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回顾及资料说明
1.民国时期的著作
傅润华、汤约生主编的《陪都工商年鉴》对抗战时期重庆的工商经济做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梳理，为我们认识战时重庆社会经济情况提供了相关的资料。其第4编中谈到了重庆电力发展情况，粗略描述了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经过、组织机构、发电情况等。[2]民国时期重庆市政府秘书处编印的《九年来之重庆市政》记述了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筹备及初期经营情况。[3]
2.今人论著
（1）相关通论性论著里涉及了近代中国电业史的论著主要有：陆仰渊、方庆秋主编的《民国社会经济史》，分别对北洋时期电力工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全面抗战爆发前电力工业、战时大后方电力工业做了阐述，重点分析电力工业的规模、产量及政府的电业政策等。[4]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第3卷 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涉及民国时期中国电业发展的基本情况。[5]吴承明、江泰新主编的《中国企业史·近代卷》反映了近代中国企业发展、变化的面貌，论述了近代《公司条例》、近代《公司法》的出台背景及实施情况。刘克祥、吴太昌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上册对近代中国电力工业发展做了简要的梳理，认为1927～1937年是电力工业的持续发展时期，电厂数量增加，分布范围扩大，在部分东部沿海地区，开始由城市向乡镇（村）扩散，但从全国看，兴衰互见，发展时间和速度参差，地区间极不平衡。在上海的带动下，江苏、浙江电力工业已初具规模，而其他地区发展较为缓慢。在资本和规模方面，无论是中外资电厂之间还是华资电厂内部，都相差悬殊。这表现为外资强于华资，华资之间亦参差不齐。在管理体制方面，1928年后电力工业由交通部转归建设委员会管辖，其专设全国电气事业指导委员会，并制定了一系列电力法规，从而为国民党政府和国家资本介入电力工业提供可能。[6]杜恂诚著《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以抗战前夕中国民族工业产品的自给率分析战前的中国电力工业，认为电力工业的发展水平能够反映整个工业的发展水平和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例如，1924年，中国所有的电厂只有219家，其中182家电厂的资本总共约5000万元；到1929年底，电厂数量增加到704家，资本总额（不包括工厂自备发电厂）为22102.4万元，发电容量83536千瓦；至1936年，中国供电事业（不包括工厂自备发电厂）的发电容量已增至631165千瓦。电力工业的发展与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是同步的。[7]张忠民、朱婷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有企业（1927～1949）》介绍了建设委员会的设立和职能，指出建设委员会直接经营的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电气业和矿业两方面，战前建设委员会实际控制和经营的国有企业还是极为有限的。[8]
（2）以近代四川地方史为研究对象，涉及近代四川电业的论著主要有：王笛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提及股份公司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在20世纪初，这样的组织形式已移植到长江上游地区。四川省设劝业道后，工商业家不断涌现，其依股份组织者亦有数十家之多。其中，尹德钧于1908年在重庆创办的四川烛川电灯有限公司，股份银30万元，专办各项电灯，1909年5月16日注册。[9]周天豹、凌承学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第五章“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工业”，论述了战时西南地区的工业格局及工业发展阶段所形成的特点。[10]隗瀛涛主编的《重庆城市研究》认为，在近代重庆公用事业发展进程中，烛川电灯公司的创建具有重要意义，使重庆成为四川第一个使用电灯的城市，也是全国较早使用电灯的城市之一，并认为到战时，重庆除烛川电灯公司扩大了生产外，其他电力企业多系一些小型电厂，仅提供照明用电，重庆一些大工厂的动力多来自煤炭，少量用电来自自己附设的发电机。[11]但这一说法有待商榷。本书认为战时重庆工业所需电力在很大程度上由20世纪30年代组建的重庆电力公司供应。隗瀛涛主编的《近代重庆城市史》是一部以研究城市的结构和功能的发展演变为基本内容的著作。该书指出城市化即由于近代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引起的第二、第三产业的聚集过程，以及由此决定的人口集中过程和城市生活方式不断扩大过程相统一的社会过程。[12]编者认为近代重庆商业、工业等推动了重庆近代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书中也简要叙述了近代重庆电力供应与路灯情况，以及战时工业发展与能源供给的互动关系。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编《抗战时期重庆的经济》第七章“抗战时期重庆城市建设”，也对战时重庆供电及路灯情况做了简要的叙述。