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竹木

竹，主要是劈成长而窄的竹片，叫竹简。

木，既可以劈成长而窄的木片——木简，也可以做成较宽的木板——方版（也叫牍）。竹木简起源很早，甲骨文里有“册”字，有“典”字。“册”就是把竹木简编连成册的象形文字。典是把册放在杌子上，是会意字，表示典藏之义，当然也可表示被典藏的物体，即典册。《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墨子·明鬼》：“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可知先秦时期竹简已常用，而且开始很早。简牍直到公元3—4世纪才被纸取代。

在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fōu）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大凡七十五篇……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束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晋书》卷五十一《束皙传》）。出土竹书有《纪年》、《周易》、《穆天子传》、《周书》等，唯《穆天子传》传至今。这是战国竹简大批出土的一次详细记录。

近数十年间，长沙楚墓、湖北随州战国早期曾侯乙墓、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荆州郭店楚墓等都发现大批战国竹简。

汉代竹木简发现亦较多，20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和三号汉墓发现竹简七百二十二枚，临沂银雀山汉墓发现四千九百余枚，其中《孙子兵法》、《孙膑兵法》闻名世界。安徽阜阳汉简有《诗经》、《周易》等十多种古籍。20世纪80年代湖北江陵张家湾汉墓出土西汉初年竹简一千六百多枚。

在西北，敦煌、酒泉、居延、武威以及新疆南部若羌、和田，在1900年以来，中外发掘汉晋简牍数万件。1990年到1992年甘肃考古工作者在甘肃敦煌甜水井西汉悬泉置遗址发掘，出土木简二万五千余枚之多。1996年长沙市走马楼出土三国时吴国简牍达十余万片，超过全国历年出土总和。

简的长度是有讲究的，根据王国维《简牍检署考》，汉代有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八寸、六寸等规格。《孝经钩命决》云：“《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郑玄《论语序》云：“书以八寸策。”据此，《春秋》、《孝经》、《论语》就划归三个档次。《论衡·正说》：“说《论》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但知周以八寸为尺，不知《论语》所独一尺之意。夫《论语》者，弟子共记孔子之言行，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以其遗非经，传文记识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又《量知》：“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又《谢短》：“二尺四寸，圣人文语，朝夕讲习，义类所及，故可务知。汉事未载于经，名为尺籍短书，比于小道。”从以上记载可知：二尺四寸之简写经，一尺二寸之简写传，八寸之简写记。《春秋》是经，用二尺四寸简。《孝经》为传，用一尺二寸简。《论语》为记，用八寸简。汉代八寸相当于周代一尺，即《论衡》所云“周以八寸为尺”，所以八寸简所写之书又称“尺籍”。

另有六寸之简，用来作符信，即通行证。《说文解字》：“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此制至今犹有残存。约三十年前，农村染布行业，走村串户，收取白布，为顾客染出一定花色（以印花布被面居多），以竹签刻上二三个“”式花纹，纵剖成两半，一半系于布上，一半交顾客收存，数日后，染成之布送来，以两半竹签相合，为取布凭信，即符信是也。又各大城市看管自行车也有用竹牌，以两枚为一对，车上挂一半，个人持一半，以为取车凭据，亦其遗意。

法律文书亦用长简。《盐铁论·诏圣》：“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汉之八寸为周之一尺，则汉之二尺四寸为周之三尺。所以《史记·酷吏列传·杜周传》云：“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三尺法”乃是沿用周代旧称，即汉代二尺四寸简所书法律条文。

从出土实物看，1959年甘肃省博物馆于武威磨嘴子六号汉墓中掘得四百八十枚完整简牍，内有《仪礼》甲本木简七篇三百九十八枚，简长五十五点五至五十六厘米，约当汉尺二尺四寸，证实经典用二尺四寸简是可信的。当然出土简册的长度并不那么整齐，在尺寸上是有变通的。

牍，是木制的，窄长条就是木简，宽的就是木板，又叫牍。西北敦煌、居延出土的汉简多是木简，原因是那里出产竹子较少，而出产木材较多。书写材料是就地取材加工而成的。《论衡·量知》云：“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说的就是较宽的板牍。板牍用来上奏，《史记·滑稽列传·东方朔传》：“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据《论衡》所说，这应是指板牍。

写信也用板牍，这种写信用的板牍一般一尺长，所以叫“尺牍”，后来尺牍成了信的代称。从出土木牍来看，其长度并不严格，称作尺牍，是约略言之。信写好了，要封起来。怎么封呢？用另一块板盖上，这块盖信的板叫“检”。检上有细槽，用绳子捆扎起来。检的中间有方槽，在那里打绳结。绳结上施以特制的泥，叫“封泥”，泥上再盖上印，这样就无法拆看了。这种加盖、系绳、施泥、钤印的工作叫“封”，就是密封起来的意思，所以信的单位量词叫“封”。“检”形如覆斗，所以叫“斗检封”。检上可以写收信人姓名等。

