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学家乔·鲁·埃尔顿及其学说

乔弗莱·鲁道夫·埃尔顿111是战后英国新一代的历史学家，执教剑桥大学达三十年，精于英国宪政史，著作甚富。本文拟就他对都铎王朝，特别是它的前期历史研究中的一些成果作一简单介绍。

埃尔顿出生于1921年，肄业于伦敦大学，毕业后在格拉斯哥大学任助理，194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这一年，剑桥大学历史系教师职位出缺，埃尔顿以格拉斯哥大学的推荐，与另一位后来成为中世纪教会史专家的瓦尔特·厄尔曼112同时被剑桥大学接受为助教。戴维德·诺尔斯113在回顾此事时指出：“这个日子在剑桥大学的历史上是划时代的，尽管我们并不曾意识到。”

此后，埃尔顿在剑桥大学历任助教、讲师、高级讲师，并获文学博士学位。从1967年起，任英国宪政史教授，直至今天。1954年他成为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于1972年至1976年，任该会会长。今天，他是英国历史学界著名的权威人士。

埃尔顿于讲学之余，从事研究著述，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各方面的著作近二十种，另外还有大量的论文。诺尔斯称赞这些成就“重新集中了国内外史学界的目光”。114

埃尔顿的著述大体可以分为六类：一、专著，二、教科书，三、参加编撰《新编剑桥近代史》，四、史料选辑，五、论文，六、其他；兹分别介绍如下：

 

一

 

埃尔顿的专著主要是围绕16世纪30年代都铎政府的改革和当时的执政者托马斯·克伦威尔的研究。50年代之初发表《都铎政府革命》。二十年后又发表《警察与治术》和《改革与更新》，115作为前书的补充。三书各有侧重，用埃尔顿自己的话讲，第一部研究“国家的治理者”；第二部研究“警察的首脑”；第三部研究“改革的发动者”。116

《都铎政府革命》系根据他的伦敦大学博士论文改写而成的。埃尔顿在书的导言中指出，以前关于都铎王朝历史的研究，兴趣都集中在诸如宗教、战争、外交、社会经济发展之类比较明显而重要的问题上面，关于政府的研究也都集中于议会的兴起、王权、枢密院的地位等“宪政”问题。至于财政管理、宫廷的变化、官僚制度等细小但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却从来不曾有人深入研究过。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文献混乱，史料失实，研究起来特别困难。117他选择了这个艰难的课题。

在长达440余页的著作中，埃尔顿在详细考察都铎政府的几个主要部门在16世纪30年代发生的变化之后，归结出以下几点：（一）财政管理得到改革，管理机构由国王宫廷分出，成为若干平行的税收法院。（二）以前作为行政中心的御玺处让位于首席大臣的官署。（三）由从前非正式的枢密会议的核心成员组成正式的政府部门——枢密院。（四）几世纪来作为政府主体的国王宫廷此时成为为国王个人服务的机构。因此，他认为把都铎王朝仅仅视为中世纪的延续的看法是极其错误的，并且指出，在16世纪30年代所充斥的变化“如此密集而又发人深省，以致只有用‘革命’一词才能刻画出所发生的一切”。118

埃尔顿在查阅各种档案材料时发现，“在这十年里，不论是有关国家和教会的重大问题，还是政府的日常琐事，几乎在每一件事上面都留下了克伦威尔的痕迹”，119从而得出了“克伦威尔是这场深刻的改革活动的幕后人”的结论，把这个在过去历史著作中一向不曾受到应有重视的人物一下子提到了主角地位。

埃尔顿不同意从弗鲁德120、波拉德121等都铎史大师以来对于亨利八世的传统看法，认为“只有亨利本人使得英国处于其所规划的进程之中”。（波拉德语）埃尔顿在本书中以大量的材料说明亨利耽于游乐而怠于国事。他还指出，亨利在位的38年主要可以分为三大阶段（沃尔西执政、克伦威尔执政和最后7年），每一阶段的政策各有特点，因人而异，互不相同。由此可见亨利八世固然权威极重，但并非政策的制定者。

《警察与治术》主要研究16世纪30年代都铎政府为实现改革而采取的措施。书中指出，亨利八世政府推行各种改革后，引起社会上强烈的反对，为了消除反抗，克伦威尔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主要的是以1534年的《叛逆法》为代表的警察行动。

