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时期陕南小说

第一节 新时期陕南小说概述

汉水发源于陕西南部，它的上游横穿陕西南部的汉中、安康两市，陕西南部商洛市的大部分区县也都属于汉水流域。“陕南地处我国南北过渡的中间地带，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特殊的地域文化特色。从远古时期一直到近代，这一地区始终在人口的不断迁徙运动中起伏跌宕。尤其是明、清两代，陕南成为以湖广、闽粤为主体的全国性大移民的焦点，一场跨世纪的移民运动猛烈冲击着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交叠、沉淀和重新排列组合，使之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文化现象——这就是华夏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三秦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乃至齐鲁文化等）在这里交相辉映的多元化特色。”[1]陕南历史上文化积淀深厚，农耕文明发达，人民勤劳智慧而富有开拓精神。历史上曾产生过多位文化名人，如出使西域的张骞（城固人），禅宗七祖怀让（安康人）、辅佐汉惠帝的商山四皓（隐居商洛）。文学史上这一地区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历代文人骚客，诗文大家，如李白、白居易、韩愈、杜牧、陆游等曾先后寓居或途经陕南，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千古佳句。新时期以来，陕南的小说创作蓬勃发展，以贾平凹、王蓬、京夫、方英文、孙见喜、李春平、丁小村等为代表的陕南作家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小说作品，在国内外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节将对陕南新时期有代表性的小说作家分地区加以介绍。贾平凹和王蓬另有专章专节介绍，本节中就不再重复。

汉中地区新时期的小说，无论是长篇小说还是中短篇小说，成果都比较多。比如，在长篇小说领域，除了王蓬的《山祭》《水葬》之外，还有寇挥的《想象一个部落的湮灭》，陈兴云的《机关》，刘建的《高粱叶子青》《青泥何盘盘》《戏葬》，闫丰的《陕北后生》，段继刚的《昨夜青鸟》，周俊的《真爱无言》，张树岗的《碧落黄泉》，杨建中的《长恨歌全传》，周吉灵的《二奶》，周中柱的《三宗祠》，蔡嘉俊的《巴山荒流》，程文徽的《女巫的魔法》，张今悟的《浮云》三部曲，宁慧平的《桃之夭夭》，刘诚的《十面埋伏》等。中短篇小说领域，丁小村短篇《玻璃店》《解剖》先后首发于《飞天》《延河》，被《小说选刊》等转载，收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选》。镇巴作者陈军曾在《十月》发表中篇小说《古栈道》；青年作家陈宇昆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上海沦陷前夜的酒吧》；周俊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唐卡》；张芳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情归苏东坡》。王汉喜则发表了一批市井味很浓的短篇小说。下文逐一简要介绍丁小村、寇挥、刘建、朱军、陈兴云和闫丰六位小说家的创作情况。

丁小村，1968年生，原名丁德文，陕西西乡人。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在西乡县一中任教多年。现为汉中文学双月刊《衮雪》杂志执行主编、陕西省作协理事、汉中市作协副主席。丁小村的短篇小说有《秋色苍茫》《玻璃店》《微醉的周末》《解剖》《少年与刀》等40余篇，中篇小说有《小人物》《给少女薄荷》《纪念我的朋友周迅》《哑巴的儿子红树》《流窜》《谁在深夜唱歌》《别丢掉你的女人》等十余篇。在目前定居汉中的小说家中，丁小村是最有实力的翘楚之一。他的文学修养比较全面，曾广泛涉猎和汲取古今中外的小说理论与技巧。丁小村早期的小说《玻璃店》初刊于《飞天》1997年第7期，《小说选刊》1997年第10期转载之后，又被选入中国作协选编的《1997中国年度最佳小说选·短篇卷》（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玻璃店》显示了丁小村在小说写作起步期即具有很高的水准。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小县城里的一桩冤案。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角度，讲述了“我”与玻璃店店主女儿小小之间的故事。“我”暗恋小小，试图在小小被强暴后安慰和帮助她，却被误会为强奸犯。小说以这样的一段文字结尾：“我真的有些痛恨这个世界，对待玻璃，它是多么粗暴。”表达了作者对于美好心灵被亵渎的无奈。中篇小说《纪念我的朋友周迅》与《玻璃店》一样充满了细腻的生命体验，这部小说很像一部当代版的《孔乙己》。小说中的主人公周迅，本名鲁卫明，是一位文学爱好者，因为崇拜鲁迅而取笔名周迅。他执着于个人的文学理想，凭直觉对文学有着令人叹服的真知灼见。主人公在现实生活中疾恶如仇，不识时务，最终死于非命。小说既有对周迅的同情和惋惜，也有对庸俗文人投机钻营的不齿和对乡村邪恶势力的责难。

