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今天，我们都生活在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称的“风险社会”。当我们努力地和充满不确定性和恐惧性的新科技共存，当我们评估它们对人类自身、国家经济和生存环境造成的冲击，或者只是简单地比较不同类型的癌症疗法和能源产品的优缺点时，我们发现通过统计的方法所计算出来的概率几乎不能帮助我们作出准确的决定。社会科学学者并没有神奇的魔力去破解这些关于不确定性的困局。但是他们可以做大量的工作去区分不同的科学技术所存在的风险如何被不同的社会行动者所认知。通过这些研究社会学学者指出在社会范围内的咨询和磋商对于政策制定有积极的贡献，并在特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推动更有效的风险治理。即使政府和大公司有权在不咨询民众的前提下作出决定，但是他们为了避免暴力反对（例如欧洲对于转基因作物的反对），通常会通过更民主的方式把大众纳入咨询和协助的政策制定程序中来。
方芗关于广东韩江上游拟建内陆核电站引发争议的研究既是一种创新又充满吸引力。方芗通过丰富的资料和富有话题性的案例研究说明在中国核电风险如何被不同的行动者（从领导人到农民，从技术专家到网民）认知与协商。她的研究对于福岛核危机后的风险治理和核电工业的风险管理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相关研究在东亚社会已经变得非常重要，大量的研究者已经获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来自中国方面的相关研究却非常缺乏。正如方芗所述，与核风险相关的研究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关于风险的研究中最受欢迎的案例。同时，在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这些国家和地区都进行了大量的核电投资），科学技术学的学者均致力于对风险治理中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研究，特别是核电工业中所牵扯的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但是方芗指出，在中国关于核电的话题尚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在社会科学领域也需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因此，她的研究无论是在实证研究还是理论探讨方面均有突出而卓越的贡献。在实证研究方面她的案例研究体现了优越的时效性，在理论探讨方面她把关于风险认知和风险治理等理论的讨论引入中国社会学研究中来。而在方法论方面她摒弃了传统的定量的数据调查方法，进行了定性的、细微深入的民族志分析，去解答人们在不同的权力位置上如何思考风险与利益的关系，如何谈判，信息如何传播、吸收或被排斥，最终如何通过磋商而形成决策。
一个在核电发展上的决策总是无可避免地引发社会和政治上的紧张关系。核电科技本身就牵扯着风险、利益、经济、环境、政治和道德问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关于风险和利益的认知在不同的行动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何种差异？显然，国家领导者或者核工业企业的带头人对于发展核电所带来的风险和利益的判断有别于土地将被核电项目所征用的农民、地方政府的官员或代理人
。高科技的魅力和“放射性”让核工业产生了让世界各国政府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它是国家的骄傲和科技成就的代表。对核能进行开发利用的能力传递着一种信息：代表着现代化的先进的国家形象。国家具有开发利用核能的能力就意味着树立了有责任、有效率、成熟的国际形象，从此进入先进国家的行列。进入“高级俱乐部”需要一个超越国家的国际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批准。“俱乐部”成员需要展示的并不仅仅是超强的科学技术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可靠的管理和控制机制，既能充分发挥核能无与伦比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它潜在的危险。
核能的潜在危险在规模和影响范围上往往都超出人类的预期。切尔诺贝利到现在为止还是一片被污染并荒废的区域。因为安全问题，直到2013年建筑工人才被允许在原来已经废弃的石棺外重新修建一个密封的混凝土石棺。福岛核危机产生的放射性废料和仍在渗透的废水不仅毁灭了当地生物及其生存环境，并且被认为是“日本的陷落”，“根据不计其数的媒体和政府分析……行业标准制定者与工业企业之间的共谋关系阻碍了应有的强制监管，国家的核工业象征着骄傲自大的文化，同时国家阻止媒体进行批判性的有洞察力的报道”。日本人感觉到了背叛：他们的政府错误地估计风险，还让居民以为政府能保证他们的安全。福岛灾难并不仅仅引发环境危机，还引发了政治合理性危机。
