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宋入金：折可求的经历与遭遇

在金宋冲突的节点之前，有关折可求三个方面的内容需要加以补充和强调。折可求何时任府州知州的具体时间仍不确凿，笔者认为大致在宣和元年（1119）。折可求担任府州知州一职同时也具有对折氏家族的领导权。

折可求在宣和元年为其祖折继闵、其父折克行向朝廷申请立神道碑，宋廷直至宣和七年（1125）才分别命官试给事中张叔夜撰折继闵神道碑文、知燕山府蔡靖写碑并题盖；命试给事中毛友撰折克行神道碑文、翰林学士宇文虚中写碑。戴应新与高建国均认为折继闵神道碑系政和末年所立，《关中金石记》《金石萃编》作者将折克行神道碑断为政和六年（1116），而戴应新认为折克行神道碑系政和八年（1118），其实有误。笔者此处之所以考订折继闵、折克行神道碑的时间，主要是其中关涉到折可求的职官，十分可贵。从神道碑内容可知，当时虽处在宣和七年（1125），但金宋之间尚未开战，而就在同年十月，金朝开启了侵宋战争。可以说，折继闵神道碑提供了折可求战前比较详细的职官信息，即：“可求，右武大夫、康州刺史、充太原府路兵马都监，知府州，兼麟府州管界都巡检使，兼河东第十二将同管勾麟府路军马公事。”折克行神道碑中折克行的职官为“□□州诸军事、秦州刺史、秦州管内观察使、充太原府路兵马钤辖、知府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兼麟府州管界都巡检使、兼河东十二将”。折克行“治郡最久，以功告终”，前后知府州长达30年，而折可求因“数战有功”得以升官，以致在官职上完全能与其父相抗衡，甚至在麟府路的军事管理方面有所超越。从官职升迁上说，折可求在知府州任上已接近升迁顶层，在官职上难以得到突破。

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与金朝达成海上之盟，以联合灭辽目标。随着灭辽目标实现，宋金在燕云十六州土地、人口的交涉以及对将领归顺（对彼国意味着投降）处置等问题上积累的矛盾冲突，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朝将战火烧及宋朝。金宋战争为宋徽宗及朝臣所始料未及。金朝西路军在左副元帅完颜宗翰的统帅下主攻太原，这也是折可求及折氏家族面对的主要对手。十一月，金朝西路军的战事十分顺利，轻松夺下朔州、武州、代州、忻州、石岭关，“汉儿”或为内应，或打开城门，或擒守臣以投降金朝，忻州知州开门张乐降金，石岭关所屯云中归朝人五万主动投降金朝。十二月，代州崞县保卫战值得一提，尽管后来守臣仍开门迎降，而折氏家族成员折可与未向金军屈服而惨遭杀害，折可存则归降金朝，并被金朝遣往应州，后得以逃归。因太原府北重要城池、关口一一沦陷，金朝很快便包围了太原城。折可求统帅麟府两万精兵解围太原，却在交城被金人击溃。有关折可求交城之战、靖康元年（1126）正月勤王都城、第二次解围太原并郭栅寨兵败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兹不重复。仅对相关内容略做补充说明，并重点梳理折可求在宋朝的经历和遭遇。

回到“汉儿”也即归朝人的问题，河东诸州散居着由燕云人组成的义胜军，折可求在朔、武、代州、石岭关归朝人叛变降金的事实上，基于局势控制和对金战争的需要，向河东路范围内的州县发出移文：“其归朝人老小在州县者，悉行诛戮。”得到不少州县支持，“诸郡往往杀戮，或逐出之。”平阳府义胜军已是惊弓之鸟，恰逢获知折可求交城兵败之事，又选择在折可求勤王之时攻破平阳城向金朝投降。这足以说明以折可求为首的折氏家族在河东路的号召力和巨大影响力。

在为数不多的勤王队伍中，折氏家族便有两人率领人马前去。折可求在经历交城战败、“自是河外兵将十丧七八”的重创下，仍能迅速重整军马、不辞辛苦前往京城勤王，也反映折可求忠君爱国的一面。

