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一部分，将对韩国国内外韩国文学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为分析韩国文学研究的新视角奠定基础。具体将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从第三者而非韩国文学内部视角进行的海外韩国文学研究，这部分研究体现着韩国文学研究的宏观倾向；韩国文学与别国文学的比较研究；对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东亚文化的特殊性的探索和对这些文化之间的交流的研究。

1．第三者视角下的韩国文学研究

海外韩国文学研究首先具有从第三者视角进行研究的特征，这是区别于韩国国内韩国文学研究的一点。由于国内韩国文学研究往往倾向于盲目的民族主义和主观的爱国主义，因此这类文学研究的优势在于对韩国文学的客观评价而非精细分析。尤其在评价韩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时，第三者客观的研究视角更具有绝对必要性，同时这种研究还有利于韩国文学的全球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积极促进世界各国研究者对韩国文学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但事实上，除了美国的第一代韩国学研究者美军（E. W. Wagner, G. K. ledyard, J. B. Palais等）和第二代“和平服务团”（B. Cumings, C. J. Eckert等）外，从事韩国学研究的纯外国人研究者并不多。大多数情况下，是韩侨、韩国人或韩侨的配偶在从事韩国学和韩国文学的教育、研究或翻译工作。这虽然有利于避免因文化、语言差异造成对韩国文学作品的误解或翻译过程中的失误，但同时也会影响韩国文学评价的客观性。

当然，这种情况下，研究的方法和内容会因韩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和研究者看待韩国的视角不同而千差万别。例如，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和日本，人们对韩国的政治情况持否定态度，这种态度对美日两国的韩国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这个时期的韩国文学研究和介绍以描述民族化运动和独裁斗争的文学作品为主。还有在中国，1992年中韩建交以前，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大都以朝鲜作品为主，对朝鲜古典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之间的授受关系进行比较研究。中韩建交以后，研究重心逐渐转移到了韩国文学和韩国国内各种各样的文学倾向和交流关系上。

同时，还必须积极地探索出一个方案来克服海外韩国文学研究的先天性缺陷，即海外严重缺乏韩国文学作品或研究资料等基础性资料。因此，海外韩国文学研究虽具有从第三者视角进行研究的优势，同时也具有局限性和枝节性问题。但事实上，海外聚焦的资料或教材所收录的韩国文学作品一般都是韩国国内并不十分重视或认可的。因此，为了解决上述这些问题，韩国文学经典作品收录选集和文学通史亟待普及。

作为韩国学的韩国文学教育和研究的萧条与国外高校中韩国学相关学科的课程局限有关，与介绍、精读、翻译也有关系。因此，欧洲和美国的高校中未能开设韩国文学相关课程。另外，海外刊行的专业学术期刊中几乎没有介绍或分析韩国文学的文章，这也可以说明海外很难找到关于韩国文学的正规研究。

例如，美国的“亚洲研究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41），它的协会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中几乎没有关于韩国文学的论文。在日本，比起学术期刊，日本的韩国文学研究者更倾向于通过著书出版发布研究成果。中国也存在类似情况，在《民族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1983）、《中国文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1985）等专业学术期刊中很难找到关于韩国文学的研究。只有《中国比较文学》（上海外语大学，中国比较文学学会，1984）中有几篇相关研究论文和介绍韩国文学的资料。

相反，由美国、欧洲、中国等地的韩国学研究者组成的“国际韩文学会”（International Korean Literature Association, 1992）、“欧洲韩国学会”（Association of Korean Studies in Europe.1976）、“国际韩国学及比较学会”（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d' Etudes Coreenes Comparees, 1992）、“中国朝鲜-韩国文学会”（1979）、“日本朝鲜学会”（1950）、中国延边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等刊行的学术期刊（《东疆学刊》，《朝鲜-韩国学研究》）或日本的《朝鲜文学的介绍与研究》（1970）等期刊上的韩国文学研究则比较多。因此在这一地区才能孕育出像中国的韦旭昇、日本的大村盆天等著名的韩国学研究者。