寇挥，1964年生，祖籍河南许昌，出生于陕西淳化，卫校毕业后曾在汉中市北郊的汉江职工医院任职。1997年离开汉中，现为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虽然寇挥许多有名的作品都是在离开汉中之后发表或出版的，但他从一个医生变为一个作家的转向却是在汉中开始和完成的。他先后著有《想象一个部落的湮灭》《北京传说》《开国》等多部长篇小说。长篇小说《想象一个部落的湮灭》和《北京传说》分别获首届柳青文学奖新人奖、第三届柳青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奖。首届柳青文学奖给《想象一个部落的湮灭》的授奖辞为：“寇挥长篇小说《想象一个部落的湮灭》显示了作者惊人的想象力和对于小说艺术的大胆探索精神。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朴拙而又神奇，如梦如幻。其中描写狗部落处理死者尸体的章节，笔法夸张、幽默，使读者恍如回到了拉伯雷时代，堪称神来之笔。”第三届柳青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奖给《北京传说》的授奖辞为：“《北京传说》用旺盛丰沛的想象力，创造了一幅幅关怀孤独无助的弱者，反对邪恶专制的魔鬼的图画，用深厚的忧患意识，高超的诗性智慧，描摹了人类争取自由的艰难与悲壮。”除了长篇小说之外，寇挥还有中篇小说《长翅膀的无腿士兵》入选《1999年最佳中短篇小说》，短篇小说《黑夜孩魂》入选《21世纪小说2002年度最佳小说·短篇卷》。

刘建，1956年生，河北沧州人，现居汉中，已经出版长篇小说三部，是汉中文坛不断推出新作的一位很勤奋的小说家。2005年出版长篇小说《青泥何盘盘》，2007年出版长篇小说《高粱叶子青》，2011年出版长篇小说《戏葬》。《青泥何盘盘》以宁强县青木川地方豪绅魏辅堂的故事为原型，讲述了青泥镇“土皇帝”郑天龙当政20年的一段兴衰史。小说除塑造了郑天龙、赵葆萍、刘维成、韦涉华、郑望堆等人物形象之外，对青木川的历史掌故、风土人情等也非常熟悉。《戏葬》以民众怒杀洋教士和康家老爷寻刀两条线索展开故事情节，通过主人公傻子李一的视角展示了汉中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追求爱情、坚持正义的人格魅力和人文精神。小说在语言上多处使用汉中当地的俗语和土话，随处可见汉中民俗风情的描摹，具有一种悲凉沉重的历史感，是刘建目前最为圆熟的作品。

朱军，1963年生，陕西南郑人，就职于汉中市地税局，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多年来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私奔》《码头情话》《俗世之吻》《顾长海的激情生活》《水乡事》和《伊人伊人》六部中短篇小说集，《寻梦》《四季书》和《厚土》三部长篇小说。朱军的小说多讲述发生在汉江河两岸本乡本土的原生态故事。201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厚土》是朱军小说艺术探索的新成就，仍然延续了他讲述汉江两岸故事的传统。《厚土》以汉水河边的小村庄马坊的历史变迁以及马坊人民半个世纪以来的命运沉浮为主线，塑造了郑一民、李庆豪、朱永春、李沛丰、韩文、李庆梅、李娟等众多人物形象，寄寓了作者对于家乡在现代化进程中所消逝的一切美好事物的怀念。