折可求在勤王返回府州后，面对朝廷所处的困局，曾向朝廷上奏：“夏国之北有天祚子梁王，与林牙萧太师统兵十万，出榜称金人不道，南朝奸臣结纳，毁我宗社。今闻南朝天子悔过逊位，嗣君圣明，如能合击金人，立我宗社，则前日败盟之事，当不论也。”

府州折氏因所处“极边”的地理位置较易获取西夏、金朝的一些信息，而此处“梁王”榜文便是折可求获取的信息之一，他的上奏得到宰臣吴敏的首肯并得以递给钦宗，钦宗命令折可求负责与西辽的联络事宜。朝廷下发文书给折可求以传达钦宗的指示，但该文书在京师至府州传递过程中出了问题，具体是从河东入麟府时，被完颜宗翰手下的游兵搜得。所谓“致书梁王”并非宋廷直接与“梁王”有书信往来，而折可求也因未收到朝廷的回应而没能实现与西辽的联络结盟事宜。折可求试图获取外部力量来支持宋朝的抗金事业，这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相较第一次解围太原损失惨重而言，折可求二次解围太原虽失利，但从战况来看，战前37000多人，战后34000多人，基本保留了兵力，完全有机会再图太原解围。折可求退至汾州休整，并奏状朝廷待罪。宰臣李纲认为“将帅可求退保汾州，人兵不甚散失，未可督责，便令前进。臣已作奉圣旨特与放罪，今于汾州城外整龊军马，下定硬寨，选择精锐人兵时复深入，牵制贼势”。从靖康元年（1126）八月十九日的诏书来看，虽折可求得以“放罪”仍有处罚，即降两官。然而宋钦宗却没能沉住气，指出“可求不中使”，对太原解围的将领产生质疑，提出更换将领。在如是“旨意”下，李纲也提出更换将领，指出“臣累奉宸翰宣谕汾州一路将帅不可倚仗。今果如圣训，尤幸军马未甚深入，散失不多，可以且令依城下寨牵制贼势。但今日将佐勇而有谋绝无其人，如折可求、冀景等皆累经败衂，虽湔洗用之，责以后效，气决不振”。建议折可求令还任照管麟府路边面，提出用王元替代折可求任都统制。宋钦宗则指出“王元不甚中使”，而差刘锐替换折可求。折可求被要求待在汾州，等待与朝廷派来的刘锐进行交接后返还麟府，照管边面。宋钦宗“可求不中使”的论断实有失公允，但一国之君的言论无疑影响了宰执、朝野，挫伤了折可求对金作战的积极性。

折可求回归麟府州的时间不详，有一则材料通过十月二十四日都统制刘锐介绍了折可求的情况：“府州知州折可求书来求援兵。书辞恳切，要郝仲连提兵三二千救援府州。已破丰州并二寨，探报得欲来攻府州，极是危急。”

十月折可求已在府州，当时府州形势非常危急，西夏随时可能前来攻城。但刘锐手下能支配军士仅4000人、马500匹，无力援助府州。从已知的史料来看，极有可能西夏军队未进攻折可求镇守的府州城。提及西夏军进犯麟府路，则时间还需往前提。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金人围困太原时，西夏曾犯丰、麟二州，当时折可求或在解围太原，或已奔赴勤王路上，西夏仍避开府州不犯，确实值得思考。靖康元年初，“夏人知我戍边士卒入援”，西夏攻陷距府州三百里的震威城，考虑到震威城“最为孤绝”，西夏似乎没有选择府州城为进攻目标，主要攻略堡寨，使得“诸城降者多”。折可求以及折氏家族在对西夏作战中的煌煌战绩，尽管当时折可求损兵少将，西夏朝野及将士无意于直接与其发生正面冲突。

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宋廷派出聂昌、耿南仲分任交割河东、河北使，与金以黄河为界。同知枢密院事聂昌在河东路交割地界的情形却并未严格按照以黄河为界，执行的情形有所变化。这在徐徽言传记中清晰看见：“会诏分遣大臣割两河地予虏以纡患，同知枢密院事聂昌出河东，为虏劫胁，割河西三州予夏人。”

