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欧洲联合与欧洲改革：“欧洲车”应对全球化的两个轮子

（一）欧洲必须面对的全球化新形势

欧洲人在过去40多年时间内，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先后建成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共同体和欧洲联盟，实现了作为迄今欧盟主要支柱的统一市场和统一货币，把欧洲一体化事业逐步推向新的高度。尽管如此，由于时代的变迁，特别是20世纪80-90年代之交苏联瓦解、世界格局变动、接着发生的主要由美国发动的一连串战争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全球化在最近十来年的全面迅猛发展，使欧洲人及其欧洲建设而今再次面临并且必须适应新的生存与发展环境。

全球化被法国前总理若斯潘称为“世界化”，并明确指出了它的含义：世界化是我们发展所面临的现实。不过，这种现实具有双重意义。首先，它促进了全球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不平等。其次，它有利于发现人类的多样性，但本身又孕育着同一性的危险。最后，它释放出一定的能量，但也导致一些需要控制的消极力量。^[1]在这里，我们想强调指出的是，在上述三方面的“两重性”中，欧洲人目前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所须应对的消极力量显然大于美国人。

——多年来，欧洲的经济与就业增长不及美国，而伴随这些增长的不平等却比美国复杂，除了世人通常说到的世界各地区之间、各国之间以及各国内部愈益加剧的收入、财富之类分配方面的不平等之外，还有欧美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不平等”正在进一步变得对欧洲不利。

——欧洲虽然一直致力于保持人类的多样性和欧洲内部的多样性，但它自己同样也面临着被逐渐“同一性”的危险，即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模式、文化生活和意识形态日渐受美国损蚀的苗头也在影响着欧洲。

——欧洲通过外部加强国际交流和内部推进私有化、自由化等政策，一方面固然释放了一些新的能量，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需要面对和控制，却又难以驾驭的消极力量。这里除了需要稳定国际金融、全球公平贸易和世界需要和谐分享财富之类的全人类的共同目标之外，欧洲人还特别必须被迫面对美帝国企图（除了主要依靠暴力）还用资本的意志“创造”世界的威胁。2003年3月美国速胜的伊拉克战争，进一步加速并强化了（至少是暂时的）以华盛顿为中心的这种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和发展，向欧洲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挑战。

显然，欧洲人今天又到了1956年德国总理阿登纳对法国总理摩勒说的，现在是建设欧洲的时候了。欧洲人没有退路，他们只能以努力推进欧洲联合与欧洲改革，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各个领域予以应对。在经济领域，核心问题是提升欧洲的国际竞争力，包括国家竞争力、企业竞争力和产品竞争力，扭转欧洲经济颓势，加强欧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存在与影响；在社会领域，维护和改进以社会福利制度为核心的欧洲社会模式，通过改革使之适应新的形势，继续为全世界提供一种有吸引力的、可供选择的制度模式；在政治领域，巩固和提高欧洲的国际地位，努力在全球治理中作为重要一极发挥积极影响，让多边主义起更大作用，避免在这个世界中只有单边主义、双边协议和区域建构。

（二）全球化使欧洲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面临新考验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与美国和其他某些国家相比，欧洲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总体趋向下降，包括国家竞争力、企业竞争力和产品竞争力。在国家竞争力方面，我们仅以在世界货物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为例，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欧洲四大国合计由1982年的25.4%减少到了2000年的21.5%，而美国由11.5%增至12.3%。^[2]在企业竞争力方面，我们仅以“在世界专利使用费收入中所占比重”为例（专利权主要属于企业），美国为57%，欧元区为15.2%。^[3]在产品竞争力方面，我们挑选了世界药品市场。在过去10年中，欧洲在世界药品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从32%下降到了22%，而美国却从31%上升到了43%。^[4]

欧洲人清楚地意识到，随着冷战消失后美国式全球化的大踏步挺进，欧洲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将面临更大的新考验。作为应对，他们必须进一步推动欧洲联合与欧洲改革。欧洲人首先致力于在三个层面上进行改革，即欧盟的机构与机制改革；欧盟成员国遵循欧盟的制度、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做好适应性调整，把欧盟的立法真正转变为成员国的国内立法；以及欧盟各成员国本身的内部经济与社会改革。同时，欧洲人还寄希望于欧洲联合的进一步发展，包括扩大，尤其是深化，特别是大力完善统一市场与统一货币，使之对欧洲经济起更大的积极作用。

