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周作人文化救国论”的主要错误
“周作人文化救国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理论，其错误主要表现在如下一些方面：
1.政治上卖国、文化上救国在逻辑上是根本站不住脚，在实际上也是根本不存在的。众所周知，一定的文化是从属于一定的政治的，所谓“超阶级”、“超政治”、“超国家”的“文化选择”是根本不存在的。具体到日本侵华来说，为了达到其灭亡中国的政治目的，日本侵略者也就炮制了为这种政治目的服务、与这种政治目的相适应的“侵略文化”，其主要概括即“日中亲善”、“大东亚共荣圈”。从汪精卫到周作人到每一个大小汉奸，都不能不奉行这一套，把这一套挂在嘴边上。如前所说，早在降日之前，周作人就已经唱起了“大东亚共荣圈”的调子，说什么“日本与中国毕竟同是亚细亚人……究竟的命运还是一致”[7]。而在降日之后，这样的调子更要大唱特唱了。周作人自己说，他的那些“汉奸论调”的讲话、训词之类，是没有办法的“人云亦云”，不代表他的真实思想，只是一种“官场应酬”，是“向不入集”的[8]。陈思和也说：“作为官僚他又不能不按上面的调子唱，这些官话或以伪教育督办，或以官方文人头羊身份来发表，自然是臭气熏人，但他自己也不怎么看重，即使在他做官得意的时候，这些文章讲话也照例不收入文集，可见他心中是非甚明。”陈文真是上当非浅。周作人勖勉日本宪兵，鼓吹“剿灭共党”、“三光政策”之类的讲话的确未见入集，但那并不能说明周作人主观上不想入集，而是日本法西斯战败了，投降了，周作人这些文章讲话成了他耻辱的印记，藏之毁之唯恐不及，哪里还敢收入文集？假如“换位思考”，日本侵略者打赢了，中国灭亡了，周作人“位列三公”了，你看这些文章讲话如何处置？岂止收入文集，简直要鎏金封面，大肆宣传，非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珍贵的“历史宝典”不可了。其实，即使周作人当汉奸期间编的文集中，“大东亚共荣圈”的印记也十分明显，只不过陈思和君等年轻的朋友未认真阅读罢了。这里不妨仅据《药堂杂文》[9]和《苦口甘口》[10]二书作一点最简单不过的摘录：
△“只以共济即是现在说烂熟了的共存共荣为目的，并没有什么神异高远的主张。从浅处说，这是根据于生物的求生本能，但因此其根本也就够深了”。（《中国的思想问题》，《药堂杂文》，第15页）
△“与他人共存共荣也总是正当的办法吧”。（同上书，第16页）
△“（中国作家）乃可以大东亚文学之一员而参加活动”。（《汉文学的前途》，《药堂杂文》，第32页）
△“见了对俄的胜利（按指日俄战争日人之胜利），又增加了不少勇气，觉得抵御西洋，保全东亚，不是不可能的事”。（《留学的回忆》，《药堂杂文》，第99页）
△“（加强）与东洋民族的感情的联系”。（《药堂杂文》，第100页）
△“这比去年大东亚战争勃发的时候还要更真诚更热烈几分”。（同上）
△“我们是生来就和他们白人命运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这个东洋人或亚洲的自觉，即使与现时局离开了说，在知识人士也是必要……不可无此反省……”（《关于日本画家》，《药堂杂文》，第108页）
△“既然深切的感到东洋民族的运命是整个的，非互相协助不能寻出生路……”（《怠工之辩》，《苦口甘口》，第49页）
△“东亚的文化是整个的，东亚的运命也是整个的……现今最重要的是在事实上证明东亚人共同的苦辛，在这苦之同一上建立东亚团结的基本，共向着甘的方面突击去，这才有希望”。（《草囤与茅屋》，《苦口甘口》，第110页）
周作人唱的是什么调子，难道还需加以说明吗？这不就是赤裸裸的“日中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的说教吗？这样的“文化卖国”和他的政治投降正是一而二、二而一，哪有什么“文化救国”的气味？从中，又怎么找得见什么“超阶级、超政治、超国家”？个别年轻朋友喜欢逻辑推理而不喜面对现实，但是，再逻辑推理，从以上引文中也推不出什么“文化救国”的结论来。其实，周作人自己说得明明白白：“文化的进路不能与政治分歧”。[11]周作人此语说于1944年初，正是他深陷汉奸泥潭之时。当一些年轻学者大嚷周作人不是政治投降而是“文化选择”的时候，他们大概早就把周作人的这句名言置诸脑后了。
应该补充的是，当周作人不遗余力地鹦鹉学舌，大肆鼓吹“大东亚共荣圈”之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濒临灭亡的边缘了。但周作人不知道，还蒙在鼓里大肆宣扬，说来也真是相当可笑而悲凉！
2.周作人大反“气节”，贩卖的正是汉奸投降哲学。
如前所说，早在1935年，在《岳飞与秦桧》、《关于英雄崇拜》等文中，周作人就大肆鼓吹“和比战难”等谬论，同时大肆贬损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民族英雄了。“贬损”的同时，必然大肆攻击中国传统的气节和情操。他曾说：
武人（按指岳飞）之外有崇拜文人的，如文天祥、史可法。这个我很不赞成。文天祥等人的唯一好处是有气节，国亡了肯死。……但是这个我们不必去学他，也不能算是我们的模范。第一，要学他必须国先亡了，否则怎么死得像呢？我们要有气节，须得平时使用才好，若是必以亡国时为期，那未免牺牲得太大了。第二，这种死于国家社会别无益处。我们的目的在于保存国家，不做这个工作而等候国亡了去死，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自然这并不是说还是出张弘范或吴三桂好，乃是希望中国另外出些人才，是积极的，成功的，而不是消极的，失败的，以一死了事的英雄。……徒有气节而无事功，有时亦足以祸国殃民，不可不知也。……我岂反对崇拜英雄者哉，如有好英雄我亦肯承认，关岳文史则非其选也。吾爱孔丘诸葛亮陶渊明，但此亦只可自怡悦耳。[12]
