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海军决定论与屈膝求和论
周作人毕业于清末的江南水师学堂，即海军学校。但却被派到日本去学建筑，可谓学非所用。不过，他跟大哥鲁迅一起一头扎进了文学里，海军、建筑统统告别了。几十年后，周作人已经成了名扬四海的文学家，面对日本法西斯的疯狂侵华，周作人忽然又对他的海军钟情起来。他说：
现在要同外国打仗，没有海军是不是也可以？据我妄想，假如两国相争，到得一国的海军歼灭了，敌舰可以来靠岸的时候，似乎该是讲和了罢？不但甲辰的日俄之战如此，就是甲午的中日之战也是如此。中国甲午以来这四十年间便一直只保有讲和状态的海军，这是明显的事实，无庸赘言……到了今日这个情形恐怕还没有变吧？在只好讲和的状况之下，现今要开始战争，如是可能，那是否近于奇迹？……必须先决定了没有海军也可以打，那才能说到打谁或打不打。[27]
意思很明显，没有海军，或只有“讲和状态的海军”，是根本无法与人家海军强国打仗的。要说“没有海军也可以打”，那只能是“奇迹”。那么，海军强国打来了，怎么办呢？只有一条路：投降，不是说周作人这种“海军决定论”一点道理也没有，如果在海上作战，没有海军当然是绝对不行。然而，陆战呢？也是海军决定吗？比如中国，固然有很长的海岸线，但是，国土不也很辽阔吗？一旦海军强国到了辽阔的异国土地上，他是否还能稳操胜券呢？事实证明那是根本不行的。日本海军诚然迅速占领了中国的沿海城市，但一到中国广阔的内地，这支海军还有多大作为？攻城略地不是全靠他的陆军吗？陆军一败，海军不也徒唤奈何吗？很奇怪，周作人这位弃海军于不顾的前海军学员竟然对海军崇拜到如此程度！入乎其内，而未能出乎其外，这就成了周作人亡国论调的一部分。这种亡国论调，也就成了周作人叛国附逆的一个重要动因。
周作人的这一海军决定论，对不少人讲过。比如，郑振铎先生便亲耳听过，周作人对他这样说：
和日本作战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够抵抗人家？[28]
郑先生对他说：“不是我们去侵略日本。如果他们一步步地迫进来，难道我们一点也不加抵抗么？他没有响。后来我们便谈他事了。”
“他没有响”，当然是无言以对。然而，他的“海军决定论”、“中国必败论”并无丝毫改观。
这种“海军决定论”、“中国必败论”势必导致屈膝求和论，这种论调成了他1935年的主旋律。在《岳飞与秦桧》[29]一文中，他大捧臭名昭著的南宋主和派、汉奸秦桧而大骂抗金民族英雄岳飞。他说：
现今崇拜岳飞唾骂秦桧的风气我想还是受了《精忠岳传》的影响，正与民间对于桃园三义的关心与水泊英雄的武二哥之尊敬有点情形相同……和与战是对立的，假如主和的秦桧是坏人，那么主战的韩侂胄必须是好人了，而世上骂秦桧也骂韩侂胄，这是非曲直又怎么讲？
紧接着，在《关于英雄崇拜》[30]中，他又进一步发挥道：
近来有识者提倡民族英雄崇拜，以统一思想与感情，那也是很好的，只可惜这很不容易……所虑的是难于去挑选出这么一个古人来。关、岳，我觉得不够，这两位的名誉我怀疑都是从说书唱戏上得来的，威势虽大，实际上的真价值不能相副……岳爷爷是从《精忠岳传》里出来的，在南宋时看朱子等的口气并不怎么尊重他……中国往往大家都知道非和不可，等到和了，大家从避难回来，却热烈地崇拜主战者，称岳飞而痛骂秦桧，称翁同和刘永福而痛骂李鸿章，皆是也。