陈君恺误将此段史实归于折可求勤王期间，高建国误将聂昌出河东置于靖康元年二月后，认为西夏未曾夺得麟府丰三地，徐徽言传记的记载，过于夸大。其实是有问题的。关于聂昌交割麟府丰三州一事，并非此一孤证，杨宗闵墓碑也有明文记载：“自是朝廷遣聂山再割三镇，金人以麟府丰啗西夏。可求命公之保德训议，寻弃城由河西入晋宁。公至保德传舍，悟可求绐己，亟走晋宁，四日不火食，既至，诮责可求，且劝合勤王。可求以公为河东路统制军马。”

聂昌作为宋钦宗任命的河东交割使，麟府丰三州作为河东路辖区，且又跨黄河两岸，河东路的交割是容易产生纷争的。而金朝将领的强势立场，也无疑影响了交割的走向。最终，聂昌在金朝将领的威胁下做出了妥协，将麟府丰三州一并交割给了金朝，而金朝又将麟府丰三州转交给了西夏。

麟府丰三州交割，直接与折可求相关，他的态度也值得关注。引文中侧重从杨宗闵角度谈及折可求。折可求命令知麟州杨宗闵至黄河东岸的保德州（杨宗闵应该已经知道麟州割让事宜，但折可求并没有为杨宗闵解决出路问题，反而将他推向了危险之地），然后自己放弃府州城进入晋宁军。面对杨宗闵的讽刺责骂，他以给杨宗闵升官来加以安抚。折可求显然服从了聂昌（钦宗派遣的使者，代表着皇帝）交割麟府丰三州的决定，并主动让出麟府丰三州之地。折可求的决定也使得折氏家族自世袭府州以来第一次举族离开府州，这与折可求及折氏家族忠于宋朝、忠于皇帝是截然分不开的。

折可求选择进入晋宁军，大致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晋宁军处在宋朝极边地区，接近府州故土，且如完成交割则晋宁军成为河东路交割之后仅存州军；二是晋宁军知军徐徽言与折可求有姻亲关系，自然亲近。

面对麟府丰三州交割的事实，晋宁军守臣徐徽言承担了许多压力，一是晋宁军边防问题的凸显，二是晋宁百姓的恐慌情绪，三是来自麟府丰三州人口的拥入。晋宁军因属河东路，并跨黄河，新边界的交割自然会导致晋宁军河东区域不保，甚至整个晋宁军被金朝吞并。徐徽言并未如折可求那样相信聂昌，而是认为麟府丰三州的分割“恐此行人失使指耳。三州自河西地，藉令割弃，事出诏意，犹当中覆，且建不可，况无尺一书耶”。事后不久，徐徽言得以获知朝命，宋廷确实没有割弃麟府丰三州及晋宁之意，而是将原河东路的麟府丰及晋宁军隶属陕西。徐徽言率兵复取麟府丰三州，夏人所置守长皆出降。麟府丰三州的恢复，折可求及折氏家族得以重回故土。徐徽言功不可没，他是有恩于折可求及折氏家族的。可以想见，折可求积极参与了恢复麟府丰三州的战役，以弥补轻易放弃三州的过失，并回到故土。

金朝并没有满足河东、河北交割及新边界，战火再起。宋都城第二次被围，徽钦二帝被金朝掳走。金朝不再扶植赵氏为皇帝，而拥立张邦昌为皇帝，国号楚。此次都城被围，金朝遣使向宋朝索取“前次使人所索官吏漏落之数”，即《取干戾人札子》,其中折氏家族有三人在索取名单之上，即折可求、折彦质、折可存。折氏家族已得到金朝高层的关注，从名单中也能看出折氏家族的影响力。

宋高宗即位后，折可求几次出现在史书中，建炎元年（1127）七月，因府州军额靖康军与年号相同，知府州折可求上奏请求改府州军名，诏改为保成军。建炎二年（1128），宗泽主张“复遣官从间道趋河东，谕折氏修其旧职，以固吾圉”，并试图三面交攻金人。建炎中，折可求替亡弟折可与上奏朝廷，官因抗金而死折可与子五人。然而，影响最大的则是折可求降金事件。