陈兴云，陕西南郑县委组织部干部，汉中市作家协会副主席。2011年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权力》。作品以地级市日泉市机关为中心，从市长李强因车祸骤然死亡，原阳清市市委副书记柳子奇调任日泉市代市长为开端，多角度、多方位、多层面地描写和再现了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复杂多变的机关风景，错综交织的人际关系与缠绵悱恻的男女情爱。涉及的人物有市委书记苏阳波，常务副市长温一达，市委组织部部长诸葛计，日泉市的重要人物何国禄、郑守正、彭寿谦、肖东辉、甘骆，以及两位女性楚云、楚雨等。除此之外，还有省委书记陆鸣一，省委副书记崔君里，常务副省长谢琨山，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战凯，省纪委副书记王虎林等。主人公柳子奇在遭遇了地方势力的顽症，改革发展的艰辛，仕途生涯的无奈之后，晋升市委书记受挫，不得不惆怅满怀地离开了日泉，也远离了他一生本该张弛辉煌生命力的政治舞台。作者对官场的体察和描写均比较到位，因而在小说中能够做到对于基层官场明争暗斗的权力倾轧给予近于原生态的表现。

闫丰，汉中市委党校调研员、副教授，曾在各类报刊发表文章50余篇。他在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同时，创作了长篇哲理小说《陕北后生》。《陕北后生》讲述了以陕北农村青年王自强、吴霞等为核心的一群人在“文化大革命”年月里与命运抗争，不甘沉沦，在生活和政治的旋涡中搏击的故事。主人公王自强在逆境中克服困难、与命运抗争的奋斗历程很能给读者一种向上的精神力量。

安康地处陕西省的最南端，与鄂、渝、川三省市相毗邻，境内秦岭巍峨、巴山苍莽、汉水中流、河溪纵横。安康的宗教信仰深受道教影响，民间文化深厚发达，人民的想象力丰富。“大跃进”时期曾经产生过《我来了》等全国知名的新民歌。安康新时期以来出现了一大批在全国或全省有影响的小说家。下文简要介绍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位。

马建勋，1952年生，出生于中国陕西省西安市灞桥，毕业于武汉大学首届作家班、西北大学研究生班，曾在新疆从事新闻、文学工作多年，1987年调陕西省安康地区，历任该地区文联主席、作协主席。著有长篇历史小说《国魂——林则徐流放》《国殇——林则徐之死》《无冕之王》。《国魂》是马建勋的长篇处女作，也是安康的首部长篇小说。

张虹，女，1955年生，生于陕西省城固县，幼年成长于美丽的南沙河畔。1978年毕业于汉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留校任教不久后调入安康地区文艺创作研究室工作，现为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安康市作家协会主席。80年代开始发表《野梅子》《野豌豆》《野菊花》等文学作品。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有《黑匣子风景》《魂断青羊岭》《等待下雪》《天堂鸟》和《都市洪荒》等。作品曾入选《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中国年度最佳小说短篇卷》《21世纪年度中篇小说选》等刊物或小说选本，曾获首届吉元文学奖、首届柳青文学奖、第四届特区文学奖等奖项。张虹的小说产量较多，题材也比较广泛，既写农村的男欢女爱，也写高校的情感纠葛。可以说，对真爱和精神家园的探求与追寻，是张虹小说的重要主题。代表性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雷瓶儿》、中篇小说《魂断青羊岭》《等待下雪》等。

