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节 周作人的“囚徒”心态
真是天不作美，正当周作人“国府委员”、“政务委员”之类正干得起劲儿，想要为大日本帝国多立汗马功劳之际，1945年8月15日，晴天一声霹雳，日本投降了，周作人运气真是太坏了。然而，你不能不佩服周作人的老奸巨猾和高度应变能力。
尽管周作人十分善于为自己辩护，但他对自己降日后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因此，他知道历史的惩罚恐怕是在所难免的。在这重大的历史关头，他想到了两条自救免灾的出路。一是他托燕大教授赵荫棠赴晋察冀边区找原燕大教授，现为边区参议会副议长的董鲁安（于力），表示自己愿去解放区，希望收容。[12]二是他曾想找已成接收大员的老朋友沈兼士，请他派自己去日本搜罗、抢救被日本盗走的中国文物。[13]结果，自然都成了泡影。董鲁安确实找到议长成仿吾，说明了周作人欲来投奔之意。但成仿吾一口回绝：不要。至于让沈兼士派他去日本，更显然是异想天开了。无奈，周作人只好坐下来，继续写文章，一边听天由命，接受上帝的安排。8月27日，亦即日寇投降不到半个月，周作人便写了一篇悼念刘半农的文章《曲庵的尺牍》，两天后又写了悼念陈独秀的《实庵的尺牍》。直至12月6日他被国民政府逮捕，他先后共写了近十篇文章。文章内容姑且不谈，他这种“从容淡定”实为常人所不及。这说明，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知道清算自己的日子就要到了。果然，12月6日警察到八道湾逮捕他时，面对枪口，他说：“我是读书人，不用这样子。”一点也没有惊慌失措。
周作人被捕后，先是关押在北京的炮局胡同监狱，半年之后，又与另外十三名大汉奸一起，用飞机押赴南京的老虎桥监狱。无论在炮局还是在老虎桥，周作人一仍其从容淡定，在老虎桥还大写其“儿童杂事诗”（共计200多首），并通读了一遍《说文解字》，在监狱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周作人能这样坚持读写，也实在难能可贵。
面临公审，周作人思虑最多的是为自己开脱的辩护词，也就是他那个“文化救国论”。眼看大汉奸们一个个被判死罪或无期徒刑，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绝不认罪服罪的决心。义务律师王龙的出现，更使他喜出望外，似乎看到了一线无罪释放的曙光。虽然这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人们不能不佩服他临危不惧、死中求活的毅力。作为一介书生，他的狱中表现远远超过了陈公博、周佛海等人。结果，他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应该说罚当其罪。然而，周作人一点也不感恩，似乎国民政府大大地亏待了他。在老虎桥狱中待了不过三年，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他也被保释出狱了。临出狱前，他写了这样一首诗，题目叫《拟题壁》，诗云：
一千一百五十日，且作浮屠学闭关；今日出门桥上望，菰蒲零落满溪间。
据他自己说，“菰蒲”指的就是蒋介石，全诗就是歌颂解放战争的[14]。国民党政府诚然活该倒台，解放战争也诚然值得歌颂，但周作人的诅咒和歌颂间，却夹杂了太多的个人恩怨。正是在这里，他做好了日后致书中共领导人为自己翻案的思想准备。
周作人的“恨蒋”情绪，最集中地表现在大骂傅斯年上。傅斯年是他的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也是新潮社的战友。二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颇深厚的情谊。日本投降后，他曾想致书傅斯年，希望他能为自己说说好话[15]。然而，傅斯年以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名义，发表了这样的谈话：“伪北大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16]这里自然包括了身兼北大文学院院长和图书馆馆长等多种职务的周作人。他大为恼火，恶骂傅斯年的谈话是“驴鸣”。正是在傅斯年上述谈话之后，他写了一篇小文章《石板路》[17]，其“附记”云：“时正闻驴鸣。”而他当天的日记则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内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
周作人的这口恶气，一语“驴鸣”何能出尽？到得他被逮捕法办、关进监狱之后，仍一再咒骂傅斯年。其中，最狠毒的是写于老虎桥监狱的《修禊》一诗，诗云：