在周作人笔下，中国人一向提倡的“气节”成了罪莫大焉的坏东西，在侵略者屠刀下壮烈牺牲也成了罪过了。试想这样的文人怎能不当汉奸？他不当汉奸还有谁当汉奸呢？
必须戳穿周作人对“气节”的“莫须有”的攻击，必须充分肯定“气节”在中国思想史、道德史上的崇高地位。儒家圣贤历来讲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把仁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也历来讲究“疾风知劲草”、“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主张要在“疾风”、“严寒”的考验中锤炼自己。道家虽然消极避世，但他们的淡泊名利、不与统治者合作，往往表现了高洁的旨趣，被誉为“世外高人”。所以，中国传统的儒、道二家都是很讲气节的。周作人打出孔丘、诸葛亮、陶渊明几个旗号，借以反对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可以说是别有用心，不伦不类。孔丘是气节的大力倡导者，诸葛亮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贤臣”，陶渊明则是一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洁隐士，三者人生旨趣大异，周作人将他们捆绑在一起来反对气节，真可谓别出心裁！这是一种明显的胡搅蛮缠、搅浑水。他真喜欢这三个人吗？真是天晓得！他如喜欢孔丘，他就会跟着他当一位大仁大义的贤者，何以会当汉奸？他如果真喜欢诸葛亮，也不致当汉奸。他如喜欢陶渊明，当真隐士，更不会当汉奸了。什么“自怡悦耳”，自欺欺人耳！
所谓文天祥等人的“唯一好处”是“国亡了肯死”，这也纯粹是不怀好意的诬蔑。文天祥、史可法等抵抗外族入侵的英雄，是为了“国不亡”而英勇抗争，而“杀身成仁”的，他们誓死不当亡国奴，誓死不当汉奸，他们的高尚气节和凛然大义已经彪炳千古，万人景仰，怎能将他们的视死如归、英勇就义曲解为“国亡了肯死”呢？周作人真不愧为大学问家、大文章家，这样的颠倒黑白、深文周纳一般人实在做不到，一般的小汉奸也做不到，非周作人这样的大汉奸莫办也。
其实，周作人明明知道文天祥、史可法等都不是什么“消极的，失败的，以一死了事”的“英雄”，他明明知道他们都是积极的、抗战的，虽死犹荣、重于泰山的大英雄，但为了鼓吹自己的“屈膝求和论”，他不惜昧了良心，给这些千古英雄抹黑，“徒有气节而无事功”，只不过把他们说成是什么“国亡了肯死”的庸人。甚至血口喷人，把他们诬蔑成“祸国殃民”的罪人。因为自己没“气节”，不准备在日本侵略者面前有“气节”，周作人把中国的民族道德简直糟蹋尽了。
让人万分遗憾的是，这样信口雌黄的“气节论”，竟然也迷惑了一部分青年学者。或者说，一部分青年学者竟然被周作人信口雌黄的“气节论”牵着鼻子走了。陈思和先生大概是走得最远的一位。他竟然认为，要谈论周作人的下水附逆，“必须跨过一个概念，即所谓气节”。因为“在周作人的道德观念里，气节的概念本不存在”。既然周老先生头脑中连“气节”的概念都“不存在”，他当然不会讲什么气节了，下水附逆不正是理所当然吗？想不到“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周作人的没有气节，不讲气节竟然成了他老人家莫大的优点，使他的下水附逆非比一般汉奸，而是光彩夺目，放射了灵光。陈文说：
否定礼教与气节，正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思想特征。所谓气节，抽象的说是志气与节操，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具体的运用气节时，通常指为一个虚名而牺牲实在的价值，或为已过去者牺牲现存的实有，这是以个性为基础的人道主义者所不能容忍的，在个人主义看来，小到女人为亡夫守节，大到臣子为忠君爱国的虚名守节，都是用一种空洞的名义来压制个性，甚至是毁灭个人的生命，这根本上是反人道的。
不能不说，陈文对气节的误读与曲解，远远超过了周作人。
首先，陈文将“女人为死去的丈夫守节”这种宋明理学中才有的戕害广大妇女的封建道德信条（即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和中国传统的气节（即所谓“高风亮节”）混为一谈，错得太离谱，太“小儿科”了。“五四”以来，女人守寡早被批判得体无完肤（可参见鲁迅的《我之节烈观》[13]等文），时至今日，怎可还和传统气节混为一谈呢？再说，这和我们要谈的周作人附逆下水又有什么关系呢？
其次，陈文所谓“臣子为忠君爱国的虚名守节”，情况则比较复杂。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忠君”的确常常和“爱国”混淆在一起，“爱国”的概念往往蒙上封建主义的灰尘。然而，“爱国”的概念往往出现在国破家亡尤其外敌入侵之时，这时的“爱国”更实际的意义主要变成了抵御外侮，保卫家园，代表了惨遭屠戮、流离失所的广大人民的利益，就不能因为有“忠君”色彩而简单加以否定了。岳飞之抗金，文天祥之抗元，史可法之抗清，都只能作如是观。轻易地用“忠君”二字否定他们保家卫国、抗击侵略的凛然大义，这就大大偏离了历史事实，无法被认可了。
