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英国戏剧学科发展报告
内容摘要：英国戏剧研究可以一直追溯到16世纪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们开展一系列戏剧实践。17世纪英国出现了第一位戏剧理论家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947年布鲁斯托大学率先成立了英国第一个戏剧系，以此开启了英国戏剧学科的发展之路。本文首先回顾了戏剧学科在英国的发展历程，而后概述了2016年英国戏剧学科的多方面成果，其中包括：对于经典剧作家的再研究、推介新生剧作家、跨学科研究、关注社会热点以及跨国跨校合作交流等。
关键词：英国戏剧学科；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国际合作；教育戏剧；跨学科
一、英国戏剧学科历史概述
英国大学对于英国戏剧的影响一直可以追溯到16世纪，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们开展了一系列的戏剧实践：威廉·黎里（William Lily）在罗马期间与庞波尼乌斯·拉图斯（Julius Pomponius Laetus）一起研究过拉丁语言喜剧的舞台演出；约翰·海伍德（John Heywood）创作了英格兰首部非说教性质的插剧；尼克拉斯·尤达尔（Nicholas Udall）创作的《拉尔夫·罗伊斯特·多伊斯特》（Ralph Roister Doister）为早期都铎戏剧中最有名的一部。
16世纪20年代，人文主义戏剧逐渐在剑桥流行。1546年，剑桥大学女王学院批准进行年度的戏剧演出，并在它的主礼堂建造了一座可拆装的剧场式建筑。当时的戏剧多为拉丁文演出，但也有英语剧目，最出名的英文戏剧是《加莫尔·戈东的针》（Gammer Gurton's Needle）。伦敦四所律师学院也开始在圣诞节的狂欢活动中进行演出。1561年在伦敦四大律师学院之一的神殿学院上演了被认为是英国第一部悲剧的《高布达克》（Gorboduc）。
16世纪80年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才子”们开始为公众剧院创作剧本，由此英国戏剧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大学才子”的代表人物——牛津毕业的约翰·黎里（John Lily）将古代神话和英国题材融入田园喜剧；剑桥毕业的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将爱情故事和田园历险相结合，并加以历史成分；同为剑桥毕业的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创作的《爱德华二世》（Edward the Second）在历史剧的形成与发展中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大学才子们在文人与平民观众间架设了一座桥梁，为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的戏剧创作开拓了道路。
进入17世纪，英国清教徒对戏剧的攻讦也影响到了学术界对于戏剧的态度。在大学校园内开展演出以及大学才子们热衷戏剧创作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过受过高等教育的文人对于戏剧的影响依然存在。到了17世纪下半叶，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宫廷剧作家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主导了英国文坛，除了创作了《印度皇后》（The Indian Queen）、《一切为了爱情》（All for Love）等30部剧作，德莱顿在戏剧理论与评论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德莱顿的戏剧理论一般散见于他为自己的剧作所写的开场白和闭幕词中。他主要的戏剧批评作品是《论戏剧诗》（An Essay of Dramatic Poesy，1668）。在这些论述中，德莱顿不仅谈及了一些有关戏剧的创作技巧，如在英雄悲剧中韵律的使用等，而且还讨论了英国戏剧与其他民族的戏剧之间的关系。德莱顿的戏剧理论，在客观上对英国王政复辟时期的文化形成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对古希腊、罗马戏剧的偏爱和对当代法国戏剧的效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王政复辟时期的文化以及社会道德价值的取向，并为这一时期的英国戏剧——古典主义戏剧的发展定下了基调。
