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商业集群研究文献综述及理论依据

第一节 集群研究文献综述

一般认为，集聚经济理论是集群理论的基础，而有关集聚的理论研究实际上并不是全新的学术问题，因为马歇尔早在其产业区理论中就已经从生产要素的角度对产业的地区性集聚做出了解释，即劳动力市场共享、中间产品投入和技术外溢的好处是集聚产生的原因。

事实上，有关集群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现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这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方面的事实：一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第三意大利”为代表的意、德、法等国家中形成部分以中小企业集群为特征的地区，其经济出现了与世界经济衰退相反的快速增长现象，这首先引起了Bagnasco等学者的极大兴趣，进行了大量研究；二是在1977年，Dixit和Stiglitiz构建了一个垄断竞争模型，该模型把规模报酬递增假定是企业内生的，从而解决了在研究产业分工、国际贸易以及企业集群现象时一直困扰着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方法和工具上的缺憾，于是出现了以Krugman等为代表的空间经济理论学者的大量理论研究成果。

一 国外集群理论

（一）关于集群的成因

对集群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1776），他在《国富论》中谈到分工与市场范围、行业发展与市场竞争环境的关系时就包含有产业集群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分工与协作利益的论述可以看作产业集群存在原因的理论依据。马歇尔（1890）认为，外部经济性与规模经济的存在是产生集群的经济动因，正是由于产业集群可以带来外部经济性，使得产业集群成为可能。

Weber（1909）最早提出集聚经济的概念，他把区位因素分为两类：影响工业分布于各个区域的“区位因素”和把工业集中于某地产生的“集聚因素”。集聚因素在经过初级阶段（仅通过企业自身的扩大而产生集聚优势）上升到高级阶段（各个企业通过相互联系的组织而实现地方工业化）后才形成产业集聚。

Hoover（1975）通过细分运输成本，修正了韦伯的理论，提出了终点区位论和转运点区位论，并把产业集群看作具有“集聚体”规模效益的企业群体，聚集的主要成因是内在的规模报酬、本地化经济和都市化经济。August Losch（1985）分析了集聚的特点和成因，指出公共基础设施、外部经济与基础工业等为辅助工业提供的生存前提和历史偶然性是产生集聚的原因。

Porter（1990）则从竞争角度来研究产业集聚的成因，认为产业的地理集中是竞争所致，集聚有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Krugman（1995）以传统的收益递增理论为基础，在垄断竞争模型（D-S Mode）的基础上，认为产业集聚是由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移动等通过市场传导的相互作用而产生，并将贸易理论和区位理论相结合，用“C-P模型”证明工业集聚将导致制造业中心区的形成。

Feser（1998）赞同Chinitz的观点，认为企业与产业组织是决定集聚经济的关键因素，中小企业集聚的地区往往能够超越大企业、单一产业地区的经济绩效。Orstensson（1996）、Amit（1997）、Antonio Ciccone（2002）、Glaeser（1997）等从产业经济的角度来研究产业集聚的成因，认为产业集聚是高生产率的结果，也是高生产率的原因；产业集聚与公司生命周期相关，公司破产的速率决定着产业集聚。Baldwin（2000）、Sanz（2000）、Rslid（1999）等从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角度来研究产业集聚，认为降低货物交易成本的政策会鼓励集聚。Scott（1992）运用交易成本理论，解释了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Palivos、Wang（1996）提出了促进产业集聚的六种向心力，即知识的溢出效应、地方公共货物的供应、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消费和生产结合的外部性与不同代理商的贸易获益。

随着创新网络的兴起，网络论者认为，创新网络可以有效降低创新活动中的技术和市场不确定性，克服单个企业在从事复杂技术系统创新时的能力局限，从而使其成员获得“正和游戏”带来的收益增长（Debresson、Amesse, 1991）。创新主体（企业）需要在地理上与相关知识源邻近，以便与之进行频繁互动来获取所需隐性知识，这样企业倾向于与其关键互动学习对象在地理上接近，而且这种接近的必要性随着学习的难度（以技术复杂性和合成复杂性衡量）的增加而提升，那些涉及新兴技术和复合技术的创新活动尤其具备地理集聚的内在动力（Carrincazeauxetal, 2001），这就是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产生的重要原因。

