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主要内容与创新之处

本研究试图在系统探讨国际产业转移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以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为实例，从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理论演绎假说与数理模型、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等多重视角，探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结构传导效应和区域互动效应，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并深度挖掘理论研究背后的政策含义。本书的基本研究框架如图1-2所示。

图1-2 基本研究框架图

除导论之外，本书主体部分由6章构成，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1．结构传导与区域互动的理论模型分析。从构建两国、两产业的简单标准生产函数模型入手，逐步扩展到多国与多产业模型，探讨发展中国家的工资率、技术水平以及国家之间的博弈、竞争对国际产业转移路径与方式的影响。标准生产函数模型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与技术水平是影响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前者影响国际产业转移的数量，后者影响国际产业转移的质量。而多国、多产业的生产函数模型分析表明：更多发达国家加入产业转移竞争，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先进技术，但众多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又会挤压本土企业发展的空间；而更多发展中国家加入承接产业转移的竞争，可以促进先发的发展中国家的边际产业梯度转移，拓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新空间，但也有可能因原有产业转移而出现产业空洞，并加大跨国资本纵向压榨的压力，造成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困竞赛”。发展中国家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有利于打破区域经济封闭模式，推动产业集聚，促进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工深化；但也可能使FDI集聚区对周边地区资源产生一定的虹吸效应，进而抑制外围地区发展，形成中心—外围结构。集聚效应、交易成本与要素流动是导致空间经济结构形成和变化的重要参数。区域内部运输成本下降，有利于地区内部分工细化，增强对FDI的吸引力与凝聚力；而区域之间运输成本系数降低，有利于促进区域间的FDI流动与产业转移、集聚，打破中心—外围结构，促进区域之间制造业专业化分工模式的形成。

2．国际产业转移与产业横向波及效应。国际产业转移最直接的影响效应在于产业结构传导。跨国投资与国际贸易主要通过改变东道国的资本结构、贸易结构，改变其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市场结构，在这三种结构变化的综合作用下，东道国的投入产出结构变化呈现错综复杂的情况。本书基于产业开放度视角，将我国产业划分为外向型、准外向型和内向型三种产业梯度，并利用1997～2007年中国完全消耗系数矩阵数据，对不同开放度产业进行了投入产出分析。研究表明，国际产业转移通过外向型→准外向型→内向型的产业波及路径，对我国产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外向型产业的自我封闭性和出口导向造成的波及效应，以及准外向尤其是内向型产业的承接力与需求层次相对较弱，造成产业间的供给与需求推力的非均衡发展，使得国际产业转移传导中能量梯度衰减。

3．国际产业转移与产业垂直升级。产业垂直升级作为企业的战略性选择，与决策者的决策偏好和升级预期密切相关。升级预期是决策者全面权衡成功与失败概率后的预期收益，不是价值链各环节输出值“U”形曲线（即所谓“微笑曲线”），而是价值链期望值倒“U”形曲线（即所谓“哭泣曲线”）。面临“哭泣曲线”，对多数理性的风险中性者而言，进入产业升级风险系数最小、期望值最大的生产加工环节，无疑是理性选择，这使得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面临低端锁定陷阱。升级预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升级能力。本研究在建立升级能力提升和升级预期转换的三维模型基础上，对中国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计量检验表明，上述结论基本准确，并且冒险精神、技术能力和营销能力对品牌升级影响的贡献率达到90%以上，但分行业回归分析表明，不同类型产业的企业品牌升级对核心能力的要求有所差异。因此，培育企业家冒险精神，提升产业升级能力，是我国企业由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攀升的重要路径。企业家冒险精神的主要功能是改变企业决策偏好，使其将企业升级决策由追求期望值最大化转为追求升级成功后的输出值最大化。企业技术能力与营销能力的主要功能是提升企业升级成功的概率，改变企业升级预期，使其面临的附加值期望值“哭泣曲线”凸度变缓，甚至转变为附加值期望值“微笑曲线”。

