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新传统及其当代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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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40年代文学史家眼中的“新文学传统”

接下来我们要用更多的篇幅谈论40年代,看当时的文学史家是如何梳理和理解现代文学的历史及传统的。这是我们进入“传统的当代阐释”前必须经过的重要通道,五六十年代乃至整个当代的文学史思维及对现代文学传统的处理,都跟这一段的认知探索相关。

40年代处在战争时期,缺少安定的研究环境,但由于与“五四”的历史距离拉得较远了,新文学初期要为之寻找“合法性”根据的写作冲动逐渐淡漠了,对于新文学“史”的观念以及认识总结新传统的愿望更加强烈了。这一时期还是出现一些致力于新传统的梳理塑造、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首先要说到的是蓝海(田仲济)的《中国抗战文艺史》,1947年现代出版社出版,是第一部有关抗战时期文艺状况的专史。全书8万多字,分八个部分论述了战时新文艺发展的动态和路向,主要从文艺运动与战争时期社会变动的关系这个角度切入,记录抗战文艺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包括通俗文艺、报告文学、小说、戏剧诗歌以及文学论争的情况。因成书比较及时,保存了大量有关抗战时期文艺运动的史料,并对此时期文艺运动变迁的时代气氛多有真切的描述,是后人研究这一段文学运动重要的参考书。如抗战初期的“前线主义”和“投笔从戎”运动,“皖南事变”后普遍转向沉寂的创作心态,“讲演文学”的兴发、长篇竞写潮、后期色情文艺的流行,等等,甚至连当时一般文人的生活、报业出版业的状况,都有具体的材料与描述。有一些史实是后来的文学史容易忽略或者掌握不全面的,该书可能是一种补充。如关于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一般文学史只是引用梁氏在《中央日报》的“平民”副刊上发表的《编者的话》中的观点,就给予批判。该书却提供了更多的背景材料,包括战时出现的“宣传第一,艺术第二”的口号,创作中“公式主义”的流行,以及关于这些问题的论争过程。如果将梁实秋的言论放到这些背景中来考察,就不一定认为梁氏的所谓“与抗战无关论”毫无根据,对那种简单的政治性的批判也会作些调整。从“爱国”、“反帝”以及“现实主义”的角度观察抗战时期的文学潮流,并和“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贯通起来,是这本书的写作目标,作者显然希望把抗战这一特殊阶段的文学现象,纳入到新传统的框架中加以解释。

该书比较粗糙,但价值在于“带露折花”,提供了许多“过来人”的观感、印象与材料,对研究者来说,有时这些未经过滤的材料可能是更有吸引力的。1984年蓝海的《中国抗战文艺史》重新出版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朱德发教授参加了该书的增订工作),基本框架没有变,但增加了3倍的篇幅,从8万字变为32万字。那种把抗战文学放置在整个新文学发展流程中考察、突出其与“五四”传统贯串性的意图更加明显,可以说内容丰富了,章节完整了,许多地方打磨过了,但可惜原来那种鲜活的感觉也没有了,学术价值反而比不上原版。

