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周作人附逆期间散文论略
第十三节 周作人附逆期间散文写作概况
尽管周作人1938年2月9日即参加了日本侵略者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但并未马上担任伪职。故他的降日仍应从他1939年元月12日担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算起，自此至1945年8月15日日寇无条件投降，周作人共当了六年汉奸。六年中，粗略统计共写散文430余篇，年写作进度列表如下：
1939年 80篇
1940年 96篇
1941年 24篇
1942年 59篇
1943年 42篇
1944年 84篇
1945年 46篇（至日本投降为止）
可以看出，1939年、1940年两年，仅担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与文学院院长，官不大，又是学官，周作人的写作生活与担任伪职前差别不大，写作进度也未受太大影响，仍然比较高产。1940年底，担任了伪教育督办，1941年“公务”繁忙，因此，散文写作大受影响，乃至进入低谷。1942年之后，“公务”已经熟悉，散文写作又相对比较稳定了。值得注意的是1944年、1945年两年，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对日本法西斯已经十分不利。然而，由于日本法西斯的欺骗宣传，周作人等汉奸要员仍被蒙在鼓中，似乎什么“大东亚圣战”仍在所向披靡，节节胜利。故而，从写作数量上说，1944年反而成了周作人散文创作的“高潮年”，共写84篇之多，仅次于1940年。1945年的前八个月也达到了46篇，产量依然不低。纵观周作人六年汉奸生涯中的写作进度，人们仍不能不以稳定、高产目之。这多少表现了周作人对日本法西斯死心塌地的程度。如果他对日本侵略者心怀二志，一天到晚寻求自我救助，或者已看到日本侵略者大厦将倾而惶惶不可终日，他何以还会有如此高产呢？
曾经有论者全面、系统地论列过周作人全部散文，得出过这样那样的若干高见。美中不足的是，他们忽略了周作人降日六年间散文创作的独特背景以及由之产生的独特倾向，显得未免笼统。根据知人论世、知世论文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我们试图将周氏降日六年间的散文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对象，从而找出它们与周作人其他人生阶段散文的不同特点。首先映入我们眼睑的当然是那些为日本法西斯及汉奸汪精卫之流歌功颂德的文章，即周作人创作史上的耻辱的印记。
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钟叔河先生穷毕生之力，编辑出版了《周作人散文全集》（共十六卷），为周作人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史学研究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功不在禹下。然而，在这部《周作人散文全集》中，你却怎么也找不到周作人1942年写的那篇重要文章《〈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序》[1]。这篇文章十分醒目地刊登在日伪统治时期著名的文史杂志《古今》第4期（1942年6月）的扉页上。莫非钟叔河先生竟然不知道周作人的这篇“大作”？这当然不可能，因为周作人同在《古今》发表的其他文章（如《怀废名》、《左庵诗》、《消寒新咏》等）都被收入了《全集》，怎能说钟叔河先生根本不知道周作人的这篇大作呢？而且，据我所知，张菊香、张铁荣二位先生主编的《周作人年谱》，无论旧版（1995年，南开）还是新版（2000年，天津），都着重介绍过这篇文章，为何钟先生对此却视而不见呢？让人不能不怀疑：大概钟先生有意不让这篇文章进入《周作人散文全集》吧？中国有“三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老传统，钟先生是否也遵照了这个传统呢？然而，周作人“五四”辉煌，晚节不终，够不上“贤者”。虽然周作人曾写给钟先生几封信，似乎也算不上什么“亲者”，那么，周作人先生是钟先生心目中的“尊者”吗？若然，岂不太对大汉奸周作人顶礼膜拜了？总之，无论如何，钟先生是有意不收周作人这篇文章了。既然有意不收，新的问题便出现了：能这样编《全集》吗？这样编出来的还叫《全集》吗？这样的《全集》会不会愚弄、误导广大读者呢？我这样说，绝不是有意和钟先生过不去。我十分敬佩钟先生编印《周作人散文全集》所下的大工夫，我也十分同情钟先生被打成所谓“右派分子”的不幸遭遇。我所不同意于钟先生的，只有这种“为尊者讳”的态度。不能不说，有意不收周作人的某某文章，大大降低了《周作人散文全集》的学术质量和学术品格，使它成为根本不“全”的，在某些方面不值得信赖的所谓“全集”了！因小失大，何苦而为之？
问题正在于此：钟先生何必因小失大？何苦而为之呢？这里正好隐藏着钟先生的一条“活思想”：《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一书，是他的亲信张次溪所编著，是为汪精卫这个大汉奸树碑立传亦即“捧臭脚”的。而周作人的《序》，乃“捧臭脚”之“捧臭脚”，即“捧臭脚”之最，如前所说，在这篇《序》中，周作人竟大捧汪精卫是什么“志士仁人”，“挺身犯难”，“忍辱负重”、“不惜一身以利众生”、“投身饲饿虎”、“伟大菩萨行”……仅仅这篇《序》就充分表现了周作人顽固的汉奸立场，暴露了他追随汪精卫，甘当日本侵略者奴才的丑恶灵魂，这篇《序》，对于降日之后的周作人，无疑是他的人生信条、人生纲领。对于这样举足轻重的文章，怎能故意漏掉，让它从《全集》中消失呢？而钟先生的这种错误做法，恰恰为某些周作人研究者所认同，这就大大越出了《全集》编辑的范围了。
周作人降日六年间所写类似《〈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序》之类的有错误倾向（即汉奸倾向）的文章，大概（不包括未刊出者）有这样几类：
第一类，可以上举《〈汪精卫庚戌蒙难实录〉序》为代表，那些大讲“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甚至声嘶力竭鼓吹“大东亚圣战”者悉可归入之。
第二类，是《日本管窥》之类的“日本店”的新产品，继续对中国人民施行精神麻醉的，可以《日本之再认识》[2]、《日本之雏祭》[3]、《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4]、《留学的回忆》[5]、《怠工之辨》[6]等为代表。
第三类，表面上看是谈中国传统思想或古典文学的，实际上钤上了鲜明的印记，不折不扣是为日本侵略者献策或辩护的，如《中国的思想问题》[7]、《树立中心思想》[8]、《文学史的教训》[9]、《“守住中国人的立场”》[10]等。
第四类，是为自己的汉奸行径辩护的，大多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如《最后的十七日——钱玄同先生纪念》[11]、《医师礼赞》[12]、《关于宽容》[13]等。有些则是大言不惭的自我吹嘘，似乎他最了解中国历史、最关心人民命运，似乎他根本不是什么汉奸卖国贼，而是一名品格无比高尚的爱国爱民者。代表作为《药堂语录·后记》[14]、《秉烛后谈·序》[15]、《立春以前·后记》[16]等。鉴于这些有错误倾向的文章被某些研究者有意无意地淡化，这里有必要依次作些简要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