1880年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演出了《阿伽门农》（Agamemnon）1882年剑桥大学上演《埃阿斯》（Ajax），1884年牛津大学戏剧社团（Oxford University Dramatic Society）在章程中允许其成员可以每年上演一部莎士比亚戏剧，这一切都标志着戏剧在离开英国大学生活300年之后重新回归。其后的半个世纪戏剧社团遍布各个重要的地方大学，同时由于包括英语系在内的现代语言系的发展，许多教师感到将课堂上的戏剧文学与戏剧表演实践相结合迫在眉睫。
1945年3月，牛津大学探索了建立戏剧系的可能性，派遣了一支学术团队横越北大西洋去美国考察，并于1946年发布了考察报告。然而这一计划最终搁浅。
1947年，在其副校长菲利普·莫里斯爵士（Sir Philip Morris）富有想象力的领导下，布里斯托大学抢占先机，开设了戏剧课程。一年后，26岁的格林·维克汉姆（Glynne Wickham）入职布里斯托大学，成为该学科在英国的真正缔造者。1951年，在乔治·罗威尔（George Rowell）和约翰·拉文德（John Lavender）的帮助下，格林·维克汉姆为这个新兴的戏剧系建造了一个由壁球场改造而成的实验剧场，这也是英国大学中第一个完全可变的实验剧场。同年，维克汉姆说服莫里斯由学校经费拨款50英镑购买了威廉·埃蒂所作的查尔斯·基恩所扮演的李尔王画像，由此开启了布里斯托大学戏剧收藏馆（The University of Bristol Theatre Collection）的馆藏之路。此馆现为英国除伦敦戏剧博物馆之外的全国最大的戏剧历史资料馆。
虽然英国的第一个戏剧系成立于1947年，但是公允的说法应为直到1960年格林·维克汉姆被任命为戏剧系主任，同时受聘为该校第一位（也是英国第一位）戏剧教授时，戏剧才真正演变为一门大学学科。格林·维克汉姆在其1960年的就职典礼上发表了名为《在科学世界中的戏剧》（Drama in a World of Science）的演讲，提出了大学戏剧系在当代戏剧发展及其戏剧创作中所应扮演的角色。他对于戏剧系的局限性有十分理性的认识，并不认为布里斯托大学戏剧系的剧本写作课能培养出杰出的戏剧家。同样，他也不同意将训练演员作为大学戏剧系的一项功能，在他看来，大学戏剧有可能造成业余戏剧与职业戏剧演出标准的混淆。维克汉姆教授主张戏剧系与有声望的剧团展开尽可能的合作，以合作者的身份为其做出建设性的历史与批评贡献。对于那些只对学术而不是职业感兴趣的学生，戏剧系提供了涵盖了一般人文专业领域以及西方戏剧发展全景的研究性课程。此外，戏剧系对于学生从事的戏剧创作活动也十分重视，格林·维克汉姆教授认为没有其他哪一个学科可以如戏剧学这般，将个人的创造性、批评性以及实践性如此完美地结合。
紧随布里斯托大学其后成立戏剧系的是曼彻斯特大学（1961），系主任为休·亨特（Hugh Hunt）。此后，下列大学相继成立戏剧系：赫尔大学（1963）、伯明翰大学（1964）、班戈大学（1964）、格拉斯哥大学（1966）以及埃克塞特大学（1968）。然而，由20世纪60年代开始到70年代初，戏剧学科的发展十分谨小慎微，直至1970年经由曼彻斯特大学的肯尼思·理查德（Kenneth Richards）和彼得·汤姆森（Peter Thomson）组织了主题为“19世纪英国戏剧”的研讨会，才在某种程度上标志了戏剧系自英语和现代语言系脱离。这个研讨会慢慢演变成为各个大学戏剧系的非正式聚会形式——“高校戏剧系常设会议”（SCUDD）。当时大学的领军人物对于戏剧学科的定义主要侧重于明确该学科的地位：一方面使它有别于其母学科——英语，同时它又确实处于大学人文学科范畴之内。到1975年，学术性戏剧研究的说法已得到广泛认同。
早先的学科定位也引起了一部分争议的声音。1974年德蒙福特大学戏剧教授迈克尔·理查兹（Michael Richards）对英国大学戏剧展开调查并得出结论：大学戏剧课程普遍被纳入人文艺术类别，教师们既没有展开纯粹的学术研究，也没有提供戏剧所需的职业训练。另一方面，各系为了设立学术凭证，所有课程都过度采用了正式的书面考查形式，而并非对实践能力进行考核。正如在格拉斯哥大学的课程大纲中所注明的“学生并不以其所达到的艺术标准，而是依据其对于艺术的自觉理解来加以评估”。