再次，陈文将礼教与气节混为一谈，也是不能成立的。封建礼教（主要是三纲五常之类）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是基本上应该否定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类）。然而其中的某些局部则可以“抽象继承”（冯友兰语），如“孝悌忠信”之类。气节则不然，它讲的完全是个人节操，特别是在外敌入侵、个人蒙难等关键时刻的道德表现。苏武所以令人景仰，就因为他甘愿茹毛饮血历时十八年不投降异族，表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崇高精神，较之降敌受封的李陵高出了不知多少倍。苏武当然也有“不辱汉节”、“不辱君命”的一面，但那是他代表的国家，是不能简单用“忠君”、“礼教”之类来否定的。同样的，在辛亥革命以来的上百年革命斗争特别是八年抗日战争中，千百万革命烈士壮烈牺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不朽篇章，表现了崇高的人间正气、民族正气，更是与封建礼教不沾边儿了。
又次，陈文斥气节为“压制个性”、“毁灭个人生命”、“反人道”，这就更完全错误了。古往今来，“压制个性”、“毁灭个人生命”、“反人道”的是历朝历代的奴隶主和封建暴君，也包括侵略成性、烧杀掳掠的外族入侵者。即以日本侵华为例，杀害了数千万无辜的中国人。这种滔天罪行，才是不折不扣、货真价实的“压制个性”、“毁灭个人生命”、“反人道”。怎能反而说抵抗日本侵略、壮烈牺牲的抗日英雄是什么“压制个性”、“毁灭个人生命”、“反人道”呢？这样描绘抗日英雄，是否落入了“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的圈套，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应声虫了呢？
陈文曾经十分恰当地分析了周作人性格的“另一面：斤斤计较，睚眦必报，甚至有些‘破脚骨’的无赖和绍兴师爷的刁蛮”。而且指出：“这虽属性格上的小疵，但计较小利者，眼光难以长远，胸襟难免狭隘，平时在理性制约下无足轻重，但往往在人生道路的关键抉择中，在理性失去判断能力之际，它就会起重要的作用。思想上的超越气节与性格上的实利主义，我觉得是周作人下水的重要原因构成。”这应该说很切中周作人的要害，周作人正是一名“计较小利”、眼光短浅、胸襟狭隘的“实利主义者”。正因为如此，他才反对理想，攻击气节，终至卖国求荣。周作人不是“超越气节”，而是“反对气节”，甘心事敌，这也正是一切汉奸卖国贼的通病。“气节”是一种精神力量，它是靠崇高理想支撑的。反对日本侵略，不当亡国奴，驱逐日寇出中国，这就是广大抗日军民的崇高理想，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理想，他们才会置生死于度外，赴汤蹈火，英勇牺牲，完成抗日救亡的大事业。
不难看出，陈文表现了难以克服的自相矛盾。他对气节的那些不恰当的否定，无异为大节有亏的周作人开脱，而他对周作人“实利主义者”的分析，又恰恰揭示了周作人走向深渊的重要的思想根源。如前所说，周作人的极端个人主义（即彻头彻尾的实利主义），使他无法抗拒日本侵略者的威逼利诱，也无法接受“畏友”钱玄同等的忠告，他是非当汉奸卖国贼不可的。陈文之所以出现这样不可调和的自相矛盾，关键还是上了周作人的当，被他那些反气节的谬论蒙蔽了。所谓“为一个虚名而牺牲实在的价值”，所谓“为已过去者牺牲现存的实有”，所谓“用一种空洞的名义来压制个性，甚至是毁灭个人的生命”，所有这些对气节的指责，都只能是图解周作人对气节的那些恶谥，都纯然站不住脚。周作人的懦夫哲学、投降哲学的核心就是贪生怕死，就是软骨头，就是贪恋人间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享受。这样的人，宁愿“轻如鸿毛”地活，甚至忍辱含垢地活，也不会“重如泰山”地去死。周作人贪恋的，开始并不高，只不过是他的苦雨斋的士大夫闲暇生活，闲情逸致。为了这点微不足道的东西，他就可以置万人共愤、历史唾骂于不顾，觍然下水事敌。其思想境界之低、贪图实利之微，实在让人惊诧！这就是“五四”文坛先驱？这就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谁敢相信？他把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发扬人间正气、感天地而泣鬼神的壮烈牺牲，视死如归的英勇就义，统统诬蔑为“消极的”、“失败的”、不值得效法的东西，这比一般的汉奸卖国贼更坏，更卑鄙无耻。一般的汉奸卖国贼往往自惭形秽，知道自己干的是伤天害理的勾当，隐瞒尚且不及，何敢反咬一口？而周作人则不然，他学问大，见识多，能言善辩，美德可以说成罪恶，而罪恶又何尝不可以变成美德？中外历史上像周作人这样“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鲁迅语）的汉奸，实在并不多见。
陈文所以在气节问题上成了周作人谬论的响应者，关键还在背离了司马迁早就精当概括的“重于泰山”与“轻于鸿毛”之别。文天祥深明大义，写出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对于入侵者，对于恶势力，志士仁人这种义薄云天的壮烈牺牲，虽然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他的英灵启迪着千千万万的后来者。他们的浩然正气激荡着人类，冲上了九霄。他们称得上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毛泽东语）。能够说这样的英勇牺牲是什么“为一个虚名而牺牲”吗？是什么“为已过去者牺牲”吗？是什么“用一种空洞的名义来压制个性，甚至是毁灭个人的生命”吗？当然不是！为了民族大义，革命大义的牺牲，一言以蔽之，有“气节”的牺牲，都是用一己的牺牲，换来最大多数群众或同胞的免于牺牲，所以说它伟大、壮烈。任意将这些壮烈牺牲统统丑化、矮化，这在伦理学上、思想史上是绝对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残酷地、血腥地毁灭广大生命（包括妇女和儿童）的是恶势力、侵略者，比如疯狂侵略中国的日本法西斯之类，像“南京大屠杀”之类令人发指的残暴行为，他们干了多少？