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后期洋务派的管理思想（1895—1911）

一、时代背景

中国具有历史久远的管理思想（如《孙子兵法》至今仍因探索战略的一般规律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最系统的战略管理学著作），也出现过部分追求管理科学化（数学化）的典籍，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管理学。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仍未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中国还没有自己的管理学，中国在管理学领域还大大落后于世界管理学的发展水平。这种状况是不足为奇的：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化生产力及建于其上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水平很低，在社会生产中不占重要地位；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缺乏认识和解决近、现代经济问题的思想资料；中国人同西方接触时间不长，又是在激烈的碰撞、冲突中接触和交往的，因而对西方的材料和经验难以有比较充分、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中国近代所面临的管理问题很多，也很复杂、繁难，但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进行思想理论方面的准备。

研究中国管理学，必须注意时代背景。无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洋务运动中的管理思想，或者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管理思想，无一不是在国家和民族危急存亡之时涌现出来的。

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中国人民遭受外来侵略势力压迫的历史，但这种民族压迫的历史同历史上中国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征服不同，它不是单纯由军事力量强弱差别形成的，而是以经济管理制度先进和落后的差别为基础的。西方列强之所以能以武力战胜中国，在政治上压迫、奴役中国，归根结底是由于它们有比中国远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管理制度，从而有比中国强大得多的综合经济实力。因此，中国要想彻底摆脱外来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奴役，单靠进行军事斗争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是不得要领的，关键是必须找到在经济上摆脱落后、跻身于先进民族的道路，也就是找到发展中国的道路。人们从不同条件和角度为发展中国这一难题所提出的各种主张、方案以及为此所进行的理论研究和验证，构成了百余年来中国经济、管理思想的基本内容。

早期中国工业的产生始于鸦片战争之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我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传统管理思想长期支配的局面也逐渐瓦解。1842年《南京条约》订立不久，主张“经世致用”的今文学派学者、中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向中国近代经济管理思想转化的界标式人物魏源受“中国睁开眼睛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委托编撰成了《海国图志》一书。尽管魏源提倡创办民用企业等设想未能立即产生实际效果，但他在该书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却引起强烈回应并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早期中国工业兴起的理论基础。魏源的口号指出了在鸦片战争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发展前进的途径和政治前提，指出了中国必须在坚持反对外来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情况下学习和采用外国的先进事物求发展、求富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对几千年来习惯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朝上国的知识界精英与士大夫而言，不亚于平地一声惊雷，振聋发聩，引起了广泛的争鸣。更为重要的是，魏源还以其过人的观察力，对西方科学技术何以领先中国、中国如何“师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进而阐释了自己有关教育改革的思想。他对传统的科举取士制度提出了异议，主张变通其内容与方法，培养适应国家需要的人才。他的教育改革主张虽然未能被清政府所重视，但却是近代改革封建教育的第一声呐喊，为后来的洋务教育思潮的产生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中国近代企业管理思想的两个主要来源是洋务派企业和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从经营方式来看，洋务派企业分为三种，即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官办企业指完全由清政府投资、管理的企业，主要是军工企业；官督商办企业指由政府出面、采取西方股份公司的招股形式征集私人资本而建立的企业形式；官商合办企业指由官方和私商按协定的认股比例，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的企业组织形式，近代的金融行业多采取此形式，不过大部分此类企业本质上仍然是官督商办。“集盐务、西方式的股份公司以及中国传统的合伙商号等特点之大成”（费正清）的官督商办是其中最普遍的形式，其余两种所占比重甚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