中国历史上的和、战（比如南宋与清末）当然有很多复杂因素，必须细致分析，认真对待。但在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穷凶极恶的形势下，大谈求和，大谈求和之难，大褒秦桧而大贬岳飞，这究竟是什么用意呢？与他的“海军决定论”、“中国必败论”联系起来，不是明显主张屈膝求和、与日本侵略者订立“城下之盟”吗？而大捧臭名昭著的南宋私通异族的主和派秦桧、大骂被秦桧以“莫须有”罪名害死的抗金英雄岳飞，这岂非明显地适应日本侵略者的需要吗？
周作人降日后，当然继续贩卖这种投降主义哲学。比如，他曾于1940年7月16日写过一篇《读小柴桑
录》[31]，说《小柴桑录》中写了一位菜园园丁，对于前来偷菜的小偷，他既不声张，也不抓打，而是把摘好的菜分一份给这位小偷，于是也就相安无事了。园丁主人慨然曰：“园丁吾师也！”这也正表达了周作人自己的心声：把国土分一部分给日本，不也就相安无事了吗？何必搞什么全民动员、抗日救国呢？五年前，周作人大捧秦桧，大贬岳飞，大肆鼓吹“和比战难”，真正的用意正在这里。
必须指出的是，东北沦陷、华北危机之后，由于蒋介石坚持“先安内而后攘外”的“不抵抗主义”，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曾掀起一股声势颇大的“和谈”逆流，这些人组织了所谓“低调俱乐部”，一再商议如何满足日本侵略者的要求，牺牲东北、华北乃至部分华南沿海的利益，让日本侵略军“适可而止”，保住中国政府的“偏安”局面。十分不幸的是，曾经积极力主抗战的胡适也一度被拉入了这个俱乐部，走到了危险的边缘。幸亏由于傅斯年等人的力阻以及蒋介石委其为“驻美大使”，他才及时抽出身来。周作人虽然形式上没有加入这个“低调俱乐部”，但在思想深处，他比那些“低调俱乐部”成员是一点不差的。这个“低调俱乐部”的成员，后来大多数都当了汉奸，也正是与周作人一样[32]。
周作人不仅大贬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为人称颂的民族英雄他也一概否定。他说：
武人之外有崇拜文人的，如文天祥史可法。这个我很不赞成。文天祥等人的唯一好处是有气节，国亡了肯死。这是一件很可佩服的事，我们对于他应表示钦敬，但是这个我们不必去学他，也不能算是我们的模范。第一，要学他必须国先亡了，否则怎么死得像呢？我们要有名节，须得平时使用才好，若是必以亡国时为期，那未免牺牲得太大了。第二，这种死于国家社会别无益处。我们的目的在于保存国家，不做这个工作而等候国亡了去死，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自然这并不是说还是出张弘范或吴三桂好，乃是希望中国另外出些人才，是积极的，成功的，而不是消极的，失败的，以一死了事的英雄。……徒有气节而无事功，有时亦足以误国殃民，不可不知也。……我岂反对崇拜英雄者哉，如有好英雄我亦肯承认，关岳文史则非其选也。吾爱孔丘诸葛亮陶渊明，但此亦只可自怡悦耳。[33]
这里，周作人鼓吹的已不仅是屈膝求和论，而且是“壮烈牺牲有罪论”了。在周作人的全部文章中，像这样无理狡辩而又用心险恶者，实不多见。
所谓“气节”要“平时使用才好”，纯属诡辩。语云“路遥知马力，疾风知劲草”，在平常生活中，一般说来，是很难见出一个人的气节的。比如周作人，假如日本不来侵略，你能见出他的“气节”吗？他20年代那样痛斥日本浪人、《顺天时报》者流，我们还以为他气节甚好呢，谁能想到他在关键时候气节这样坏？周作人大言不惭，什么“平时使用才好”，难道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民族英烈平时“气节”都不好吗？如果平时气节不好，难道关键时刻能一跃而成为民族英雄吗？所谓“以亡国时为期”，纯属对烈士的丑化和诬陷！似乎这些英烈唯恐不早点亡国，他们好早点做民族英雄。大概只有周作人这样的民族败类才会有这样阴暗的心理吧？