几千万中国人不就死在了他们的屠刀之下了吗？杨靖宇、李兆麟、赵尚志、赵一曼……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抵抗日本法西斯而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能说他们为什么“虚名”而牺牲、为什么“早已过去者”而牺牲吗？他们是脚踏实地、浴血奋战的英雄，他们的崇高目标就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就是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他们为自己伟大的理想而死，他们的英灵永远不死，怎么能说他们的“个性遭到了压制”，生命遭到了“毁灭”呢？没有他们的英勇牺牲，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有中华民族的解放吗？都像周作人那样奴颜婢膝、苟且偷生，为虎作伥，中华民族还有存在价值吗？像周作人那样的汉奸反气节，“丑表功”，是他们生存的需要，我们青年学者怎可以跟着他摇旗呐喊？没有了气节，还有是非善恶美丑吗？还有人间正道吗？当然，应该看到，历朝历代的反动统治者，各种型号的侵略者，甚至“黑社会”的流氓头子，也都会利用“气节”的旗号，也会让一些人为他们“赴死”，这是要认真加以区别的。为一切邪恶势力而死，都是愚昧而非气节（包括王国维先生为殉“大清”而投湖），都不值得歌颂。那才是为“虚名”而死、为“早已过去者”而死，那才是“压制个性”、“毁灭生命”，那才是地地道道的“反人道”。陈文没有区别这一界限，自然就善恶不分，谬以千里了。
3.周作人下水投敌不是什么“文化选择”，而是“政治归顺”、卖身投靠。
在《周作人的“附逆”与文化观》一文中，董炳月先生极力主张对周作人的“附逆”不要仅仅停留在伦理道德谴责的层面，而要进行认真的科学研究。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然而，他的研究结果却大大远离了科学。他说：
周作人的“附逆”显然不能完全等同于一般汉奸的“附逆”，因为这两个因素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周作人与日本的特殊关系；二是周作人的文化人身分。……从伦理观念出发，我们把周作人归顺日本的行为界定为“附逆”，而从文化观念出发，我们则可以把这归顺表述为“文化选择”——至少是“附逆”中包含着一定程度的文化选择因素。……这种文化选择本身所具有的超阶级、超政治、超国家的性质是显而易见的。
真是错误得一塌糊涂！
不错，周作人与日本确有特殊关系，他不仅留学日本六年，而且娶了一位日本妻子，他热爱日本的衣、食、住，他对日本文化颇有研究，等等，等等。但这一切就改变了他“附逆”的卖国性质了吗？就超出了伦理道德的约束了吗？怎么可能？除非周作人早就加入了日本籍，早就变成了日本人。否则，他与日本关系再密切也不成，也不允许他为虎作伥，出卖祖国。其实，郭沫若与他情况十分相似，也在日本留学多年，也娶了一位日本妻子，也对日本颇有研究。然则，一看日本拉开了灭亡中国的架势，他马上潜回祖国，投身抗战。所以，强调周作人与日本关系密切，似乎他的“附逆”就高出了其他的汉奸卖国贼，这只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说不通，其他汉奸也不会服气。
至于周作人的“文化身份”，更不是他投降日寇的特权。既然是文化人，更应该知书达理，深明大义，更不应该卖国投敌，斯文扫地。卖国投敌，从来都是一个政治概念，怎可以“表述”为“文化选择”呢？这岂非搞“文字游戏”？如果不同的“表述”可以改变问题的性质，那神通是否太广大？居然可以把卖国投敌说成“文化选择”，这样的“文化观念”是什么样的“文化观念”？是日本法西斯的“文化观念”还是中国抗日军民的“文化观念”？董文貌似振振有词，似乎很有见地，实际上是背离常识，贻笑大方。更妙的是，明明是卖国投敌，却变成了“超阶级、超政治、超国家”了，真不知从何说起！老朽与《二十一世纪》的主编金观涛先生与刘青峰女士有一面之识，他们都很有文化，很有头脑，怎么没看出这种明显的常识性错误？也许是强调学术自由、文责自负吧？但似乎也应稍加说明，以免造成对刊物的误解。
董文除了大谈什么“文化选择”，就是大谈什么“主体”和“客体”，说什么作为“主体”，我们可以对周作人的“附逆”大加谴责，但是，如果“把周作人作为受各种社会因素制约的‘客体’来认识，看看这个悲观、绝望、软弱的周作人是怎样诞生的，那么我们也许能够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接受周作人‘附逆’所提供的历史教训”。一个人是一个完整的个体，它当然要受社会各种因素的制约。但是，同样的社会制约，为什么汪精卫、周作人当了汉奸，而鲁迅、郭沫若等却不当汉奸呢？关键还是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大谈客体，为周作人开脱，便陷入了另一种常识性错误，当然不会得出什么科学结论。陈文和董文都谈到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节节败退、丧权辱国，这当然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然而，这同样不能作为周作人下水当汉奸的理由。不幸的是，陈文和董文恰恰这样做了。陈文说：
在周作人这样的悲观主义者看来，当时中国社会如此黑暗落后，中国的政府如此腐败残忍，其失道寡助，败相已定，凭什么要人们去为他守节？
