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托尼·贝内特是当代文化研究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学术思想已成为文化研究的又一个重镇。随着国内文化研究热潮的不断升温，贝内特应邀两次来华访问，国内研究对其有了学术思想的译介和评析，但包括国外在内，迄今还没有系统深入的全面性研究成果。鉴于此，本书以贝内特所依托的文化研究、当代西方多元思想资源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等知识话语为背景参照，以其学术思想逻辑理路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为线索，对其学术思想的整体构形展开全面系统的阐述，以深入把握其重要的理论概念、思想观点和学术实践，评析贝内特学术思想和实践的突出贡献、重要地位和不足之处。
贝内特一生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学术思想和实践涉足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文化研究、博物馆研究和社会学，在这些领域均享有世界性声誉，其理论观点和学术实践具有自己的独创性和价值。笔者认为，贝内特学术思想的问题意识、形成、发展和变化主要基于他在后现代语境下对自己身处的两大知识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和当代文化研究中所存在的唯心主义进行的两次大的批判性修正，贝内特力图在两者内重新注入历史唯物主义活力，将对文学艺术、文化实践的历史性分析重新语境化。
在文学领域，贝内特以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身份发起形式主义与阿尔都塞学派间的对话关系，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审美理论方面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历史地、唯物主义地重新审视“什么是文学”这一根本性命题。同时，贝内特为规避教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从对文本的社会性使用和功能效果的强调出发，将对文学的历史性思考从文学生产条件位移于阅读消费领域，在深层的学理角度，重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创立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生产论的、以阅读消费领域为主的、另一种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
贝内特借鉴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分析文学在阅读消费领域的历史性问题，提出“阅读形构∕互—文性”（Reading Formation∕Inter-textuality）概念。借助这一概念，贝内特对文本在阅读消费领域中的社会性使用、功能效果的具体机制进行理论化说明，历史地分析文本社会性使用和功能变化的可能性条件，认为这些可能性条件是多元社会历史力量，力图挖掘社会各构成层面对“文本使用”的多元决定力。这一概念把“文学”视为文学文本与其他文本、社会语境、文化意识形态等交融的互文动态网络，不但深化了对“文学”这一基本概念的认识，还实现了对文学阅读理论、互文性理论与英国文化研究受众研究方面的双重超越。随后，贝内特用“文学制度”概念进一步阐明制约文本社会性使用、功能效果变化的权力机制，尤其强调文学制度的机构实体这一物质层面所凝结的权力机制。在文学政治方面，贝内特从文本使用的功能、效果的角度出发，提出介入式文学批评政治和制度政治等颇具实用价值的文化政治理念。
20世纪80年代中叶，贝内特移居澳大利亚，他的学术兴趣也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受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实用主义学风的影响，同时也由于对当代文化研究基于语言符号学的文本唯心主义的不满，贝内特将自己以前对“文学制度”的思考进一步拓展到文化研究领域，率先提出“文化政策研究”（cultural policy study），敦促文化研究从仅关注意指实践范畴的唯心主义转向历史唯物主义。文化政策研究主要关注文化实践的制度性背景和政策、制度机制的运作方式而非文化形式的意指实践，它的理论基础是福柯的“治理性”概念（governmentality），从更为积极的角度看待权力的能动性和生产性。贝内特把“治理性”引入文化研究领域，视文化、文学艺术、审美为自我技术，不但为文化研究的权力分析提供了不同于葛兰西霸权理论的新理论范式，还开拓了与文化研究批判性传统不同的实用主义方向。
贝内特对文化研究理论范式的革新势必会引起文化研究某些理论范畴和基本架构的结构性转换，他从治理性角度对文化研究的整体范畴进行了理论重构：包括从治理性视角对“文化”概念的重新界定、重构文化与社会交往（the social）间的关系、指认文化知识分子为文化技术工、提出文化政治抵抗是治理性权力的策略性逆转，等等。这些重构除以福柯的治理性为理论基础外，还吸收了法国学者布鲁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提出“聚合中的文化”（Assembling Culture）这一概念，视“文化”“社会交往”为话语与非话语、人类与非人类等异质因素相聚合而形成的动态网络和过程，从生成过程而非结果，重构“文化”“社会交往”的概念和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把握文化实践、知识和权力三者间的复杂关联性。贝内特的上述努力可看做他从历史和唯物主义角度，针对当代文化研究存在的文本唯心主义征候提出的疗治方案，用贝内特自己的话说就是使文化转向后的文化研究重回物质方向。
由于对文化政策、制度等权力机制运作的物质层面——机构实体的强调，贝内特十分关注凝结在机构实体上的权力和其运作方式，这一点借鉴了福柯的“权力装置”概念。贝内特对内在于机构实体的权力实践、知识的考察主要集中在博物馆这一经验分析领域。贝内特的博物馆研究最显著的特征是，他不是从葛兰西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与霸权理论角度把握博物馆这一文化机构的，而是视现代博物馆为治理装置，指出它是现代市民的自我技术：由于博物馆内的各种知识实践具有某种动力效应，促使个体在身体践行和思想感情诸方面进行自我改变和塑形，进而改变社会关系，达到社会性治理的需求和目的。从这个意义而言，现代博物馆也是改造市民的“市民实验室”（civic laboratories）。
贝内特的学术研究不但重视学理性和理论性，还注重操作层面的经验分析与个案研究，广采社会学、人类学、社会统计学等实证性方法来研究通俗文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审美问题，分析文化政策、文化资本与文化区隔的关系等。
总之，贝内特从考察文学文本的社会性使用和功能变化入手，在回答“什么是文学”这一根本性命题上，将对文学的历史性思考置于阅读消费领域，提出阅读形构∕互—文性概念，以说明文学文本功能效果变化的社会历史动因，随后他进一步将这一社会历史动因归结为权力机制：文学制度。在福柯的治理性启发下，贝内特把文学（文化）制度的权力形式指认为治理性，并以之为理论基础，重构了文化研究的整体范畴。贝内特的博物馆研究，则是他将文化治理性的理论观点用于经验性分析的有益尝试。
贝内特在继承英国文化研究传统的经验主义的同时，在对文化与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机制等关系的复杂性的揭示上，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思考和理论价值，其学术思想中鲜明的理论开拓性、实践参照性、政治实用性，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