陈长吟，1955年生，安康大同镇人，1980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分配至安康地区文艺创作研究室工作，曾先后担任《汉江文学》杂志主编，安康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中短篇小说集《风流半边街》，作为“汉水风情系列”之一，讲述发生于汉江两岸的爱情婚姻故事，充满了汉江两岸秀美风光和独特乡风民俗的展示。例如，该集中的同名小说《风流半边街》，讲述的是美院学生冉丹青利用暑假到汉江上游的半边街体察风土民情，与街上各种人发生的故事。一开始，冉丹青住在一家名为“七里香”的小店里，少妇趁夜间潜入屋内向他“借种”，被冉丹青愤然拒绝。小说对在“阴盛阳衰”压力下而“借种”习俗的表现很有分寸。汉江流域有的不孕妇女为延续后代而向外人“借种”，这种在当地习以为常的做法，更多透露的是当地人民面对无奈命运时的圆通生存智慧。

傅世存，1955年生，安康恒口人，198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中篇小说《汉王城旧事》获1990—1992全国农村题材小说大赛一等奖。1996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世事茫茫》，1999年出版长篇纪实小说《人生苦旅》，2007年发表长篇小说《陨落》。傅世存的小说常常以道德评判作为切入点，表现秦巴山区人民的精神世界，同时也寄寓着作者对于人性善恶的思考。中长篇小说《陨落》取材于安康的一段真实历史故事，主要角色都有人物原型。它以恒口镇一支民间武装力量的兴衰为情节主线，成功塑造了邱正德这个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平民英雄形象。邱正德出身贫苦，本想通过辛勤劳动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但是整个社会的黑白颠倒、弱肉强食让他意识到只有反抗才有出路。他揭竿而起，占山为王，拉起了一支千余人的队伍。后来在地方势力的围剿和绥靖之下接受改编，交出枪支。小说对邱正德这一平民英雄，既不拔高，也不贬低，而是真实地写出了他性格中的复杂性。小说对安康恒口方言的运用信手拈来，增添了小说语言的表现力与地域特色。

丁文，1940年生，安康紫阳县人。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业余文学创作。1979年连续发表了《招工》《爱情的天平》《“不管部”部长》《离群索居的人》等小说。80年代中后期，纯文学的热潮逐渐退去，丁文开始转向通俗言情小说，写作了《女推销员之死》《情系蘑菇台》《丝路艳谍》《乱世荒岛恋》等作品。他的通俗小说情节曲折离奇，善于运用悬念，很能吸引读者眼球。

王晓云，女，1977年生，陕西省岚皋县人，陕西省作协文学院首届签约作家，上海文学创作中心注册作家，供职于陕西安康市文艺创作研究室。曾在《上海小说》《小说界》《钟山》《时代文学》《北京文学》《延河》《清明》等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多部。出版长篇小说《梅兰梅兰》，中篇小说《上海的苏》，中短篇小说集《飞》，长篇纪实文学《读懂浦东》《重庆人在上海》《河流与山的秘密》《安康双创》等。

李春平，1962年生，安康紫阳县人，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1995年来到上海，因为生活视野的突然扩大，他开始关注外地人与上海现代化进程的关系。1996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上海是个滩》，写外地人在上海浦东创业的故事，充满了改革的激情与人生的苦乐。这部小说很快引起轰动，使得李春平声名鹊起。李春平小说创作获得认可，是从上海开始的。他在上海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玻璃是透明的》，写了一个外来妹小丫子，凭着自己的美貌赶走了原来的老板娘，自己当了老板之后，又辞退了她打工时的知己，也是知道她秘密最多的朋友。从表面上看是饭碗之争，实质上是写外来打工者在上海的生存压力和在饭碗竞争面前人性的残酷。除了《上海是个滩》、《玻璃是透明的》之外，还著有长篇小说《上海夜色秀》《我的多情玩伴》《奈何天》《步步高》《情人时代》《领导生活》《玫瑰花苑》，中篇小说《巴山骟匠》《城市的一个符号》《大上海的小爱情》《郎在对门唱山歌》，短篇小说《恰同学少年》《遭遇老同学》《幺鸡、七条、白板及其他》等。李春平的多部作品已经被改编成话剧或影视作品，如《上海是个滩》被改编成同名话剧剧本，《玻璃是透明的》《郎在对门唱山歌》被改编成电影，《城市的一个符号》被改变成电视连续剧。