董文不仅引了这段陈文，而且大加发挥，说什么：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专制、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消极退让，相继丢了东三省和华北，在这种情况下，周作人这类软弱的知识分子感到绝望是自然的。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国民党政府都不能维护国家的完整与民族的独立，周作人这类手无缚鸡之力、挨了一枪就吓得不敢出门的读书人自然也就很难逃避当奴隶的命运……实际上当时的许多中国人从来就没有面临“做人还是做奴隶”的选择——给国民党政府还是给日本侵略者……（从这个角度看，国民党政府无权审判周作人。）
这里，两位作者将一些十分尖锐的问题摆到了读者面前：第一，不当汉奸是否即为国民党政府“守节”？第二，国民党失地千里是否给周作人提供了当汉奸的权利？第三，在日寇入侵面前，中国人还有没有做人的权利？第四，当日本人的奴隶与当国民党的奴隶有无区别？第五，国民党政府有无权力审判周作人？
既然如此，我们也不妨试着来回答。
第一，如果说不当汉奸是“守节”，那么绝不是为国民党政府或“蒋委员长”去守节，而是为中华民族守节，为中国人民守节，为一个中国人的道德良心守节。国民党当时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甚至将理当抗日的东北军张学良调去“剿共”，这个政府和蒋介石本人当时是相当可恶的。然而，已经沦陷的东北人民，即将沦陷的华北人民，绝大多数都不愿当亡国奴，更不愿当汉奸。东北抗日联军和华北的八路军更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浴血奋战。这算不算守节？如果算，当然不是给蒋介石或国民政府守节，而是为抗日救国的伟大理想守节，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守节，为庄严的中国人民守节。国民政府当然无权要人民为它守节，但人民守节也确乎不是为国民政府。然而，国民政府无权要人民为它守节，这绝不意味着人们可以有权利“失节”、“变节”、当汉奸卖国贼。实际上，千千万万的沦陷区人民虽然不能不接受侵略者发下的“良民证”，但真正当汉奸的并无几人。韬光养晦，等待光复，这正是广大沦陷区人民的正当选择。北京大学南迁了，广大教职员工不愿当亡国奴。北大校长蒋梦麟委托守护校产的四位教授，除周作人外，也都未当汉奸。燕大、辅仁等学校未南迁，教授们也无几人当汉奸。他们保持了高洁的人格。唯独周作人附逆下水，越陷越深。他的无人格、无国格能用“不为国民党政府守节”开脱吗？国民党政府即使灭亡了，不存在了，广大沦陷区人民还是不会当汉奸，还是要为伟大的中华民族、为自己崇高的人格和理想守节。像周作人这样的软骨头，是谈不到什么守节不守节的——如前所说，早在1935年，他已经做好了下水附逆的思想准备。
第二，国民党归国民党，周作人归周作人。国民党失地千里，祸国殃民找蒋介石算账，周作人下水投敌找周作人说事儿。国民党坏，周作人可以反对它，像中国共产党人那样；但是，国民党坏，你周作人不能坏。极而言之，即使国民党政府投降日寇，你周作人也不能投降。谁投降谁负责，谁都休想把投降的责任推到国民政府头上。何况当时的国民政府并未投降（投降的是汪精卫等一小撮人），中国共产党也已经由“反蒋抗日”改变为“促蒋抗日”呢！周作人在降日之前大骂蒋介石国民党，这就无异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第三，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沦陷区广大人民的确失去了正常的人的权利，变成了任人宰割的亡国奴。对此，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是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的，是永远要受到人民和历史的谴责的。然而，广大沦陷区人民绝大多数是有骨气的，是坚决抗日的，包括北平市广大市民，都是坚决抗日、爱国救国的。因此，一旦中国共产党人点燃游击战争的烈火，广大沦陷区人民便积极响应，誓死抗战了。北平市广大市民何尝不是如此？像周作人这样的汉奸有几个？客观上说，在日寇的刺刀下，沦陷区人民失去了做人的正常权利，但在他们的心底，永远保持着高尚的人格。广大人民和极少数像周作人一样的汉奸卖国贼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第四，当日本人的奴隶和当国民党的奴隶都不好。我们既反对当日本人的奴隶，也反对当国民党的奴隶，我们反对当任何人的奴隶。董文提出这一命题用意何在呢？显然在为周作人辩护，这是无法成立的。让人民当奴隶这是反动统治的罪恶或日本侵略者的罪恶，不能也不应由广大人民负责。但是，是否死心塌地做奴隶，甚至当鹰犬、当走狗，这就要由自己负责了。这么多教授不当汉奸，唯独你周作人当汉奸，你不负责谁负责？拿“奴隶”说事也丝毫无法减轻周作人的罪责。
很多人歪曲引用鲁迅关于两种奴隶的话，有必要加以分析。鲁迅原话是这样说的：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14]