这一时期其他值得注意的著作还有任访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河南前锋报社1944年出版,只出了上卷,约12万字。这是最早使用“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书名的。该书对新传统的梳理视野比较开阔,格外关注清末民初文化转型的现象,后来作者在近代文学研究方面也有大的建树,表现在这本文学史的写作上,对于近代文学与新文学衔接部分的观察就比较细致,目的在于说明新文学出现的历史缘由,探讨在反传统过程中是如何呈现一种建构新传统的意向的。该书比较平实,和当时常见的那种径直用社会变迁原因解说文学变革的简单化做法有所不同,很看重文学形式自身衍变的轨迹,这也是文学传统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不少学者关注“近代”与“现代”的联系,有的把“现代文学”的范围往上推,推到晚清甲午前后。其实任访秋写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时,就没有把“现代”与“近代”一刀切开,他注意到了作为过渡或转型的复杂性,又发挥了他对晚清文坛历史比较熟悉的优势,所以这本书的长处主要也在转型的考察上。如果说,在胡适、陈独秀时期,还较多强调反传统,强调新旧文学的差异和对立,那么到了任访秋这里,对于新旧交替以及传统变迁的复杂性就保持更多理性的分析了。如果要了解晚清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过渡与关联,了解新的文学传统到底如何冲破旧的传统,又与之保留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本著作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还有李一鸣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也是在战时写成的著作,1943年世界书局出版。这本书比较简要,特点是力图对新文学创作进行划派与命名。例如把小说分为讽刺的写实、人生问题的探索、浪漫的抒情,以及反抗的新兴文学这四派;把戏剧分为文艺剧和通俗剧两派;把散文分为言志和载道两派,等等。这些划分的界限比较模糊,归类也难免勉强,显然是为了构筑文学历史叙述的框架,是现代文学研究中较早进行流派分析归纳的尝试。如果说此前讨论新文学传统,比较多的是注目于思潮观念,那么现在开始比较关注创作本身了。其实,文学传统的形成和变迁,更本质地还是体现在创作上。类似李一鸣这样偏重探讨创作的流变及其历史联系的努力,在后起的许多文学史研究特别是现代文学传统的线性清理中,得到更多的重视。

此外,始终以桀骜不驯的理论姿态不断引发文坛争议的胡风,在40年代也写下《论民族形式问题》和《论现实主义的路》这样一些影响甚大的论作,虽然并非专门的文学史研究,却也不无对“五四”传统的深入的思考。胡风鲜明地论述了“五四”新文学传统,提出一个和当时主流批评家相左的观点,认为“五四”新文学是“世界进步文艺支流”。他说:


以市民为盟主的中国人民大众底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底一个新拓的支流。那不是笼统的西欧文艺,而是:在民主要求底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以及浪漫主义)文艺;在民族解放底观点上,争取独立解放的弱小民族文艺;在肯定劳动人民底观点上,想挣脱工钱奴隶命运的、自然生长的新兴文艺。


这就牵涉到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评价。胡风显然不同意当时居于主流位置的观点,就是笼统地以“新民主主义”涵盖整个“五四”传统,他认为30年代以来左翼文学运动的缺失之一,恰好就是在文学的形式内容上盲目地迎合迁就“农民主义”或者“民粹主义”,在强调民族形式内容,一味往传统的、民间的方向走的同时,陷入了狭义的思维体系。胡风认为这是从“五四”开倒车。他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并非传统文学内部演变调整的结果,而是在社会变革的外部条件促使下,主动接受与传统文学异质的外国文学的影响,并对传统文学进行彻底变革的产物。重新强调“五四”新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本质联系,突出“五四”新文学的“世界感”和“现代化”特质,其实是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一种深刻的理解。虽然胡风的理论遭到当时主流批评家的毁灭性打击,并铸成他日后的悲剧,但他的独立思考精神非常值得尊敬,他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理解与阐释,在80年代之后终于赢得了重视,有了众多的回声。回顾40年代对于新文学传统的梳理,胡风应当作为重要的一环。

40年代对于现代文学传统的清理做了大量工作。主要的参与者几乎是主流的理论家、文学史家。胡风认为自己的理论也是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不过他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中的“独行者”,还有其他许多追随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都很热衷于新传统的塑造与阐释,而且他们逐渐变得更加成熟,有更强烈的历史意识。这里不打算全面介绍本时期所有现代文学史的评论与研究,还是抓重点,集中评述几种与新传统梳理有关的思潮史运动史著作,其中三种是属于当时作为主流派的马克思主义阵线的,毫无疑问,也是更能代表这一时期新文学研究动向的。这三种著述即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周扬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和冯雪峰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在余下的篇幅,我们还将介绍一下“战国策派”的文论。这些论著对“五四”新文学历史的思考与描述,带有那个时代显著的特征,但又都在参与建构“新文学传统”时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立场,以及不同的历史想象力与理解力。对上述数种思潮史运动史论著集中进行评析,可以大致了解这一阶段新文学史研究,特别是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阐释方面的一般状况。当然我们更为关心的,是这些论著所表现的文学史观和思维范式,及其对后起的文学史写作以及新传统的阐释所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