[13]黄立人所著《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史研究》一书对大后方经济做了总体考察，也对财政、金融、工业、交通、科技等课题做出较为深入的论述。该书还对重庆陪都定位问题，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南的经济开发及四联总处的职能与历史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14]杨光彦、秦志仁主编《跨世纪的大西南——近现代西南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历史考察》一书，书中收录的多篇论文以近代西南地区经济开发及政策实效等为主题，对民国时期西南经济发展趋势进行了初步分析。[15]张守广所著《大变局——抗战时期的后方企业》一书论述了战时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轨迹，对公司的资本、设备等问题做了简要阐述。[16]值得注意的是，张著以后方电力工业为例，指出国家资本厂矿与私人资本厂矿规模悬殊是一般的情况，但也不是绝对的：由于公营电厂设立较晚，其资本额受到通货膨胀影响，数额显得很大，但其平均每厂电容尚不及资本额不大的民营电厂。就发电容量而言，发电容量5000千瓦以上的电厂民营者有2家（显然包含重庆电力公司——笔者注），无公营电厂。就其地域来讲，四川、湖南等省民营电厂发电能力强于公营电厂。[17]其论点值得关注。另外，张守广所著《抗战大后方工业研究》一书在梳理抗战时期后方工业发展、演变基本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探讨了战时后方工业发展的特点、当局对后方工业发展的政策及实践效果，落脚点是抗战时期后方工业在中国经济社会变迁中所具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18]其详细阐述了国民政府从武汉改组后到抗战胜利时期实施的战时工业政策，以及战时统制经济日益强化条件下后方民营工矿业的发展情况。该书在现代化视野下审视抗战时期大后方工业发展及体制选择等章节对本书具体论述重庆电力公司在战时环境下的情况有一定启示。隗瀛涛、周勇著《重庆开埠史》，第三章第四节专门论述了重庆电灯业的发轫与开启。[19]周勇编著的《重庆辛亥革命史》中，提及了因抵制洋油，1908年重庆商人刘沛膏、赵资生、李觐枫等人创办了重庆烛川电灯公司；认为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是在“振兴商务”和“挽回利权”的口号下，直接针对帝国主义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而产生的，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对立物，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洋货，挽救了利权，为重庆、四川以至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准备了条件，为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在重庆地区的发生提供了物质基础。[20]周勇主编《重庆通史》第二卷第七章对近代重庆电力事业的发轫（清末民初阶段）做了简要的梳理。第三卷第六章结合近代重庆市政建设情况，认为1934年重庆电力公司筹备供应电力后，重庆城市照明系统建设正式起步，推动了重庆市政建设。该卷第十一章简要叙述了电力工业的情况，认为抗战时期重庆电力工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上，公司三次增股，成为四川最大的发电厂。第十二章提及战时重庆因工业和城市的急速发展，用电量猛增，电力供需矛盾极为尖锐，严重影响战时重庆的工业发展。第十六章阐述了战时重庆城市供电情况，其中包括战时重庆电力公司供电情况，并指出动力不足、窃电等因素制约了重庆电力事业的良性发展。[21]周勇主编《重庆抗战史：1931～1945》，第十章阐述了重庆电力工业的情况，第十一章论述了重庆城市的供电情况。[22]张瑾著《权力、冲突与变革——1926～1937年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运用现代化理论，将普遍认为最为封闭的军阀统治时期的重庆城市史纳入近代中国城市现代化历程中加以整体考察，值得关注的是作者通过对刘湘军人干政时期的研究，揭示了军绅政权如何推动城市近代化；作者认为，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传统性不断削弱、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过程，每个社会的传统性内部都有发展出现代性的可能。[23]由周勇、陈国平主编的《给世界以和平——重庆大轰炸暨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收录了《“重庆大轰炸”下的重庆电力公司》一文，该文以重庆大轰炸为视角，探讨了重庆电力公司的经营情况及社会参与。[24]潘洵主编《抗战时期西南后方社会变迁研究》一书，其第三章介绍了战时西南社会经济的变迁史，具有一定启发意义；第十一章简要叙述了日机轰炸给城市公用设施，包括重庆电力设备造成的严重破坏。[25]
（3）以电力发展史为主题的文献有：黄晞的《旧中国电力发展史略》、《电力技术发展史简编》、《中国近现代电力技术发展史》，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电力技术及电力工业概况。[26]李代耕编《中国电力工业发展史料——解放前的七十年（一八七九～一九四九）》，将电业发展分为三个时期：从我国开始生产电能到辛亥革命为创始时期（1882～1911年），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前夕为缓慢发展时期（1912～1937年），从抗日战争开始到1949年为电力工业的大幅度增长时期（1937～1949年）。[27]