4．国际产业转移与地方产业集聚。由于全球价值链（GVC）与国内价值链（NVC）相互作用，发展中国家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形成外生性与内生性并存的产业集群二元结构。它们之间不仅在路径依赖、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等诸多方面具有不同的基本特点与运行规律，而且存在一定的矛盾与冲突。跨国资本的纵向压榨和结构封锁，造成内生性产业集群升级的双重背离，即过程升级与产品升级、链条升级与功能升级的背离。立足福建省产业集群发展的实证分析表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地方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不仅内生于集群内部的要素组合与能量释放，而且还取决于各个产业集群之间的整合。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促进内生性和外生性产业集群二元结构的互动与融合，是提升地方产业集群竞争力的重要路径。

5．我国FDI区域集聚与空间收敛。从空间经济与地缘经济双重视角，对泰尔指数、β-收敛系数和Moran'sⅠ指数等多种指标的分析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FDI区域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整体呈现先发散而后收敛的运行趋势，但东部、中部和西部有所差异：东部地区FDI空间布局收敛特征十分明显，收敛速率不断加快，收敛区域范围不断扩大；中部各省区出现分化现象，临近东部的省区与东部省区之间呈现β-收敛趋势，远离东部的省区，有的随着区域增长极的崛起与周边地区形成发散状态，有的则与西部省区之间呈现β-收敛趋势。长期存在的东部、中部和西部的FDI三大收敛“俱乐部”，随着时间推移，有可能逐步演变成东—中部和中—西部两大收敛“俱乐部”。条件收敛空间误差模型计量分析表明，基础设施、开放程度、市场容量、市场化程度、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本、政府优惠政策、集聚效应是影响FDI区域集聚与扩散收敛的条件因素，但在不同地区和时段，这些因素作用的程度有所差异。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优惠政策、低廉劳动力、基础设施等是吸引FDI的关键因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经济地理理论所强调的影响因素，诸如运输成本、产业集聚效应和人力资本等，将对FDI空间布局收敛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6．国际产业转移背景下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战略选择。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赶超战略与比较优势战略两种战略选择，进而导致两种截然相反的参与国际分工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路径与对策。与上述两种战略不同，本研究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提出实施以强化人力资本积累、扶持临界产业、促进产业垂直升级为重点的政府诱导型的比较优势战略，并从成长潜力、就业功能、产业关联效应、生产率水平及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指标，提出临界产业范畴，作为发展中国家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政府扶持的重点产业。因此，要在实施诱导型比较优势战略基础上实施产业政策创新：从优惠政策为主转向开放政策为主；从产业结构政策为主转向产业结构政策与产业组织政策并重；从国内协调型产业政策转向国内协调与国际协调并重产业政策；从区域非均衡发展产业政策转向区域协调发展产业政策。

本书力图在以下几点有所创新。

一是突破产业价值链垂直升级的传统观点（如将产业价值链的“微笑曲线”与“哭泣曲线”作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特征），从统计学、概率论视角，提出价值链输出值的“微笑曲线”与期望值的“哭泣曲线”，探讨在承接全球产业转移中发展中国家低端锁定陷阱的形成机理。

二是突破传统产业划分方法，从产业开放度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视角，将我国产业划分为外向型、准外向型和内向型三种产业梯度，进行投入产出分析，探讨国际产业转移中我国产业结构传导由外向型产业向准外向型、内向型产业的波及路线，以及波及效应泄露与能量衰减的主要原因。

三是应用地理学第一定律的空间自相关理论，重点探讨我国FDI空间溢出效应，全方位分析我国FDI区域“俱乐部”分化与重组、发散和收敛等多重趋势并存的规律性。

四是针对当前理论界关于赶超战略与比较优势战略的争议，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提出以扶持临界产业、促进产业垂直升级为重点的政府诱导型的比较优势战略。

五是针对不同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分别采用数理模型分析、回归分析、投入产出分析、主成分分析、空间计量分析和概率论等方法，不仅增加研究的深度与难度，而且在模型设计、数据收集与处理等方面亦有诸多独到之处。

本课题最终成果为学术专著，以理论研究为主，但十分注重学术的应用价值，重视挖掘理论研究背后的政策含义，并在每个章节之后附有对策建议部分，将理论演绎、数理模式、计量模型所推导与验证的各种假说，进一步具体化、政策化，既重视政策的创新性，又注意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力求对指导实际工作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