李春平的小说创作，从题材上可以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反映外来创业者或谋生者在上海的苦乐辛酸，如上文提到的《上海是个滩》和《玻璃是透明的》；第二类是所谓的官场小说，如《奈何天》《步步高》和《领导生活》；第三类是对家乡紫阳的回望与反哺，如《巴山骟匠》和《郎在对门唱山歌》。有学者这样评价李春平的小说创作：“他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上海反观安康的世事风云，重新审视他以前熟悉的人和事，使他的长篇小说能将浓郁的地域风情和强烈的现代意识融为一体，有力地推动了安康当代长篇小说的发展，使安康当代长篇小说呈现出崭新的面貌。”[2]

商洛位于陕西省的最东端，是陕南三地区中离关中最近的地方。因为与河南、湖北接壤，文化上具有中原文化、秦文化和楚文化交汇、融合的特点。这里在历史上是重要的南北交通要道和移民聚集的地区。商洛有诸多散落在民间的文学素材，像秦楚交兵、楚汉大战的战争传说，历代革命运动如赤眉、绿林、黄巾、红巾、黄巢、李自成、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都与这片土地有着密切的联系。商洛的山民们常常通过有趣的故事表现他们的幽默感，寄寓他们达观的生活态度。新时期以来，商洛涌现了一大批以贾平凹为代表的优秀小说家。下文简要介绍除贾平凹之外影响较大的几位作家。

方英文，1958年生，陕西镇安人。1979年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开始文学创作。1983年7月大学毕业后，方英文被分配回商洛地区文化系统，成为地区文化馆的一名普通干部，主要从事群众文艺创作的组织、辅导工作。此后的10年间，方英文一边在商州工作，一边继续他的文学创作。在商州期间，方英文写作了近200万字的文学作品，并把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上。1990年之后，方英文的创作重心由小说转向了散文，但依然不时有小说问世。先后出版了《方英文小说精选》、长篇小说《落红》和《后花园》。

方英文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曾以《冬离骚》为题在《华商报》上连载，2002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以《落红》为题出版。这部小说很快在文坛和读者中引起了较大的震动，2006年获首届柳青文学奖。小说主要写主人公唐子羽的人生悲喜剧。唐子羽这个百陵市的副局长，是一个“没用的好人”，与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人”和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他虽然身在官场，却对政治不感兴趣。已经四十多岁，却仍然困惑于人生的意义。有研究者对唐子羽这一人物形象作了如下概括：“唐子羽骨子里傲气十足，对生活的需求近乎于梦想般完美，自负自信中隐藏着小聪明，因而鄙视世俗人生和权贵。鄙视归鄙视，心又不得不生活在其中，经受其给精神和心灵上带来的痛苦。他好谈风月进而寻花问柳，结交一帮穷酸朋友在一起发牢骚，为朋友帮忙尽是真情，与情人调情、与妻子做爱却虚情假意，甚至是出于无奈。面对死亡，亦显示出人生也网中，死亦网中，似一只小飞虫，始终逃不脱一个网字的惆怅和无奈。在生活与个性的矛盾折磨中，唐子羽变成了一个连自己也说不清楚该怎样生活的人。这种主观上的不清醒，导致了他一步步退向迷惘和彷徨，既恶谑别人，也糟蹋自己。”[3]唐子羽因为上交的学习体会中无意中夹了一个黄段子，被检查组发现，从此丢了副局长的职务。虽然看起来像是一场意外，其实也是唐子羽性格发展的某种必然。唐子羽丢官后不被妻子理解，在小说的结尾，他来到自己的墓前，独自潸然泪下。