欧洲人力图用本地区一体化作为对全球化的一种有力回应，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有充分依据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所有理论，都从不同角度阐明了它将会带来的利益。无论是巴拉萨把经济一体化定义为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5]柯森从生产要素配置的角度将解释一体化的过程和状态，^[6]丁伯根将经济一体化分为“消极的一体化”和“积极的一体化”，^[7]还是库珀强调的应以行为条件而不是法律条件来衡量一个区域是否实现了经济一体化，^[8]这些理论至少从三个方面给不少欧洲人以期待，希望借助区域经济一体化来有效地应对经济全球化：首先，像欧盟这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使期望的外部利润内部化，减少不完全市场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市场的扩大将带来规模经济效应，一体化成员之间不但可以获得产业内贸易带来的收益，而且还可以获得产业间贸易带来的利润；其次，竞争的日趋激烈化，还会迫使欧盟及其成员国认真审视自身的竞争力，并为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作出种种努力；最后，国家对经济主权控制力的削弱为一体化制度的建设提供了客观可能性，而一体化组织拥有与一体化发展阶段相适宜的经济控制权有利于稳定地区经济。

不仅如此。有的经济学家还对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具体好处作了预测计算。众所周知的切克契尼1988年报告估计，统一大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成员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进程，由于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将使欧盟的收入增加2.5%-6.5%。伯德温认为，切克契尼忽视了统一大市场带来的动态效应，如果考虑到统一市场的动态效应，中期的生产增长将使欧盟收入的增长为静态效果的两倍以上。而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效果更为明显，欧盟的经济增长率还将在静态的基础上再增加0.2-0.9个百分点，产出的增长总共约为10%-25%。^[9]这些计算还是在统一货币（欧元）问世前进行的。据估计，使用多种货币带来的交易成本约等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共体GDP的0.5%，而且汇率风险还将进一步加大资源配置成本，这使欧盟国家不可能从单一市场中充分获益。^[10]另外，弗兰克对外汇交易的全球支出所作的研究得出，该成本占世界贸易的6.5%，其中欧盟的外汇交易成本达欧盟GDP的0.8%。^[11]实行单一货币则不仅能够维护单一市场计划的成果，还可以避免巨大的汇率风险和兑换成本，提高价格透明度，实现货币、资本市场的一体化，进一步扩大规模经济效益，产生更具活力的一体化效应。

然而，实际成效与上述预期相去甚远。1996年，欧盟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内容丰富的报告《单一市场的影响和效益》，报告由38篇独立的论文和一份对1.3万家企业的咨询调查组成。据此，在1987年到1993年间使收入增长率从1.1%提高到1.5%，而且，这些评估还不能确定“实现单一市场”是促进这一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12]欧洲经济一体化实效与预期，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之所以相去甚远，主要是因为欧洲联合还远未落实——当前集中体现在统一市场与统一货币的作用上，同时欧洲改革处处受阻。在欧洲联合方面，欧盟各成员国所作的适应性调整还远远不够。虽然欧盟各成员国目前已有一半以上的经济立法来自欧盟总部，但实际上在欧盟范围内迄今尚未建立起真正统一的市场机制。在欧洲经济改革方面，虽然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阻力重重，进展滞缓。首先是在经济合理性与政治可行性之间存在的矛盾。其次是在欧洲内部对欧美两种模式的评价一直存在分歧，欧洲人还是认为他们所信奉的“效率+公正”的价值观是更可取的，不愿改变现状。再次是欧盟（欧元区）层面上的自由主义成分与成员国层面上的国家干预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及各国观念之间的差异。最后是欧洲有些国家大致上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都先后在不同程度上或至少是暂时地向新自由主义倾斜，而新自由主义本身存在着一系列两难问题。欧洲尚需在联合和改革两方面作出新的努力。

（三）全球化向欧洲社会福利制度提出新挑战

对于欧洲来说，有人认为，没有哪个领域比社会福利制度更受国际资本流动和贸易增加的影响了。例如，政治学家约翰·格雷就把福利国家的死亡看成是全球化的一个直接结果。他认为：“以为过去的社会市场经济可以在向下协调力量的作用下原封不动的保留下去，这是与全球市场有关的许多幻想中最为危险的一种。相反，社会市场体制正在逐渐被迫自己毁坏自己，以便它们能在比较平等的条件下与社会和劳动成本最低的经济体进行竞争。”^[13]诚然，格雷正确地指出了全球化对于欧洲社会福利制度问题的重要性，但就其所面临挑战的结果与原因分析而言，格雷的判断似乎有些夸张了。

