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理论的形成逻辑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的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写出经典性著作的人物，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还有后来有较为突出的理论贡献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论述了党密切联系群众思想的深刻哲学依据和广泛阶级基础。唯物史观把人民群众看成历史的创造者，因此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密切联系群众。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属于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必然要以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为自己的根本立场，要维护群众利益，而其自身没有任何私利。能不能始终维护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能不能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是区别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我们试从哲学基础，政治意义以及党密切联系群众思想与民本思想、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关系等角度，来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

一 关于党密切联系群众思想的哲学基础

党密切联系群众思想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与唯物史观相一致，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础决定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以人民群众作为自己的“政治立场”，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说明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群众是实践主体、“新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历史的创造者是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唯物史观通常说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这些理论在列宁、毛泽东等人的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得到承传和发展。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存在实践本体论与物质本体论的争论，但以“实践的唯物主义”来称呼马克思的哲学应是双方基本上都能接受的。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过这一名称，而且双方都同意“实践”之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性地位。在“实践的唯物主义”中，党密切联系群众思想拥有牢固的哲学基础。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主要体现在实践与物质的关系、实践与历史创造者的关系、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中。

第一，“物质”是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列宁在恩格斯的基础上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作出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即物质是一种人能够感知和认识的、在人之外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客观实在。就是说我们能够认识这种物质，但这种物质不会因为我们想让它存在或具有某种性质它就存在或具有某种性质，也不会因为我们不想让它存在或具有某种性质就不存在或不具有某种性质。“客观实在”性在强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同时，还意味着感性、经验性和现实性；“人通过感觉感知”和“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说明物质是可知的，可知性是说人能够认识这个由物质构成的世界。虽然“物质”“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但它与人从来没有真正分离开来，因为物质既是人从事感性活动的对象，同时人自身也是一种物质存在，起码人的身体是物质的。马克思一方面把自然界看成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把人看成自然界的一部分。他认为人就普遍性而言，要通过实践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就必须从自然界中获得生活资料，这时自然界就成为人从事生命活动中的对象以及活动的工具等，也就是说人必须依靠自然界才能生活，所以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与自然界之间不断发生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不断发生相互作用，两者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的整体。说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与自然界密切联系在一起，其实是说自然界的自我联系，因为人在肉体存在的意义上来说无非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本人甚至有时明确地把人称为“物质”，例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有“无产阶级”是“哲学”的“物质武器”的说法。除了“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还使用过“新唯物主义”的说法。“新唯物主义”之“物”也说明人与物质的统一性。这种“物”扬弃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各自的抽象性，从而达到“现实中的”人，这种人不再是作为哲学家思辨对象而存在的人，而是从事着感性活动的经验历史中的人。换言之，“新唯物主义”之“物”不是外在于人的抽象存在，而是包括人在内的统一体，是“感性的人的活动”，即“实践”。综上所述，“新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或“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物质”在实践意义上与人连接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人是具体的人，是现实生活中从事着物质性活动的人，这种人是感性的，被物质包围、干扰甚至与物质融为一体，即使如此，人仍然有历史主体性地位和实践主观能动性。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方面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具有“现实性”的人在客观性上被各种社会关系所约束，或者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就此而言任何人都不能够超越塑造自己的那些社会关系，就像一个大力士想通过抓住自己的衣领把自己提起来一样不可能，一个人无论无私利他积极行善还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都是他的社会关系造就了他的做法；另一方面，从主观性角度看来，人仍然是自由的，仍然具有能动性，仍然需要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负责，无论行善还是作恶都是他自己主动的选择。马克思强调了这种外在客观力量对人的作用，他认为作为个体的人无论在思维和意识中如何不受到任何事物的控制，人在反思的主动性中可以超越一切外在经验的事实，在客观上看他一定还是作为社会关系的产物或结果出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上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关系的反映或体现者，因此他不主张让任何个人对这些社会关系负责，作为个人的资本家不必为资产阶级的恶负责，作为个人的资本家也想做一个善良的人。在没有利益参与进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善的。当然，这里马克思强调的是人在客观性和“社会意义上”被“社会关系”所决定，因而他不让任何个人、任何个体的资本家对资产阶级的恶负责。不过，在主观性上看问题则不是这样，每个人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还是要负责任的。这就为人的能动性开辟了空间。其实，马克思在这段话中已经向我们表达出人仍然具有能动性和主动性的意思，即人能够“在主观上……超脱各种关系”,“超脱”意味着人可以认识到自己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限制和制约，而且能够在主观上“超脱”社会关系。主观上“超脱”在经验生活中会有所体现，而且一个人客观上的阶级位置并不能绝对地把一个人限制在固定的阶级关系中，例如一个出生于资产阶级、从事着贸易活动且占有大量资本的人，仍然可以“超脱”自己的阶级关系，而自觉站在工人阶级的一边，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是这样，我国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出身大户人家，但这丝毫没有阻止这些人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思考和处理问题。人在“生活”和“物质交往”中产生道德和宗教，所以人不是“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人”，不是“宗教的人”，而是人的“政治”、人的“法律”、人的“道德”和人的“宗教”。所以，马克思“生活决定意识”的思想，不是说机械的、被抽象理解的、外在于人的那种物质产生人的意识和精神，而是说人是活动在“生活”中的人，这种人在“生活”过程中有自己的感受、体验和思考，把这些思考进行思维加工形成系统化的理论即“意识”,“意识”是“生活”的产物而不是相反。这样，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在“生活”中也没有受到褫夺。正是在这种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人民群众才能在历史中具备主体性的地位。

