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黄兴与欧事研究会
一 欧事研究会的成立
欧事研究会是一部分国民党人以继续反袁为目的而组成的政治团体，它是全国反袁斗争中一支重要的力量，1914年8月在日本东京成立。
如前所述，孙黄两派观点不同，分歧日深。黄兴等人终因反对中华革命党入党手续和誓约及党章中关于非党员在革命时期内没有公民资格和元勋公民的规定，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因而两派在组织上形成了公开分裂的局面。陈其美全力支持孙中山，“力排众议，主亟进”(226)，对持反对意见者大加攻击。一些人对陈之所为不以为然，遂散布陈是青帮首领，“在新党未宣布成立，就以青帮身份窃取组织部门要津”(227)。再加上陈其美误认为黄兴携巨款在东京建造私宅，无理指责黄兴，许多人对陈更表恶感，孙黄两派对立情绪加剧。黄兴认为这是因他不同意孙中山的主张而对他施加的压力，十分恼火。他在给宫崎寅藏的信中气愤地说：“然以弟不赞成中山之举动，以是相迫，不但非弟所乐闻，且甚为弟所鄙视。”(228)黄兴觉察到“近日造谣倾轧之机已露”(229)，因而对党事更觉灰心，心情十分沉重。他说：“国事日非，革命希望日见打消，而犹自相戕贼若是，故日来悲愤不胜。”(230)这时，国民党中一些官僚党员乘势到处活动，主张“拥黄克强先生另行组党”(231)。
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黄兴处境十分为难。他目睹党内已成分裂的局面，感到非常痛心，但又无力改变这种状况。他既不肯违心地改变自己的观点，屈从孙中山的做法，也无法说服孙中山改变主张，更不愿另树一帜，与孙中山对抗。因为黄兴虽然与孙中山的意见经常针锋相对，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但在坚持民主革命立场这个根本问题上始终是一致的。1914年初春，黄兴为新成立的浩然庐学校题匾额时，愤然挥笔写下“大盗窃国，吾辈之责”(232)。这充分表明，黄兴虽身处逆境，但与孙中山一样，讨袁救国的壮志未衰。再则，尽管孙黄之间出现裂痕，黄兴仍然视孙中山为革命党中唯一的领袖。因此，当一部分人想拥他另行组党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党只有国民党，领袖惟孙中山，其他不知也。”(233)
孙中山见和黄兴意见无法一致，便不再谈合作问题。1914年6月3日，他给黄兴去信说：“兄所见既异，不肯附从，以再图第三次革命，则弟甚望兄能静养两年，俾弟一试吾法。”(234)既然孙中山已表明将独立进行，黄兴也不想从中阻拦。他认为长在东京相持下去，不但对党事无补，反会使“同志之间意见日深，将自行削弱革命力量，给敌人以挑拨离间的机会”(235)，不如离开日本。这样既可以“避免党内纠纷”(236)，又可以向孙中山“表明心迹”，以便使孙中山可行其所是，各不相妨。于是，黄兴给孙中山回信说：“弟如有机会，当尽我责任为之，可断言与先生之进行决无妨碍。”(237)同时决定离开日本，前去美国。6月27日，黄兴在寓所宴请孙中山叙别。30日，他在李书城等人的陪同下，由横滨乘轮船赴美。
黄兴离日，并没有缓和革命党内部孙黄两派的对立情绪。追随黄兴的一些革命党人，见东京僵持的局面，无所作为，也纷纷出走。李烈钧离日赴法，漫游欧洲；柏文蔚转道香港，去了南洋；钮永建经美转赴伦敦(238)。在南洋的陈炯明也宣称“不问国事”(239)。
仍留在日本的一些人群龙无首，主张各异。一些人不愿加入中华革命党，仍想“别树一帜，与孙对抗”(240)；一些人不赞同这种做法，但又不知如何进行。李根源、程潜等人则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以等待时机。总之，追随黄兴的部分国民党人，既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又没有自己的组织，形同一盘散沙。
恰逢此时，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留在日本未加入中华革命党的部分国民党人，认为时局紧张，便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世界大战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和应付方针。这种机会使他们得以常常聚会，以前那种无组织的状况，多少有些改变。1914年8月，由李根源等人倡议，以讨论欧事为名，把散居各地的人组织起来。大家都赞同这个建议，并在一起反复磋商了确定组织名称的问题。多数认为：一、应和一般政党的性质区别开来，这样可以避免发生和中华革命党对立的误会；二、可以借此联络侨居日本的同志，随时随地，相互商榷；三、这个名称不显眼，一时不致为袁政府所忌，国内的人士也可以借此联络，互通声气(241)。从上述几方面考虑，最后决定将新成立的组织取名为“欧事研究会”。
欧事研究会的参加者，多数都是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但在政治上坚持讨袁，又赞成黄兴“缓进”主张的国民党人，欧事研究会在日本成立后，美国、南洋、欧洲及国内上海的一些人相继加入，共有会员一百多名，其中基本上由国民党内两部分人组成。
一、追随黄兴的革命党人。他们大多数是同盟会的军事骨干，所谓“黄派军人”或“士官生”。这部分人是欧事研究会的核心力量。二次革命时，他们在各省讨袁军中担任着重要的军事职务，其中有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陈炯明，安徽都督柏文蔚，四川军长熊克武，还有担任江苏或上海讨袁军高级将领的钮永建、李书城、冷遹、章梓、赵正平、方声涛；江西讨袁军将领林虎、李明扬；安徽将领龚振鹏；湖南将领程潜、张孝准、陈强、程子楷等。他们在二次革命的战场上，直接带兵与袁军短兵相接，浴血奋战。然而，惨败于袁军手下的沉重打击，却使他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普遍认为，讨袁之役，各自手下都有不少兵将，仍致失败，现在无一兵一卒，何能妄言激进？因此，对孙中山提出要重组军事力量，继续发动武装讨袁，更觉得是纸上谈兵。另外，黄兴是三军主帅，他们跟随黄兴征战多年，从感情上也多和黄兴接近，“皆愿以黄克强的进退为进退”(242)。孙黄之争中，他们在观点上也都倾向于黄兴，因而也都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
二、国民党中的稳健派。其中主要是前统一共和党的成员，如谷钟秀、殷汝骊、彭允彝、吴景濂、欧阳振声、张耀曾等，还有杨永泰、徐傅霖、韩玉辰等人。二次革命后，他们分别任参议院议员或众议院议员。宋案发生后，他们留恋议员职位，不希望以武力方式解决，主张依据法律，制成完备宪法，以限制袁氏职权。1913年7月上旬南北交战之际，宪法起草委员会仍积极进行。自各路讨袁军相继失败，他们“更欲据宪法起草委员会孤军奋斗，以期最后之法律胜利”(243)。讨袁事败，他们也遭到袁世凯通缉，被迫流亡海外。当两军兵戎相见时，他们仍幻想以法律解决；战事失利后，对孙中山继续以武力讨袁的激进主张，“自然多不能接受，乃至大有抵触”(244)。还有部分国民党议员自辛亥革命之后身居显位，被袁世凯逼迫亡命，实出无奈，“只要能够逸居东瀛，坐待东山再起，于愿已足”(245)。因此，黄兴的缓进主张，正合他们的意图。
革命党黄派军人和国民党稳健派的结合，也并非偶然。他们都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坚持讨袁，在策略上赞同黄兴的缓进主张。政治观点的基本一致，是他们结合的基础。在组织上，他们原来同处于国民党之中。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把这批坚持反袁的国民党稳健派排斥在外；黄派军人又因和孙中山意见分歧，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于是，由于不同原因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的两派，便以讨论欧战为名，很快就结合起来。
欧事研究会的主要组织者和实际负责人是李根源。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号雪生，云南腾越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云南光复，任云南军政府参议院院长，并受中将衔兼军政部总长，1913年任国会众议员。军人和议员的双重身份，使他和两派人都有密切的联系，成为联络两派的重要人物。他在欧事研究会成立的过程中，集合同志，或协同章士钊草拟对外文字，衡量局势，斟酌词句，或发函联系国内、欧美、南洋各地同志，在筹划和组织上都起了重要作用(246)。
欧事研究会在东京成立后，李根源、彭允彝、殷汝骊、冷遹、林虎、程潜等连名致函在美国的黄兴、李书城等人，告知成立欧事研究会的目的和具体做法，请他们加入。黄兴认为欧事研究会的宗旨，没有违背其一贯的主张，又能组织同志图谋进行，便欣然赞同，回信表示：“知公等设立欧事研究会，本爱国之精神，抒救时之良策，主旨宏大，规画周详，其着手办法，尤能祛除党见，取人材集中主义，毋任钦仰。又承决议认弟为本会会员，责任所在，弟何敢推辞？”(247)欧事研究会没有严密的组织，也没有设最高领导职务。但是，它的成员多是黄兴的部下和追随者，黄兴的思想对欧事研究会也具有实际的指导作用。因此，黄兴是欧事研究会成员心目中的领袖。
欧事研究会没有系统的政治纲领性文件，只留下了一份该会发起人于1914年8月13日起草的“协议条件”，内容如下：
一、力图人才集中，不分党界；
二、对于中山先生取尊敬主义；
三、对于国内主张浸润渐进主义，用种种方法，总期取其同情为究竟(248)。
“协议条件”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欧事研究会力图联合各派，以“缓进”的方针坚持讨袁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从中可以看出，在革命危难之际，欧事研究会仍然坚持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立场，在根本点上和中华革命党是一致的，两者的分歧主要是在斗争策略上各持所见。在欧事研究会“缓进”的方针中，存在着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对再举革命缺乏信心的消极因素。但是，他们反对以“少数人之激烈心理，逞一时之愤”(249)的做法，提出“蓄远势毋狃于目前，计全局毋激于一部”的主张(250)，则是对中华革命党军事上冒险盲动的否定。再则，欧事研究会反对中华革命党在组织发展上的宗派主义倾向，主张应不分党界，联合一切能够联合的力量共同讨袁。这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斗争策略。