《改革与更新》主要研究克伦威尔的各种改革主张及其效果。书中就他在社会、经济、法律等方面的一些计划和他所起草的大量改革建议进行考察，从而说明他在这场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鲍克曾经指出：“埃尔顿教授用这三部书和许多篇论文从各个方面勾画了克伦威尔。”122

 

二

 

埃尔顿编写过两种教科书。头一种《都铎时期的英国》123出版于1954年，系英国历史学家查理·奥曼124主编的《英国史》的第4卷。这套英国史内容比较详细，共分8卷，分别由名家执笔。第4卷过去原为因尼斯125所撰。这本书到了50年代已因都铎史研究的深入而显得陈旧，需要改写，埃尔顿遂承担起改写的任务。他在书的序言中说，对于这样一个多事的世纪，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稍事涉及，冀免钝昧之讥。他认为书中最主要的内容应是国家及其领导人的政治活动，亦即广义的政府历史，至于其他诸如社会、经济、军事、文学等方面，则只能简单处理。他强调“对于某些内容，作者宁愿追求最新水平而不顾一般的喜闻乐见。因之对于一些问题，特别是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地位、16世纪30年代的重要性、都铎政治制度的性质等，做出了与已有定论完全相反的结论”。126这便是埃尔顿的编写宗旨。

这本书即是按照这一宗旨写成的。书中从几个方面对克伦威尔的事迹和作用加以叙述。在亨利八世与凯塞林的离婚纠葛中，“他出来割断亨利所有其他大臣所未能解开的纽结。”127在断绝英国与罗马教廷关系上所取得的成就，主要归功于“克伦威尔在制定法案方面的杰作”。128“修道院的解散摧毁了教皇政治最后的避风港，富裕了英国王室，牢固地确定了那些购进教产营谋私利的土地所有者阶级的新地位。这件事进行得十分彻底，并且出奇地平稳（只有‘圣恩巡礼’一事除外），它代表了克伦威尔全部业绩的特点。”129“他众多而经久的行政改革为治理他着手缔造的新国家提供了整套机构。他在这一方面也和其他各个方面一样，证明他自己既富于长远的见识，也善于具体的运用，这里他再次充分地显示了一位富有建设性的政治家的风度，是罕见其匹的。”130埃尔顿在这里为克伦威尔刻画了一幅崭新的形象。

埃尔顿在题为“价格革命时期的英国”的一章里综合叙述了都铎时期的社会经济概况，对于这一时期的农业、工业、商业和货币制度都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材料，对于价格革命在英国社会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也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但是在这一时期社会阶级结构的问题上，却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偏见。他不承认都铎时期社会各阶级的存在，认为在16世纪农业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划分阶级的工作“毫无希望”，因为“不可能找到用以区分阶级与阶级的经济因素”。131他认为“都铎时代不是中等阶级产生的时代，单剩下资产阶级一个，在本文中就成为毫无意义的名词了”。132他还认为“在贵族与乡绅中间无法做出区别”。133他甚至指责某些历史学家关于乡绅问题的研究是替“马克思主义的人为臆造”卖力气。134而在埃尔顿自己看来都铎社会唯一值得做出的划分是如下三个类别：（一）王侯，（二）参加政府的人，包括贵族、乡绅，以及广义的自耕农、商人、律师等，（三）不参加政府的人。135其实这种划分正不免“人为臆造”之讥。

书出版后，风行一时，多次重印，《时代》杂志教育增刊上有一篇书评称赞它是“标准的都铎史教科书” 。（见1978年版封底）1974年本书再版，埃尔顿曾略加修改。他在再版序言中说：“书中所述仍是我二十多年前要写的内容”，“总的说来，我继续保持我最初在书中所表示我的那些关于16世纪的见解。”书的版面基本未动，只在最后增加一章“校订记”，对于长期以来由于他那些新见解在英国史学界引起的争论作了解释，并在个别问题上修改了自己的观点。例如在脱离罗马教廷的问题上，他不再认为是克伦威尔的独创，而承认在他执政以前亨利八世和大臣们已经有了国家独立的想法，但仍把采取有效行为的功劳归之于克伦威尔。136他把全面的改写留给了另外的一部新著。