作为实践主体的人主要是指无产阶级或工人。站在马克思的观点上来看，资产阶级已经不是人了，而是资本通过人来表达自身，这是异化的表现。在异化中工人身上表现出这样一种二律背反，工人们自己制造出来的社会财富越多，他们自己就会越贫穷，供他们消费的东西就会越少；他们制造出来的价值越高，他们自己反而就越不值钱；他们制造出来的劳动产品越令人惊叹，他们自己就越是不被人重视；他们制造出来的东西越是精巧完美，他们自己就越是单方面畸形发展；他们创造出来的世界越是文明，他们自己反而越不文明；他们作为生产者对社会和自然界改造的力量越大，他们就越是无力改变他们被压迫剥削的地位，甚至无法按自己的意愿改变自然界。而这种二律背反恰源于工人自身的劳动，他们自己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被资本家占有，成为统治他们的力量，以至于他们创造的越多，反对他们的力量就越大，他们自己就越是无力、贫乏和低贱。自从西方进入现代社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的基本群体迅速集聚而成，前者是保守的，努力维护现存的一切，而无产阶级由于处于被剥削压迫地位必然反抗现存世界，于是扬弃异化，消灭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便必然地落在了无产阶级身上。马克思通过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无产阶级必然要反抗资产阶级的统治，必然通过争夺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最终改变整个现存的人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最终扬弃私有制，扬弃阶级关系，建立没有经济对立的新型人际关系，消灭包括自身在内的阶级关系，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必须与马克思哲学结合在一起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马克思把哲学看作头脑，把无产阶级看作物质，头脑必须有物质武器，这种物质武器指的就是工人组成的无产阶级；反过来，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也必须有精神武器，这种精神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的解放过程中，哲学不能局限在自己的范围内，它必须走出自身而现实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哲学走出自身就是通过与无产阶级的结合而现实化；同样，无产阶级必须把哲学现实化从而改变自己无产阶级的身份，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消灭阶级。马克思哲学以消灭资本主义、扬弃异化为核心内容，除此再没有其他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把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作为最高理想，而工人作为一个阶段反对统治社会的由资本家组成的资产阶级，马克思认为通过劳动、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斗争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并实现这一光荣伟大的理想。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必然需要一种理论来指导，马克思主义就充当了这一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无产阶级的属性。这种阶级属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然密切联系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人民群众，走群众路线。

第二，唯物史观的重要观点之一就是认为创造历史的决定因素是人民群众而不是英雄人物或精英人物。群众创造社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并在根本上推动社会变革。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历史，实践的三个“基本要素”包括主体、客体和中介。如果说人类历史是实践在时间中的展开，那么实践的“主体”就是人民群众，而无产阶级是人民群众的核心组成部分和领导者。人民群众在当代中国主要是指广大公民，以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体，这是中国政权的依靠力量，也包括其他阶层的人士，如大量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实践可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物质生产实践、社会政治实践和科学文化实践”,其中物质生产实践处于基础地位，简单地说，生产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生产劳动。马克思认为，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无非就是劳动的发展史，通过研究劳动发展史就可以理清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人民群众进行生产劳动，在劳动中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等精神状况是政治法律思想、哲学、宗教、艺术和道德等意识形态的源泉，这也正是“生活决定意识”的本义之所在。

