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新时期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这是完善我国全方位开放体系的需要，是历史镜鉴与时代需求交汇的必然结果。深挖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潜力，有助于提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地位。同时统筹东中西，运用全国之力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利于我国深化和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统筹、东西互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宁波建设“一带一路”区域性国际贸易中心城市，推进“海向”“陆向”“内外兼修”，既是顺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必然选择，也是宁波打造“港口经济圈”的题中应有之义。建设“一带一路”区域性国际贸易中心城市将成为宁波在国际贸易领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完善配套设施的重要功能性载体，推动宁波成为一个资金、人才、商品、信息集聚的高地，形成面向东南亚，辐射内地，联通西亚、南亚和东欧的商品集散中心、经贸信息中心、金融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对宁波打造“一带一路”枢纽城市、建设“港口经济圈”具有重大支撑作用。

国际贸易理论、产业区位理论等为国际贸易中心城市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思想源泉。作为外向度较高的沿海城市，宁波既面临着在更高层次参与国际竞争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向外向型经济转型的巨大压力；既面临着国内经济稳定向好、内需释放的良好机遇，也受到国内经济格局进一步深化调整、区域环境变化所产生的虹吸效应和极化效应的影响。为延续优势、扭转劣势，宁波需要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把开放型经济作为城市经济的主体形态。

宁波有基础、有条件、有优势、有潜力成为“一带一路”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载体。第一，“丝路”历史渊源深厚。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宁波历史悠久，是具有7000多年文明史的河姆渡文化的发祥地。宁波不但是与世界各国、各地区进行交通贸易的名港大埠，而且是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宁波是海洋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之一。第二，区位优势得天独厚。以宁波港为节点，向内可连接沿海各港口，并通过江海联运、海铁联运，覆盖经济发达的长江流域，辐射广袤的中西部地区；对外面向东亚及整个环太平洋地区，是连接东南亚和日韩黄金航道的交通枢纽。第三，市场基础扎实。宁波市场基础非常扎实，是连接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重要节点，是我国参与国际贸易合作的重要门户。宁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产业上有着天然的互补性。第四，体制机制优势突出。宁波经济外向度较高，以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对外经济合作为主要形式，呈现出多层次、宽领域、高速度的发展特点。

宁波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前景广阔，但也面临着诸多风险，因此必须结合“一带一路”各国特点进行具体而又有针对性的预判。“一带一路”辐射的国家范围较广，几乎包括了所有的亚洲国家和一半的欧洲国家以及部分非洲国家，这一辐射亚欧非的经贸活动必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社会背景各不相同，局部地区还面临着恐怖组织的威胁，且缺乏相互信任，资源整合和协同发展的能力有待考验。

宁波建设“一带一路”区域性国际贸易中心城市具备一定的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诸多制度性瓶颈，必须进行改革创新，方能达成目标。宁波应该注重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提高市场开放程度，简化市场准入程序，吸引国内外贸易主体集聚；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贸易要素流通；加快建设以要素市场和消费服务市场为重点的现代市场体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流通对生产和消费的先导作用；加快营造国际一流水平的商贸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