体的“社会参与网”比上海户籍居民具有更强的正向效果（孙秀林，2010）。另外有学者以失地农民、旅游劳务移民等为例来研究城市新移民（叶继红，2010；洪颖、王晨娜，2011）。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代际差异和农民市民化问题也是学者们热衷探讨的主要内容（谢建社，2007；王兴周、张文宏，2008；侯力、解柠羽，2010；李然，2011）。
五 中国移民研究评介
通过以上理论发展和研究脉络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移民理论有其牢固的理论体系框架，并且倚靠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等丰富的学科视角，提供了移民研究的基本范式。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移民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为理论注入了新的内容，而这些都将为中国的城市移民研究提供深厚的理论基础。中国的城市移民研究虽发源甚早，但初期研究大多仅限于移民历史与规模的探讨。直到人口大规模迁移现象的出现，城市移民研究才开始沿着西方移民理论研究的范式展开。发展至今，中国的城市移民研究成果斐然、内容丰富，并且伴随着中国体制转型和社会结构的变迁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其中仍存有若干不足，在此提出并探讨之。
（1）中国的移民研究虽然起源时间早，研究内容和阶段也随着时代发展层层递进，但先前的研究并没用采用“移民”的概念，使得整体的研究虽然丰富但是松散，无法完全纳入移民理论的分析框架中。
（2）将流动人口研究与农民工研究纳入城市移民的研究范畴是研究进程的必然趋势，虽然这一转变实现的时期较晚，但是也诞生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成果。必须指出的是，移民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劳动力移民仅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通过智力、财富和婚姻途径实现移民的群体也十分庞大，并对中国的城市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当前中国的城市移民研究仍然集中于对劳动力移民的研究，对其他类型的城市移民却鲜有探讨。
（3）当前中国的移民研究基本上是将移民视为静止的客体，分析的是静止的事件，而没有看到移民是个长期并且反复的过程，也没有看到移民行为所带来的长期效应。城市移民中动态视角的缺失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4）纵观中国城市移民研究的内容和脉络，不难发现大多数的研究都致力于探讨移民行为对输入地和输出地的影响、移民的现实境遇以及角色分析。虽然城市化与市民化是研究的必要内容，但多数研究者都忽视了移民行为对移民自身及其人生发展和生命历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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