马克思区分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的内容。同时他还提出了生产关系的概念，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结合起来，认为两者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且前者一定要适合后者。经济结构即我们通常所谓的经济基础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马克思在区分中把经济和生产力动力放在基础的层面，组成“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原理，就主要源于这段话。其中，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相对来说，“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对应物质，“社会意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则对应精神，这与唯物主义物质决定精神原则是一致的。但这里物质与精神的区分是相对的。其一，相对于“生产力”，如果说“生产力”主要是一种物质性存在，那么“生产关系”则更倾向于一种精神性的存在；“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当“经济基础”在和“上层建筑”相对出现的时候，“经济基础”更像是一种物质性存在，而“上层建筑”则更像是一种精神性存在。其二，“上层建筑由意识形态以及政治法律制度及设施和政治组织两部分构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观念上层建筑”加上“政治上层建筑”。如果说“意识形态”即“观念上层建筑”是精神的，那么“政治上层建筑”就要归入物质的。其三，物质与精神界限的变动还可以深入生产力内部。生产力中有这样三个基本的要素即“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劳动者”是工人和人民群众，从事劳动的人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他们在劳动中的感受、意愿和思考是精神性事物，但同时也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在“生产关系”中尤其是在工人与资本家、人民群众与精英人物的物质交往中展现自身。进而，人民群众的意愿最终要进入“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

生产和改变社会关系的物质性活动，是两种根本性的实践形式，这两种活动都是人民群众在做，而精英人物无非是在对群众思想进行概括、提炼和升华，他们的活动主要局限于思想领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识”性活动，是一种精神性活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人民群众具有决定性作用，社会历史发展方向是由这些人的意愿决定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论述过的。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类社会历史看成是人民群众的活动，这与马克思把实现共产主义寄托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思想上是一致的。列宁也把决定历史发展前进方向和结果的力量说成是占人口多数的人民群众，而不是少数的所谓英雄或精英。毛泽东更是振聋发聩地喊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从这种思想出发，中国共产党必然以最广大人民为自己的立足点，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把一切行动的最终目标设为人民群众，并且把一切行动能否取得成功的力量也置于广大人民群众中。“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第三，作为物质性活动的实践对作为精神性活动的认识具有决定作用，这种决定作用有四个方面的表现：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目的和发展动力，而认识是否符合客观事实，能否在现实中不断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也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检验。这四种决定作用中最根本的当属实践的目的性。促使现代自然科学极度发达的知识论就是以认识世界为目的。以认识世界为目的就要追求认识的客观、中立和精确，这种追求必然要求认识对象独立于认识主体之外，且对象不被人为地改变，否则客观、中立和精确都是不可能的。但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解释世界”其实把“认识世界”当作了目标，这时的目标不是实践，但是“改变世界”的活动本身就是实践。实践是认识的目的，所以认识世界就不再是目的，而是从属于实践目的的、第二位的中介性活动，甚至认识本身会成为多余的。马克思赞同伊壁鸠鲁为了心灵宁静而相信感性，即相信自己的感觉器官，例如伊壁鸠鲁在感性层面相信太阳大概只有脸盆那么大，或者只有两英尺大，这是因为它在眼睛看来就那么大。为保持心灵宁静，不被人们推理出来的东西扰乱，伊壁鸠鲁宁可选择不要知识。当然，伊壁鸠鲁在理性上仍然相信原子论，只是他把感性和理性分开，在感性上相信感觉器官，在理性上相信原子论，这是让它们各得其所。

马克思哲学不把认识世界当作目的，这就突破了认识论的经验性视野，而进入关于人的存在的现代本体论。实践是“感性的人的活动”，它以自身作为自己的目的，此外再无其他目的。“思维的真理性”不是指主观认识是否符合客观事实，而是指人到底有没有能力突破现存世界带给人的经验性限制，即人是否具有推翻资本主义从而解放自身、解放全人类的能动性。显然，能动性是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同时消灭自身的能力，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的重要表现。