（二）关于集群的学习、发展与竞争优势

Porter（1990）认为，集群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是集群动力的函数，而集聚动力是集群“钻石”四大元素之间互动的函数。集群对产业竞争优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集群提高了集群中企业的生产率；二是集群推动创新；三是集群促进新企业和新服务的形成。Padmore、Gibson（1998）则在波特“钻石模型”的基础上为区域集群构建了一个创新系统框架，集群的竞争能力取决于这些要素的优化程度。Krugman（1991）认为，在市场不确定性和技术快速变革而导致内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衰退的情况下，集聚经济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垂直和水平外包生产活动来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聚集性经济更具有外部规模和范围经济优势。Pandit（2001）认为，集群固定性资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影响集群的动态竞争能力。Baptista、Swann（199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处于集聚内部的企业比外部孤立的企业更具创新能力。Capello（1999）通过对特定地区的实证分析得出，集群学习出现在小型或微型企业和具有动态突破性产品创新的企业之间，并用回归分析验证了集群学习与小企业突破性产品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Keeble、Wilkinson（1999）认为，集聚中企业长期的集体学习和连续的知识积累可能会使整个集聚被一条日渐没有竞争力的技术轨道“锁定”，因而向外部知识源学习对于创新环境的持续成功而言就非常必要。Perulli（1993）指出，集群区域不仅包括正式的集体交易，而且包括各种形式的非正式交易、协议以及有关人文资源培训和管理、劳动市场与经济政策等规范和实践的共享。Harrison（1997）强调新产业区并没有传统的产业集聚现象，它们之间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两个重要特征，即企业间的相互信任和经济关系在地方的、非经济制度中的根植（embeddedness）。

Saxenian（1994）通过对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地带的比较研究，认为导致这两个起点、技术和市场相同的信息产业集群竞争能力大相径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两者的制度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差异。Storper（1993）在区域水平上分析了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等国家生产网络中提升技术活力的社会关系和制度，认为地方化规则、制度、实践和“习俗”是支持生产体系地理集中的关键因素。Conti、Giaccaria（2001）认为，集群企业间的关系以及企业与其他组织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市场关系，而且还明显地依靠文化的、政治的和意识的因素。新产业空间学派认为，产业集聚本身就是区域发展的动力机制，如产业集群需要以现有的社会文化准则为基础的集体制度安排，以此来克服市场失效（Scott, 1992）。Hansen（1992）把信任看作企业间交流与合作的捷径机制。Bagachwa（1997）认为由亲戚、邻居、朋友、同学、宗族关系以及其他的社会关系等构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市场联结、信用程度等在地理接近条件下，对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信息交流等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二 国内集群理论

（一）对国外最新理论进行介绍与阐释

王缉慈（2003）从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入手，综述了基于纯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地理学的集聚理论，介绍了新产业区理论，并分析比较了几种有代表性的产业集聚理论；陈剑峰、唐振鹏（2002）介绍了国外学者对产业集群的定义和分类，从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等方面总结了国外产业集群的关联研究，阐述了国外产业集群的集群政策以及集群研究的逻辑关系，并综述了国外产业集群研究成果；熊军（2001）在对西方国家集群理论研究简要回顾的基础上，介绍了理论背景和理论假设，分析了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动力机制；苗长虹（2002）等研究了经济地理学中一个新发展方向——新区域主义或“制度主义”，论述了其出现的背景、特点、理论根源、发展脉络与政策导向，并重点分析了产业群与支持政策，指出产业政策的实施更多的是改变资源与利益在不同部门和集团之间的再分配，而对提高一国或地区的整体福利水平并没有确定性影响。

