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科学知识社会学中关于风险社会建构的讨论

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关注风险知识如何在社会中形成，核风险意识的形成受到哪些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在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关于核风险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非专家知识与专家知识的对立方面。

贝克与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中的风险是真实的、普遍的及不可管理的。而在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中一批研究者（Wynne, 1996; Irwin, 1996, 2001; Jasanoff, 1999; Yearley, 2005）从建构主义认知论的角度讨论风险。他们均强调大众掌握的非专家知识对于认知以核风险为代表的现代风险的重要性。而关于民用核能的争论一直以来被核工业企业及政府部门视为核“专家”和感情用事的大众之间的分歧。

1．定义关于风险的非专家知识

在讨论非专家知识和专家知识的鸿沟以前，我们先来看看作者们是如何定义非专家知识的。贾瑟诺夫指出，在美国非专家的构成从来没有被适当地定义。但是美国法律确实定义了谁能被认定为专家。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把非专家定义为没有获得专业的教育、技能、知识或经验的人（Jasanoff, 1998）。贾瑟诺夫同时指出这种定义的问题所在：一些非专家可以通过处理自己身边长期存在的风险而成为处理某种情境的专家，例如造成生命危害的疾病或潜在的环境危害；而专家有可能对于某一方面的风险情况掌握大量的知识储备，但在其他相关联问题上却只能被称为门外汉。温认为非专家的风险知识来自他们的文化背景和每日的生活经验，同时受到他们无知（Ignorance）的影响（Wynne, 1996）。温认为普通大众和专家拥有不同的风险知识，但这两种知识应该受到平等的重视。但是大众所掌握的知识被忽视，同时大众也对自己所掌握的知识缺乏认识。对于风险的科学定义被认为是“客观的、自然的和通用的”，而大众的知识被认为是主观的、狭隘的和具有情绪性（Wynne, 1996）。温所做的著名的“牧羊人”研究有力地证明了他的论点。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以后，放射性物质对英国境内威尔士的羊群产生辐射。科学家通过一系列的实验证明，受辐射的羊群可以在6周后代谢掉体内的辐射物质。建立在这一系列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英国政府强制牧民延迟出售羊毛和羊奶。然而在此后的6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里，一部分羊还是无法代谢掉体内的核辐射物质。牧民因此支付高额的饲养费用，却始终无法出售羊毛和奶制品，从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在这个事件中，温认为当地牧民的生活和生产经验被忽视了，他们对风险和科学的认知没有被重视。因此，在大众是否因为没有掌握足够的科学知识而担心科学技术风险的问题上，社会学界一直存在分歧和争论。分歧和争论的重点在于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是否应该被强调。

2．信任

贝克、吉登斯以及温对大众科学知识的争论不可避免地涉及大众风险认知和建构问题中的另一个核心概念——信任。与贝克相比，吉登斯把更多的笔墨放在讨论与信任相关的理论问题上。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信任关系的转变（从更加习惯性的有信心转变为有选择性的积极信任）（Giddens, 1990, 1991）。基于这种信任关系的转变吉登斯区分了前现代化（Simple Modernity）与后现代化（Post Modernity）。在后现代化中，吉登斯认为专家需要积极争取更有识别能力和反思能力的个人对专家体系的信任。这也正是温与吉登斯关于“信任”概念的最大分歧所在：吉登斯认为大众是因为掌握了科学知识，因而对技术的风险产生质疑；而温认为大众是否信任技术的安全性并不仅仅与他们的科学知识相关，更为重要的是与他们所处的社会背景相关，具体指他们对政府机构和技术部门及专家的依赖（Wynne, 1996）。萨森其在比较分析了贝克、吉登斯和温对风险和信任的论述后提出信任除了思想认识上所体现的区别外还带有强烈的主动表现性（Szersynski, 2009）。对别的事物表示信任应该更好地被理解为一种人们把负责任的态度融入关系中去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意识。简单来说，当我们表达对某个人的信任时，我们不仅仅是出于思想上和对过往经验的反思而作出的意识上的选择，同时我们希望通过表达对这个人的信任而使这个人在行动上表现得更为可信。萨森其所强调的正是信任的这种积极作用。因此当人们通过语言表达信任的时候，这种语言体现了不同的功能，不只是形容这个世界，或表述角色或身份，而是要尝试改变世界。所以当人们表述与风险、信任和不信任相关的话语时，应该避免简单地把这种话语看作大众对风险的态度，这些话语还表述了人们期望去做或获取事物。关于信任认识上的分歧和积极作用的详细内容和分析过程我将在第六章结合案例进行讨论。

3．对于客观的风险评估的批判

与非专家知识不同，专家知识被认为是对于风险的客观认识。风险评估作为计量风险的方法被引入政策制定的过程（Yearley, 2005）。政策制定者利用风险评估决定风险控制的成本。但是耶利认为用风险评估的方式计量风险存在严重问题。第一，不同领域的风险难以进行有效的比较。例如，不应该用同样的标准计量来自交通、工业和农业的风险。第二，每一个领域的风险评估获得的数据来源相差很大。例如，来自交通事故的经验数据远多于来自核事故的数据。第三，风险难以量化。例如，我们很难客观地决定多少例严重性伤害等同于一例普通的死亡。

通常在风险评估中符合标准条件的男性被用来代表平均人（Average Person）。耶利用汽车气囊的例子来说明平均人在风险评估中存在的问题。在美国被用以进行撞击测试的平均人是体重大约为78公斤的标准身高的男性。撞击结果是设计机动车气囊的依据。但是，事实上高于或矮于平均人的司机在事故中反而会被气囊所伤。很明显，利用平均人代替各种乘客来进行风险计量给人们的安全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由于客观的风险评估存在着大量的技术问题，因此关于风险的科学看法并不是普遍的，也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正确的，那么就不可能存在完全客观的或科学的风险认识。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角度，风险被认为是社会建构的。在这个学科背景下风险是由文化、历史和政治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形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