2．韩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比较研究

对于作为世界文学一个部分的韩国文学，在早先的比较文学论方法研究中，运用对比研究探索其方向的转移。作为文学研究方法之一的比较文学研究旨在对比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文学。这一研究方法始于19世纪的法国，到了20世纪，经P. Van Tieghem、J. M. Carre、M. F. Guyard等文学研究者，以“说者”、“听者”、“译者”的概念为中心发展起来。这些人认为应用比较文学方法论在伟大的法国文学传统基础上，对日后法国文学和周边国家国民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所谓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方法论自从脱离法国之后，就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发展起来。与其说它是不发达国家文学受发达国家文学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文化传播论层面的概念，不如说它扩展成强调不同文学之间普遍性的“世界文学”概念，或试图寻找不同文学之间共通性的“一般文学”概念。其中，前者是从歌德（J. W. Goethe）开始在德国文学中主要使用的概念，后者是随着比较文学方法的兴起，被美国吸纳，由勒内·韦勒克（Rene Wellek）、雷马克（H. H. Remark）等发展起来的概念。

这样一来，现代比较文学不仅为研究无具体和实证性影响关系的两国以上文学的共性和差异对比研究赋予了意义，而且将研究领域扩展到文学与邻近艺术领域相互关系的研究方面，例如文学和美术、文学和音乐、文学和建筑、文学和电影等。探讨韩国画的留白美学与短篇抒情汉诗或朝鲜时代的平时调的含蓄性之间共性和差异的研究，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例子。它不仅对不同国家的文学进行比较，还研究国家内部不同文学形式之间的影响授受关系。

由此，所谓比较文学的现代文学研究方法与最初的萌发阶段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在讨论近代以前的东亚文化或东西方近代文化的过程中，仍然以不得不受发达国家文学影响的相对主义观为中心，同时反驳这种相对主义的观点也开始崭露头角。从传统文学吸纳外来事物与外来文化交融的辩证视角，通过传统文学与纳新的外国文学相互影响树立新的文化传统。

另外，在引入这种观点时，无论是曾属汉字语言文化圈的韩国古典文学的独创性，还是不同于西方文学的东亚文学的价值，我们均能对其做出正确的评价。即，东亚近代文学并非单纯被动接纳西方近代文学，而是通过吸纳西方文学形成新的东亚文学传统，这可以看做一个能动的过程。积极地评价由此形成的文化传统，并在此立场上，超越帝国主义的“缺乏理论”，在“差异论”的脉络中，认证其他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差异性，这成为最新的研究方向。

3．以东亚为主的文学关系史研究

现在让我们缩小讨论的范围，将焦点对准东亚文学的交流和关系史。首先近代以前的东亚文学交流是共同语言文化圈内的文学交流。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文学传播到韩国和日本，东亚三国的汉文学即为其代表。近代以来，东亚传统文学败落，西方近代文学传入，填补了东亚传统文学的空缺，同时，东亚文学应超越东亚，确立其世界文学地位的观点也发展起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了关于东亚文学整体性的新讨论，讨论有一个特性，即过去影响和被影响的垂直关系史须转换为水平交流关系的观点。这种指向认同区别于西方的东方，其中也包括东亚的特性，即中日韩相互间的独立性，同时认同三国之间的共性和差异。于是，一个新的命题诞生了——必须重新整理以东亚为中心的文学交流史。

此前，无论是探讨近代以前的东亚文学还是探讨东西方近代文学，我们都惯于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这种观点以认为不得不接受文化发达国家文学影响的相对主义为出发点。相反，欲重新整理不同国家的文学关系史的观点以否定这种相对主义为出发点。即，从认为传统也要吸纳外来事物的辩证角度，阐释历史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学要同纳新的外国文学相互影响，由此形成新的文学传统的观点。这种观点聚焦于吸纳外来事物的文学圈的应对能力和文学的独立性。

引入这种观点时，无论是韩国文学还是中国文学，其独创性都在东亚近现代文学的价值发现层面，得到了公正的评价。即，东亚近现代文学不是单纯地接受西方近代文学，而是通过批判吸收树立新的东亚文学传统，其形成过程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而是一个能动的过程。同时这种研究观超越了帝国主义的文化研究观——“缺乏理论”，可以说它在“差异理论”的语境下体现了认同不同文学多样性及其价值的研究倾向。

东亚各文学圈关系的研究，要以东亚累积的丰富文学资料为中心持续进行。这是具有现实意义和未来指向性的，在重视诗文的文化传统仍然发挥作用的海外研究者们的观点中，可以确定这一点。中国、日本和韩国比周边其他国家保有更丰富的文学资源，由此可以预测未来的文学研究仍将以东亚为中心。另外这些东亚国家之间的文化、经济交流非常活跃，这也可以说明东亚各文化圈关系史研究的前景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