进入20世纪90年代，英国高校戏剧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原因之一是来自戏剧行业的日渐商业化。剧团所能获得的资助越来越少，许多上演保留剧目的剧团相继关张，所剩的剧团只能相互合作上演一些特别剧目。能获得大笔资助的国家剧院（National Theatre）与皇家莎士比亚剧院（RSC）逐渐成为日益商业化的伦敦西区剧院的一部分。音乐剧大行其道，1989年至1993年音乐剧占伦敦剧院票房的份额由35%上升至50%。长期演出为全球巡演所替代，戏剧作品必须如快餐一般在世界各地统一出产标准。正如华威大学戏剧教授巴兹·柯肖（Baz Kershaw）所说的：戏剧的商品化时代已经到来。另一个推动大学戏剧系产生变化的更直接因素是20世纪9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进行的一系列改革：《1992年扩充与高等教育法》（The 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 Act 1992）和《迪尔英报告》（Dearing Report，1997）开启了所有高等教育对于职业结果的强调，同时取消了专科学校与综合大学的区分。在这一影响下，英国大学戏剧学由原本小规模、界定清晰、较为传统的学科变为庞大的、更具挑战性，且更重视实用性与职业性的科目。仅就规模扩张而言，改变便是巨大的：1975年SCUDD的成员不到15个，均为已建成的大学戏剧系。到1996年SCUDD已有39个不同机构，他们提供53种单一或联合荣誉学位课程。2001年在SCUDD机构数量已升至60个以上。同时，1996年英国大学和学院招生服务中心（UCAS）提供的单一荣誉戏剧学位课程的本科生名额有2 814个。而到2000年，学位课程的总名额已达到4 431个。
课程的扩张是伴随着对于学科的认识与界定的巨大变化而发生的。在不同机构获取学位不再是大同小异的了。各大学对于戏剧行业的变化做出了回应，以更开放的姿态将含义更宽泛的表演纳入其中，同时强调形式与内容的跨学科与跨文化本质。在一些大学，甚至于常用的“戏剧”（Drama）这一称谓也被视为一个具有限制性的不当用词。而在其他一些学校，既定的西方戏剧正典越来越被视为无关紧要，或“基本上过时了”。大学旨在满足学生将专业置于后现代文化范畴进行重新定义的需求。大学带着“戏剧”已打破剧院建筑限制的信念，开始鼓励对于那些依靠数字媒体交互而非传统范畴的表演的艺术形式展开探究。“介入表演”的概念超越了政治戏剧的构想和带有相当的奉献社区的自我意识得到了广泛传播。大学戏剧系不再是仅仅关注戏剧学院联合研讨会（Conference of Drama Schools）所服务的这一行业状况，并做出学术反思，而是开始服务他们自己的行业。
当前英国戏剧学科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其内容除了传统的表演及观演关系外，还涉及空间、政治、公民身份、跨国身份等多种跨学科主题，并有对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如气候变化、难民问题的关注；在研究形式上也更强调合作性：不仅有校内各学院之间的跨学科合作，更有跨校甚至是全球互补学科以及同类艺术大学的合作。这极大拓展了学科研究对象的深度与广度，促进了学科的发展。
二、2016年度主要学术成果和理论创新
在英国，各地开展了一系列纪念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活动，学者们也为此撰写了大量文章。由于2016年也是本·琼生对开本出版400周年，因而《莎士比亚》（Shakespeare）学刊第4期推出了“莎士比亚与本·琼生”专号，不少学者重新评价了先前惯用的一分为二的研究方法，即：具有时代超越性与普遍性的莎士相对受制于时代的本·琼生；戏剧全才莎士比亚相对沉迷于文字的琼生；擅长犀利政治评论的莎士比亚相对纯娱乐的本·琼生等。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英语系露西·蒙罗博士（Lucy Munro）在其《斯克尔顿体短韵诗：琼生、莎士比亚、文学的过去与想象的未来》（“Skeltonics: Jonson, Shakespeare, the Literary Past and Imagined Futures”）一文中，探讨了两位剧作家如何通过古老的斯克尔顿体短韵诗与文学的过去建立起联系，并且认为这种短韵诗同样可以与当代美学与政治建立全新的连接。