二 欧事研究会的反帝制活动
欧事研究会的反帝制活动，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指导方针也几经变动。因此，其活动的范围、特点、作用在每个阶段中也都不尽相同。
第一阶段（1914年8月—1915年2月）
这个时期欧事研究会在“缓进”方针的指导下，主要从事反袁的宣传活动，同时逐步聚集人力、物力，为将来的发动作准备。活动地点以海外为主，集中在美国、日本和南洋。在国内，则集中在上海。
上海方面的活动由谷钟秀、欧阳振声、杨永泰、徐傅霖、殷汝骊主持。1914年冬，谷钟秀等人在一起分析国情，商讨今后进行的方针和活动计划。
他们讨论了国内政局与各界人士的动向，认为：“全国之中，有政治智识，有政治能力，而又一趋于正轨者，仅此少数之人才，分则势孤，或更生有力之敌。”(251)因此，目前必须尽量联络各界人士，集中人才，在全国发展、扩大反袁势力。为达此目的，需要积极扩大联络范围，应当“不分党派，即前为敌党，但有可以接近之道，即极力与之接近”(252)，“感情融洽，主张自易一致”。
另外，谷钟秀等人通过对国民心理及舆论界状况的分析，提出国内辛亥、癸丑两次动乱，人人皆喘息不遑，故无论政府如何可恶，激进之主张则不能唤起国人之同情。因此，要促进舆论的转变，当务之急是“鼓吹共和国家组织之原则，共和国民应具之智识”(253)。人们增强了民主观念，对当局实行专制的所作所为，便可借鉴返观，由此便不难形成健全的舆论。
鉴于以上认识，他们把在上海的活动计划归结为二个重要方面：
一、对于当代有望人物，取广义的联络主义，使人才集中，主张一致；
二、对于现今之政局，取缓和的改进主义，使人心渐入舆论同情(254)。
谷钟秀、杨永泰等人一面将计划送至东京，与在那里主持工作的李根源等取得联系，求助海外的经费支援，一面按计划在上海开展活动。
为便于与各界人士联络，欧阳振声等曾与北京丁佛言、刘松计划发起一个学会，以聚集当代有望人物。但刚着手进行，丁佛言即被政府派探尾随。这使他们警觉到，突起一学会，会遭到政府怀疑而难以发展，只能以迂回的方法进行联络。他们决定“纳学会于学校之中”，这样事易成而且不至招忌，在学校中还可以培养无数青年，为将来政治上之臂助。于是，他们筹备在上海办一政法专门学校，延聘有名而为当局所不忌之人才，共襄其事。开学后，每个学科都可以发起各自的学会，既能培养学生，又便于联络活动，可谓一举两得。
与此同时，谷钟秀、欧阳振声、彭允彝、殷汝骊设立了明明编译社和泰东书局。泰东书局撰译法政、哲学、文学各种书籍，“欲以牖进社会文明，隐力商贾之间，密图改革”(255)。泰东书局还作为联络海外同志的机关，被称为“国内民党之重镇”(256)。谷钟秀等仍觉联络范围狭小，“不足以容纳众流”(257)，便着手合并泰东书局、明明编译社，重组一大图书公司，打算以公司为基础，作为实业上的根据地，与活动的退藏之所，为今后的扩展打下基础。他们自称这种办法是：“似迂缓而实迅速，且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位。”(258)
谷钟秀等人还敏感地察觉到：“现今民党之新闻，一家无存，然除政府直接收买之报馆听其命令外，余皆时露攻讦之态度，此正舆论变转之机会。”(259)为此，他们创办了《正谊》杂志，由谷钟秀主笔，其目的在于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及共和国家的组织原则。谷钟秀在《发刊词》中激愤地写道：“民国自成立以来，掷数十万之头颅，糜恒河沙之金钱，墟沼无数有名之城镇市埠，所汲汲购得者，迄今不过共和两字之虚名，与五色旗飘扬于空中而已。而环顾吾人民，不殣于水火，即死于刀兵，幸而生存，颠沛流离。”(260)他明确指出，这是袁氏破坏共和，政治腐败所致。他说：“共和为人民谋幸福云云者，毫不相属，则不得不归究于政治之窳败。”(261)他提出：“对于政府，希望其开诚心，布公道，刷新政治，纳入共和立宪之轨道；对于人民，希望其发展政治上之智识，并培养道德，渐移易今日之不良社会。”(262)当时，在袁世凯黑暗的文化专制下，全国报纸、杂志多谄媚袁氏，抨击民党。唯独《正谊》杂志金鸡独鸣，首先打破了舆论界沉闷的气氛，“敷陈正论，为神州放一线光明”(263)。
在美国，黄兴一行先后到檀香山、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纽约等地，每到一处便召集或参加各种集会，发表演说，或撰著文章，进行反袁宣传。
黄兴宣传的主要目的是：“将袁氏罪状节节宣布，使世界各国皆知袁氏当国一日，即乱国一日，欲保东亚之和平，非先去袁氏不可。”(264)黄兴在多次演讲中，着重揭露了袁氏在国内破坏共和、实行独裁专制的罪恶行径。他说：“我国名为共和，乃袁世凯所行暴政，犹甚于专制君主。”(265)他列举了袁世凯祸国殃民的五大罪行，“一、弃灭人道；二、违背约法；三、破坏军纪；四、混乱财政；五、扰乱地方”(266)，形象地勾画出袁世凯这个“专制的、狂妄的、叛国的独裁者”的嘴脸。他号召所有海外侨胞“同心合力，拥护共和，将袁氏驱除”(267)，并坚决表示：“我们将奋斗到底，使中国成为一个实至名归的共和国。”(268)
黄兴的宣传鼓舞了革命党人的斗志，也在美国各界人士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争取了美国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同情。
在东京，欧事研究会以《甲寅》杂志为喉舌，开展反袁宣传。《甲寅》创办于1914年5月，章士钊主笔。《甲寅》的宣传，最初言词并不激烈，而以生动流畅的文笔，从理论上阐明必须维护民主共和的道理。它在前几期中，发表了《政本》、《国家与责任》、《开明专制》、《中华民国之新体制》、《调和立国论》等文章，指出：“开明专制者，人治政治也”(269)，并深入地剖析了专制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危害，同时阐明了建立法制的重要性。文章指出：“专制国之法则不然，举所谓法，不越一人之意，即意即法，莫能明之。果兹一人者，亦落形气之中，则意决无衡，而法因靡定。”(270)与“人治”相反，“今之文明国所有法者，其性公，其质固，审判有定员，解释有定义，所用者法也，而非用法之人。人唯用法而不能自用，故行之而无弊”(271)。因此，要实现民主共和，就必须否定“人治”思想，建立法制观念。文章在批判“开明专制”论时，虽然过分强调和夸大了资产阶级法制的作用，甚至对以法律限制袁世凯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文章对封建的“人治”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提高人们的民主意识，坚定人们实行民主制度的信心，起到了促进作用。文章在否定“人治”的同时，也使更多的人认清了袁世凯托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的本质，这对唤起国民的反袁情绪，扩大讨袁的力量和声势，产生了潜在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在南洋，欧事研究会的活动以筹款为主。1914年冬，李烈钧由巴黎抵南洋。不久，他联合柏文蔚、陈炯明、谭人凤、宋渊源、周震鳞、熊克武、龚振鹏、冷遹、耿毅等人，组织了“中华水利促成社”。其对外宗旨称“拟兴办水利，并计划在南洋设立世界轮船大公司，分劝募股”(272)，还声称要“办邮船，并派学生赴欧美留学，习飞机”(273)。其实，他们只是用“中华水利促成社”之名，避开居留政府的干涉，而真实目的在于“筹备大款，然后举事”(274)。该社成立之后，柏文蔚、白楚香、宋渊源等人四处奔走，赴各埠募款。但因南洋华侨中，信仰孙中山者居多，中华水利促成社的筹款活动，成效甚微。柏文蔚等奔走半年，只得“荷兰纸币九万三千余盾，英纸币一万余镑，共合中国钱十二万数千元”(275)。为改变这种局面，李烈钧、陈炯明商议，改用公司集资办法，给以股票，俟成功付息清偿，由出名人签名负责。
中华水利促成社想尽办法在南洋筹款，必然和中华革命党发生冲突。为此，邓泽如、郑螺生、王慎刚找陈炯明等到槟城，与该埠同志陈新政共同会商。邓泽如劝陈炯明、李烈钧服从孙中山主张，一致革命，以免分歧(276)。但陈、李却推说：“对先生十分爱戴，断无不从之理，惜乎总章不善，易惹国人反对，未敢妄从。总之，宗旨既同，异途同归，虽未加入本党，系形式上不同，其实精神如一，将来得以倾袁，仍欲辅助先生，施展救民政策。”(277)李、陈借词推托，拒绝与中华革命党合作。他们单独进行宣传和筹款活动，为了争取款项，有时甚至对中华革命党进行攻击。
革命党内部的分裂，对海外华侨的反袁热情是个打击。有些人认为讨袁事败，现内部又不能统一，有何东山再起的希望，因而灰心丧气，“不愿出钱出力”(278)。更严重的是，革命党内部矛盾外露，使袁世凯有了可乘之机。袁派人到南洋，混称革命党，四处募捐，“藉敛华侨之金钱，捣毁吾党之信用，挑拨华侨对于吾党之恶感”(279)。此时，一些投机者也乘势招摇撞骗，私自募捐集资，以为己用。中华革命党的声誉因此受到严重影响，筹款工作阻力重重。中华革命党总部不得不发出通告：“以后凡属筹款各项，须奉有总理及各部长委任证书者，方生效力”(280)，并增派骨干力量到南洋协助筹款，以求改变被动局面。
由上可见，欧事研究会另立“中华水利促成社”在南洋筹款，虽意在积蓄力量，但实际上与中华革命党分庭抗礼，使革命力量相互抵消。特别是当中华革命党提出合作建议时，遭到了陈炯明等人的拒绝，这种不顾大局、不利于团结的做法，客观上起到了加剧内部矛盾的消极作用。
第二阶段（1915年2月—1915年5月）