埃尔顿的新著《改革与宗教改革》137出版于1977年，是多卷本英国通史《新英国史》的第2卷，这套《新英国史》是由狄更斯和加什138主编的一套新书，内容从1461年讲起，到1952年为止，计划分为10卷，每卷包括大约半个世纪。目前见到的只有第二、五、六卷3本。

《改革与宗教改革》以宗教改革和政治制度的改革为线索，讲述1509年至1558年间英国的历史。书中以叙述亨利八世一朝为主，占全书17章中的14章，而亨利八世一朝又以托马斯·克伦威尔当政10年的改革事业为重点，涉及八章，由于篇幅甚大（全书400页），叙述相当详尽。

埃尔顿撰写此书，距前一本《都铎时期的英国》的出版，已经二十余年。在此期间，都铎史的研究是一个“最活跃”的领域，在政治、经济、宗教各个方面的研究中，都出现了不少重要成果。埃尔顿在序言中说，“将过去四分之一世纪致力于16世纪早期研究的多种多样而又数量巨大的努力汇为一编，现在已经是时候了。”从书中的大量脚注可以看出，他在这方面是做了努力的。

埃尔顿关于“亨利革命”的主张发表后，曾引起英国史学界的争议，特别是60年代前期，在《过去与现在》杂志中，曾连续发表辩论文章。埃尔顿在本书中采摭了一些不同的意见，部分修改了自己的看法。例如他在一个脚注中承认，“我在大约二十五年前所提到的东西是过于简单化了，我过分突出了托马斯·克伦威尔个人，过多地强调了他的主张的独创性。……在这里，我将按照我现在信以为实的东西来撰写这段历史，既信赖别人的也信赖自己的研究成果。近来有关离婚案及其背景的最佳叙述见于斯卡里斯布里克所著的《亨利八世》，我特别信服他关于寺院法的分析；尽管我不能同意他关于1529—1534年的阐释，但却接受他关于亨利亲身参与其事以及其他诸点的论证。”139这一次，埃尔顿不是把16世纪30年代的各种改革都归功于克伦威尔个人，而是归之于一个以克伦威尔为核心的集团（书中有时称它为“激进派”）。140

但是在政府改革和克伦威尔的作用等主要内容方面，埃尔顿保持了原来的看法，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假如二十五年来持续不断的活动（包括我本人和其他许多人的）不曾使我对这部历史的许多部分做出更动，我会感到烦恼；但是就我本人而言，我倾向于这种看法，1953年提出的预想与1976年总结的回顾在主体上是无大差别的。自然，别人会做出不甚满意的结论，而我却愿明白表示：这本书尽管屡经重新考虑（而我也恳切希望去做），但是并不打算改变或取消原来的观点。”这一点，在他以一节的篇幅为克伦威尔所作的评价中看得最为清楚。其结论是：“克伦威尔在这个王国里发动了一场使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变化和改观的革命。他以非凡的韧性去追求一种中央集权王国的理想——这种王国应是经过彻头彻尾改革，按照当时所能提供的最好意见安排就绪（更能取悦于上帝），受到法律保护并由‘国王在议会中’的强有力的王权统治的。那种理想断送了他的生命，但他却奠定了经历世纪而不曾毁掉的根基。”141作者确实不曾改变或取消他在前几种书中所形成的观点。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后面所附的参考书目。它列举了近三十年有关都铎历史研究的主要著作和文章，并附有简单评介，对于国外读者了解这一领域的研究概况，是有很大帮助的。

 

三

 

出版于20世纪初的《剑桥近代史》到50年代开始修订，《新编剑桥近代史》第2卷由埃尔顿担任主编，于1958年出版。新旧两书均以《宗教改革》为书名，所包括的年代范围基本相同，都以1520年到1560年为起讫。新书字数略少于旧书，两书章数亦无大出入，唯内容结构差别甚大。旧书以叙述西欧国家为主，新书则涉及整个世界。东欧、俄罗斯、新世界各设专章，最后一章还专门叙述欧洲与东方的关系。旧书以政治史为主要内容。新书于政治史之外，对于经济变化、文化科学、学校教育、政治思想、军事技术等均有专章叙述，这些显然是新胜于旧的地方。埃尔顿于编辑工作之外，自己撰写了“导言：宗教改革的时代”、“英国的宗教改革”和“西欧的宪政发展和政治思想”三章。旧书中英国一章系由盖尔德纳142所撰。这次埃尔顿按照自己的“亨利革命”的观点加以重写。其余两章则是分别对宗教改革时期欧洲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思想文化方面的特点和西欧各主要国家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的发展变化进行了综合的概括。《新编剑桥近代史》的总导言中宣布“各章的撰写者和各卷的主编只需承认【编写本书】的指导原则，而不为细致规定所限制”。从这一卷的结构和所撰几章的内容中，也可看出埃尔顿在世界史方面博洽的学识。