但无论如何，全球化向欧洲社会福利制度提出的新挑战是相当严重的。这里我们仅以资本转移的威胁为例。在全球化条件下，资本成为可以自由流动的了，如果国内经济政策和税收体制威胁到在其他地方也可以获得的收益，资本可以马上转移。为了留住本国资本、吸引外国资本，各国竞相进行“税收竞争”。为吸引投资而竞相降低税率的做法使各国税收政策越来越趋于一致，这也会给税率造成下调的压力，进一步限制政府利用税收政策提供社会保障的能力。对14个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公司税率的调查已经表明近年来税率大幅度下降：由1985年平均约46%降到了1999年的33%。^[14]对个人的税率也有类似的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在这场竞争中的处境并不那么有利。由于欧盟市场上企业盈利状况欠佳，同时也为了巩固和加强欧洲大公司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地位，欧洲资本大量外流。欧盟统计局2001年7月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00年欧盟成员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7700亿欧元，其中4620亿欧元为欧盟15个成员国相互间的投资，3040亿欧元为对区外的投资，而同年从区外吸引的直接投资仅为1250亿欧元。^[15]德国公司宁愿投资国外，据计算，在德国有大约2000家美国公司，为50万人提供了就业岗位；而德国则有3000家企业在美国，雇用的美国员工超过100万人。^[16]在最近几年中流出法国的资本是流入法国的资本的三倍。法国33家最大的公司从1997年至2000年增加的国内就业机会约4.5万个，而它们在国外增加的就业机会是12万个。^[17]

为了应对这种局势，欧洲人首先应该加强推进一体化，不仅建设“经济欧洲”，而且致力“社会欧洲”。然而，欧洲联合本来就是一个艰难的历程。《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与《阿姆斯特丹条约》再次表明了这一点。这两项条约再一次体现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历来所遵循的程式：成员国之间相互作出政治让步，或求得最小公分母，或作出例外规定，有的成员国可以据此选择放弃，或采取“一揽子”解决方案，或在无最终目标的情况下，先实现局部目标。^[18]这套程式为建设“经济欧洲”提供了比较可行的路径。但是“社会欧洲”情形有所不同。赫斯特等人认为，暂时还不可能形成统一的“社会欧洲”，向上协调或向下协调均不可能。

因此，目前恐怕须更多地着眼于欧洲改革，尤其是各成员国层面上的改革，因为在欧盟一级上有关社会问题的改革特别困难。欧盟委员会在2003年1月14日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欧盟一年前通过的有关推动市场一体化进程的16项改革措施中，只有天然气和电力市场、政府公共采购等6个方面的改革得以如期进行，而在养老金、税收、专利一体化等关键领域，各项改革措施几乎毫无进展。与此相对照，多数成员国各自在社会领域的改革，尽管困难重重，但毕竟在谨慎前行。例如在瑞典，人们改变了法团主义谈判方式和治理安排。瑞典的特色在于，它的制造业出口导向型程度很高，几个高度集中的大公司在面向国际的部门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它们高度多国化，有将近一半的产品在国外生产。因此，瑞典大公司早就开始不断地利用它们的国际化地位来反对瑞典模式中的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大雇主开始拒绝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对他们很有用处的社团主义谈判，并在1991年完全退出了由政府、雇主和工会三方组成的经济治理制度。大公司动辄威胁政府和工会，如果不照他们开的政策方子下药，他们就搬到国外去。丹麦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似乎阻止住了福利国家走向危机的趋势，其主要办法是：重视并支持在经济中占突出地位的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它们能够适应国际市场变化，且没有高度集中的社团主义结构，没有集中化的全国工资谈判制度；维护普遍性福利体制与劳动市场高参与率结合，大多数适龄家庭有一个半职工或双职工；既有“消极”的收入分配转移，又有积极的劳动就业措施，保证失业者不被边缘化；丹麦的公共服务部门吸纳了30%的劳动力，它是一个公共服务密集型而不是津贴密集型的福利国家，丹麦人缴的税费不少，但从中也受益多多，这样的福利国家获得广泛的政治支持。在荷兰，人们用改变就业模式、节制工资和发展服务业来予以应对。荷兰的就业模式已经改变，从一个人挣钱养家糊口的家庭模式转变为平均每个家庭有1.5个人工作的家庭模式，新增岗位大多数是临时性的，非全日制的，或每周少于35小时的。工资政策是荷兰在国际竞争中的一个重要武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就业增长有2/3是节制工资的结果。这种节制工资有助于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而大部分新增就业岗位则是服务业创造的。在意大利，与所有的预期相反，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意大利的产业界、有组织的劳工和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关于工资的确定、劳资关系以及福利改革等方面的协议，取得了相对的成功。如果考虑到意大利的经济治理有严重依赖地方的特点，意大利是一个为政党利益集团所控制和瓜分的“弱势国家”和短期的弱势政府，意大利的法团主义是由质地稀松的材料建构的……意大利居然表现出采取协调一致行动进行改革的可能性，这确实让人吃惊。^[19]

总之，虽然全球化向欧洲社会福利制度提出了新挑战，但欧洲国家依然有广泛应对的活动余地，即使在欧盟的约束范围内，只要国家拥有政治资源，它们还可以做出各种明确的选择。但欧洲人还必须进一步为此作出更大的努力，首先是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意志和全社会的基本共识。