这段话很精辟，对于如何在抗日的作品中妥善处理原有的阶级关系（如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反动政府与民众，等等），至关重要。鲁迅说得很委婉，一要“十分小心”，不可大意；二要妥善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不要在处理民族矛盾（抗日）时，掩盖了固有的阶级矛盾，导致对阶级矛盾的歪曲和掩盖，从而宣扬还是“做自己人的奴隶好”。鲁迅反对一切形式的奴隶主义，故有此论。这也和他对国民党政府的反感、不信任有关。他深信：日本人的奴隶做不得，国民党的奴隶也不能做，绝不能写成做国民党的奴隶毕竟比做异族的奴隶好。鲁迅这段话写于他病逝前不久，具有明显的“遗嘱”色彩，可以看作他对青年作家的忠告。这时，西安事变尚未发生，蒋介石尚在积极反共、消极抗战之中。中国共产党也正处在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战略过渡中。鲁迅从“四·一二”、“四·一五”反共大屠杀开始，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即深恶痛绝，他是很担心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再吃蒋介石的亏的。“左联”的匆匆不宣而散，他即十分反感，认为是“溃散”，他对周扬等“左”倾宗派主义者能否肩负起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重任，是深表怀疑的。明乎此，才能明白鲁迅的两种奴隶说。
董文引出了鲁迅的两种奴隶说，意在表明：周作人主张“苟全性命于乱世”，是“并非全无道理”的。既然国民党政府不值得人们为它去“守节”，那么，“做异族的奴隶”又有什么不可呢？这就成了周作人“附逆”的辩护，也将鲁迅“两种奴隶说”的原意歪曲了，因为鲁迅的立脚点是不要做任何人的奴隶，管他是什么“异族”还是本族。他是从未也绝不会让人像周作人那样觍颜事敌的。
第五，国民党政府是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它在西安事变后宣布了全民抗战，也打了一些大仗（如台儿庄战役、襄樊会战、缅甸远征之类），原则上也接受了中共联合抗日的主张（尽管也搞了皖南事变之类杀害共产党人的坏事、丑事）。总之，1938年至1945年之间的国民党政府还是抗战了，也领导了（尽管十分不力！）全国抗战。因此，不可否认，抗战胜利也有这个政府的一份功劳。因此，这个政府有权审判像周作人这样的汉奸卖国贼，说它无权审判，客观上又在为周作人辩护了。
董文还有一个较大的错误，即认为周作人“附逆”是因为“他对日本文化的认同”。而这种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文化中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在中国本土已经消失的中华民族的古代遗风，唤起了他的‘思古幽情’”，真是睁着眼睛瞎说！请问董炳月先生：日本文化中保留了哪些“中国古代遗风”？请道其详。如果真能说出个一、二、三，那么，我们还要进一步请教：这些“中国古代遗风”真的在中国绝迹了吗？哪有这回事？董先生年纪轻轻，写《文化观》时到过中国几个省区？云贵川去过吗？新疆、西藏、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去过吗？大城市去过若干？小山沟又爬了几条？张嘴便说“在中国本土已经消失了”，是否有点太大胆？有什么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种种学说的支撑？关键是能否拿出一丝一毫的事实根据？我想，董先生大概会瞠目结舌吧？什么“在中国本土已经消失”，那纯属周作人欺骗世人的鬼话，是替他的下水投敌做护法的。董先生毕竟年轻，比起周作人的老谋深算还是逊色得多了。
4.周作人《中国的思想问题》[15]等文章努力将“儒家思想”纳入“大东亚共荣圈”，而绝非对“大东亚共荣圈”的抵制。
周作人大肆鼓吹“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这是必然的，这是他汉奸的本分。不跟着日本侵略者主子唱这个调子，要他这个大汉奸何用？然而，无论在南京法庭上，还是在《知堂回想录》等文、书中，周作人都一直为自己开脱，说他一直抵制“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驴鸣犬吠”，他的《中国的思想问题》、《汉文学的传统》等文章就是他抵制“大东亚共荣圈”的有力证据。必须戳穿周作人的这些谎言。其实，他的这些文章正有着十分明显的“汉奸”印记。这在《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尤为突出。周作人说：
唯独中国固执着简单的现世主义，讲实际而又持中庸，所以只以共济即是现在说的烂熟了的共存共荣为目的，并没有什么神异高远的主张。
在周作人笔下，中国人的求生的本领，中国人的生存道德讲究“忠”、“恕”二道，亦即合而为“仁”。这种“仁”决定了“须与别个联络，互相扶助，才能好好的生存”。而这种固有的“中国思想”，恰恰吻合了“共存共荣”之说，这就一点也不费劲儿地、十分轻易地将“中国思想”纳入“大东亚共荣圈”中去了。周作人还说：
世界无论怎样转变，人总是要做的，而做人之道也总还是求生存，这里与他人共存共荣也总是正当的办法吧。
这不又一次鼓吹了“大东亚共荣圈”了吗？！
处心积虑地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纳入日本侵略者的“中心思想”即“大东亚共荣圈”的轨道，这是周作人对日本侵略者的一个大贡献。用这一套“中心思想”来欺骗、笼络中国人，便比单纯地叫嚷“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方便多了。因此，周作人对他这一“杰作”的宣传可谓不遗余力。早在《中国的思想问题》之前，他便多次鼓吹了。比如，在北平《晨报》1942年6月1日的《华北教育家笔上座谈》[16]中，他便这样写道：
现在要紧的是养成青年学生以及一般知识阶级的中心思想，以协力于大东亚战争。所谓中心思想，即是大东亚主义的思想……因为东亚是整个的，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绝对不可分开……大东亚战争是以东亚全民族解放为目的的，所以在全民族还未整个求得解放的时候，工作是不能停止的。这次的战争，就是出于儒家“已饥已溺”与“民胞物与”的精神，在菲律宾与缅甸勘定之后，至少印度的解放是必要的工作，等到印度解放之后，全民族的解放的工作已经做了一大半，然后再从事于共荣圈的建设，这是东亚解放的基础。