此外，相关研究还包括以下方面：周文（1994）关于新产业区理论的介绍与研究，邱成利（2001）关于国外产业集聚理论的述评，李小建、李庆春（1999）对克鲁格曼的主要经济地理学观点的分析与介绍，梁琦（2003）对“新工业区”理论的介绍和对克鲁格曼集聚理论、波特集聚理论和其他主要经济学家集聚理论的介绍与研究，朱英明（2003）对国外产业集聚理论的研究与述评，冯德连、王蕾（2000）对国外企业群落理论的研究，余秀江、魏守华（2003）对国外企业群落理论的述评，等等。

（二）围绕集聚现象所展开的经验与对策研究

钱平凡（2003）分析了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指出我国产业集群发展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五大问题；谢立新（2005）以泉州产业集聚发展经验为例，分析了产业集群成长的机制和竞争优势，并提出了发展特色产业集群的政策建议；徐维祥（2001, 2002）建立了一个数量分析指标体系，用聚类分析的统计学方法对浙江的“块状经济”进行特征分区研究，探讨了浙江产业群地理空间分布特征，并分析了这些特征区的成因，从专业市场发展与集群的关系来研究需求引导的动力过程；朱华晟（2003）围绕浙江产业群现象，探讨了浙江产业群的特征、演变趋势与发展动力，提出了影响浙江产业群形成与发展的三个重要因素，即社会网络、企业家和地方政府，并实证分析了诸暨大唐袜业群、嵊州领带产业群、宁波服装产业群；聂献忠（2004）分析了浙江产业集聚的现状和特点，指出产业集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产业集聚竞争力战略；金祥荣、朱希伟（2002）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浙江专业化产业区的起源与演化，认为影响专业化产业区起源的历史条件有三个因素：产业特定性知识、技术工匠和特质劳动力以及产业氛围；王天义、张建忠（2002）通过对唐山钢铁产业群的案例分析，对传统的均衡区域经济布局理论提出了质疑；封凯栋等（2002）讨论了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以河北清河羊绒产业发展为例，分析了社会资本在产业集聚中的作用；贾根良（2001）等通过对丹麦和芬兰家具业发展的分析，强调学习与持续创新是传统产业通过地理集聚获得全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并相应地提出了我国传统产业创建地方生产体系的政策建议。

此外，相关研究还包括：费洪平（1994）关于胶济沿线产业集聚现象的研究，王缉慈（2001）关于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研究以及对浙江“块状经济”的调查研究，朱英明（2003）关于美国硅谷、第三意大利、印度提若普尔等地区以及对我国传统产业区、新兴工业区、智力密集型区域中的代表性区域进行的研究，李长虹（2002）关于科技工业园区的研究，刘军国（1999）关于清河县羊绒产业集聚现象的研究，孟庆民、段杰（2002，2003）关于珠江三角洲产业集聚现象研究，万晓（1999）关于上海工业空间集聚体研究，等等。

（三）对集聚理论分析框架、形成机制、动力机制等理论问题的研究

王缉慈（2003）从经济全球化和本地竞争优势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产业集群的形成因素、发展机制以及企业集群的创新问题等，并论述了实施产业集群战略的重要性、政策目标；梁琦（2003）通过对产业集聚现象的系统分析，从三个层面揭示了产业集聚过程的内在规律，建立起了产业集聚的理论体系，并大胆地提出了集聚优势是专业化生产模式的决定因素，贸易成本的降低可能使比较优势决定的专业化模式发生逆转等论断；盛世豪（2002）则着重研究了产业集群发展的机理；金祥荣、朱希伟（2002）认为，产业特定性要素在特定地理空间的大规模集聚解释了专业化产业区的起源与演化，并用数量模型分析和论证了产业群集聚的内在机制和内在动力；隋广军、申明浩（2004）基于动态的视角发掘区域产业生成、集聚、衰退与更新的生命周期过程，进而寻找其内在的驱动因素，并从演进的角度有效地区分了“生成”与“集聚”这一产业集聚生命周期的两个不同阶段；叶建亮（2001）运用新增长理论，构建了经济学模型，得出知识溢出不仅是导致企业集聚的重要原因，而且在维系企业集群的存在和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符正平（2002）认为，集聚网络的外部性构成集群发生、发展、成熟和衰退的机制；魏守华、石碧华（2002）分别从直接经济要素和非直接经济要素两个方面分析了集群的竞争优势：生产成本优势、基于质量基础的产品差异化优势、区域营销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等；蔡宁、吴结兵（2002）基于企业理论解释了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认为集群的竞争优势来源于资源禀赋及集群对于资源的整合能力。