蒙罗并未采用贬低琼生来褒扬莎士比亚的做法。她剖析了两人以斯克尔顿体短韵诗风格开场的多个片段，主张以历史主义者和当下性批判方法相结合的方式研究琼生－莎士比亚问题。蒙罗认为，事实上莎士比亚的人物如李尔王并非“超越时代，面向未来”，而琼生的创作也不似前人所描述的那样受制于时代。圣母大学影视、戏剧系主任彼得·霍兰教授（Peter Holland）主编的第69卷《莎士比亚调查》（Shakespeare Survey）以“莎士比亚和罗马”为主题，从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等多方面研究了莎士比亚作品中与罗马相关的部分。此外，伯明翰大学还结合教学与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展开了一系列合作。伯明翰大学利用RSC剧团修复的“另一处”剧场（The Other Place）为实验场地，展开了主题为“激进的恶作剧”（Radical Mischief）的戏剧艺术家与戏剧师生之间的合作。此番合作将学术批判与创作实验相结合，为剧院与学术研究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2016年也是《贝克特研究杂志》（Journal of Beckett Studies）创刊40周年，该刊特别策划了一组贝克特与中世纪的研究文章，提出除了贝克特除了吸收了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后笛卡尔时期哲学家们的思想之外，还受到了中世纪早期哲学的影响。
由埃克塞特大学戏剧系教授凯瑟琳·纽维（Katherine Newey）等人共同主编的论文集《政治、表演与流行文化：19世纪英国戏剧与社会》从史料档案出发，对贯穿19世纪的流行表演与政治做出了全新角度的研究。全书围绕“政治是表演性的，表演是政治性的”，分成互相应和的三个部分：①流行文化作为社会政治历史的一个分析类别；②表演以何种方式再现和建构人种、民族与帝国的意识形态；③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等政客的表演技巧，分析了在群体运动中的表演性因素。
同样在历史维度中考察戏剧现象的还有萨里大学戏剧与表演系高级讲师帕特里克·达根（Patrick Duggan）等人主编的论文集《（为）生存表演：戏剧、危机、极境》［Performing（for）Survival: Theatre, Crisis, Extremity］，该书主题新颖，考察了在世界历史长河中直接由危机和极端险境中衍生出戏剧的案例，探讨了处于被压迫、被剥夺以及危险境遇之中的人们如何利用表演来使自己生存下去，并且以此表达异议或是改变的渴望。
2016年英国戏剧学界同样关注了戏剧领域中的新生力量，并加以大力推介。《当代戏剧评论》（Contemporary Theatre Review）的第一期与第三期均为当代戏剧家专刊，分别关注了大卫·格雷格（David Greig）的戏剧创作以及西蒙·斯蒂芬斯（Simon Stephens）与欧洲的对话。格雷格专刊集中了2014年其研讨会上的部分论文。时值苏格兰独立公投当年，很自然的，学者们对于格雷格作品中表现的政治身份，尤其是苏格兰的民族认同尤其关注。斯蒂芬斯近年声誉日隆，苏塞克斯大学英语学院戏剧舞台与表演讲师本杰明·福勒（Benjamin Fowler）指出西蒙·斯蒂芬斯对于戏剧的顿悟来自2003年观看其作品《鹭》（Herons）在德国的首演。在看到德国人与自己设想完全不同的舞台呈现之后，他开始思考两国戏剧体系的巨大差异，并成为英国杰出的戏剧改革人物，其创作也以开放性文本的剧作方法在英国独树一帜。史蒂芬斯与德国导演塞巴斯蒂安·努伯林（Sebastian Nübling）等创作团队的长期合作完全不同于在英国所通行的制作模式，他将这种工作关系带入英国，从而引发了学者们对英国戏剧界迟迟不采用这种合作模式的疑问。究其原因，是英国的戏剧体系迥异于欧洲大陆。《当代戏剧评论》通过斯蒂芬斯专刊试图在英国戏剧行业中宣传并且推动更多合作式的戏剧制作模式。