把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都归之为“消极的、失败的，以一死了之的英雄”，也纯属枉顾事实、信口雌黄。岳飞抗金，屡获大胜，如非秦桧（他背后是宋高宗）掣肘，正可以乘胜追击，直捣黄龙。这怎么是“消极的，失败的，以一死了事的英雄”？文天祥抗元，史可法抗清都是人人皆知的历史，又怎能说他们“消极”、“以一死了事”？他们的“失败”，在于敌我力量的悬殊。为了反抗侵略，不惜与敌人决一死战，正是虽败犹荣，死得壮烈，是可歌可泣的英雄好汉。怎么一到周作人笔下，他们的光辉便不见分毫了呢？这种往英雄头上着粪的伎俩，也只有周作人这样的擅长舞文弄墨的主和派才使得出。说他们“徒有气节而无事功”，“足以误国殃民”，实在够得上血口喷人了。
为了贬损、诬蔑这些民族英雄，周作人故意搅浑水，把关羽、武松、孔夫子、陶渊明、诸葛亮等根本与和战无关，与抵抗侵略无关的人物拉出来，制造混乱。比如，把关云长、武松拉来，与岳飞相提并论，而这二位又有明显的性格缺陷，其目的无非是增加贬低岳飞的砝码。文天祥、史可法之外又请出来孔夫子、诸葛亮、陶渊明，也明明是东拉西扯，节外生枝。
为了贬损岳飞，周作人还引来了一些古代学者的有关评价，似乎对岳飞历来评价不高。可惜的是，周作人大搞断章取义，表彰岳飞的大量论述他一句也不引，却只引那些贬损岳飞，或妄作揣测者的话，借以达到他歪曲历史、丑化岳飞的目的。他把岳飞的威望仅仅说成是小说戏曲的影响，是《精忠岳传》的影响。周作人忘了：为什么人们编成《精忠岳传》，而不编成《精忠秦传》？老百姓为什么那么喜欢《精忠岳传》而却对秦桧唾骂不止？
周作人借褒秦贬岳，大骂中国的民族性，也十分奇怪。在《谈油炸鬼》[34]一文中，他认为把“油炸鬼”（油条）当成秦桧“炸”来吃，甚至呼为“油炸桧”，“此种民族性殊不足嘉尚也。秦长脚即极恶，总比刘豫张邦昌以及张弘范较高一筹罢，未闻有人炸吃诸人，何也？我想这骂秦桧的风气是从《说岳》及其戏文里出来的。”周作人一向对民俗学很有兴趣，很有研究，然而“油条桧”的民俗他却受不了了，视为“民族劣根性”了。如果变成“油炸飞”，是否就变成了“民族良根性”，可爱的“民俗”了呢？更有甚者，西湖岳墓前跪着四个汉奸铁人，这也惹恼了周作人。他说：
坟前四铁人，我觉得所表示的不是秦王四人而实是中国民族的丑恶……这种根性实在要不得，怯弱阴狠，不自知耻……[35]
对秦桧的惩罚，简直像掘了周作人的祖坟，其爱憎之鲜明实在无以复加。一向主张闲适、恬淡，不用真情的周作人何以如此“满怀激烈”呢？他显然把秦桧当成了“千年知己”，投入了大量的敬爱之情。
在为秦桧打抱不平时，他拿刘豫、张邦昌、张弘范诸人说事儿，认为秦桧总比这些公开投敌的汉奸好，国民恨他们应超过恨秦桧才对。但是，周作人忘了：人们对于暗藏的内奸的愤恨从来都是超过公开的敌人的。何况秦桧还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了“精忠报国”的岳飞呢？
周作人是决心为秦桧翻案的，但他也知道这是“最难办的”。他说：“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36]
汪精卫汉奸卖国集团的“和比战难”论、屈膝求和论，周作人发挥得最透彻。为秦桧翻案正是他手中的一张王牌。他这样引经据典，反复申说，所为何事？其中隐情人们自然不难猜到，为秦桧翻案，正是为自己的行径辩护，也就是为将来的自己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