（四）全球化对欧洲的国际政治地位产生巨大冲击

全球化的新形势对欧洲的国际地位造成的巨大冲击首先来自政治领域。以法、德为代表的主流欧洲同当今美国之间在伊拉克问题上所出现的重大矛盾，其最根本的直接原因是欧美之间的力量严重失衡。欧洲虽然主要在军事力量上明显不及美国，但欧洲有自己的重要利益和价值信仰，在某些方面也有一定优势，例如经济实力、集团优势、南北桥梁和道义原则等。冷战后的欧洲，它的目标已经不再是先前的“结束过去”，而是“追求未来”，伸张欧洲国家的自我意志日益成为进一步推动欧洲一体化的重要动机。围绕伊拉克问题，欧美矛盾实质上暗含着它们彼此之间的、事关根本的激烈竞争，即为塑造国际新秩序而展开的竞争，包括国际新秩序所必须遵循的法律、原则、理论、道德、机构、标准、路径等等。

欧洲所受到的国际地位压力还来自世界经济领域。伊拉克战争后，从全球角度来观察的世界经济生活中可能出现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它们都会影响到欧洲未来的国际地位。首先是整个世界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美国经济的状况会继续下去甚至暂时会有所加强。2001年世界GDP30多万亿美元中美国约占30%（其中包含汇率影响），比欧盟15国之和还多20%；2002年第三季度末，全世界外汇储备总额价值22940亿美元中，以美元形式的储备占3/4，约为欧元的3.5倍左右；^[20]在世界专利使用费收入中，美国所占的比重为57%，几乎相当于欧元区15%的4倍。正是在经济总量、货币力量与科技能力明显占优势的基础上，摩根斯坦利公司估计，20世纪最后5年美国拉动了40%的世界GDP增长。伊战后，如果再考虑到美国可能会进一步加强控制中东石油，其对世界其他地区影响、后果之大难以预料。其次是地缘经济关系可能发生某些重要变化。美国-亚洲关系将继续加强：由于亚洲经济增长较快，美国经济依然最为重要，伊战后“大中东”、中亚、南亚和东亚将成为进一步吸引美国注意力的“问题地区”。实际上，美国-亚洲经济关系近些年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整个亚洲出口的26%流向美国（中国约为30%）；在2002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4980亿美元中，亚洲获得盈余2040亿美元，西欧盈余1150亿美元（其中欧元区450亿美元）；在2002年第三季度末世界外汇储备近2.3万亿美元中，其中73%是美元形式的储备，全球储备58%在亚洲，其中75%用于购买美国有价证券。^[21]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亚洲人为了刺激出口、保值美元资产等需要，愿意看到强势美元。美国-亚洲关系的这种发展，有其积极与消极两面。但是不管怎样，出于安全与经济考虑，它们还会进一步发展。与此相对照，欧洲-亚洲关系将继续相对平稳：欧盟近些年虽然也在致力于对外开放，但毕竟是封闭性依然较强；第五轮扩大（即东扩）后，今后一段时间内将不得不把较多精力放在内部问题上；主要由于结构性问题，欧洲社会的经济改革困难重重，经济增长相对滞后，活力不及美国；欧亚之间还相对缺少更强有力的经济纽带，包括彼此为对方提供市场、加强货币合作，以及“缺少一种具有紧迫性的、被赋予了战略意义的价值”（比利时驻华大使马利国语）等。但欧亚关系仍有许多有利条件和巨大发展潜力。亚洲与中国应特别重视提升亚欧与中欧关系。至于欧美关系，看来将会有所褪色。诚然，在经济、安全和价值观三方面，欧美的共同交汇点还是相当多且重要的。欧美经济利益相互渗透、相互依存也很强。但是，由于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变迁，今后欧美关系会稍许减色一些。最后是经济全球化进程可能会有所放慢。全球化一直受到世界范围的反新自由主义力量的掣肘，世界经济普遍困难，“反恐”影响国际人员、商品、资本、思想等交流，由美国带头的“国家利益至上”而不顾及其他，将起到分割世界的作用，使全球对话谈判更加困难。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减少今后至少一段时间内全球化进程中的暂时的“美国味”，不会减轻对欧洲的压力。

面对全球化新形势给欧洲国际地位造成的冲击，欧洲人必定会更积极、更灵活地推进欧洲的联合与改革。欧洲联合本来就是一项伟大而又艰难的事业。正如施密特所说：“虽然迄今已经过去了近50年，但是到欧盟最终建立起来，仍然需要几十年时间。到21世纪前25年的后期，欧盟才可能成为一个有全面的行动能力的强大组织——如果在此期间一切顺利的话。”^[22]虽然今后未必会“一切顺利”，但欧洲联合与改革的前进脚步是谁也阻挡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