唐子羽的朋友朱大音，可以看作唐子羽形象的某种补充。朱大音对于唐子羽来说，既是他的朋友，又是他的仆人。朱大音满身毛病，忠厚而狡黠，却能为唐子羽的事情鞍前马后地奔波。唐子羽难过的时候，最想找的人是朱大音。小说为读者揭示了一种非常普遍的“男性”之间亲近却并不平等的朋友关系。小说中还有两个女性形象：一个是唐子羽的妻子嘉贤，其热衷于功名利禄，与丈夫淡泊名利的观念完全对立。唐子羽对妻子不冷不热，两人之间只是维持着婚姻的名分。另一个是唐子羽的情人梅雨妃。唐子羽并不想与梅雨妃结婚，只是把她作为一个热烈的情妇，与她若即若离。梅雨妃是唐子羽这类男性对于婚外“爱情”理想的一个具体体现。

长篇小说《后花园》以主人公宋隐乔离开西安、回到西安、再次离开西安为情节主线，讲述了他寻找精神后花园的旅程。宋隐乔是高校的一名讲师，讲课深受学生喜爱，却一直未能评上副教授职称。他厌倦了现代都市的喧哗与浮躁，乘坐一列试运行的火车前往陕南。半路上，因为内急趁火车临时停车下来方便，结果被火车抛弃。随后，宋隐乔分别与乡村妇女珍子、美女罗云衣邂逅。这两个女性让他认真思考人生、婚姻、女人对于他的意义，唤醒和重塑了宋隐乔的灵魂。宋隐乔的故事与小说中其他人物，如博士生郑温酒、老光棍楚朝亭、日本姑娘松下泉子、韩国女研究生忘莲等人的故事一起，表达了现代人对于精神后花园的普遍追求。

孙见喜，1946年生，商洛市商州区人。1970年毕业于西安工业学院精密机械设计系。历任河南镇平三五八厂助理工程师，西安解放军1001厂科研室工程师，陕西人民出版社、华岳文艺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太白文艺出版社二编室主任、副编审。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了小说集《望月婆罗门》（1992）、长篇小说《山匪》（2005）等作品。

《山匪》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陕西的风云变幻为时代背景，讲述了陕西商州苦胆湾孙老者一家的悲惨遭遇。小说中的普通百姓及各色人等在时代的莫测变迁中，仅为生存温饱这一简单的目标而身不由己地卷入种种无休止的谋算与争斗，最终各自饮恨收场。以孙氏家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惨痛遭遇为情节主线。小说的主人公孙老者在前清是县衙执水火棍的差役，辛亥革命后回乡主持公益，他“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是远近闻名的大善人。他家院里大椿树上有一窝叫“葫芦豹”的黑头野蜂，孙老者把这野蜂侍候得像看门狗一样听话，后来孙老者最心爱的长孙却被“葫芦豹”蜇死，孙老者大怒，以火油烧蜂，就在蜂巢焚毁之时，蜂王用半个翅膀滑翔下来狠蜇孙老者，这个前清县衙的老差役、民初县府的大贯爷当场毙命。孙老者养了四个儿子，以农具或厨具给他们取小名，依次是大儿子火镰、二儿子锛子、三儿子镢头、四儿子擀杖。他又以儒家处世哲学为他们取了官号，分别为：承礼、取仁、兴让、文谦。这两种命名方式寄予了孙老者耕读传家的理想。孙老者的长子因为妻子十八娃的一泡尿尿在了太岁头上，而在出门时莫名其妙地身首异处，死于非命。因为家庭的变故，在外“坐铺子”的二儿子被召回来主持家政，后被推举为高等小学校长。孙老者的三儿子是个只会种庄稼的老实疙瘩。老四喜欢玩枪，进入部队后屡建战功，一路升迁，最后在军阀大战中壮烈牺牲。

