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中国镜像与批判性思考

西方对于“不稳定的劳动”的研究和“不稳定的无产者”的争论，对我们思考中国的劳工问题有哪些启示？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许多劳动部门都呈现一定的不稳定的状态；另一方面，现有的研究表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也存在不稳定就业。计划经济时期的“不稳定的劳动”与改革之后的“不稳定的劳动”存在怎样的区别？是程度上的不同，还是本质上的差异？在斯坦丁和其他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劳动的“不稳定性”增强的趋势是一种线性的发展方式，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发展方式是否仍是线性的？中国卷入经济全球化的方式是否蕴含自身的特点，这种特点是否导致了中国劳动力的“不稳定性”特征？这些都是亟待当代中国劳工问题研究者厘清且极具意义的问题。

1.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不稳定就业”

正如上文所述，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许多劳动部门都呈现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工人的“铁饭碗”被打破之后，大量的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失去了单位的庇护，成为城市的“新贫民”。在这个过程中，“二元体制”逐渐取代“固定工制度”，成为大量国有企业普遍采用的用工制度。

苏黛瑞（Dorothy Solinger，1993）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关注中国的“铁饭碗”这一工人劳动形式被打破以后，下岗工人所面临的无保障和不稳定的生活。她认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和“抓大放小”的政策将大量的国有企业工人从稳定的劳动和生活中剥离出来。虽然为了补偿下岗工人，政府向他们提供了“再就业机会”和“基本生活费”，但快速推进的劳动力商品化进程很快使这些下岗工人沦为城市的贫困人群（Solinger，2017）。即使是在市场改革中存活下来的国有企业，也很难再为企业员工提供稳定的工作环境。贾文娟（2012，2015，2016）通过研究经历市场化改革后的国有企业发现，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大体都采取了“二元劳动体制”，即国有企业员工被人为地划分成两类劳动群体：一类劳动群体是与企业签订长期劳动合同的正式工，他们往往收入较高、享受企业的福利待遇，甚至持有企业的股份；另一类劳动群体是未与企业签订合同（或仅签订短期合同）的非正式职工，他们普遍工资收入较低，享受少量或几乎不享受企业的福利待遇。

除了国有企业的劳动者，事业单位，尤其是媒介产业的从业人员也不断面临着工作变得愈发“不稳定”的困境，这与弹性雇佣制度的兴起密不可分。曹晋（2012）通过对中国出版产业历经数年的民族志研究发现，随着原本具有事业单位性质的出版单位逐步完成向企业制的转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下的出版社往往通过“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弹性雇佣合同改变了编辑人员的身份，从而使大量的编辑人员，尤其是女性编辑人员的劳动力迅速贬值，生活水平停滞不前。除此之外，她们还需要持续面临着低薪、缺乏安全感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挑战。与此同时，弹性雇佣制度也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紧密相连。姚建华和刘畅（2017）颇具启发性地指出，在国际网络新闻的生产过程中，大量的新媒体机构纷纷开始雇用和组建覆盖全球的新闻专员网络社群，通过与他们建立弹性雇佣关系，实现新闻内容生产的低成本化和高效化。他们通过对财新传媒旗下某新媒体产品海外新闻专员的深度访谈，深刻地揭示在国际新闻的“众包”生产中，资本如何将海外新闻专员的在地优势、语言技能和兴趣热情转换为劳动生产力，并为媒介机构创造核心价值的过程（姚建华、刘畅，2017）。

除了曾经享有国家保护和社会福利，在单位制管理模式下稳定就业的劳动者在市场改革中变得“不稳定”之外，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的“农民工”群体，一直处于“不稳定”的劳动形式中。大量本土的经验研究表明，不管是从事制造业、建筑业还是服务业的农民工，他们长时间地工作、劳动安全不受保护、工资收入低，且不享受社会福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Chan and Pun，2009；Pun and Lu，2010；汪建华，2015）。国家统计局201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62%被调查的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这个比例远远高于同一时期本地户籍的工人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

李静君（Ching-Kwan Lee，2016）认为，2010年以后，农民工“不稳定”的状态更为明显，其原因大致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劳动法》往往依据国家的经济政策而调整，且由于劳资关系的不平衡，农民工的权益很难得到有效的保护；其二，城镇化逐渐将农民工从他们的土地中剥离出来。她进一步论述道，随着大量的新劳动人口——学生工——成为“产业后备军”，农民工的劳动形态变得越来越不稳定（Lee，2016）。苏熠慧对学生工的研究印证了上述的观点。她发现，中国劳动力的商品化影响了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体系，使原有的校企关系从平等的互惠关系转变为不平等的交换关系，而在后一种关系中，学生工成为许多企业“征用”的灵活而廉价的劳动力。这些学生工没有社会保险，缺乏劳动保护，其权益无法得到《劳动法》有效的保障，往往在企业所需的短期内成为“产业后备军”（参见Su，2011；苏熠慧，2016）。此外，随着劳务派遣机构的普及，许多学生工都通过劳务派遣公司被分配给各个企业，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不稳定性”（Pun and Smith，2017）。

