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核风险的选题

在大量阅读与现代性、环境风险和社会相关的书籍和文献的过程中我开始清晰化自己的研究方向和选题。在社会学的角度一部分学者强调现代科学技术风险的特殊性，以及风险日益成为全球社会核心问题的可能性（Beck, 1992, 1999;Giddens, 1999）。例如，贝克指出如今人类社会必须面对的风险与以往我们有经验、可处理的风险有本质的区别。在工业化刚刚来临以及其发展过程中，人们已经依据经验设定了针对风险的保险体系。当火灾发生时，消防员可以处理；当车祸发生时，保险公司可以处理。但是如今，人类对科学技术产品的开发利用所产生的风险已经难以按现有的生活经验进行判断和评估。例如，当核电站发生事故后，按照经济逻辑操作的保险已无法对事故带来的巨大损失进行补偿，因为这类事故的发生涉及的远远不只是经济损失，还涉及医疗、心理、文化甚至是宗教等各方面的问题。吉登斯也在其关于现代性的理论中讨论了高科技风险，他把这种风险称为“被制造出来的风险”（Giddens, 1999）。它区别于传统风险，更区别于自然灾害。它是现代社会必须面对和难以解决的问题。核能作为现代科学技术最高水平的代表，被认为是能源供给的重要保证，有效遏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清洁”能源，同时又是让人恐惧和担忧的核污染制造者。在核能的研发过程中，显然其风险更多地体现在技术层面上。但是当这种高科技产品通过商业化的运营被运用到社会生活中时，我们对其风险的讨论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上是远远不够的。社会科学正是要致力于深入研究社会上的行动者是如何认知核电风险并在认知的基础上建构核电风险的。

1．核风险被广泛担忧的现状

核电作为一种高科技产品的代表，其风险一直以来是广受社会关注的议题。出于科学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理性考虑，在核能发展初期西方社会的大众被鼓励去相信核风险非常小且在科学可控制的范围内发生，是可靠的、经济的清洁能源。然而核电事故及各种泄漏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发生，公众几乎谈核色变。科学技术及政府有关部门不断重申核电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极低，并且正在运行的核电站使用了新型的核电技术，绝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故。

纵观世界各国，核能发展面临的最主要困境并不体现在技术和经济性方面，而是与大众对核风险的担忧密切相关。欧洲的核能发展在近20年来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以英国为例，1957年英国首座核电站凯尔达霍尔（Calder Hall）在并网发电一年后发生的严重火灾以及政府在事件处理中对部分真相和事故后果的隐瞒使大众对核能的安全问题产生疑问。1957年的火灾后来被学者认为是英国反核社会运动的开端。随后在1979年发生的美国三里岛事件和1986年发生的切尔诺贝利事件更是把英国核能发展推入进退维谷的窘境。凡·达晋雷（1992）的调查报告指出，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前英国有68%的民众反对核电站建设，而事件发生后的90年代初，这个数字上升为80%。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数次以能源供给危机为由考虑重新启动核能项目，均因为民意的强烈反对而被迫搁置。1995年建成投运的Sizewell B核反应堆成为英国目前为止最新的核电设施。2005年以来由于气候变化日益成为更为严重的环境危机，布莱尔政府再度把发展核能作为最佳的解决方案提上议事日程。然而7年过去了，政府、大众和核工业企业还是无法就核电项目达成一致可行的发展方案。卡迪夫大学的尼克·皮金教授的研究团队在2005年对英国1491位15岁以上居民的抽样调查显示，91%的样本认为气候变化正在发生。然而在这91%的样本中仅有14%的样本表示接受发展核能来缓解气候变化。欧洲其他国家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德国、瑞典等国已经宣布永久放弃核能发展。就连核能发电量占全国发电总量70%以上的法国也宣布不再建设新核电站。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早期，反对建设新核电站的民众比例从20%上升至60%。而一向对核能发电依赖度很高的日本，在“3·11”核事故后也宣布中止政府以前制订的能源发展计划。

2．我国大众对核风险的担忧和认知、起步及形塑

我国大众对核能风险的担忧相对西方国家的大众来说表现得比较轻微。在日本福岛发生核事故以前，可以说，中国社会对核能的风险并没有广泛和普遍的认知。虽然随着大众的环境保护意识的日渐增强，在涉及核电项目的环境影响的问题上，利益相关者提出了一定的质疑和反对意见，但从社会大众的角度看，对核能风险问题还是处于相对不关心和不担忧的状态。然而福岛核危机带来的强烈反响激发和唤醒了我国大众对核能风险的认知和担忧。《南风窗》资深记者章剑锋在题为《中国反核行动浮出水面》的文章中指出：“日本福岛核危机，让全世界的核电发展陷入困境，反核声音高涨。中国也不例外，从普通公众到科学界，原本潜在的反核力量开始面目清晰起来，声音也越来越大，他们要求信息更加透明，要求科技决策更加民主，这对高度发展中的中国核电不是坏事。”“3·11”核事故确实重创了中国核电的发展。在重大事故带来的悲剧性后果面前，人们看到了小概率风险发生时的强大杀伤力。真实发生的事故形塑了大众对核风险的认知，基于这种强烈的不确定性，担忧的情绪产生并影响着风险的建构。因此，国家不得不对大力发展核电的政策进行调整。

从世界核能发展中大众对核风险的担忧和对发展核能的抵制，以及政府在事件中的无能为力来看，似乎贝克在《风险社会》中预言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印证。“我怕”战胜了“我饿”成为主要的社会矛盾。即使在能源短缺和气候变化的双重压力下，大众对于核风险的恐惧依然使核能的发展陷入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