折可求降金事件记载颇多，但存在歧异之处，并未得到梳理和解决，一是折可求降金时间不同，有建炎二年（1128）十一月、建炎三年（1129）正月二十一、天会七年（1129）二月三种说法；二是折可求降金城池数不同，有以城降、麟府丰三州降、麟府丰三州及堡寨九、麟府州晋宁州军四种说法；三是招降折可求的人不同，有完颜宗翰、完颜娄室两种说法。

有关折可求降金时间，《金史·完颜娄室传》记载：“宋安抚使折可求以麟、府、丰三州，及堡寨九，降于娄室。晋宁所部九寨皆降，而晋宁军久不下，娄室欲去之，……”

晋宁军之下的九个堡寨均已随折可求降金，而晋宁军久攻不下，以致金大将完颜娄室试图放弃攻城。而金朝攻陷晋宁军的时间为天会七年（1129）二月，且《金史·太宗纪》记载天会七年二月折可求降金，折氏降金的第二天晋宁城破，显然天会七年二月一说不可取。

因折可求降金事与徐徽言遣使约盟、折可求说服徐徽言往往结合在一起。建炎二年十一月之前，徐徽言遣使约折可求谋夹击金军，考虑到前文所述徐徽言有恩于折可求，折可求自然会有所响应。然而史书中并未记载徐徽言、折可求夹击金军的事情，也没有记载当时折可求抗击金朝事。有两则史料为解答这一困惑提供了一丝线索：

初，守臣徐徽言与府州折可求约出兵夹攻虏众，时可求之子彦文自东京来，被虏至云中，左副元帅粘罕以利陷之，使为书以招其父。于是，可求遂降于虏。

守臣徐徽言遣使约知府州、威武军承宣使折可求谋夹攻虏，娄宿闻徽言与可求合，乃令人说可求，许封以关中地，可求遂降。

正是在徐徽言与折可求结盟抗金之时，金朝也采取了对应之策，第一则引文折彦文被掳的时间恰在徐、折结约之际；第二则引文完颜娄室听闻徐、折结盟时，派人劝降折可求，并给予许封关中地优厚条件，折可求“遂”降。折可求在与徐徽言结约之初，便降金。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徐、折结约没有了下文，也才能理解完颜娄室“久不下”“欲去之”这一点。由此，笔者认为折可求降金的时间当为建炎二年（1128）十一月。

有关折可求降金城池数，前引《金史·完颜娄室传》十分详细，即折可求以麟府丰三州及晋宁军堡寨九降金。且《完颜娄室神道碑》载：“招降折可求，收麟府丰三州及诸城堡。”作为金朝进攻晋宁军的主帅，完颜娄室所掌握的情况应当是准确的。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载，“折可求以麟府州晋宁州军叛附于金人”，虽与降金州军有较大出入，但他将麟府州与晋宁军并列，也印证《金史·完颜娄室传》记载准确。

折可求并非主动投降，而是出于金朝招降，且据前引文可知完颜宗翰、完颜娄室均参与招降。完颜宗翰作为西路军（西朝廷）首领，云中系西路军政治中心，完颜娄室作为晋宁军前线首领，都能有参与招降折可求的机会。笔者认为两种说法均可信，且需交叉糅合以还原折可求被招降的事实。

建炎二年（1128）十一月，折可求之子折彦文被掳至云中，他在完颜宗翰的威逼利诱之下降金，并亲写书信来招降其父。书信经由完颜娄室派人送至折可求处，并允诺许封折可求以关中地。折可求面对金朝将其子折彦文掳做人质为要挟，且折彦文已经降金；面对河东、陕西诸州县先后沦陷，投降、弃城逃跑的不在少数，长期坚守城池且能够坚守下来的并不多，尤其是那些抗金战死或不屈服金朝统治而死的忠义守将更是稀少；面对自己及折氏家族更大的发展空间，一直以来忠君爱国、长期坚守麟府州（偏安的南宋朝廷无暇顾及，渐被遗忘）、缺少战备物资及人员、缺少必要外部支持的折可求最终以他手中所能控制的全部（包括麟府丰三州、晋宁军九堡寨及折氏家族）降了金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