周作人还专门写了《树立中心思想》[17]一文，进一步阐释他的谬论，他说：
所谓中心思想，就是大东亚主义的思想。再进一步去研究，大东亚主义的思想的出发点，还是在儒家的思想之内，即所谓儒家所提倡的“仁”的思想……
真到了苦口婆心、喋喋不休的程度！周作人对日本侵略者也真不愧为忠心耿耿了。
一些年轻朋友习而不察，看到周作人大谈儒家，便以为是在与日寇分庭抗礼，在进行“文化救国”了，真是上当不浅。这些上当不浅的朋友，还特别害怕剖析那个“大东亚共荣圈”，总是躲躲闪闪，讳莫如深。然而，周先生当年是大汉奸一个，他不把这个“圈”挂在嘴上行吗？日本主子允许吗？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一点。也就是，《中国的思想问题》等文章，都是为那个“大东亚共荣圈”服务的，是丝毫的“文化救国”的色彩也没有的。
那么，周作人为什么又要拿中国的“思想问题”说事儿呢？这就不能不看看他为自己卖身投靠的主子——日本侵略者“献策”的苦衷了。他说：
中国最可怕的是乱……民不聊生，此实足为殷鉴。中国人民平常爱好和平，有时似乎过于忍受，但是到了横决的时候，却又变了模样，将原来的思想态度完全抛在九霄云外，反对的发挥出野性来……中国思想别无问题，重要的只是在防乱，而防乱则首在防造乱……不去造成乱的机会与条件……假如生存有了问题，思想也将发生动摇，会有乱的危险……
中国古代讲究“武死战，文死谏”，即使皇帝老儿不听，发怒、赐死，也非“谏”不可。周作人在这里絮絮叨叨的，也正是向日本主子的“死谏”。虽然前面已经将中国思想纳入了“大东亚共荣圈”，但这里的谏诤仍怕得罪了主子，所以话说得非常诚恳，即他自己说的“意之诚也”，无非是防止“龙颜大怒”，请日本主子不要发火，要能听进去他的“死谏”。
周作人“死谏”的中心内容是他之所谓“防乱”，也就是加强安全保卫，让中国老百姓老老实实做“良民”，不要“犯上作乱”，闹事造反。当时，日本侵略者已经闹了好几年的“治安强化”，甚至杀人如麻，“三光政策”。然而，结果如何呢？适得其反。中国老百姓真是杀不完，他们不怕杀头，不怕坐牢，硬是到处杀鬼子，炸碉堡，中华大地到处燃起了抗日烽烟。周作人曾多次到苏北、豫东、冀中等地视察所谓“治安强化运动”，除了勖勉那些日伪宪兵外，也不能不了解到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如火如荼。这不就是周作人所谓的“乱”吗？那种“三光政策”，血腥镇压，不就是“造乱”吗？中国人民是赶不尽、杀不绝的，面对现实，周作人不能不感到慄慄危惧，不能不委婉而严重地“死谏”一回了。这就是周作人的“汉奸苦心”，他是太希望日本主子在中国“武运长久”、长治久安了。
十分奇怪，周作人这种明显的写作苦心，我们的一些才高八斗的青年学者竟然看不出来，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周作人的这种“文化卖国”苦心解释为“文化救国”，似乎周作人不是什么卖国贼，而是“文化救国”的英雄汉了。这大概是一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低能思维，以为大谈中国儒家的仁政（即所谓“忠”“恕”）就一定要爱国爱民了。当然，他们也有一个论据，即日本作家片冈铁兵对周作人“反动老作家”的斥骂。既然力主侵略的日本作家骂他为“反动老作家”，要予以“扫荡”，那么，不正好说明周作人是反抗日本侵略的爱国作家了吗？这种逻辑简单的直线推理，也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片冈铁兵何许人也？他乃20年代的日本左翼作家，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普罗文学”）的鼓吹者。侵华战争之后，日本的这些“左翼”作家绝大多数“反水”，成了所谓“大东亚圣战”即侵华战争的拥护者。凡“反水者”，皆要表示最大的“忠诚”。片冈铁兵即属此类。他为了表示对天皇、对“圣战”的忠诚，便在1943年召开的“大东亚文学者会议”（东京）上，发表了长篇演说，不点名地斥责周作人为“特殊之文学敌人”，为“正在和平区内蠢动之文坛老作家”，为“必须摧毁之邪教偶像”，等等，等等，气势汹汹，甚至杀气腾腾，非要拿周作人治罪不可了。
“大水淹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这应该说是一场误会。如前所说，被片冈铁兵大加攻击的《中国的思想问题》，完全是周作人为“圣战”献上的“治安策”，完全为日本天皇陛下着想。而片冈铁兵“左”倾习性未改，竟然给周作人无限上纲起来。他根本未读懂周作人的文章，更无法领略周作人的“苦心”。抓住几个只言片语，便挥起了狼牙棒，将欲置周作人于死地。他有没有听信沈启无、林房雄等人的“谗言”，姑置勿论，他这样的大杀大砍本身便只能把一些像周作人这样的汉奸吓退，对“圣战”实在是大大的不利。周作人毕竟并非等闲之辈，他抓住片冈的漏洞，以攻为守，既表明了自己的忠诚，也煞住了片冈的威风。
这一场“误会”，对周作人自己来说大大增添了他的“文化救国论”的砝码，到处招摇撞骗。一些“周作人文化救国论”的主张者、附议者也往往拿片冈的攻击，以证明周作人确乎有“文化救国”的卓越表现。倒是南京审判时的法官说得好：“（《中国的思想问题》）此种论文虽难证明为贡献敌人统治我国之意见，要亦系代表在敌人压迫下伪政府所发之呼声，自不能因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片冈铁兵之反对而解免其通敌叛国之罪责”。法官着眼于定罪，审定周作人“通敌叛国”也就够了。片冈铁兵之狂吠何能减轻周作人之罪责也！
5.“周作人文化救国论”是汪精卫“曲线救国论”的翻版。
周作人自封的“文化救国论”和部分青年学者追认的“周作人文化救国论”，其实都不是什么新鲜理论，而是早已臭名远扬的汪精卫“曲线救国论”的翻版。