孙家的故事与作者本人的家族经历有着很高的相似度，具有极强的纪实性。小说中的孙老者一生忍辱负重，宽厚待人，最后却被造化所弄。这位孙老者身上有孙见喜曾祖父和祖父的影子。孙见喜的曾祖父也在县衙做过事，当过差。祖父在洛南的店铺当过学徒，养成了“见冤家说散见姻缘说合”的处世哲学。祖父古道热肠，口才也不错，后来成了村里“和事”的老者。孙见喜把他曾祖父和祖父身上发生的事糅合在了孙老者身上。孙老者几个儿子的故事，也都来源于作者祖父兄弟们的经历。小说中充满了富有地域特色的传奇故事。比如，小说开头，讲述老挑贩女儿十八娃的得名，就非常出人意料。老挑贩向陈八卦求子，陈八卦让老挑贩在祖坟埋一块十八斤重的石头，之后老挑贩的老婆竟然真的生育了。老挑贩就给女儿取名十八娃。同样是这个片段，陈八卦的行踪不定，深藏不露，神机妙算，也令人称奇。小说中这样的传奇故事比比皆是，孙见喜在小说后记中表示，这是一部情节密集的小说。小说笔触细腻深沉，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但有时情节枝蔓过多，叙事不够简洁明快，给人以拖沓啰嗦之感。

姚家明，1968年生，商南县党马乡人，笔名秦汉。1991年毕业于商洛师专中文系。1998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在《北京文学》《延河》《金山》《荷花淀》《短小说》《春风》，以及《人民日报》（海外版）、《陕西日报》《华商报》《西安晚报》《中国作家报》等全国100多家报纸杂志发表小说散文100多万字，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永远的玫瑰》《陈凤的腊月》《古渡》和长篇小说《守望》。曾获各类文学奖十余次，其中小说《村长买狗》获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主办、金山杂志社承办的首届全国微型小说年度评奖三等奖。中篇小说《最后的秘密》获中国散文诗学会与《人民文学》等联合举办的“新视野”杯全国小说征文一等奖。

中短篇小说集《古渡》中的同名中篇小说《古渡》，是一首对丹江沿岸宁静单纯生活方式消逝的挽歌。小说中的叶子是一位专业作家，来到丹江的红鱼口体验生活，他喜欢这里古渡口原始的自然美。在和摆渡的山村姑娘青青交往的过程中，二人相恋。随着青青的父亲和兄弟在山西煤矿因事故而死亡，青青也远嫁湖北，叶子在第二次探访青青的时候，只能到古渡口边去祭奠已经消逝了的爱情以及小镇上古朴的生活方式。《古渡》渗透了作者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怀旧情结和对秦岭丹江那片自然净土的眷恋之情。

京夫（1942—2008），陕西商州人，原名郭景富。毕业于商州师范学校，从事教学十余年，1972年进入商州文学创作研究室，从事文学创作。1985年调入陕西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从短篇小说创作入手，逐步到写作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散文、随笔等，共发表作品400余万字，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深深的脚印》《京夫小说精选》《天书》，长篇小说《新女》《文化层》《八里情仇》《红娘》《鹿鸣》等。短篇小说《手杖》曾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长篇小说《八里情仇》是京夫所有小说中知名度最高的一部，也是他的小说代表作。这部书与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程海的《热爱命运》一起，吹响了1993年“文学陕军”东征的号角。即使时隔20多年，这部作品对于历史和人类命运思考的深度依然让人叹服。这部小说初版于1993年1月，全书分上下两册，60多万字。小说描写的是发生于汉江岸上八里古镇两个家庭三代人之间的恩怨情仇。《八里情仇》从空间上看，故事只发生在八里这个古镇上。从时间上讲，它囊括了从20世纪50年代的那场饥饿直到改革开放的90年代初，时间跨度长达30年。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以一个小镇的政治风云变幻，折射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整个农村和集镇生活的方方面面。

《八里情仇》的情节围绕两个不幸的女子和四个男人的爱恨纠葛展开。两个女子一个是少女荷花，另一个是荷花父亲的情人毕淑贞。四个男人中的第一个叫林生，是荷花的中学同学，也是她的男友。第二个是王兴启，被树立的救火英雄，荷花名义上的丈夫。第三个是左青农，毕淑贞的丈夫。最后一个是杨文霖，荷花的父亲，毕淑贞的情夫。