1915年1月18日，日本当局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消息传出，举国惶然。国内外形势的激剧变化，使尖锐的民族矛盾和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形成更为错综复杂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能否处理好反侵略和反国贼的关系，作出正确的决策，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欧事研究会以国家将亡，民族受辱，强调一致对外，反对日本侵略。他们改变了以往缓进的讨袁方针，倾注全力于反日救国斗争。1915年2月11日，李根源、程潜、熊克武、陈强等在东京最先联名通电申明：“吾人第一主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若不成，政于何有？”(281)之后，黄兴、钮永建与在南洋的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也于2月25日联名通电指出：“一族以内之事，纵为万恶，亦惟族人自董理之。倚赖他族，国必不保。”(282)他们反对借助外力进行革命，提出暂时停止革命活动，以免妨碍袁政府之对日外交(283)，希望以此为条件，联合袁政府，共同对外。
国难当头，号召人们反对侵略，维护国权，本是革命者义不容辞的职责，何况每当民族矛盾尖锐之际，人们也往往要求调整各种关系，以求共同对敌。欧事研究会从这个愿望出发，号召人们携手共进，抵御外侮，他们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外有强邻紧逼、内有国贼当权的复杂形势下，欧事研究会只强调外御侵略，忽视内反国贼，甚至提出停止革命，则是顾此失彼，其客观后果只能是助纣为虐，适得其反。欧事研究会的错误首先在于，混淆了国家和袁氏政府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钮永建在美国发表演讲时说：“本党向以反对恶政府为宗旨，然尤以国家之利益为前提。”因此，“如国家遇危则当先其所急，即暂时中止革命”(284)。有人更直接地说：“吾党革命本缘内政不良，国若不存，命于何革？”(285)在他们看来，只有停止反袁，支持袁政府，才能抵制侵略，维护国权。
再则，欧事研究会只看到了“此次外交受侮，举国惊惧，虽由国之积弱，而亦中央失政所招，能发能收，责在当局”(286)，但却对袁世凯为自己黄袍加身，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本质，缺乏深刻认识，因而就不免产生联袁反日的幻想。钮永建于2月28日在纽约第二次救国大会上呼吁：“一、全国人民，不论何党何派，应协力一致为政府之后援，俾政府得以全力为对日之交涉；二、我民党中人，亦勿于此对日期内为掣肘政府之动作，且当善劝国民实行右第一项之义务。”(287)爱国热情的冲动，使他们不能理智地看到，袁氏独裁政权，就是丧权辱国的根源。与他们的认识相比，孙中山的看法要高明得多。孙中山明确指出：“袁世凯蓄意媚日卖国，非除去之，决不能保卫国权，吾党继续革命，即如清季之以革命止瓜分。”(288)
值得惋惜的是，欧事研究会并没有接受孙中山的正确主张。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愈远，对讨袁救国斗争带来的损失也就愈大。袁世凯利用欧事研究会停止革命的时机，分化瓦解革命队伍。在黄兴等通电发表后，袁党大肆宣扬：“黄兴与柏文蔚一派，因孙文为日作伥，已与孙反对，不日将宣告与孙离脱”(289)，并攻击孙中山等人企图“利用外力，以为第三次革命之举”(290)。袁世凯乘势宣布“宽赦党人”，加紧劝诱党人停止讨袁。他在给驻日公使陆宗舆的电文中说：“此次政府宽赦党人，务令迅速回国自首，共济时艰，以卫祖国。”(291)同时又密令各省将军，防范党人以“二十一条”交涉为借口闹事，“应即严督所属各军警严行侦察缉办，以资防范”(292)。袁世凯对内想方设法打击革命力量，稳住政局；对外则卑躬屈膝，以“二十一条”换取日本对其帝制的支持。事实说明，欧事研究会的行动，不但没起到御侮救亡的作用，反为袁世凯所利用。
第三阶段（1915年5月—1915年12月）
事实比语言有更大的威力。孙中山的劝说没能使欧事研究会改弦更张，而袁世凯卖国的事实，却使他们豁然醒悟。无情的事实毁灭了欧事研究会联袁反日的幻想。他们看到的是，袁世凯不但不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而且“忍心迎受，反以见好邻国之意图谋称帝”(293)。失望之余，主张缓进者于是重树讨袁旗帜，急起直追。
1915年5月9日，黄兴与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林虎、熊克武、程潜、李根源等十七人联名通电，斥责袁世凯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接受辱国丧权的“二十一条”。文中指出：“当此举国听命，内讧尽熄之时，政府膺四亿同胞付托之重，一味屈让，罔识其他，条约既成，国命以绝。……今兹结果，实由吾国自始无死拒之心，而当局尤有不能死拒之势。”(294)电文向全国表明，欧事研究会再次向袁世凯公开宣战。
袁世凯并没有把欧事研究会的通电放在眼里，于同年8月在北京成立筹安会，悍然公开进行帝制。消息传至海外，恰似火上浇油。在南洋的柏文蔚、林虎愤怒地说：“袁氏帝制自为，无论我党，全中国国民均必起而反对。”(295)李根源参加了在日本神田举行的留学生侨属演说会，认为形势所迫，必须抛弃前日所坚持的观点，“主张非革命不可”(296)。身居海外的欧事研究会会员，看到袁世凯怙恶不悛，日甚一日，一致表示不能再事优容，必须立即回国，武装讨袁。
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熊克武、龚振鹏、但懋辛、陈泽霈、曹浩森、何子奇、方声涛等人，在槟榔屿开会，商议对策。李烈钧激昂地说：“君等皆系军人，自应速回东方。”(297)多数人赞同他的意见。经大家最后商议决定：尽快回国，分途筹划举义(298)。在日本，由李根源、程潜召集欧事研究会成员开会，详细研究了回国的具体步骤。会上有人提议：程潜和李根源是欧事研究会的干事，应首先回国了解情况，考虑下步进行办法。其余的人根据情况的发展和工作需要陆续回国(299)。与会者都认为这样办比较稳妥，遂决定李根源和程潜先行回国。
1915年11月3日，李根源和程潜由横滨出发，乘船直赴上海。先后抵达上海的还有从美国回来的钮永建，从南洋回来的林虎、章梓、冷遹、陈强、程子楷、耿毅、章士钊。他们又会晤了上海的谷钟秀、杨永泰、欧阳振声、张季鸾等人。欧事研究会分散在海外的各路人马聚集上海，一起分析了当前的局势和事态的发展，共同感到，欧事研究会以往的方针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于是，他们重新制订了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一、全国各界人士，凡秉爱国热忱和救国愿望，挺身而出，反对袁世凯卖国称帝者，我们都愿与之合作，采取一致行动；
二、国内平日与我们不同宗旨的党派，只要真心反对袁世凯卖国称帝，我们也愿与之合作，采取一致行动；
三、反袁斗争主要是武装对抗，但也不排斥其他方法(300)。
欧事研究会这个新的方针，断然抛弃了“停止革命”的错误政策和“缓进”主张，保留了他们联合各派力量，共同对敌的策略，确定了武装讨袁的正确道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欧事研究会成为讨袁斗争中一支不可缺少的生力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个时期，欧事研究会的讨袁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宣传
欧事研究会重举讨袁大旗，他们的宣传活动也更加富有生机和战斗力。在欧事研究会的宣传阵地上，除了《甲寅》、《正谊》杂志以外，又新出了《新中华杂志》。为进一步扩大影响，让宣传更迅速、更直接地在实际斗争中发挥作用，1915年10月5日，谷钟秀、杨永泰、徐傅霖等在上海创办了《中华新报》。该报作为全国讨袁阵营中第一家报纸，很快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果说欧事研究会前期的宣传，重在阐明民主共和的理论，以启迪民智，那么，这时的文章就恰似一篇篇战斗檄文，以犀利的笔锋，咄咄逼人的气势，揭露袁氏的种种阴谋，号召人们起来斗争。
1．揭露袁氏卖国与帝制的关系。
袁世凯几无保留地接受了“二十一条”，却四处宣扬是“双方交让，东亚幸福”，甚至还开会庆祝所谓的外交胜利。对此，《甲寅》、《中华新报》连续发表了《时局痛言》、《国耻》、《中日交涉谈》、《纪中日交涉》等文章，披露了“二十一条”交涉经过，让世人皆知，此次外交受辱，实由袁氏一手造成。这些文章切中要害地剖析了袁氏急欲称帝的心理，指出：在袁氏看来，“国无大小，皇帝之尊荣则一，故领土固不欲弃，皇帝又所乐为，二者不可得兼，姑舍领土而取皇帝矣”(301)。这些文章深刻地揭示出袁氏为图谋称帝，不惜出卖国家利益的本来面目。
“二十一条”交涉时，广大民众纷纷捐赠爱国储金，诚心支援政府，抵御外侮。袁世凯却企图将这笔储金变为帝制活动的经费。《中华新报》为此发表社论指出：“本为储金以救国，岂知竟储金以制造皇帝，并间接以此亡国，初心所期，适得其反。”(302)同时，他们还注意从理论上向国人阐明“爱国不等于爱袁氏政府”的道理，指出：“谓吾有国而不知爱，是谓大瞀；谓吾于恶政府而宜爱，是谓大愚”(303)，并提醒大家，“决不能使此倚国为祟之恶政府，并享吾爱也”(304)。他们引导人们看清袁政府的本质，把蕴藏在人民中间的爱国主义激情，吸引到反帝制复辟的斗争中来。
2．反对帝制，痛斥筹安会。
欧事研究会宣传内容的核心是“反对帝制，维持共和”(305)。他们猛烈抨击袁氏政府“大权集于一人，外虽有民主之名，而内实有君主之实”(306)，并向国人呼吁：“共和既立，不得复建君主。”(307)谁若妄想拨弄专制的死灰，必定为民心所不容。
筹安会成立，袁氏窃国之心大白于天下。谷钟秀、欧阳振声、杨永泰等人立即组织了“共和维持会”，发布“维持共和国体宣言”，最先出来公开驳斥筹安会的谬论。宣言指出杨度鼓吹变更国体，目的是将“国家移诸一姓子孙之手”(308)。他们发誓说：“某等不忍乱亡惨祸之将至，重念缔造共和之艰难，誓发鸿愿，力予维持。”(309)
随后，《甲寅》和《中华新报》也连续发表了观点鲜明、言词锐利的文章，猛烈抨击筹安会的种种谬论。文章指出：古德诺在既不了解中国国情，自身理论又陷于混乱的情况下，仓促抛出所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的理论，其用心真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甲寅》论坛的文章中，还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中国今日时势不可变共和为君主。须知一变共和为君主，其恶影响所及，足以覆国而痛民。”(310)《中华新报》也发表社论坚决表示：“对于共和主张到底，宁死勿退，宁辱勿改，今日于共和之下主张之，他日于君主之下亦主张之。”(311)这些文章不仅从理论上揭示了筹安会妄图复辟帝制的实质，还向国人表明了与筹安会势不两立，坚决反对帝制的决心，给宣传赋予更大的感召力。