英国的业余剧团作品也同样进入了学界的视野。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海伦·尼科尔森（HelenNicholson）教授主持的项目“业余戏剧研究”在2016年取得阶段性的研究成果。课题组成员——华威大学戏剧学系主任纳丁·霍尔兹沃思教授（Nadine Holdsworth）在《当代戏剧评论》上发表了《演出地，文化遗产和在朴茨茅斯古代造船厂演出的〈亨利五世〉》（“Performing Place, Heritage and Henry V in Portsmouth Historic Dockyard”）。文章关注了业余皇家海军戏剧协会（RNTA）出品的由科林伍德RSC剧团（RSC Collingwood）上演的《亨利五世》，该剧独特之处在于演出地点紧邻朴茨茅斯古代造船厂的皇家海军“胜利号”。
除了本土的剧作家与戏剧作品之外，英国学界还放眼考察了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戏剧。《戏剧与表演研究》（Studies in Theatre and Performance）第3期围绕2014—2015年度在伦敦展出的“俄罗斯先锋戏剧展：战争、革命与设计”（Russian Avant-Garde Theatre: War, Revolution and Design）主题，收录了有关俄罗斯先锋戏剧以及街头宣传剧等多篇研究文章。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语言文学与文化系副教授艾拉·盖曾（ElaGezen）发表了《土耳其舞台上的布莱希特：甘柯·厄卡尔的朋友剧团的改编、实验和戏剧美学》（Brecht on the Turkish Stage: Adaptation, Exp erimentation, and Theatre Aesthetics in Genco Erkal's Dodtlar Tiyatrosu1）一文，考察了土耳其甘柯·厄卡尔（Genco Erkal's）的朋友剧团（Dodtlar Tiyatrosu）对布莱希特戏剧的土耳其化改编与搬演。布莱希特认为戏剧能推动社会变革的戏剧思想极大地影响了甘柯·厄卡尔，促使其在朋友剧团不断地进行着实验与改编。中国台湾戏剧的现状也被收入视野。《戏剧与表演研究》2016年第二期发表了台湾静宜大学英国语文学系副教授陈怡伶的文章《K24的流行文化表达：混乱中的莎士比亚》（“The Pop Culture Expressed in K24: Shakesp eare in Chaos”）文章透过对台南人剧团2006出品的闽南语版《K24——六小时戏仿喜剧罗密欧和朱丽叶》（K24-a sixhour parodic comedy of Romeo and Juliet）的聚焦探讨了台湾21世纪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改编。陈怡伶将最近莎士比亚的流行化与本土化趋势归结于台湾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便享有的自由新主张和文化多样性的艺术表达，以及在互联网与媒体跨国传播大众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文化杂交”。
跨学科、多视角也是英国戏剧学界研究的一个特点。10月，劳特莱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了由约克圣约翰大学戏剧与表演教授马修·里森（Matthew Reason）联合丹麦学者主编的《体验当代表演的现场性：跨学科视角》（Experiencing Liveness in Contemporary Performanc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本文集以观众和体验作为分析焦点对表演艺术中现场性概念展开动态考察，邀请读者思考现场性如何经由观看过程产生，以及现场性在表演、制作存档与记忆行为中如何被具体化。文集揭示了在观众与事件之间很少只有单一的联系，更多是多重及可塑的关系。11月，该出版社出版的《表演，观看，以及无意识：从心理分析视角论戏剧中认同的无意识过程的》（Acting, Spectating, and the Unconscious:A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 on unconscious processes of identification in the theatre）是一部结合了心理学与戏剧学的跨学科专著。其作者玛利亚·葛拉齐亚·图里（Maria Grazia Turri）兼具独立戏剧学者与牛津大学精神科医生的身份，因而能以独特的视角研究观看与表演中的无意识部分。她将移情（Transference）、无意识白日梦（unconscious phantasy）、阿尔法功能（alpha-function）等过程的心理分析与对于布莱希特、狄德罗、卢梭和柏拉图等人的有关观看与表演理论的深入考察相结合，就演员表演艺术与观众体验中固有的情感提出了深刻的洞见。