大汉奸汪精卫的所谓“曲线救国论”，要点有四：一是把卖国说成“救国”。承认伪“满洲国”，承认“华北自治”（即日本占领），承认日本“代管”上海、广州，在此前提下，日本放弃对中国的军事进攻，实际上日本已经控制了半个中国。但“曲线救国论”则云用“局部牺牲”，保住了“整体利益”，避免了“抗战必败”，中国必亡的厄运。二是把投降日寇说成是“和平运动”，通过“和平”手段，达到“化解侵略”的目的，实际上是让日寇侵略合法化，将中国的独立自主拱手让予日寇。三是签订所谓《日中新关系调整纲要》，让日寇承认汪精卫伪政权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实际上甘当地地道道的日本傀儡。四是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架势，表示为了民族利益，甘愿赴汤蹈火，“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汪自况），实际上是甘当儿皇帝。汪当上南京傀儡首脑后，又是晋见日本天皇，又是拜谒伪“满洲国”儿皇帝溥仪，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唯唯诺诺，卑躬屈膝，一副奴才相。
周作人的“文化救国论”又何尝不是如此？不是同样把卖国说成“救国”，把投降说成“和平”，把为日本侵略者效命说成是什么发扬中国古已有之的“中心思想”吗？1940年接替汤尔和当上华北教育“督办”后，周作人对汪精卫感激涕零，不仅亲到南京晋见，且随之叩拜溥仪，成了日寇儿皇帝汪精卫的一条哈巴狗，真是斯文扫地，颜面丢光。至于参拜日本天皇，慰问日本伤兵之类，周作人也不遑多让。周作人恬不知耻地将自己的为虎作伥说成是为沦陷区人民“办教育”，没有对不起民族，不存在什么“失节”不“失节”，简直和汪精卫同一种腔调，同一副嘴脸。当然，周作人毕竟是一名“文化汉奸”，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他的几篇似乎张扬中国民族思想实则为“纳入”日寇“大东亚共荣圈”的文章，竟使几位青年学者眼花缭乱，大唱赞歌，于是投降卖国一下子便变成了“文化选择”。这大概正是“文化汉奸”的法力和“魅力”吧！
“周作人文化救国论”也是一个彻头彻尾反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是对历史的曲解和嘲弄。但鉴于青年学者解志熙、王彬彬等先生已经在《文化批评的历史性原则——从近期的周作人研究说起》[18]、《周作人是特殊的汉奸吗》[19]等文中作出了精辟分析，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1] 见《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三十六年度特复字第四三八一号），转引自《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1期。
[2] 《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2期。
[3] 《知堂回想录》第180节《“反动老作家”（二）》，第587页。
[4] 参见陈潄渝《看谣言如何浮出水面——关于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史实之争》，上海《鲁迅研究》2006年春之卷。
[5] 陈思和：《关于周作人的传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以下所引亦皆出此文。
[6] 董炳月：《周作人的“附逆”与文化观》，香港《二十一世纪》1992年10月号。
[7] 《谈日本文化书》，《自由评论》第32期，收入《瓜豆集》，上海宇宙风社1937年版。
[8] 参见黄裳《关于周作人》，《读书》1989年第9期，收入《回望周作人·是非之间》，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9] 《药堂杂文》，北京新民印书馆1944年1月版。
[10] 《苦口甘口》，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11月版。
[11] 《新中国文学复兴之途径》，《中国文学》创刋号，1944年1月20日，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卷。
[12] 《关于英雄崇拜》，《华北日报》1935年4月21日，收入《苦茶随笔》，北新书局1935年10月版。
[13] 收入《坟》，《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4] 《半夏小集》，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5] 《中和月刊》1942年11月18日，收入《药堂杂文》，北京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6] 转引自张菊香、张铁荣主编《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原刊北平《晨报》1942年6月1日，待查。
[17] 转引自张菊香、张铁荣主编《周作人年谱》，原刊北平《晨报》1942年6月2日，待查。
[18] 《中州学刊》1996年第4期，收入《回望周作人·是非之间》，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9] 收入王彬彬《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