认识不再是目的，但认识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存在，它一方面是实践内部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我们有时也把它与实践并列。在并列时，认识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这包括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即所谓从实践到认识；第二个环节是从理性认识的结果——理论回到实践中去；第三个环节是把前面两个环节重新展开并无限循环。这个认识路线与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内在一致的。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回到实践的认识论路线与群众路线从群众到领导，再从领导回到群众具有同构性，群众作为实践的主体其实正对应着认识论路线中的实践。同时，群众路线还体现出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的运动过程。另外，群众路线与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也具有某种内在联系。

领会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任务，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思想上所要解决的问题。单个工人很难拥有完整而彻底的无产阶级意识，这需要彻底的理论研究以及向群众的宣传。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实际地“改变世界”，推动历史发展。马克思的哲学是“批判”、是“理论”，理论不能局限在自身的范围内，局限在自身范围内的理论批判和斗争都没有任何意义，必须与无产阶级相结合，变成物质性的现实斗争，实际地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达到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目的。理论一旦与无产阶级相结合，它自身也将成为物质性力量。反过来，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必须通过理论来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领会自己的历史使命，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完成解放自身和全人类的伟大任务。马克思主义政党把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认识加以概括、提炼和升华，然后再用于指导群众、服务群众。理论不能与实践分开，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物质和精神这两种武器是不可分离的，即“哲学”与“无产阶级”不可分。同样，党和群众也是须臾不可分离的，否则党的存在本身将失去合法性根基。

二 关于党密切联系群众思想的政治意义

尽管党密切联系群众思想具有牢固的哲学基础，但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还存在一些与这一思想相背离的现象，例如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干群关系紧张；自私自利，贪污腐化，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形象；推诿扯皮，为官不为，阻碍党的事业健康发展。这些问题获得解决的重要前提是，明确党的权力来源、执政根基，落实民主集中制，进行廉政建设，密切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第一，马克思主义政党明确提出自己的政治立场和阶级本性，2012年中共十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规定了党的性质和历史任务，即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在现在这个历史阶段肩负着领导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强领导，其始终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始终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从事文化建设，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理想和奋斗目标，这是党引领思想、信仰和信念的精神核心，鼓舞了无数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最深层次的力量源泉，缺乏这一理想信念和科学信仰，共产党人就失去了灵魂，就会患上“缺钙症”“软骨病”，就会走向人民的反面。《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理想和目标，说明党作为执政党其权力源于人民，执政根基也是人民。这与“实践的唯物主义”之“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说法内在一致。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证了这样一个中心：任何现实存在的事物都是具有历史暂时性的，这是历史的辩证法，资本主义同样如此，其灭亡和被社会主义所取代是必然的。这种灭亡和取代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这个矛盾在人身上的表现便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矛盾源于经济领域，涉及人基本生活资料的获得，因而两个阶级之间必然存在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的过程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自我运行，也是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阶级性质、阶级地位的过程，是无产阶级成其为无产阶级的必然内容和要求。工人在劳动中与资本家打交道，受到资本家的剥削，而最终彻底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通过消灭资本主义而解放包括自身在内的全体人类。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是因为它没有找到消灭资本主义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转空想为科学就在于他们找到了消灭资本主义的道路和力量，即无产阶级及其斗争。斗争表现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必然以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政治本质，其作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使用国家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最终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现在的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的执政基础、权力合法性源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无产阶级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然要团结社会大多数的成员，团结农民、知识分子，团结拥护祖国统一、拥护社会主义的所有一切爱国者，而且需要在斗争和工作中组织出“先锋队”——共产党。党与人民群众确立了联系，中国共产党必然建立与群众的血肉联系，走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列宁认为必须在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之间建立起正确的联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共产党成为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以取得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充分信任。建设党群间的“充分信任”是极其要紧的事，因为只有“充分信任”关系建立起来之后，无产阶级政党才有可能在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进行最彻底的斗争中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而且只有这样，整个无产阶级才能够获得无尽的动力，才能够抵抗反动阶级对工人们的收买、软化，才能够最终取得斗争的胜利，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国家。列宁还把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源泉建立在无产阶级身上，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如果脱离无产阶级就会成为孤家寡人，就会失去自我定位而无法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就无法正确处置各种艰险局势并取得胜利，就无法在复杂局势的变动中平安度过，在与各种反动势力进行公开的竞争与斗争中更应该密切联系群众，否则政党将失去力量和作用。