2015年是英国教育戏剧（Theater in Education）诞生五十周年，2016年英国学者在这一领域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南威尔士大学高级讲师、《教育戏剧杂志》（The Journal for Drama in Education）编委罗杰·伍斯特（Roger Wooster）的专著《教育戏剧在英国：起源，发展和影响》（Theatre in Education in Britain: origin,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及时提供了指南。作者将TIE置于以往五十年的政治和教育背景之下加以考察，在审视其遗产的同时对应用戏剧、教育戏剧和教学理论的未来可能性进行了预见。由曼彻斯特大学戏剧高级讲师简妮·休斯（Jenny Hughes）和伦敦大学皇家戏剧与表演系教授海伦·尼科尔森（Helen Nicholson）共同编辑的论文集《以批判性视角论应用戏剧》（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pplied Theatre）集合了多名应用戏剧界的领军学者，以全新的视角探讨了在全球不同地区与语境下应用戏剧的美学、政治与历史。
在实践研究方面，在中国香港展开的教育戏剧实验也被收入视野。《戏剧教育研究：应用戏剧与表演行为杂志》（Ride: The Journal of Applied Theatre and Performance）第四期发表了香港教育大学文学与文化研究系副教授马修·德库西（Matthew DeCoursey）与英语教育系副教授约翰·特伦特（John Trent）共同撰写的《无效与意义协商：香港学校中为第二门语言教育服务的戏剧》（Stultification and the Negotiation of Meaning: drama for second language education in Hong Kong schools）。作者针对应试教育与教师理想这一对矛盾，在参考埃蒂纳·温格（Étienne Wenger）理论的基础上，将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的模式加以扩展，使师生得以在这个模式下更好地运用戏剧。
人类生存状态与当下社会热点继续受到英国戏剧学界的关注。6月4日至5日，伯明翰大学戏剧文学与戏剧艺术系主办了题为“环境、生态和气候变化：过渡中的舞台”（Environment, Economy and Climate Change: Stages in Transition）的国际会议，就当前我们身处的时代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展开讨论，特别聚焦了戏剧从文本走向非文本演出之后如何战胜挑战从而提高观众的觉悟这一重大话题。此外，作为2016年英国民众关心的一大热点，脱欧问题也得到了学界的反应。9月5日至7日在布里斯托大学召开的戏剧与表演研究协会（TaPRA）的年会上，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剧作家马克·雷文希尔（Mark Ravenhill）做了题为“无边界游戏，再见”（Jeux sans frontières, adieu）的主旨发言，对未来地区性、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戏剧创作将会呈现何种可能提出了自己的忧虑。
三、总结
2016年英国戏剧学科研究领域广泛，成果颇丰：既有对于戏剧历史的梳理，也有对于所处时代的关注；既有对于经典理论的再思考，也有跨学科的理论创新；在推介本土新生力量的同时，也怀有拥抱世界戏剧图景的热情。这些成果充分体现了其学科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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