3．号召民众加入反袁斗争。
与以往的宣传相比，欧事研究会宣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既深入而又广泛。他们把宣传触角直接深入到各个阶层，特别是面对广大民众。他们既注意揭穿袁氏的种种阴谋，又重视由此而唤醒国民；既从大义上申明复辟帝制对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危害，又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分析帝制发生对他们带来的损失，激励他们去斗争。《中华新报》说：“自运动皇帝之开始，至制造皇帝之始终，统合费用，撙节图之，总额当在万万元以上。人祸天刑，外患内忧，交起并作，民穷财尽，析骸剥肤，试问款从何来？曰地丁钱粮耳，储蓄票、印花税、土膏捐耳，及傥来之救国储金耳。吸吾民之膏血，以为帝制之供张，剥吾民之资财，以发扬一姓之私业。”(312)他们还在醒目的位置，破例登载了一则小百姓的怨言：“新皇帝登基，一切铺张扬厉之费，一般百姓莫不蹙额相告，种种需费，又将在吾民头上打主意矣。”(313)宣传直接反映了民众的呼声，自然就容易引起民众的共鸣。
欧事研究会的主要宣传阵地《中华新报》，不仅时常发表社论，对一些重大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还开辟专栏，报道全国各地反帝制斗争的最新消息，刊登短小精悍的时评，痛快淋漓地道出“国民心中所欲言而不敢言者，对于袁逆之举，无不直揭其隐”。因此，报纸一出，风行中外，“不一二月，销数达至万余份”(314)。有人曾评价说：“推倒满清，得力于《民立报》；摧灭洪宪，得力于《中华新报》。”(315)
二、联络各派力量共同讨袁
当时，最大的几支反袁力量，中华革命党、欧事研究会、进步党以及倾向讨袁的西南地方实力派，都是各自独立活动。全国讨袁斗争形势的发展，日益迫切地需要联合一切反袁力量共同对敌。欧事研究会洞悉到斗争进程中出现的转机，主动地担负起了联络各派力量的使命。
与其他各派相比，欧事研究会更多地具备了完成这一使命的有利条件：一、欧事研究会在指导思想上，十分重视联合各派共同讨袁。黄兴一再强调：“不论各党派政见如何不同，不论他们以前与国民党有何种嫌怨，只要他们现在反对帝制，肯出力打倒袁世凯的，都要与他们合作。”(316)二、欧事研究会的活动和宣传，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各党派中已具有一定的威信和号召力。三、欧事研究会有别于政党的组织形式，有利于他们的活动；其组织中包容了各派人士，也为他们四方联络提供了方便条件。另外，欧事研究会和讨袁的其他三大派别——中华革命党、进步党、西南地方实力派，都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些有利条件，使它在联合各派结成讨袁联合战线的过程中，起到了其他各派所难以起到的作用。
欧事研究会和中华革命党是在思想认识趋于一致的基础上，重新携手合作的。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后，黄兴深感形势危急，一改缓进观点，主张立即发动革命。他让其子黄一欧马上赴日，带给孙中山一信说，袁世凯必将称帝，三次革命的发难时机已届成熟，如有所命，极愿效力(317)，表示了与孙中山重新合作的愿望。孙中山也强调，应利用当前的大好时机，联合一致，共同讨袁，希望黄兴早日去日本，共商讨袁大计。
欧事研究会的其他成员，也日感与中华革命党重新联合，共谋三次革命的必要。他们说：“当兹国势危殆，吾党仍分缓急两派，各自为谋，实于国家大大不利，宜设法早日团结一致，共谋国事，庶不致被内奸外患所乘。”(318)于是，钮永建等人一起商议，委托冯自由赴日本向孙中山表明联合对敌的想法。1915年7月，冯自由赴东京面谒孙中山，详述了希望实现各派大团结以推翻袁世凯的愿望。孙中山对他们的这一表示深为嘉许，愉快地和他们一起商讨了合作的办法。
聚集在南洋的欧事研究会成员，也希望尽早和中华革命党建立合作关系。他们派章士钊、周孝怀到日本见孙中山，表示愿捐弃前嫌，共图进行。孙中山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并在灵南坂寓所宴请章、周二人，冯自由、胡汉民、戴季陶、居正、廖仲恺、谢持、邓铿等人在宴会上作陪，席间欢谈甚洽。
在湖南，程潜联络中华革命党杨王鹏、廖湘芸，“以大敌当前，正义所在”，表示应联合对敌，杨、廖欣然同意。他们一起商量了在湖南的进行方法，决意从湘西宝庆边远地区着手，组织队伍作为根据，等云贵军队出兵湘西，一同奋斗，以图恢复湘南。程潜答应帮助杨、廖解决在上海的活动费用及回湘的旅费。不久，程潜便集资一千多元给杨王鹏等作活动经费(319)。
在筹款问题上，双方也开始互通声息，合作进行。黄兴在美国积极筹备讨袁经费，要华侨把捐款“随集随汇”回国，或直接寄给孙中山支配。张继、李根源欲向上海外商借款二百万元，以作西南起义之用。外商所敬仰者唯黄兴，声明非黄兴签字不可。张继电告黄兴后，黄兴立即致电孙中山商议办法。孙中山亦觉此事应加紧办理，乃电托张孝准代表签名，随后又电促李烈钧、柏文蔚在南洋筹饷，以资接济(320)。中华革命党和欧事研究会在各方面的合作，结束了革命党内分裂的局面，增强了讨袁的力量。
与此同时，进步党也完成了由拥袁到反袁的转变，从而使欧事研究会和进步党的联合成为可能。袁世凯公开进行帝制后，进步党既痛恨袁氏之所为，又忏悔前日之谬误。为此，1915年11月7日孙洪伊等发表了《进步党反对帝制之通电》，愤然指出：“帝制发生，人心愤恨，若不即此终止，灭亡之祸，无可幸逃。”(321)第二天，他们又立即通电各省分支部，表示“当此存亡危急，一发千钧之际，吾党力障狂澜，义无旁贷，请诸公及时奋起，共谋补救”(322)。对于进步党的转变，欧事研究会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支持。他们发表了《对于进步党通电感言》，赞扬进步党在关键时刻作出的利国为民的义举。文章指出，进步党“挟全党之势，大张反对，则影响所及，必能昌明吾国人真正之民意，不使彼野心者之妄假民意，以欺天下。一方面可使倡帝制者，不得援君宪以欺国人”(323)。欧事研究会和进步党以相互支持的形式，迈出了合作讨袁的第一步。1915年12月18日，梁启超自天津抵沪，以便和上海的欧事研究会成员取得联系，“思与提携进行”(324)。欧事研究会当即表示，对志在讨袁者都推诚结纳，不存党见。双方开始共谋讨袁良策。为解决筹款购置武器及对日外交等事，李根源、杨永泰、程潜、林虎等六人联名致函梁启超，说明岑春煊须赴日活动外援，希梁协助进行(325)。梁启超本主张岑赴滇，以壮军威，但他还是接受了李根源等人的意见，帮助岑赴日活动筹款。欧事研究会与进步党的合作，在护国战争高潮阶段，就更加密切了。事后，梁启超总结说：“两派合作，是当时成功主因。”(326)这是很有道理的。
武装讨袁，必须以军事实力为基础。西南地方实力派拥有兵权，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势力，所以欧事研究会十分重视联合他们的力量。
曾经效忠袁世凯的广西都督陆荣廷，因袁在洪宪封爵时，将其爵位置于龙济光之下而大为不满。欧事研究会认为，这是促陆反袁的大好时机。遂决定钮永建、林虎两人冒险潜入南宁，联络陆荣廷起兵讨袁。1915年12月，钮永建和林虎分两路入桂。钮永建由香港搭轮直到梧州转南宁，林虎从安南由海路绕道越南，经镇南关到南宁。钮永建到南宁后，即与护理陆荣廷职务的第一师长陈炳焜密谈。陈代表陆荣廷向钮表示接受“海外同志对桂今日的要求”(327)，所虑者“龙济光冥顽，非以兵力平之不可”(328)。林虎抵南宁，即致书陆、陈。陆派其亲信马济会见林虎，向林表示：所有海外同志要求广西应负的责任，绝对尽力做到(329)，只是目前因袁氏在粤拨给桂省的军费一百万元、步枪五千枝，须下个月始能领到，为缜密计，拟请钮、林两人先回港，尽管进行其他工作(330)。陆并派曾其衡、雷殷随同到港，以便于相互之间的通讯联络。随后，陆荣廷还下令“悬五万金购拿李根源、钮永建、林虎”(331)，以遮掩袁氏耳目。
黄兴在美国亦感到促陆倒袁事关大局。他于1915年12月22日致函陆荣廷，促其兴师讨贼。信中说：“今袁逆谋叛民国，公然帝制，不忠不信，不仁不义，人民痛恨，外邦非议，内援外助，俱已断绝，此其自亡之日也。弟知足下素富爱国之热忱，且智勇冠绝一时，临兹事变，必有宏谋伟略百倍于弟之所期。……望足下节丧明之痛，兴讨贼之师，发扬奋迅，激励国民之气，勿使时机坐失，贼势日张，则国家之福，亦足下之所赐也。”(332)在陆荣廷和袁世凯矛盾加剧时，钮永建、林虎冒险入南宁与黄兴致书劝说，对坚定陆荣廷讨袁的决心，是起了作用的。
除上述几支主要的讨袁力量外，凡倾向于反袁的党派、团体与个人，欧事研究会也都尽可能与他们联合。李根源、程潜、钮永建等人到上海后，主动找唐绍仪、王宠惠、温宗尧等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并邀他们在杨永泰住宅共商讨袁之策。康有为、郑孝胥、沈曾植、瞿鸿禨等人“骂袁最痛切”，与欧事研究会在倒袁这一点上具有某种一致性。李根源等人特登门相访，但在谈到联合问题时，康有为却提出：“是否请宣统皇帝出来？”(333)李根源策略地回答：“倒袁为一事，复辟又为一事，余革命党人，复辟未敢苟同。”(334)尽管在政见上相差如此悬殊，但欧事研究会仍表示愿与他们在反袁的共同点上联合起来。康有为等人对此也表赞同，他们说：“君等戮力倒袁，后事再说。”(335)
为联合张謇、赵凤昌、汤寿潜、伍廷芳、唐绍仪、庄蕴宽等有声望、有影响的人物共同讨袁，黄兴于1915年12月21日特意致函给他们说：“今兹共和废绝，国脉将危，泣血椎心，哀何能已！先生等负国人之重望，往时缔造共和，殚尽心力，中复维持国体，委曲求全。今岂能掉心任运，坐视而不一顾乎？……贤者不出，大难终不可平，国之存亡，系于今日。”(336)
由上可见，在反袁斗争进入高潮之时，欧事研究会奔走于各派之间，呼吁所有反袁力量通力合作，共讨国贼。中华革命党、进步党、西南地方实力派以及各种反袁政治力量，正是以欧事研究会为纽带，实现了直接或间接的联合。
三、策动武装讨袁
在国内发动武力讨袁，是欧事研究会的中心任务。他们反复商议了各省的武装策动计划，并决定相应的部署：由耿毅担任北方同志的联络工作；熊克武回四川，组织地方讨袁军；柏文蔚、钮永建、冷遹策划苏皖浙地方军队的发动；林虎担任广西的联络(337)，程子楷、杨永泰也负责广西之事(338)；李烈钧担任筹划粤赣军事；程潜和张孝准布置两湖军事及湘省义军的发动；谷钟秀、欧阳振声等人任长江之事。他们相约，组织发动起来的力量有大有小，但是每个同志都必须努力去完成自己分担的任务，在讨袁斗争中尽量发挥作用。