毛泽东明确认识到党的权力来源，他认为共产党的权力源于以劳动者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人民群众，也就是现代社会中通常由所谓的普通百姓、下层民众、弱势群体构成的人民大众。这个群体长期受到剥削压迫，在革命战争年代主要包括两部分：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所以党强调我们政权的基础是工农联盟，党是无产阶级的代表，是人民群众的代表，自觉站在人民群众一边为人民服务，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取得革命和事业的成功。他说：“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清醒地意识到党的性质和权力来源，从而自觉走群众路线。走群众路线意味着党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监督。毛泽东专门提出党要向人民负责，即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意识到我们是向人民群众负责的，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次工作活动、每一项政治策略都必须符合人民群众意愿和根本利益的要求，没有坚持这一立场的、有所偏离的、不符合的和错误的要马上改正过来，否则就称不上向人民负责。中国共产党自成立那一天起，就全心全意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掀起改革开放大潮，这些都是异常艰巨、极其复杂的长期工程。历史证明，不走任何弯路、没有任何失误是不可能的。历史也证明，“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党一旦发现失误就能够一次次从实际出发、拨乱反正，改正错误，不断前进。而判断我们正确与否的标准也是人民群众，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其是否正确的标准是“必须由群众来检验”。“由群众来检验”既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又是党避免失误和错误的重要法宝。这要求党和党员不能有任何为自己的私心。毛泽东明确提出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和党员个人的私人利益，党是代表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党最怕的就是脱离群众，在利益上更是如此。

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事实向人们雄辩地证明，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无论对于革命战争还是和平建设，都是适用的。人民群众是中国革命、建设的目的之所在，也是共产党的力量源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在改革开放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工程中，邓小平指出：“只要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地做工作，把道理向群众讲清楚，就能得到群众的同情和谅解，再大的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还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成绩，这里面都可以看到党密切联系群众思想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始终，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如果没有群众的参与和支持，我们将无法取得这些事业的成功。

第二，既然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基础和权力的来源都是人民群众，党一定要密切联系群众，把群众的意愿集中起来，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黄炎培在延安曾问过毛泽东一个问题：古代历史的各个朝代的兴起和消亡都非常快，“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没有真正“跳出这种周期律”的，中国共产党将如何面对。毛泽东的回答是，要跳出这个怪圈就必须坚持人民民主，让人民群众切实监督政府，在人民的监督下政府能够做到勤政廉政：“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他显然把问题的解决放在民主上，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党和政府，并且把这种做法制度化。这样，民主制度就成为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但在中国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环境下，不能采取直接的民主，更不能采取西方式民主，于是中国共产党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一制度由列宁所创立，被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继承和发展。

历史证明了且还在证明着，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制度是民主集中制。旧中国的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起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然后又进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过，截至目前我们的民主集中制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要求我们继续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探索、发展和完善。作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民主集中制面临如何制度化和如何扩大范围这两个问题。厘清党密切联系群众思想的哲学基础，落实群众路线，应是我们的必然选择。美国学者安格尔这样评论中国的民主集中制：“在大多数的论述中，民主集中制仅仅适用于党，但是这给绝大多数并不是党员的群众留下了什么样的民主或参与角色？在这里，一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是求助于群众路线思想。”尽管我们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和群众路线已经成为党和人民群众普遍接受的理念和方法。

第三，反腐倡廉、维护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党建工作一贯的重要内容，这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理想、完成使命的需要，也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应有之义。

