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华语研究的性质

华语研究的性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出于我们研究目标的考虑，这里只就和汉语研究的关系做些讨论。

首先，华语研究是汉语研究的一部分，是现有汉语研究基础上的一大拓展。

语言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认识语言。全面认识语言，必须从语言的各个方面进行。语言总是要发展的，研究它的新进展自然是语言学的重要任务。中国语言学界的汉语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例如在汉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方面，在汉语历史方面，在汉语方言方面，在汉语各种语域变体方面等。然而，我们过去的研究，多集中在“既定”方面，得出的结论是“彼时”汉语的；而要认识今天的汉语，必须看到“此时”的汉语状况，更要知道是什么导致了此时的汉语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另一方面，具体的语言总是依赖于使用而存在的。汉语在哪里？汉语既存在于古代汉语中，也存在于现代汉语中；既存在于方言中，也存在于共同语中；既存在于中国的汉语中，也存在于海外的汉语中；既存在于中国国内汉民族的运用中，也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华人的运用中。因此，只有对汉语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的存在形式进行研究，才能真正认识汉语。

然而，我们过去更多的是静态地观察汉语，忽略了变化中的汉语；更多的是从中国大陆的角度看待汉语，忽略了跨国、跨境情况下的汉语运用。近年来，前一个问题的有关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人们开始注意在动态中观察语言，开始注意活的语言事实；后一个方面虽说也已经起步，但进展还相当缓慢。当然，汉语的大本营在中国，国外和境外的汉语使用者就数量上来说可能显得微不足道；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国外和境外的汉语是当代汉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衡量一种语言变体的价值不应该只考虑其使用范围和使用者的数量。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各地的华语变体已经或正在通过各种渠道丰富或影响汉语。在某种意义上说，有些影响是深远的。我们不能再忽略华语作为共同语在各地的变异形式。通过各地华语变异的研究，我们已经有而且还会进一步有许多新的发现。我们已经看到，语言是一种具有共核的动态的充满变异的系统。正是这种充满变异的动态系统的各种矛盾，在推动语言的发展。各地华语之间并不能用同一个绝对的规范标准，应该在它们之间展开协调，应该充分考虑到各地华语趋同与存异以及双向互动问题。

其次，华语研究也是汉语标准语研究。

现在人们在华语的认识上还有不同程度上的分歧，但无论有多大的分歧，从目前的情况看，人们在一个问题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即，海外华人社会的“华语”不是汉语的任何一种方言。它建立在方言之上，同时又是超方言的，是播音、教学都使用的语言，是一种标准语。

汉语的标准语从开始确立到现在，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近百年来，汉语标准语在发展中经历了时间上的变化，空间上的推移，语主的更换。这些变化、推移、更换对标准语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还缺乏足够的研究。当然，国内的标准语研究也取得了不少进展，但应该说还很不够。李宇明（2004）就指出中国没有专门的普通话研究室的现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标准语的研究还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显然，华语的研究，尤其是着眼于空间纬度推移上的华语研究，将是我们观察汉语标准语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我们对标准规范化过程的一个检验的机会。

标准语本身也在变化。于夏龙（1992）指出，方言已经成为普通话新词构成的重要途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方言是如何起作用的？我们对其相关渠道的研究还不够。不少事实已经表明，许多方言就是先进入各地华语，然后通过华文媒体传播，逐步为更多的普通话使用者所接受。前段时间，新加坡围绕“仪仗队操过主席台”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有人认为这一格式不合规范，也有人认为没有问题。表面看来，这次讨论是围绕“‘操’＋‘过’＋处所词语”这一格式是否正确进行的，实际上涉及到了更为深层的问题，即评价一种语言形式是否正确的依据如何确定。就“操”的使用问题本身来说，双方都有道理。就语感而言，我们也不接受“操”的这种用法，我们还就这个问题咨询了语言学界的不少朋友，他们也无一例外地“不接受”；我们在上亿字的现代汉语语料库中也没有发现一个这样的例子。而另一方面，讨论者一方的汪惠迪先生长期从事语言文字工作，并在新加坡客居了十多年，我们也相信他的语感；同时，他提出的语言事实也的确能说明“操”的这种用法确实存在。现在的问题是，对这一语言现象截然相反的两种判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就需要研究。这种研究对于学术发展是有益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有专论（郭熙，2004c），此不赘述。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应该把个人或一个地区对标准语的使用结果和标准语本身区别开来。过去一些讨论混淆了这两个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区别的东西。姚德怀（1998）提出区分“规范普通话”和“大众普通话”；戴昭铭（2000: 467）则提出，为推崇标准语的地位，维护标准语的声望，“可以把一级普通话称之为‘国语’，二、三级以及‘等外’的不妨沿用‘普通话’称之”；李贞（2002）更是提出要区分“广义的普通话”和“狭义的普通话”。毫无疑问，这些不同的“普通话”之间的区别是客观存在的，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事物。但是，建立在共同语的基础上的标准语只是确定了语言使用的标准，要求或鼓励社会按照规定的标准去使用该语言，以方便人们的语言交际；它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说出标准的语言，事实上人们也很难说出绝对标准的语言。当然，社会对标准语的使用会影响到标准语的发展。大众普通话之类常常属于特定的地域或社群。或许并不存在整个华人社会或中国社会共有的大众普通话，因为如果真有这样的大众普通话，它们肯定就会为标准语所采纳。因此，对华语标准语的研究就有两层意思：一是看标准语自身的发展变化，即那些已经成为整个华人社会所接受的语言事实或现象；二是各地华人社会标准语中的“中介语”或“过渡普通话”、地方普通话、区域性华语等。例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语就表现出了当地华语的特征，它们为当地华人社会所接受，是一种区域性华语。区域性华语的研究对于认识汉语的发展及其规律当然有其自身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