木简加工似较容易，就是破板刮削的过程。竹简破成竹条后，还要把简面刮平（一般指竹黄一面），再用火烤干，这种加工叫“杀青”。《太平御览》卷六百六：“《风俗通》曰：刘向《别录》‘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折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杀，亦治也。”所以竹简又叫“杀青简”，又叫“汗简”（宋代郭忠恕有《汗简》一书）、“汗青”（文天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章写好了叫“杀青”。

竹木简都可用绳编连起来。《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韦是皮条，用皮条编连成的简，书写《周易》。孔子读《周易》，皮条多次磨断，可知用功之勤。《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刘向《别传》曰：‘《孙子》，书以杀青简，编以缥（piǎo，青白色）丝绳。’”可见刘向所见过的《孙子》是用青白色丝绳编连的竹简。但现在西北出土的木简，基本上是麻绳编连。在居延出土的“兵物册”有简七十七枚，用麻绳两道编连，简长二十三厘米，全宽一百三厘米，全札张开约一百二十二厘米，是兵站检查器物的清册，其时代约在公元93—95年间。1990年敦煌市甜水井出土的西汉阳朔二年（前23）悬泉置传车亶舆簿木简九枚、牍一枚，用麻绳编连两道。都是较早的装订完整的中国书。绳有两道，亦有三道或四道的，出土简上有绳痕和契口可证。有先写后编的，敦煌出土的《永元兵物册》上的字有些被绳盖住，即先写后编。也有先编后写的，武威出土的《仪礼》简上编绳处留有空白，当是先编后写。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有三道绳痕，中间一道，两端各一道。中间一道编绳处留有空白，也是先编后写的。当然也可以书写时预留空间，因为契口类似后来的装订线。古书称编、称篇，都是从简策制度来的，编好的简策一般要卷起存放，所以古书称卷也与简策制度有直接联系。

简编成册，如果是需要传递的文书，亦用一块宽木片作“封”，捆扎起来，施以封泥，钤上印，传递出去。

椠也用来指木板。根据《论衡》，“椠”只是截断的木头，破成片才叫“板”，刮削以后才叫“牍”。但有时“椠”字也作为板牍的代称。扬雄《答刘歆书》云：“故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镝次之于椠，二十七岁于今矣。”（见《方言》末）《西京杂记》云：“扬子云好事，常怀铅提椠，从诸计吏访殊方绝域四方之语。”这里的椠就是板牍之义。

书写会出错，就用刀刮去再写，所以“刀”和“笔”要配合使用，就有了“刀笔”这个词。《史记·酷吏列传·郅都传》：“临江王征诣中尉府（郅都时为中尉）对簿，临江王欲得刀笔，为书谢上，而都禁吏不予。”临江王即景帝太子刘荣，废为临江王。刀笔，张守节正义云：“古者无纸笔，用刀削木，为笔及简牍而书之。”按：张说非。毛笔在商周时代已有之，甲骨文、金文中的“聿”字就是手持毛笔之状。1954年长沙古墓曾出土战国毛笔，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亦出土毛笔三支。同年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出土毛笔一支。1993年江苏东海县尹湾西汉晚期墓出土毛笔一对。简牍是用毛笔蘸墨书写的，古人称为“漆书”。在汉景帝时，不可能没有毛笔。张守节把刀解释为削木造笔和简牍的工具，如果那样，则只要刀可矣，不必要笔。事实上，笔是现成的，简册更是现成的，只要有办公场所，简牍正如今天的纸，是常备的，无须亦不可能由临江王自己削制。刀只能是修改文字之用，写错了，就刮去重写。《说文》：“杮，削木札朴也。”“朴，木皮也。”斯坦因在敦煌发现为数上千的带字的“杮”，就是刮掉的木简上的字。一般是为了废物利用，不一定都是改错字。刀和笔的关系，大抵相当于今天小学生用的橡皮和铅笔的关系，极为密切，故连为一词，曰“刀笔”。尹湾西汉墓出土一批文具，内有毛笔一对，书刀两件，显是配套之物。后代“笔”一直沿用，但“刀”自从简牍废止以后，则不再与笔发生关系。张守节生活于唐代，对汉代刀、笔关系认识不清，是正常的。但是《辞源》“刀笔”解释仍然错误：“刀笔都是书写工具，古代记事，最早用刀刻于龟甲或竹木简。有笔以后，用笔书写在简帛上，故刀笔合称。”举例即《史记·郅都传》“临江王欲得刀笔”事。这个解释显然欠妥。用刀刻甲骨是事实，但甲骨只用于占卜，日常记事仍用简册，“唯殷先王，有典有册”，已说明商朝用简册，同时笔已应用，所以普通文书仍用毛笔写在简策上。笔不是在刀之后产生的，不是先有刀刻，后有笔写，这是一点不准确。第二点不准确是在汉景帝时，甲骨文时代早已过去，刀用于书写已极少见，临江王要写信，根本不会用刀书写，刀的用途显然不是书写工具。因而《辞源》这条释文不确。其实，《后汉书·刘盆子传》“其中一人出刀笔书谒颂贺”，唐李贤注：“古者记事书于简册，谬误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笔。”已完全正确，但未被《辞源》采纳。以上这些文化现象都是简牍作为书写载体的时代的投影，不了解就要误会历史，出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