脱离群众的后果是权力合法性的葬送，党的凝聚力的丧失，党的理想和事业的溃败，苏联亡党亡国为我们提供了反面的教材。恰如有人这样提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并不能说明科学社会主义是错误的或者过时了，其原因恰恰是他们没有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这是背离社会主义所造成的。苏联解体之前曾经就要不要保留联盟做了唯一一次全民表决，表决于1991年3月17日进行。在这次公开投票表决中有1.47亿公民参加，当时苏联有1.84亿公民被登记为合法选民，投票的结果是有76.4%的公民在这一问题上赞成保留联盟，只有少数人反对保留联盟。据报道，当时苏联的总统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夫人赖沙也参与了这次活动。人民网也有类似报道：“苏联全民公决，76.4%的人同意保留苏联！所以说：苏联解体是一小撮政治家强奸民意的结果！按凤凰卫视中文台主持人的说法：从现有资料看，和西方国家相比，苏共并不腐败……”苏联全民公决的结果与苏联亡党亡国的事实说明，对于共产党来说，脱离群众的后果就如大力士安泰离开大地母亲就要被杀死一样。而贪污腐败极其严重地侵蚀党的机体，破坏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

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反腐倡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提醒广大党员防止“糖衣炮弹”的袭击。另外，他告诫全党要时刻警惕并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坚决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现象，他警告全党如果染上官僚主义的作风，如果脱离了群众，那么这个所谓的贵族阶层就会被人民群众所反对，等待他们的将是垮台和失败。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这一任务更加艰巨。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谆谆告诫全体党员，任何人都不容许有违反党章和党纪的行为，无论是谁只要是违反了就一定要让他受到相应的处分，决不允许有人破坏党纪，也决不许有人违反了还能逃脱党纪国法的制裁惩罚。他严格要求自己家人，坚决抵制腐败行为，他在1989年说过，他多年以来始终强调反腐败的重要性，他自己还常常排查自己的亲戚是不是存在违法腐败的行为。他明确意识到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和治理这一问题的艰巨性，他看到腐败案件经常出现但是有时狠不下心去抓、下不了手，他说这样不行，因为这会丧失人心，后果很严重。他把这当作党必须要过的一关，过了这一关才能取信于民。他还把改革开放与反腐倡廉结合起来，他在1983年强调惩治腐败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同年提到既要抓改革开放，又要抓反腐倡廉，要把两者同时抓，不要偏废，这样我们的政策和目标才能更加容易把握，更容易被群众所理解和接受，更容易得到群众拥护，党要反腐败、要搞廉政建设，这不是一两天的事，也不是一两个月的事，而是伴随着整个改革全过程的重大事件。党中央一直都极其重视廉政建设。江泽民在1994年曾经强调党的廉政建设为我们的改革开放、安定团结和发展稳定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后盾，没有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共产党和国家就会走向人民群众的反面，脱离群众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甚至会产生亡党亡国的危险。胡锦涛更是明确要求共产党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牢记住这一点：党的权力源于人民群众，这种权力只有一个作用，那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求利益；我们共产党人在行使这种权力的时候，必须把为人民服务当作目标，必须时时提醒自己要向人民负责，要让人民群众能够监督、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这种权力绝不是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和手段；全体党员干部必须自觉维护党的形象，坚决捍卫党的性质，永远保持共产党人所应当具有的政治素养和本色，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努力修身，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最根本的政治本色，广大党员干部要牢牢记住做人的根本、做人民群众公仆的根本，绝不要以权谋私，走到人民的反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三严三实”教育活动以及“两学一做”等一系列针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教育活动，一批腐败大案得到处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得到提升，党群关系获得改善。同时需要看到，反腐倡廉没有休止符，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

三 党密切联系群众思想是对中国民本思想的扬弃

党密切联系群众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同时也有中国的民族特色，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与党密切联系群众密切相关。不过，党密切联系群众思想与民本思想仍有区别。

可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一的党密切联系群众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中国自古就有丰富的民本思想。孟子提出“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荀子则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荀子·哀公》）的说法，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引用了荀子这种思想。这些都是在告诫统治者要正确处理与百姓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具有浓厚的清官情结，出现了包拯、海瑞等清官典型形象。民间戏剧《七品芝麻官》中“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名言广为流传。党密切联系群众思想既是对中国民本思想的继承，同时又超越了民本思想。