原来在八里中学读书的荷花，因家中出现变故而辍学回家。父亲犯错误被关押，荷花要照顾重病的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弟弟。与此同时，她的男友林生家里也受到当时政治局势的影响。为了不拖累荷花，林生提出了分手。不知实情的荷花面对家里的贫困，为了母亲和弟弟，接受了一桩婚约的500元聘礼，被骗嫁给因救火烧伤致残的王兴启，开始了不幸的婚后生活。荷花的不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左青农的存在。左青农是荷花父亲的情人的丈夫，为了报复，利用自己身为支书的权势，假借照顾英雄家属的名义，将荷花安置在食堂干活，并乘机占有了荷花。为了照顾伤残的丈夫，荷花一直忍受着这种侵害，直到遇见林生。林生为了躲避政治迫害，逃离家乡，在八里镇遇到荷花。为了帮助林生，荷花请求左青农同意让林生在食堂工作，并暂住在自己家里。王兴启是个很善良的人，他不愿拖累荷花，主动成全林生和荷花，让两个有情人结合在一起，但因外在压力又不能和荷花离婚。为便于来往，林生和荷花对外以表兄妹相称。左青农识破了林生与荷花的真实关系之后，便趁“文化大革命”之乱将林生抓住批斗。幸而林生被好友解救，再次开始逃亡生涯。毕淑贞，是小说中另一个不幸的女性形象。她在少女时代被工作队队长骗奸，后者为了掩人耳目将她嫁给了左青农。但她却爱上了荷花的父亲杨文霖，生下了她和杨文霖的女儿秋英。“文化大革命”后，毕淑贞和左青农离婚，女儿被左青农强行留下，她只身远嫁。

苦难与不幸的命运不仅仅止于这两个女人，而是延续到了她们的后代。毕淑贞的女儿秋英和金牛相爱了，而金牛是荷花和林生的儿子。为了阻止这场乱了辈分的爱情，荷花不惜去求左青农。秋英从母亲毕淑贞那里知道真相后，痛苦地退出了这不可能的爱情。金牛误以为秋英是因为知道自己母亲和林生的真实关系而离开自己，对母亲荷花和林生更加恼恨。王兴启不忍心看荷花一人肩负家庭的重任，也想成全林生和荷花，就在荷花外出时自杀了。不明真相的金牛，以为是林生所为，便怀着杀父之仇、失恋之恨刺杀了林生。金牛在知道自己身世真相后，也卧轨自杀。承受着人生巨大灾难的荷花，为了替林生尽孝，选择了坚强地活下去。小说的结尾是，在去往林生家途中的教堂里，荷花见到了以为已经死去的林生。这个“光明的尾巴”算是荷花苦难人生中的一点点慰藉。

苦难是《八里情仇》特别关注的一个主题。在京夫看来，苦难是人生的一种基本存在方式，历史的一种基本存在方式。《八里情仇》中，苦难犹如抹不去的浓雾，笼罩、弥漫、渗透其中，沉重得让人透不过气。小说临近结尾时，荷花看到纸厂烧毁后中风的左青农，“她更加不明白这人世间的事了。那样暴戾也那样强有力的人，说变就变，变得那样傻乎乎，可可怜怜；……看来这人生，这世事真是一个未知的谜。是谁主宰这人世的一切呢？吉凶祸福，生老病死，沉浮降生是前世排定还是后世天降？” 这样的念头，这样的疑问，应该也会在读者脑中闪现。小说人物遭受的苦难也带领读者去思考人生，考问人性。小说的确向读者展示了人性和历史非理性的一面。小说在描写左青农的心理活动时写道：“功勋总是和犯罪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事和败事有时简直只有一步之遥。” 左青农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狂热，伴随的是人性私欲的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