 

四

 

埃尔顿选编的《都铎宪法》143资料也是一项重要成果。早在20年代初，剑桥大学宪政史教授坦纳曾出版过一部《都铎宪法文献》，144沿用三十余年，多次重印。50年代末剑桥大学出版当局准备委托埃尔顿加以修订。但因几十年间关于都铎一朝历史的研究已有很大的发展，而原书所反映的还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学术水平，已不适合需要，遂由埃尔顿另外选编一本，于1960年出版。这本书虽然在材料安排、史料介绍和文献的历史沿革说明等方面沿袭了坦纳的编辑方法，但在资料的取舍方面却出入甚大，书中所选的216篇文献中，见于坦纳一书的只有127篇。因此，它完全是一种新的选本。

新本在内容方面较旧本为多，增添了一些新的题目，如“议会冲突”、“清教运动”等，在取材方面也较旧本为广，补进了一些关于克伦威尔、莫尔、窝尔星汉的资料，都是很有价值的。新本的另一特点正如序言中指出那样，“由于不存在一本关于都铎政府的全面叙述，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提供一份尽可能细致而系统的描述。”由于编者在这一领域中造诣很深，故能为许多题目的说明提供重要的材料。例如“国王的岁入”部分的说明中，列举了都铎王室收入的门类、数字以及历代的增减等。又如“枢密院”部分的说明中介绍了这一机构的沿革、组织、成员和作用等。另外还有一些带有掌故性的材料，例如：三种印玺（国玺、御玺、私玺）的掌管和用途，对于读者是很有趣味的。

此外，埃尔顿担任了一套名为《史料，使用历史证据的研究》的史料丛刊的总主编，并亲自主编其中一本《1200至1640年的英国》。145

最近，埃尔顿还为德文版《宗教改革史档案》编纂一部《还托马斯·克伦威尔以本来面目》146的资料。早在本世纪初，梅里曼曾编过一部《托马斯·克伦威尔的生平与信札》147，汇集了不少重要资料。但埃尔顿认为梅里曼对于克伦威尔缺乏了解，评论失当，后来的一些教科书往往受其影响。148四分之三世纪以来，有关克伦威尔的资料续有发现。埃尔顿希望通过他的新书所提供的证据能够对梅里曼书中的论点加以修改订正。149他透露该书即将出版，人们将拭目以待。

 

五

 

埃尔顿撰写的文章很多，不下百十篇，刊登在《英国历史评论》、《经济史评论》、《历史》、《历史杂志》、《剑桥历史杂志》、《皇家历史学会会刊》、《历史研究所学报》、《过去与现在》等刊物上。1974年，埃尔顿选择1972年以前的文章编印成一部题为《都铎和斯图亚特政治和政府研究》150的文集，收进论文和书评三十余篇，分为两卷，在剑桥大学出版。文集的大部分文章是探讨托马斯·克伦威尔和“亨利革命”的。另一些则研究了这一时期某些法案。其余文章对于亨利七世、沃尔西、莫尔等人物作了评论，文集还收进了作者1946年的一篇关于恺撒任高卢总督时间的考证文章，反映了他青年时期在拉丁文字和罗马史训练方面的造诣。

此外，埃尔顿还有几本历史学方面的著作，如《历史的实践》、《政治历史，原则与实践》等。《从事英国史研究的当代史学家》，是一部关于现代的英国历史学家的评传。从1968年起，他与赫希特共同主编《书目手册》。151近年来他又为皇家历史学会主编《英格兰和爱尔兰历史每年新书目录》，从1976年开始。

三十年来，埃尔顿的科学研究，方面广阔，果实累累；他的“亨利革命”的见解被戴维德·诺尔斯视为“早期都铎史上的埃尔顿革命”，“为人们了解都铎图景增添了新的广度”。152