为确定发动武装讨袁的突破口，欧事研究会的主要负责人在一起深入地分析了国内形势，认为西南五省的袁氏力量相对薄弱，其中尤以云南起事的条件最为成熟。其原因是：一、云南地处偏僻险阻的边区，在军事上扼险要优胜之势，且四川地方军队既杂又乱，陈宧一时统一不起来，可以作为云南的有力屏障。二、云南两师陆军的素质，大大超过北洋军队，所有中下级军官都是讲武堂的学生，学术优良，思想纯正，并曾受到李烈钧、李根源等教官的影响。三、云南陆军所使用的军械精良，超过南方各省的军队。四、云南当时几个主要当权人物如唐继尧、罗佩金等，原来都是同盟会员或有革命倾向的人(339)。因此，他们决定以云南作为起事反袁的基地。
李烈钧曾任云南讲武堂教官，在滇中不乏故旧，和唐继尧也颇有交情。他曾多次与柏文蔚秘商回滇策动举义之事，认为利用和唐继尧的关系，在云南活动十分有利。1915年10月，李烈钧托人送给唐继尧一幅刺绣，上面绣有“西南保障”、“国家柱石”等字样，以试探唐的态度(340)。当李烈钧得知唐继尧对赠品甚为满意，对本党主张不表反对，即与唐“密函往来相通候”(341)，商讨回滇起事。与此同时，李烈钧等人共同筹划了回滇的具体步骤。由于方声涛和云南的中级军官谊属师生，进行工作诸多方便，决定方声涛先赴昆明探明情况，进行一些联络策动工作；如进行得顺利，其他人就立即动身回国，共策进行。
10月，方声涛率学生邹以庄、周汝康二人抵昆明，密隐于骑兵教官黄毓成家(342)。他们利用和云南军人的密切关系，进行策动工作。当方声涛等了解到云南军界人士也反袁甚烈，大为高兴，立即报告李烈钧说：云南的两师陆军团、营级的主要骨干，如邓泰中、杨蓁、刘云峰、华封歌、董鸿勋、黄永社、赵钟奇等四十余人，都极端反袁，久已跃跃欲试(343)。李烈钧得到消息，决定立刻动身入滇。12月初，李烈钧、陈泽霈、曹浩森、吴吉甫、周世英等至香港，向云南富滇银行香港分行的行长张木欣借到大洋十万元，作为回滇策动的活动费用(344)，然后经海防、河内进入滇境，12月17日到达昆明。欧事研究会成员相继入滇，不仅为发动起事做了诸多组织工作，也鼓舞了滇军将士讨袁的斗志，增强了他们首举义旗的决心。
黄兴也极为关注云南讨袁事态的发展，他认为凭借蔡锷辛亥前后在云南蓄积的革命力量，以及他与进步党及一部分国民党人的密切关系，云南发难是较有把握的(345)。因此，他积极设法帮助蔡锷回滇，为此特意致函张孝准，嘱其“速与松坡先生密切联系，相助进行”(346)。黄兴还考虑到蔡锷在滇声望甚高，恐唐继尧对蔡入滇产生其他顾虑而影响大局，便写信向唐继尧说明“蔡只借滇军讨袁，不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发”(347)，以消除唐继尧的疑虑。
此外，在上海的谷钟秀、彭允彝、何成濬等人也与唐继尧的联络员李宗黄建立了联系，共同筹商发动长江上游各省起义，以扩大讨袁力量，减轻袁军对云南的压力(348)。《中华新报》在云南起义前，“亦直接间接相与筹划一切”(349)。因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与国内外消息多不灵通，《中华新报》社便成为联络各方面的据点，传递消息，“对外之交涉，对内各方面之运动接洽进行，亦多以《中华新报》负其责任”(350)。上述事实说明，云南起义的发动是和欧事研究会的努力分不开的。
综观欧事研究会讨袁活动的三个阶段，当革命转入低潮时，它虽然主张缓进，但并没有与反动势力妥协，而坚持开展反袁宣传活动，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当时除中华革命党外另一支坚持反袁的政治力量。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开始，欧事研究会提出了“联袁对外”、“停止革命”的错误主张，虽然其中含有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积极因素，但客观上毕竟对袁氏有利。欧事研究会的一些成员虽一度陷于迷途，但当袁世凯卖国行径暴露之后，他们便断然抛弃了错误的主张，立即展开了各种方式的讨袁活动，为全国大规模武装讨袁斗争的爆发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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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京华新报》，1913年8月28日。
(2) 《国民党之回顾录》第5卷，萃文社1915年3月版，第20页。
(3) 陈果夫：《癸丑讨袁》，《民国陈英士先生其美年谱》，第349页。
(4) 《时报》，1913年10月5日。
(5) 《时报》，1913年9月2日。
(6) 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集·中国部分·革命党关系》（以下简称日本外务省档案），机密第4号：《陈其美致赵平信》。
(7) 《乱党机关》，《新闻报》，1913年11月16日。
(8) 日本外务省档案：高秘特收第1464号，大正二年9月16日。
(9) 日本外务省档案：机密第112号，大正二年9月9日。
(10) 《东省破坏党之死灰犹燃》，《时报》，1913年9月9日。
(11) 《南洋总汇新报》，1913年11月22日。
(12) 《南洋总汇新报》，1913年12月4日。
(13) 《乱党又在汉口组织机关》，《南洋总汇新报》，1913年10月11日。
(14) 《南漳县乱党暴动始末》，《时事新报》，1913年11月5日。
(15) 《时事新报》，1913年10月11日。
(16) 《新同盟会会章》，《时事新报》，1913年12月20日。
(17) 《新同盟会组织草案》，《申报》，1913年12月21日。
(18) 《许元度寄龚植三萌槐信》，《申报》，1913年12月25日。
(19) 《政府公报》，1914年2月5日。
(20) 萱野长知：《中华民国革命秘笈》，第198页。
(21)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397页。
(22) 《京华新报》，1913年8月19日。
(23)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1326号：《在本部亡命中国人名簿》，大正二年9月23日。
(24) 栗原健：《满蒙政治史之一面》，第338页。
(25) 日本外务省档案：机密第67号，《日本驻南京领事船津复倪嗣冲电》，大正二年9月22日。
(26)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392页。
(27)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400页。
(28)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1572号，《刘茂曾组探缉队有关情况》，大正二年11月4日。
(29) 《党人在东之旅况》，《时事新报》，1913年11月5日。
(30)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1790号，《海妻猪勇彦的谈话》，大正二年12月21日。
(31)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1415号，《孙文之行动》。
(32) 日本外务省档案：外癸字第18号，《中华民国临时代理公使马廷宽致日外务大臣函》，1913年10月21日。
(33)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1594号，《孙中山与精神团誓约书》，大正二年10月8日。
(34)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23号，《孙文之行动》，大正二年1月8日。
(35) 杨思义：《二次革命后国民党人的形形色色》，《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27页。
(36) 容恢：《南游琐记》。
(37) 《讨袁宣言》，《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83、284页。
(38)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4页。
(39) 杨思义：《二次革命后国民党人的形形色色》，《文史资料选辑》第98辑，第127页。
(40)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12页。
(41)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13页。
(42) 邵元冲：《中华革命党史略》，《革命文献》第5辑，第98页。
(43)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2页。
(44) 邹鲁：《中华革命党》，《邹鲁全集》（三），第272页。
(45) 《总理致邓泽如论统一事权与统一筹款书》，《革命文献》第5辑，第20页。
(46) 《黄兴集》，第357页。
(47)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66页。
(48) 《黄兴集》，第357页。
(49) 《黄兴集》，第357页。
(50) 石陶钧：《六十年的我》。
(51) 宫崎寅藏：《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第308页。
(52) 陈其美：《致黄克强劝一致服从中山先生继续革命书》，《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233页。
(53) 程潜：《护国之役前后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3页。
(54) 章士钊：《欧事研究会拾遗》，《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264页。
(55)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75页。
(56)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75页。