毛泽东思想蕴含丰富的“人民本位”的理念。他早在1921年就提出过：“劳工神圣，一切东西都是劳工做出来的”。这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明确表达。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历史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历史不断展开自身就是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党作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其作用的发挥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同一个过程。党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以解救人民群众，其实解救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救自己。党的事业就是人民的事业，他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最终目的也是人民群众的解放。1944年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说道：“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不过，“人民本位”的观念作为党密切联系群众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之间仍然有重要区别。“这种‘人民本位’观念，应该说既同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一脉相承，又在更高的基础上超越了它。”这种超越主要体现在，民本思想没有达到解放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高度，就此而言，党密切联系群众思想是民本思想的发展和深化；同时民本思想在历史上往往作为统治的手段而非目的存在，而党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致力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根本上是目的而非手段。

另外，党密切联系群众思想既不同于民族主义，又不同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强调本民族的立场和利益，相对而言马克思主义属于全世界，而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独特理论，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只要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主义就是适用的。当然，马克思主义承认并尊重各个国家民族的具体特质。只有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无产阶级都联合起来，共同面对自己共同的敌人，才能最终取得胜利。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一个让资产阶级胆战心惊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产主义理想是“全世界无产者”和全人类的共同理想，而不是某一特定民族的立场和目标。工人在现实政治生活斗争中也会取得胜利，会得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各种利益，但是工人不能停留在这些暂时的胜利上，工人斗争的目标不是取得这些胜利，而是为了终极的目标而不断扩大工人与工人之间最广泛最深刻的联合。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才能真正形成令资产阶级和一切敌人胆战心寒的力量，才能最终实现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目标。“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党密切联系群众正是基于共产主义理想，联系和团结大多数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方式和途径。

为了联合更多的工人群众，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工人没有祖国”，甚至提出要联合和团结本来处于工人阶级对立面的一些资产阶级政党，只要能够有利于工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大力推进人民群众的联合尤其是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毛泽东在1919年就写出了《民众的大联合》，他呼吁：“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民粹主义的重要特征一是对传统道德的推崇，二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思想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有扬弃性的继承，但与民粹主义有着原则上的界限。民粹主义的原初动机是一种朴素的道德感。例如，“全部的俄国民粹主义都起源于怜悯和同情”,“在俄罗斯的重要时期，道德评价决定了对农奴制政权的抗议”。毛泽东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坚决站在民众一边，甚至喊出“人民万岁”的口号，其无疑具有鲜明的道德色彩。他把工人和农民看得更加干净、更加高尚，他对没有经过无产阶级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是不信任的，当然彻底改造的知识分子也是劳动群众的成员，也变得干净了。他说：“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工人和农民不仅在道德上是纯洁的，甚至在知识上也比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更优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论路线和人民群众创造精神财富的思想都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站在民众的一边，相信和依靠群众，这些并不意味着群众天然不需要教育。相反，党需要通过宣传教育让人民群众实现从自发性到自觉性的转变，使其从个体人转变为具有无产阶级整体意识的人，否则，工人作为被现代社会机器大工业分割成原子的人，是无法与资产阶级相抗衡的，更谈不上消灭资本主义。马克思“理论掌握群众”之“掌握”的过程，是指无产阶级领会自己的阶级性质和作用，进而努力担负起“历史使命”。农民作为封建社会的劳动群体，更需要拓宽视野，迅速融入现代社会伟大的历史运动。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也谈到对农民的教育：“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同时，教育群众并不意味着党要脱离群众，高高在上，而是坚持政党与群众的建设性互动，党员与民众互为教师与学生。站在民众的一边，“一切为了群众”，还要注意处理好“大仁政”与“小仁政”的关系。“大仁政”与“小仁政”是毛泽东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作出的区分：“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把眼下作为目标的政治行为只能算作“小仁政”，而把目标设定为长久利益的政治行为则是一种“大仁政”。不是说只要关注“大仁政”而不必在意“小仁政”，两者必须都要照顾到。但是，一旦两种“仁政”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处理的原则应该是把“大仁政”作为重点，作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在改革开放之初，党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实现这一目标尤其是在“先富”和“共富”的环节中，一定涉及人们利益的调整，有些人会受到利益上的某种损害，但这是“小仁政”服从“大仁政”的表现。两种“仁政”的区分说明党密切联系群众思想立足于无产阶级立场，突破了狭隘的小农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