与本书主题相关的论文主要有：王红曼《抗战时期四联总处在西南地区的工业投资》[28]，刘文丰《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电厂迅速发展原因探析》[29]，王静雅《国民政府时期长江中下游电业研究综述》[30]。硕士学位论文主要有：孙志爽《抗战时期四川的电力工业》[31]，蒋之亮《成都启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历史轨迹与制度演进（1909～1949）》[32]，刘文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电力工业建设》[33]，黄兴《电气照明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1879～1936）》[34]，王静雅《建设委员会电业政策研究（1928～1937）》[35]。博士学位论文主要有：李瑞《成都启明电灯公司创办及抗战前的经营管理研究（1909～1937）》[36]。
总而言之，国内学术界对抗战前后大后方工矿业及经济史研究较为成熟。其中涉及民国时期四川地区电力发展概况的论著不在少数。但学界对西南后方电力企业的个案研究，仍较为薄弱。目前只有李瑞的博士学位论文对民国时期成都启明电灯公司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而对重庆电力股份有限企业的具体研究仍存在空白。本书拟以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为个案，一方面从微观领域，分析公司创建的背景、成立经过、组织机构、运行机制、经营效益等；另一方面，将公司的发展置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大环境来探讨，细化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去考察公司在近代重庆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本书力求做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以对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更加系统、深入的研究。
3.资料说明
本书所采用的资料包括档案材料、地方志、报刊、专著及资料汇编等。主要有：（1）民国重庆档案史料。档案史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材料，应予以高度的重视。总体来看，1934年以前重庆电力档案史料非常缺乏，但1934年至1949年间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档案保存完好。笔者曾多次到重庆市档案馆查阅收集相关档案材料。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即主要参考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电力公司全宗档案，同时结合重庆市政府档案、重庆市工务局档案、重庆市参议会档案等多个全宗档案。（2）民国时期重庆地区的报刊资料。民国时期重庆地方报刊较为丰富。笔者已查阅的重庆地方报刊主要包括《重庆商务日报》、《国民公报》、《申报》、《新华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渝报》、《重庆市政府公报》和《重庆商埠月刊》等。（3）重庆方志资料。地方志也是本书的重要参考资料。本书所参考的地方志包括《重庆市地方志》1～14卷，其中，《重庆市志》第4卷（上），内含“重庆电力工业志”，部分内容涉及民国时期重庆电力公司，具有参考性。[37]《重庆市志》第7卷，内含“城市建设综述”及“城市规划志”，对我们认识民国时期重庆的城市化进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38]（4） 文史资料。主要有《重庆工商史料》第2辑[39]和《重庆工商人物志》[40]。《四川文史资料》第4辑[41]中收录了傅友周的《记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5）资料汇编、专著类。主要有中国电业史志编辑室、湖北省电力志编辑室编《中国电业史料选编》（上）[42]；四川省电力工业志编辑室编《四川电业志资料汇编》[43]；李学通编《抗日战争 第5卷 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经济》[44]；唐润明主编《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45]；孙照海、初小荣选编《抗战文献类编·经济卷》[4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5辑 第2编 财政经济》[47]；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合编《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48]。新近出版的《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财产损失》[49]详细记载了战时重庆电力公司被轰炸的损失情况，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专著主要有隗瀛涛、周勇著《重庆开埠史》；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周勇主编《重庆通史》；周勇主编《重庆抗战史：1931～1945》；潘洵主编《抗战时期西南后方社会变迁研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