往昔读野史，常若遇鬼魅。白昼踞心头，中夜入梦寐。其一因子巷，旧闻尚能记，次有齐鲁民，生当靖康际。沿途吃人腊，南渡作忠义。待得到临安，余肉存几块。哀哉两脚羊，束身就鼎鼐。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食人大有福，终究成大器。讲学称贤良，闻达参政议。千年诚旦暮，今古无二致。旧事倘重来，新潮徒欺世。自信实鸡肋，不足取一胾。深巷闻狗吠，中心常惴惴。恨非天师徒，未曾习符偈，不然作禹步，撒水修禊事。[18]
诗中把傅斯年比之为食人肉（“人腊”）“作忠义”的伪君子，说他“食人大有福，终究成大器”。连他的“讲学”、当“参政员”都成了攻击的对象。既然如此“食人肉”、“喝人血”以求自己的飞黄腾达，他当年主编的《新潮》杂志，也只能说是纯属“欺世”了。在写给他的辩护律师王龙的《偶作寄呈王龙律师》中，他有这样的说明：“三十年来不少旧学生，有三数人尚见存问，而下井投石，或跳踉叫号，如欲搏噬者，亦不无其人。”[19]这里骂的虽有他的另一弟子沈启无（沈杨），但主要是骂傅斯年。这段说明恰恰是他《修禊》一诗的注脚。
身在囹圄中，不思悔改己过，还这样恶狠狠地大骂抗战派，很说明周作人汉奸立场的顽固和心灵的变态。傅斯年八年抗战中表现甚佳，其所领导的西南联大“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在艰苦岁月中很为国家培养了一些人才。在参政员任内，他公开大骂财政部长孔祥熙之流的贪官污吏，赢得了“傅大炮”的美名。拿周作人和他相比，简直有云泥之别。周作人有什么资格和理由骂他“食人肉”、“喝人血”？“食人肉”、“喝人血”的不正是周作人之流的汉奸卖国贼吗？！傅斯年当然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拥蒋反共”就是他最大的历史局限。他关于伪北大教员的“定性”谈话，也不无可议之处。但这和周作人对他的泄私愤式的恶骂，毕竟是两码事了。
[1] 收入《药味集》，北京新民印书馆1942年3月版，可参见舒芜《周作人概观》之有关分析，《周作人的是非功过》，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
[2] 收入《秉烛后谈》，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
[3] 刊《宇宙风》（乙刊）第8期，1939年6月16日，收入《药味集》。
[4] 参见于力（董鲁安）《人鬼杂居的北平市》，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
[5] 转引自钱理群《周作人传》，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版，第447页。原刊待查。
[6] 参见舒芜《历史本来是清楚的》、钱理群《周作人传》、王钖荣《周作人生平疑案》等论著。
[7] 见林语堂《忆周氏兄弟》，收入《林语堂文集》，台湾金兰文化出版社1986年版，收入程光炜编《周作人评说80年》。
[8] 《古今》第4期，1942年6月，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应收而未收。
[9] 幼松《汤尔和先生》，北京亚东书局1942年10月版。
[10] 张铁铮：《周作人晚年轶事一束》，收入《闲话周作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11] 《苏州的回忆》，北京《艺文杂志》第2卷第5期，1944年5月1日，收入《苦口甘口》，又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
[12] 参见于浩成《关于周作人的二三事》，《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3期。
[13] 参见常风《关于周作人》，收入《闲话周作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14] 周作人《日记》中曾自注云：“桥者老虎桥，溪者溪口，菰者蒋也，今日国民党与蒋已一败涂地，此总是可喜事也。”
[15] 周作人1945年10月6日记云：“拟写信谕傅斯年，但亦不堪得说，故且止也。”但后来到底写了没有？说法不一，待查。
[16] 见1945年12月1日华北各报。
[17] 作于1945年12月2日，收入《过去的工作》，又见于《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
[18] 收入《知堂杂诗抄》，岳麓书社1987年版。
[19] 《偶作寄呈王龙律师》，1946年10月15日作，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