以上提及的农民工都在正式部门中进行生产和劳动，还有大量农民工在非正式部门中从事自雇职业或提供服务。郑广怀、孙慧和万向东（2015）通过对广州市中大布匹市场周边聚集的小型制衣厂的研究发现，非正式就业的制衣工人在不受保护的劳动状态中受到“老板游戏”的实践和观念影响。一方面，“老板游戏”中“人人当老板”的实践和观念模糊了工人与老板的界限，让工人持续努力工作。在他们看来，即使是再苦再累的工作，都是为他们自己“当老板”而进行的必要的“原始积累”。另一方面，“老板游戏”中“个个来管理”的实践和观念模糊了工人和管理者的界限，有助于工人了解市场行情和行业规则，实现从工人到师傅，再到老板的跃升。正如斯坦丁笔下缺乏阶级意识的“不稳定的无产者”，这些制衣工人通过“老板游戏”不断对自己的“不稳定性”进行再生产。

2015年，国家开始推动互联网技术与传统服务业之间的结合。这种结合对服务业的劳动者来说（如家政工，她们大多是在非正式部门提供服务的女性农民工），是一种“赋权”还是“不稳定化”？梁萌（2017）通过将家政工的研究置于劳动关系—劳动过程的联合分析框架下，鞭辟入里地分析了金融资本和互联网技术对于服务业“不稳定化”的影响，二者共同建构了互联网家政业“强控制—弱契约”的用工模式：一方面，资本通过管理控制的多元化主体加强了对家政工的管理控制，形成了“强控制”的劳动过程类型，使她们的劳动状态愈发缺乏保护；另一方面，资本通过“轻资产的战略”延续了家政工“弱契约”、不被保障的劳动关系。家政业中“强控制—弱契约”的用工模式无疑进一步强化了女性农民工在劳动力组成结构中底层的地位，而且因数字鸿沟而导致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差异被不断隐性化。

2.探究中国不稳定就业的实质

以上研究都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不稳定就业现象。但正如蒙克和斯卡利对斯坦丁的批评，不稳定就业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是一种新现象。现有的研究表明，不稳定就业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早已存在（赵庆伟，2017；张学兵，2014）。计划经济时期虽然以固定工为主，但同时也存在包括临时工（如亦工亦农）、合同工、轮换工、季节工、家属工、外包工、零散工在内的多种用工形式（赵庆伟，2017）。如何来理解计划经济时期的这些不稳定就业？计划经济既区别于斯坦丁笔下的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又有别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所经历的殖民主义。这个时期的不稳定就业与经济分配的行政性息息相关。张学兵（2014）的研究表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直存在“计划外用工”（临时工、合同工等），它是调整计划经济的财税负担和提高生产效率的一种资源配置形式。但是，这些“计划外用工”具有很强的计划性，由国家的行政手段主导，与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全球化并无关联。同时，张学兵发现，作为一种经济规划手段，这种用工形式呈现曲折波动的状态，而非线性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计划经济时期不稳定就业的数量随着经济管理权限的收放、经济形势的涨落以及政治运动的起伏而出现波动（张学兵，2014）。

因此，要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不稳定就业现象的实质，仅仅照搬斯坦丁等西方学者的概念是不行的，我们首先需要引入历史的视野，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思考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不稳定就业的实质。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不稳定就业多大程度上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产，多大程度上是新时期政治、经济变迁的体现，转型时期的不稳定就业与计划经济时期的不稳定就业的异同点在哪里。其次，全球化也是探究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不稳定就业实质的重要视角。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将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对“全球北方”所造成的影响，生搬硬套到中国。我们要做的是细致入微地考察中国被卷入全球化的过程，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思考中国在全球化中的位置，以及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并在这样的宏观分析框架中思考中国自身所具有的不稳定就业的本质。斯坦丁在“全球北方”兴起民粹主义的背景下提出了“不稳定的无产者”和“危险的阶级”的概念，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质疑。当我们考察中国不稳定就业背后的成因与社会影响时，需要引以为戒，谨慎地考察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不稳定就业背后的历史和政治、经济机制，并以中国自身的阶级结构变迁为切入点，全面且批判性地思考不稳定就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