埃尔顿长期致力于研究工作，在他的治学态度方面，以下两点是值得称道的。

埃尔顿十分重视资料工作，从以下两段评论中，可以略见。

“埃尔顿博士在这项有关英国史的一个中心课题的探讨中显示了对档案材料的熟谙精通。全部的论证都建立在他对于那十年间卷帙浩繁、门类众多的资料的细密研究之上，没有一处以已编录的材料或第二流著作的论证为依据。因此，他揭示了大量有关这一时期的新材料，全部富于启发，多数饶有趣味。”153

“埃尔顿的研究之锋利有力首先在于他决心深入到《亨利八世信函与官报》背后去探讨它们所依据的手写材料。波拉德及其后继者显然已为布鲁尔和盖尔德纳编目的巨量文献所吓倒而仅就排印本进行研究。埃尔顿则决心探源，从而获得了正文，避免了舛错的传抄和误解的摘录，而且常常重新找到那些为编者所忽视或讹传的材料。他还进一步研究信函和法令的初稿，故能指出某一法案如何经过亨利、克伦威尔、奥德莱以及议会起草人员之手而逐步发展，因之往往能够对于政策的改变和人物的影响提出真知灼见。”154

埃尔顿的一些新见解正来源于他仔细钻研资料的真功夫。

另一点值得提及的则是埃尔顿不为成说所囿，勇于探索的精神。他曾说过：“今天当人们必须审慎考虑任何对于传统标准的背离的时候，就不可能再对那一传统死抱不放了。”15519世纪晚期以来，在都铎史研究的领域内，名家代出，著述如林，从弗鲁德、波拉德到费舍、皮克梭恩，156就这个王朝的一些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写出了巨幅的著作。到20世纪40年代，人们认为都铎史的研究已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地步。就是在这个时候，埃尔顿异军突起，独树一帜，他从那些“留下了克伦威尔的痕迹”的档案材料入手，对16世纪30年代的历史重新研究，为这一时期的人物和事件做出新的估价，提出了与弗鲁德、波拉德等人大相径庭的看法。正像一篇关于《改革与宗教改革》一书的评论所说那样：

“埃尔顿教授在他那雄辩的叙事中，赋予这一时期为人们所熟悉的事件和人物以新的估量，一些英雄遭到揭露，例如亨利本人以一个‘浅薄无知、反复无常、自以为是、权力无边的恣意妄为者’的面目而出现；历来被视为歹徒诸如诺森伯兰一类的人物得到了昭雪。同时，这幅描绘都铎政治和社会的画卷为英国的外交政策、教会、政治思想、经济，特别是国家方面错综复杂的变化，提供了全面的分析。在这里，正是由于托马斯·克伦威尔的目光和韧性推动了王国内部的一次革命和国家生活各方面的一次改造。”（见该书封底）

埃尔顿对克伦威尔的研究是有其坚实可靠的材料基础的，他对克伦威尔的业绩的估计也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是，埃尔顿不信历史唯物主义，因之他未能将克伦威尔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所处的阶级地位去进行考察，从而作出评价。

克伦威尔在英国历史上是一个彗星式的人物，除了当政的十多年而外，人们对他的早年生活所知不多。格林曾经指出：“在整个英国政治家的行列中，没有一个为人们所希望了解得如此之多而实际却知道得如此之少的人物，能像克伦威尔那样。”157但是这些空白已从后来的研究中得到部分的弥补。如果从他市民家庭的出身、在意大利与佛罗伦萨银行家的交往、在伦敦所操的律师行业、在佛兰德尔经营的贸易以及他对马尔西里乌斯的政治思想的信奉等方面加以考察，158人们是不难看出克伦威尔的阶级属性和他一系列政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16世纪30年代在英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时期，资本的原始积累在进行，阶级关系在变化，专制制度在加强，历史现象是错综复杂的。如果我们利用埃尔顿所提供的这条线索去进行考察，就有可能对于这一时期的专制王权与乡绅和资产阶级联盟问题做出更为确切的解释。本文的提出，正是为了这一目的。

 

后记

本文系为1980年中国英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而作。当时只就所能搜集到的资料写成，也只就所见著述作出评论。时隔十余年，埃氏新著迭出，声誉日隆，成为英国史学界“修正史学”流派的首脑，这是笔者当年撰写本文时所无法预见的。为保持文章原貌，此次入集未加改动。幸好门人刘新成和刘城两博士在其文章中对埃尔顿和英国修正史学都有所论及，弥补了本文的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