(57) 邵元冲：《陈英士先生革命小史》，《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00页。
(58) 《黄兴集》，第398页。
(59) 《朱执信集》上集，第214页。
(60) 《朱执信集》上集，第163页。
(61) 《陈英士先生革命小史》，《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01页。
(62) 《申报》，1915年5月11日。
(63) 《吴稚晖先生文件》，《传记文学》34卷，第5期，第66页。
(64)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47页。
(65) 《黄兴集》，第357页。
(66) 《黄兴集》，第357页。
(67) 天忏生：《黄克强轶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0辑，第35页。
(68) 杨思义：《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人的形形色色》，《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26、127页。
(69)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65页。
(70)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47页。
(71) 周震鳞：《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329页。
(72) 柏文蔚：《黄克强手札·跋》，《近代史资料》1962年1期，第13页。
(73) 李根源：《雪生年录》。
(74) 天忏生：《黄克强轶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0辑，第35页。
(75) 柏文蔚：《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9页。
(76) 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绩》。
(77) 《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3页。
(78) 邵元冲：《陈英士先生革命小史》，《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00页。
(79)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1页。
(80) 《中华革命党党员名册》，罗家伦：《国父年谱》增订本上册，第540页。
(81)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84页。
(82)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42页。
(83)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37页。
(84)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75页。
(85) 施方白：《中华革命党时期见闻录》，《革命文献》第46辑，第551页。
(86)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74页。
(87) 仇鳌：《辛亥革命前后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54页。
(88) 《中华革命党党员名册》，《国父年谱》增订本上，第543页。
(89) 冯自由：《林故主席与美洲国民党》，《革命逸史》第3集，第368页。
(90) 冯自由：《林故主席与美洲国民党》，《革命逸史》第3集，第371页。
(91) 《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第124页。
(92)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1、82页。
(93)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1、82页。
(94) 《发刊词》，《民国》第1卷。
(95) 《民国》第1卷。
(96) 《党史会藏史料原件及中华革命党筹备委员会人员名单》，《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14年，第823、824页。
(97)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1152号，《孙文动静》，1914年6月17日。
(98)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1320号，《中国革命党员聚会一文补报》。
(99)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1320号，《中国革命党员聚会一文补报》。
(100) 《委任令第七十九号》，《革命文献》第45辑，第159页。
(101)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0页。
(102) 《中华革命党》，《邹鲁全集》（三），第161页。
(103)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41页。
(104)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7页。
(105)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05页。
(106) 邵元冲：《中华革命党略史》，《革命文献》第5辑，第105页。
(107)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5页。
(108) 《革命文献》第5辑，第98页。
(109)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8页。
(110)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26页。
(111)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2页。
(112)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52页。
(113) 《孙中山先生二十年来手札》卷3。
(114)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7页。
(115)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746号，《孙文动静》。
(116) 《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邹鲁全集》（三），第170页。
(117)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1415号，《孙文之行动》。
(118)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1415号，《孙文之行动》。
(119)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28页。
(120) 《中华革命党第八号通告》，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7页。
(121) 北京《亚细亚日报》，1915年5月6日。
(122)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8页。
(123)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52页。
(124) 蒋中正：《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17页。
(125) 陈其美遗墨：《抵大连后致诸同志书》，《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17页。
(126)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289号，《在大连之革命党员及宗社党员等的动静》。
(127) 《总务部第二局来件存稿》，引自《近代中国》第22期，第42页。
(128) 《孟恩远致大总统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129) 《统率办事处致各省民政长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130) 《蒋总统秘录》第4册，第102页。
(131) 《蒋总统秘录》第4册，第104页。
(132) 《夏之麒烈士事略》，《革命文献》第46辑，第232页。
(133) 邹永成：《湘南讨袁之役》，《革命文献》第46辑，第234页。
(134) 《张福来致曹锟电》（1914年7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第94页。
(135) 《汤芗铭致参谋本部陆军部密电》（1914年7月20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第80页。
(136) 《统率办事处致汤芗铭密电》（1914年7月18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第79页。
(137) 《东方杂志》第11卷，第4号。
(138) 《伍祥祯致统率办事处密电》，（1914年7月28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第82页。
(139) 《汤芗铭致袁世凯电》（1914年7月28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第90页。
