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延安政治文化背景下的“新文学传统”观

1939—1940年，当李何林正在四川江津那个偏僻的小镇寂寞地编纂他的《思潮论》时，无独有偶，延安文化界的风云人物周扬也对现代文学思潮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并亲自担纲，在著名的“鲁迅艺术学院”主讲一门关于新文学史的课，写下了《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这也是40年代出现的比较有特色的新文学运动史之一。因为是讲课用的提纲，未公开发表过，“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黑材料”存入周扬的档案中，一直到他“文革”中的冤案得到平反之后，这份文献才被“发掘”出来，发表于1986年第一期《文学评论》。由于周扬长期担任文化领导，经常要承担对党的文艺思想政策的阐释工作，他的论作往往影响很大。可以想见，他在延安鲁艺的这种授课，也是有示范性的，在相当程度上代表当时延安文艺界对新文学传统的正统的看法。不过应当充分注意到的是，这份讲稿和一般正式发表的文章毕竟有些不同，似乎更放得开，更有才气和理论个性。显然这个因素也应该加以考虑：1939年周扬在鲁艺开始讲授这门课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还没有正式发表，所以讲稿中论及“五四”新文学性质时，还来不及参考或照搬毛泽东的有关论断，也就敢于作较有弹性的理论发挥。顺便提到的是，如果将《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前后周扬所写的有关新文学传统研究的文章作些比较，同时又将他非正式发表的讲义《提纲》与同一时期正式发表的文章作些比较，会发现某些观点差异，甚至有某些矛盾。这些由“时间差”所决定或制约的细微的情况，往往容易被后人忽视，但在细心的文学史家那里，却有可能成为研究的切入点。

周扬的讲课《提纲》不是完整的运动史，带纲领性质，比较简扼，而且写成的部分只有引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一部分。从引言看，该讲稿旨在全面评述新文学运动的历史过程，并以此概况现代文学传统。他把“五四”（1919年）以来分为文学运动形成、内部分化与革命文学兴起、革命文学成为主流以及文学上提出新民主主义这四个时期，并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动趋势去解释文学运动，着重考察新文学运动意识形态上反映民族斗争、社会斗争的特点。新文学运动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考察运动史的重点当然也就放在不断的“斗争”包括文学论争上面。这是周扬阐释五四传统的一个主要的角度。周扬这份讲稿虽然后来很长时间都没有正式发表（到1986年才“发掘”出来），但他当年在延安鲁艺讲坛上所提出的那些基本观点和观察问题的角度，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撰写的许多新文学史中都可以找到回音。

周扬讲稿的第一章讲“新文学运动之历史的准备”，讲新文学传统的渊源，其所采用的史料并没有超过前述胡适、陈子展的有关著作，但研究角度与结论都是新的。周扬很注重把文学运动放到社会的整体动态系统中加以考察，注重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政治形势变迁对思想界的刺激，以及对启蒙主义思潮的促进，最终落实到“思想革命”和“文体解放”的时代需求上，从而论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必然性，论论证新旧民主主义的区别与联系。周扬对于从政治、经济到文学之间的“中介”是比较关注的，这种眼光使他对文坛衍变的现象常有一些独到的评说。如文中对谴责小说产生和意义的评述，以及对这种小说艺术缺陷的分析，都简扼精到。同样，第二章“新文学运动的形成”，也从五四前后中国一般经济政治变革的趋向中，观察“五四”新文化运动，很赞赏这一“民族民主思想革命运动”所表现的战斗性与“暴躁凌厉”的气概。

和后来新文学研究中某些僵化、庸俗的思维模式不同的是，周扬在阐释新文学传统时，还是力图在讲稿中保持一种历史的观点，如他把“人的文学”视作五四文学革命的“新精神新内容”，并高度评价这一“资产阶级性质”的口号的进步作用，肯定五四文学革命“谋文学与大众结合”方面的成绩，指出“缺乏历史主义”的进化论在为新文学的发生辩护方面却又是有积极意义的，等等，都比较符合实际。周扬的这篇讲稿显得有一种大气度，能纯熟地运用社会学批评方法，从社会结构系统的复杂关系和变化中宏观而简洁地勾勒出“五四”前后文学运动的概况与发展线索，解释新文学传统的内涵特质，反映了当时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研究所能达到的思想水平，其思路之开阔和气魄之宏大，都是后来许多同样归趋社会学批评路数的研究所不及的。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周扬对新的传统的阐释，主要是代表“正统”的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这当然是事实。但也不应当忘记，周扬同时又是一个有才气的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在某些时期或某些场合，他也发表对文学包括现代文学传统的独到的看法。例如《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1939年）、《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1939年）、《文学与生活漫谈》（1941年）、《郭沫若和他的女神》（1941年），等等，都对新文学传统有深入的探讨，也是在积极参与“传统”的构建。现代文学学科史研究应该注意到这些论著的实际影响。至于周扬这篇《提纲》，因为只是讲课用的提纲，可能就更多保留了周扬自己文学思考的原生态的成分。其中对于“五四”传统的想象、理解与描述，尤其值得注意。因为这是最能代表“正统”的理论家，在当时延安那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生发出来的对“新文学传统”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