此外，仇保兴（1998, 1999）认为，当企业和市场的交易费用都相对较高时，小企业群落和其他中间性体制组织就会应运而生；李小建（2000, 2002）提出以形成时间、规模、部门结构、联系程度和根植性等五个因素作为判别产业区的定性或定量指标，并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证明了偶然因素对产业群的形成与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同时，他又比较了马歇尔、韦伯、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对集聚发生机制的理论解释，提出政府在诱导产业集聚方面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徐康宁（2001, 2002）认为，地区间产业集聚和分工是构筑产业新比较优势的基础，产业集聚是产业发展的一种内在规律，集群战略是产业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合理运用产业要素变动和经济地理变迁的有利因素，有利于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静文（2004）从微观角度探讨了创业机制与企业集群发育形成和演化发展的互动关系，指出建立完善创业机制是实施企业集群战略的灵魂，较全面地阐释了企业集群战略的基点和要旨；台湾学者杨丁元等（1999）运用产业生态的观点论证了台湾高科技产业集群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等等。

三 述评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虽然目前国内外集群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也对各国的集群实践发挥了重大的指导作用，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这些理论仍然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

（1）集群理论可能只是经济地理研究的一个阶段，它是否代表了理论研究的方向还值得怀疑，目前还缺乏一个普遍适应的理论来概括所有的集群类型并解释其生成、演变过程；

（2）学者们对集群竞争优势的诸多影响因子的认识是模糊的；

（3）目前集群理论的研究重点放在经济集聚上，而对于地理集聚的分析相对薄弱且不成体系，使得集群边界的界定模糊不清；

（4）目前集群的研究方式主要采取经验研究，专注于观察和解释经济活动在某一特定区位集中的现象，这种以事后特征来代替事前特征的方法往往无法把握集群区位形成的真正原因，使得“偶然因素”成为解释地理集聚的一个重要理由；

（5）集群理论只是区域竞争中企业组织模式的一种形式而已，它无法解释具有其他类型组织模式的企业选择区位的原因。

此外，虽然国内外关于集聚的研究成果为解释产业集聚尤其是企业集群现象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大多数研究成果仍然是基于一般区位均衡理论研究，而对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结构进行探讨的不多。国内大多数研究主要是借鉴了国外的相关理论，无论是在研究方法还是理论成果上，自身的创新点并不多。再者，所采用的单一静态分析导致在研究中倾向于分析具体区域的产业集聚的形成机理、优势以及可能带来的经济结果，而没有将其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层面来探究，其现实指导意义并不强。

因此，随着产业集聚的演进，集聚理论还有许多期待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比如，对集群本身的研究，目前的研究视角基本上被锁定在集群内部，对于集群外部的经济发展规律的讨论还比较欠缺；对集群的论述中，对集群进行横向比较分析的较多，而对集群的历史演进与发展阶段的描述与划分则研究较少；在探讨集群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时，只关注集群的“正外部经济性”，而很少关注集群的“负外部经济性”；等等。

上述情况说明，目前国内关于集聚理论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研究也较零散，缺乏系统的理论探索和规范的研究方法，这需要后来研究者不断地去探索。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检索国内相关集群文献，会发现我国学者对集群的研究多数是运用集群理论对生产性产业进行分析，很少有对商业集群的论述。基于此，运用相关的集群理论对我国的商业集群现象进行分析，从理论上阐述商业集群的发育、发展及其运行机理，将会是集群理论研究的一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