除此之外，还有小型的但是更为经常性的核电事故。例如，2008年在法国特里斯坦核电站发生的放射性污水小量泄漏，导致当地的酿酒商更改葡萄酒的商标（把Cotes de Tricastint改为Grignan-Les Adhemar），从而避免消费者害怕辐射污染而不购买当地的葡萄酒。其他的核电站带来的对水产品或海产品的影响，或者枯水期冷却水量不足所导致的核电站发电量减少等问题更是层出不穷……类似的地区性的、特殊情况下发生的偶然性社会风险并不会登上国际媒体头条。它们也不可能被作为政府、科学家或全球化核工业企业管理者对某个核电项目进行评估的依据。同样，当地方政府官员或当地居民被问到与核电有关的风险时，他们也不会认为这些特殊情况下的偶然风险真的会在当地发生。即使如方芗在她丰富的研究发现资料中所述，当地人通过各种途径（报纸、新闻、网络、家人和朋友告知）获悉这样的风险在别的核电站发生过，他们也会更关注与生活和健康相关的风险。例如，方芗在书中讨论了韩江下游的居民担心自己的饮用水受到污染，或是水产品受到影响。在核电站选址地周边的村民会因为大项目所带来的好处而兴奋；当地政府认为核电项目会使大埔县出名并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普通居民虽然不认为项目会带来生活质量上的根本变化，但是至少能带来一些实惠（例如，便宜的电价）。但是当核电站运行之后，谁能保证这些大大小小的愿望能够实现？方芗所讨论的与风险和利益相关的认知是存在背景知识的，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并会随时间点的不同而变化。但是无论核电项目上马还是只停留在计划阶段，我们都不希望它变成另一个像福岛一样的噩梦。
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在中国和其他地方核工业会持续发展下去。福岛核事故之后，许多国家暂停兴建新的核电设施，包括中国、英国和日本等。在这些国家中，即使是日本，暂停令也仅仅会持续数年。德国虽然会遵守诺言停建核电项目至2020年，但作为替代必须开始建设新的褐煤电站。在现有的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压力下，各国政府都在寻找替代能源。煤矿和褐煤一定会被取代，大型的水电大坝又存在环境生态影响，风能、太阳能和潮汐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核能暂时还是能源提供率最高且环境代价最低的能源供给形式。我们只能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科学家可以找到更安全的处理放射性废料的方法。核电现在仅占中国发电总量的2%，但是政府决定在2020年之前大力发展核电。到现在为止大量核电站依然建在沿海地区，政府正在大力推动内陆核电站建设，预计将在内陆省份建设20多个新核电站。毫无疑问，福岛核事故将给这一政策带来不小震动。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王一楠所说：“到2013年从关注核电发展的范围和数量转为关注质量和安全。”
随着中国的核电发展计划的进一步扩张，计划制订者必须处理新的技术上的风险，例如，克服在地震带建设核电站的技术风险。同时还要处理地方团体的参与问题。现在当地社团对于风险与利益的认知与当年建设核电站的沿海地区当地人的想法已经差异巨大。人们并不会因为自己处于劣势（缺乏资源、贫穷、受教育水平低）而必须去信任高科技产品。虽然起初大众对于核电项目只是提出质疑，并没有明确提出反对，但正如方芗所述，近年来，大众对于核电项目的质疑变得更为强烈，反对的力度也有所增加。核电问题与其他形式的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和健康保护运动一起形成了公共支持，大众产生关于合理性的思考，并将一些地区性项目的开发和引发的事件引入全国范围的讨论中。方芗的研究指出，大众对核电事务的参与有增强的趋势。在某些地区，反对核电项目者已经形成地方精英与媒体的联盟，从而使参与者通过体制内参与的模式获得官方的答复。同时，方芗还指出，当地的代表（人大代表、地方政府官员、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网络的利益相关者等）不仅推动了上级政府对事件的参与和关注，同时还做好准备更有效率地为当地居民的利益和需要服务。
方芗的研究指出了中国要建立安全强大的能源工业体系所面临的许多挑战。她指出，对于国家的能源企业来说，除了要关注对风险和安全、成本与收益的科学评估外，还必须建立稳定的风险治理机制，这个治理机制一方面注重大众的意愿和权益，另一方面还必须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履行安全职责。为此，必须尽可能了解各层次的利益相关者（国家到地方）如何认知核电的风险和利益分配问题。最后方芗还为中国未来的能源发展提出政策建议：核电发展中必须提高透明度，加强政策制定者与地方团体的参与和彼此间真实有效的沟通。
爱丁堡大学 白馥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