(140) 《汤芗铭致袁世凯电》（1914年7月21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第84页。
(141) 《统率办事处致龙济光、陆荣廷电》（1914年7月27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第99页。
(142) 《统率办事处致李纯电》（1914年7月30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第83页。
(143)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1651号，《犬养毅与孙文会见之事》。
(144) 《中华革命党上海支部新华社史略》，《革命文献》第46辑，第177页。
(145) 冯国璋致袁世凯电（1914年8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146) 《申报》，1914年11月19日。
(147) 《朱执信经营粤事史略》，《革命文献》第47辑，第353页。
(148) 《朱执信集》上集，第248页。
(149) 《关外讨袁军借券》，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150) 奉天巡按使张锡銮致总统办事处函（1914年10月1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151) 《东方杂志》第11卷，第4号。
(152) 《申报》，1914年9月2日。
(153)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32页。
(154) 《洪兆麟等为请江西政府发还邓承昉余款上总理呈》，《革命文献》第48辑，第149页。
(155) 《中华革命党军事部日记》，《国父年谱》增订本上册，第579页。
(156) 《神州日报》，1915年2月4日。
(157)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840号，《中国流亡者王统一谈时局》。
(158)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955号，《关于中国革命党之事》。
(159) 《中华革命党第八号通告》（1915年3月10日），《中央党务月刊》第4期。
(160) 《中华革命党第八号通告》（1915年3月10日），《中央党务月刊》第4期。
(161) 《中华革命党本部为揭破中日黑幕以告国人书》，《革命文献》第46辑，第11页。
(162) 《孙中山致区慎刚等函》（1915年5月10日），《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第49页。
(163) 《中华革命党第十六号通告》（1915年9月18日），《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第52页。
(164) 《中华革命党第十六号通告》（1915年9月18日），《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第52页。
(165) 《中华革命党第十六号通告》（1915年9月18日），《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第52页。
(166)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30页。
(167)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94页。
(168) 林森：《美洲三藩市民国维持总会征信录序》，《革命文献》第45辑，第415页。
(169) 《美洲华侨军事研究社简章》，《革命文献》第45辑，第425页。
(170)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94页。
(171) 《护国军秘密运动史》，《革命文献》第47辑，第49页。
(172) 潘公展：《陈其美传》，《民国陈英士先生其美年谱》，第486页。
(173)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03页。
(174) 《云南讨袁党人被捕或殉难概况》，《近代中国》第22期。
(175) 《张百麟致陈其美报告策动黔省革命情形函》，《革命文献》第47辑，第308页。
(176)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10页。
(177)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10页。
(178) 罗翼群：《中华革命党活动回忆》，《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77页。
(179) 《总务部复曾集棠铁血团应经过入党手续函》，《革命文献》第45辑，第67页。
(180) 《龙济光致袁世凯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181) 《邹鲁全集》（五），第1060页。
(182) 罗翼群：《有关中华革命党活动之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97页。
(183) 《神州日报》，1915年7月27日。
(184) 《东方杂志》第12卷，第8号。
(185) 《袁氏盗国记》上篇，第30页。
(186) 杨思义：《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人的形形色色》，《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37页。
(187) 谢持：《总理嘱件记录》，《国父年谱》，第543页。
(188) 《中华新报》，1915年10月19日。
(189) 《中华革命党》，《邹鲁全集》（三），第274页。
(190) 《国士王晓峰、王明山略传》，《民口》，第129页。
(191) 蒋中正：《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20页。
(192) 《国士王晓峰、王明山略传》，《民口》，第129页。
(193) 《邹鲁全集》（五），第1054页。
(194) 《神州日报》，1915年11月15日。
(195) 《国士王晓峰、王明山略传》。
(196) 《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卷2，第167页。
(197) 《政府公报》，1915年11月12日。
(198)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05页。
(199) 《袁世凯致冯国璋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200) 《张勋致大总统府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201) 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29页。
(202) 《陈其美致邓泽如报告刺郑汝成及肇和失败情形函》，《革命文献》第46辑，第170页。
(203) 《肇和发难纪实》，《革命文献》第46辑，第161页。
(204) 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28页。
(205) 《神州日报》，1915年12月2日。
(206) 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29页。
(207) 《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23页。
(208) 《神州日报》，1915年12月7日。
(209) 《山东革命党讨袁史略》，《革命文献》第46辑，第249页。
(210) 《神州日报》，1915年12月6日。
(211) 《淞沪护军使保奖戡定肇和舰变乱出力人员电》（1916年2月1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212) 《神州日报》，1915年12月6日。
(213) 《冯国璋奏平定上海叛乱情形并查明防御出力人员请奖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214) 《肇和战役实纪》，《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34页。
(215) 《肇和战役实纪》，《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集，第134页。
(216) 《神州日报》，1915年12月7日。
(217) 《陈其美致邓泽如报告刺郑汝成及肇和失败情形函》，《革命文献》第46辑，第171页。
(218) 《申报》，1915年12月8日。
(219) 《神州日报》，1915年12月10日。
(220) 《中华新报》，1915年12月7日。
(221) 《政府公报》，1915年12月14日。
(222) 《中华新报》，1915年12月8日。
(223) 《申报》，1915年12月7日。
(224) 孙中山：《致各总长各议员请国葬陈英士书》，《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下集，第416页。
(225) 朱执信：《论中华革命党起义之经过》，《革命文献》第5辑，第76页。
(226) 邵元冲：《陈英士先生行状》，《革命文献》第46辑，第133页。
(227) 程潜：《护国之役前后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2页。
(228) 《黄兴集》，第355页。
(229) 宫崎寅藏：《宫崎滔天全集》第4卷，第314页。
(230) 《黄兴集》，第358页。
(231) 柏文蔚：《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30页。
(232) 《黄兴集》，第352页。
(233) 柏文蔚：《〈黄克强手札〉跋》，《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第13页。
