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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向讨论“当代”与“现代”的对话时，我们先设计了关于“五四”传统的一章。“五四”的影响巨大，在各个时段都是领衔表演的热闹话题，以至有人刻意批评“五四”几乎已经成为一个“神话”了。无论如何，历来对“五四”的阐释，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现代文学传统的阐释，其中有一“阐释链”，或者叫“变体链”。透过这“阐释链”，可以较清楚看到思想界文学界的变迁轨迹。本书第五章讨论“五四”传统与当代的关联，也不是全面梳理，而是把重点放在80年代。我们力求在较为开阔的思想/文化背景下，相对深入地探讨80年代文学的基本问题与五四传统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80年代文学以何种内在逻辑接续并重构了“五四”传统，“五四”传统以怎样的方式制约着80年代的文化想象和文学实践，同时形成了怎样的错位关系，这是本章试图探讨的主要问题。

记得“文革”结束后不久，是现代文学和政治结盟的“蜜月期”，现代文学一度成为“显学”。当时著名的文学史家唐弢和严家炎共同主编了一套发行量极大的现代文学史。不过这对合作者很快产生了观点上的分歧。唐先生坚持认为所谓中国现代文学就是新文学，而严家炎教授则主张中国现代文学应当包括鸳鸯蝴蝶派等文学。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当时“文学现代化”已经成为时髦的新词，当然也是一种观念，开始取替“新民主主义”的视角。严家炎教授的确很敏感，他是观念转换的代表，是在习惯思维之外重新寻找和建立另一个不同的现代文学传统。80年代以来，人们对于现代文学传统的认识和评价的确变化太大了！诸如认为“五四”“全盘性的反传统”、现代文学特征是“救亡压倒启蒙”，以及90年代之后对于“激进主义”的反思，对自由主义传统的重新发现，等等，几乎一波接一波，不断地重新界定现代文学的范畴和新传统的含义。当文学史家们接连呼唤“文学回到自身”、“重写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等等，现代文学的历史面貌一再被刷新。在众声喧哗中人们也难免会追问：我们所接续的是哪一个“现代”？哪一种“传统”？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高度评价思想空前解放的80年代。这个年代拒绝了对于现代文学传统的本质化、绝对化和片面化的理解。80年代以来对现代文学传统的多样性阐释，再一次证实，新传统不是同质性的、整体的，它包含了断裂和非连续性，包含了多元的、复杂的和矛盾的内容。新传统也不是完整的、封闭的，它存在于不断的重新解释和评价之中。所谓“五四”文学、左翼文学、30年代文学、抗战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等等，其间固然有互相联结的纽带，也存在着一系列的“变异”与“断裂”。

说到这里，有必要回应一下当前某些否定现代文学传统价值的意见。持否定意见的论者死死抓住一个“把柄”，就是认为“五四”和现代文学“全盘性的反传统”，对造成传统的断裂以及多年来的激进和极“左”难辞其咎。“五四”的确有激进的暴躁凌厉的表现，“五四”有些片面性是应当认真讨论的。可是“五四”的反传统，究其实际，又可能是“推倒一个古代而另抬出旁一个古代”。“五四”文学革命在否定了传统文学的制度，重建新的文学秩序的时候，实际上发现了小说、戏剧和白话文学的潜在传统，在否定了儒家的正统地位的同时，实际上肯定了长期被压抑的诸子的传统。正如王瑶所说：“‘五四’时期的先驱者们既是现代新文学的开创者，同时又是传统文学历史的新的解释者，而且二者是互相联系和渗透的。他们对于传统的理解，一定程度上实际上也是对于他们自身的理解，或者说他们要在对传统的新解释中来发现和肯定自己。”我们在研究中很重视这一现象：历史和现在构成了一种不断的对话关系，并且通过这种对话而使传统得到不断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