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6年9月G20峰会期间，中国向联合国递交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巴黎协定》）的批准文书。该协定是于2015年末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旨在应对全球气候问题的国际法律文本，明确了“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的具体目标。可以预见，如果未来《巴黎协定》生效，在减排压力的推动下，中国政府的低碳经济转型和能源结构调整力度将进一步加大。

除了来自国际上的低碳压力，中国国内能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污染现状也令人堪忧。中国每千克油当量创造的GDP，只有日本的53%、意大利的41%。不仅如此，中国东部地区单位面积的煤炭消耗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2倍，单位面积的环境负荷是全球平均水平的6倍。2017年新年的第一周，许多地方包括部分南方省市都陷入雾霾之中，虽然有气候的原因，但北方冬季雾霾与燃煤取暖有很大关系，应该是个不争的事实。冬季北方许多城市周边、农村等地区没有集中供暖，大量采用分散燃煤小锅炉等方式取暖，污染物排放量很大。

出于国际减排目标和国内治理雾霾等环境问题的诉求，政府一直在努力推进能源结构调整，促进行业节能减排。现阶段任何致力于清洁低碳发展的政策都具有减排效应。而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更有效地提高能源效率和进行节能减排，是中国政府采取应对措施的重要方面。

具有针对性的减少碳排放机制，应首推碳税和碳交易。碳税采取的是价格干预，试图通过相对价格的改变来引导经济主体的行为，以降低排放数量。而碳交易则通过数量干预，在规定排放配额下，由市场交易来决定排放权的分配。碳税短期效果更好，能促使国内高碳、能源密集型产业尽快实现较大减排。而中长期看，基于总量控制的市场碳交易，应该是实现碳减排成本最低、效率最明确的政策工具。

在传统能源方面，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吨标煤内”和“实现2020年天然气比重提升至10%”的目标。从政策层面鼓励和引导天然气的发展和使用，特别是考虑到雾霾治理的需要，北方许多省市近几年相继出台政策整改燃煤锅炉和电厂“煤改气”，推动天然气供热和发电。但由于天然气价格优势并不明显，工商业用户和大部分居民“煤改气”动力不足。

对此，一方面，政府要通过行业体制改革和价格改革推动生产、促进市场竞争。在完善天然气定价改革的同时，加快“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体制改革，增加输气管网长度，实现政府监管自然垄断的管网输配气价格，逐步放开天然气气源和销售价格，促进天然气市场竞争多元化。另一方面，面临国际低油气价格，中国政府仍需要推动非常规天然气生产，鼓励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能源的开采和开发，保持一定比例的煤制油、煤制气。

对于清洁能源，政府需要着力解决“弃风弃光”问题和生物质能发展滞后的问题。中国弃风弃光的核心矛盾在于发电与负荷的空间不匹配。为此，中国新能源需要从模仿、学习向创新、开拓转变，走出一条自己的发展之路；需要在大环境下审视弃风弃光问题；需要根据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大力发展抽水蓄能、调峰气电、热电灵活性改造等消纳手段；新能源发电特别是光伏发展重点应逐步向分布式倾斜，向东中部地区倾斜。

中国生物质能源成本相对较高，非粮生物质液体燃料的技术还不成熟，国家在相关领域的科研支持和投入还相对较小，技术发展比较缓慢。在生物质能源发展的鼓励政策上，政府必须十分慎重和具有选择性。在扶持发展生物能源的过程中，政府除了应当把握不能“与粮争地”的基本原则，还必须用相应的财税扶持政策鼓励生物质能源的技术进步和推广。

除此之外，还要大力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和推广电动汽车的使用。城市轨道交通将分散的出行方式集中化，提高了运输量和运行速度，既有利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和雾霾治理，又有益于减少石油消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而新能源汽车相对传统汽车有利于减少石油消费和环境保护。

当前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正在逐步实施，推动中国不断深化与周边各国和区域的战略合作。在能源领域，加强与沿线国家的能源合作是“一带一路”构想的重要着力点，具体包含传统能源领域尤其是油气资源合作以及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国家能源局发布的《2016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强国际能源合作，加快推进重大能源装备“走出去”。在相关领域开展合作将使双方资源优势和技术设备优势形成互补，这对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和实现绿色经济转型和节能减排而言，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17》力图全方位地研究和报告上述重要和热点问题。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行业能源发展与利用，第二部分介绍2017年能源热点问题。其中，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至第三章，主要介绍轻工业、重工业、服务业及其子行业的能源发展和利用情况以及能源效率、反弹效应、节能潜力和碳排放问题的研究；第二部分包括第四章至第八章，主要介绍可再生能源、中国新能源汽车、居民电力消费与电价、碳交易等。

《中国能源发展报告》系列从2010年起获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发展报告资助。本书还得到福建省能源经济与能源政策协同创新中心资金、厦门大学繁荣计划特别基金、福建省新华都商学院的资助，新华都能源经济与低碳发展研究院在数据采集、分析处理、模型建立等方面提供了大力支持。

本书是团队合作的结果，厦门大学管理学院、能源政策研究院、能源经济与能源政策协同创新中心以及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的陈星、陈先鹏、陈语、陈宇芳、杜之利、葛佳敏、龚旭、贺家欣、李振声、刘畅、刘奎、柳炜升、谭睿鹏、田鹏、王爱伦、仵金燕、吴微、张广璐、张珊珊、赵红丽、郑清英、朱俊鹏、Shirley Lin等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参与了编写。厦门大学能源经济与能源政策协同创新中心及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的所有教师、科研人员、行政人员、研究生为本书编写提供了诸多的帮助。特别感谢我的博士生刘畅和陈子月所做的大量组织和出版协调工作。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对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深表感谢。我们深知所做的努力总是不够，不足之处，望读者指证。

林伯强

2017年6月于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