(234)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1页。
(235) 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12页。
(236)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第41页。
(237) 《黄兴集》，第358页。
(238) 杨恺龄：《民国钮惕生先生永建年谱》，第34页。
(239) 《陈炯明历史》。
(240) 章士钊：《欧事研究会拾遗》，《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264页。
(241) 《护国之役前后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2页。
(242)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人的形形色色》，《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26页。
(243) 谢彬：《民国政党史》，第57页。
(244) 陈劭先：《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广东的几起几落》，《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2页。
(245)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人的形形色色》，《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27页。
(246) 《欧事研究会拾遗》，《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265页。
(247) 《黄兴集》第388、389页。
(248) 《吴稚晖先生文件》，《传记文学》第34卷第5期，第64页。
(249) 《黄兴集》，第390页。
(250) 《黄兴集》，第389页。
(251) 《吴稚晖先生文件》，《传记文学》第34卷第5期，第66、67页。
(252) 《吴稚晖先生文件》，《传记文学》第34卷第5期，第66、67页。
(253) 《吴稚晖先生文件》，《传记文学》第34卷第5期，第66、67页。
(254) 《吴稚晖先生文件》，《传记文学》第34卷第5期，第66、67页。
(255) 《护国军秘密运动史》，《革命文献》第47辑，第44页。
(256) 《护国军秘密运动史》，《革命文献》第47辑，第44页。
(257) 《吴稚晖先生文件》，《传记文学》第34卷第5期，第67页。
(258) 《吴稚晖先生文件》，《传记文学》第34卷第5期，第67页。
(259) 《吴稚晖先生文件》，《传记文学》第34卷第5期，第67页。
(260) 《发刊词》，《正谊》第1期。
(261) 《发刊词》，《正谊》第1期。
(262) 《发刊词》，《正谊》第1期。
(263) 《护国军秘密运动史》，《护国军纪事》第5期。
(264) 《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第288页。
(265) 《黄兴集》，第380页。
(266) 《黄兴集》，第367页。
(267) 《黄兴集》，第378页。
(268) 《黄兴集》，第363页。
(269) 秋桐：《开明专制》，《甲寅》第1卷第2号。
(270) 秋桐：《调和立国论》，《甲寅》第1卷第4号。
(271) 秋桐：《调和立国论》，《甲寅》第1卷第4号。
(272) 《时报》，1915年9月17日。
(273) 《中华革命党在东南亚之党务》，《革命文献》第45辑，第593页。
(274) 《中华革命党在东南亚之党务》，《革命文献》第45辑，第593页。
(275) 柏文蔚：《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31页。
(276) 《中华革命党在东南亚之党务》，《革命文献》第45辑，第594页。
(277) 《中华革命党在东南亚之党务》，《革命文献》第45辑，第594页。
(278) 《有关中华革命党活动之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77页。
(279) 《华侨与中国革命》，第235页。
(280) 《革命文献》第45辑，第640页。
(281) 《林虎、熊克武等联名通电》，《正谊》第1卷，第7号。
(282) 《黄兴集》，第397页。
(283) 《欧事研究会拾遗》，《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275页。
(284) 旧金山《少年中国报》，1915年5月2日；杨恺龄编：《民国钮惕生先生永建年谱》，第46页。
(285) 《申报》，1915年7月4日。
(286) 《欧事研究会拾遗》，《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271页。
(287) 《申报》，1915年4月7日。
(288) 《林故主席与美洲国民党》，《革命逸史》第3集，第382页。
(289) 《神州日报》，1915年3月4日。
(290) 《神州日报》，1915年2月18日。
(291) 《大公报》，1915年3月14日。
(292) 《大公报》，1915年2月9日。
(293) 《护国军秘密运动史》，《革命文献》第47辑，第44页。
(294) 《与陈炯明等十七人联名通电》，《中国最近耻辱记》，第295页。
(295) 《时报》，1915年9月1日。
(296) 《申报》，1915年10月19日。
(297) 李烈钧：《李烈钧将军自传》。
(298) 《中华革命党在东南亚之党务》，《革命文献》第45辑，第607页。
(299) 《护国之役前后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4页。
(300) 《护国之役前后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5页。
(301) 《交换条件》，《中华新报》，1915年10月19日。
(302) 《呜呼！救国储金》，上海《中华新报》，1915年10月31日。
(303) 《爱国储金》，《甲寅》第1卷第8号。
(304) 《爱国储金》，《甲寅》第1卷第8号。
(305) 北京《中华新报》，1916年12月25日。
(306) 《复辟平议》，《甲寅》第1卷第5号。
(307) 《帝政驳义》，《甲寅》第1卷第9号。
(308) 《维持共和国体宣言》，《顺天时报》，1915年8月26日。
(309) 《维持共和国体宣言》，《顺天时报》，1915年8月26日。
(310) 《中国国体论》，《甲寅》第1卷第9号。
(311) 《筹安会之所示教于国人者》，上海《中华新报》，1915年10月18日。
(312) 《所谓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之精神》，上海《中华新报》，1915年10月13日。
(313) 《帝制声中之南京面面观》，上海《中华新报》，1915年11月9日。
(314) 《上海中华新报与护国军》，北京《中华新报》，1916年12月25日。
(315) 曾毅：《护国军秘密运动史》，《革命文献》第47辑，第48页。
(316) 李书城：《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15页。
(317) 黄一欧：《护国运动见闻杂忆》。
(318) 《林故主席与美洲国民党》，《革命逸史》第3集，第383页。
(319) 《癸丑失败后湘中革命党史概略》，《革命文献》第47辑，第480页。
(320) 《黄兴》，《革命人物志》第5辑，第456页。
(321) 《进步党反对帝制的通电》，上海《中华新报》，1915年11月7日。
(322) 《孙洪伊等反对帝制致各省分支部电》，上海《中华新报》，1915年11月8日。
(323) 《对进步党通电感言》，上海《中华新报》，1915年11月9日。
(324) 《护国军纪事》后编。
(325) 《梁任公先生年谱》下，第469页。
(326) 《松坡军中遗墨》，1926年8月，松坡学会重印版，第1页。
(327) 林虎：《往事片断》，《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2页。
(328) 《护国军秘密运动史》，《革命文献》第47辑，第50页。
(329) 林虎：《往事片断》，《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2页。
(330) 林虎：《往事片断》，《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2页。
(331) 李印泉：《护国军始末谈》，京华印书局1917年版，第8页。
(332) 《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第301—303页。
(333) 《雪生年录》。
(334) 《雪生年录》。
(335) 《雪生年录》。
(336) 《黄兴集》，第414、415页。
(337) 《护国之役前后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5页。
(338) 《雪生年录》。
(339) 《护国之役前后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3页。
(340) 柏文蔚：《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32页。
(341) 北京《中华新报》，1916年12月25日。
(342) 《李烈钧自传》。
(343) 《护国之役前后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5页。
(344) 熊达成：《熊克武十年军政工作回忆录》，未刊稿。
(345) 《护国运动见闻杂忆》。
(346) 《护国运动见闻杂忆》。
(347) 《陈嘉全日记》，1937年1月13日条。
(348) 李宗黄：《云南首义身历记》，《传记文学》第14卷第2期，第31页。
(349) 北京《中华新报》，1916年12月25日。
(350) 北京《中华新报》，1916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