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乘律传译部
总叙
“律藏”是佛教戒律类典籍的汇编，佛教经典体系“经”、“律、“论”三藏的组成部分之一。在佛入灭以后佛说教法的“结集”中，“第一次结集”因戒律而起，结集时最初诵出的是“律藏”；“第二次结集”所讨论的也是戒律问题。在古老的巴利文“三藏”中，“律藏”排列第一，“经藏”、“论藏”则位于其后，在所有佛典中具有殊胜的地位。“律藏”依教乘可以分为“小乘律藏”和“大乘律藏”。“小乘律藏”形成于原始佛教时期，传承于部派佛教时期，是研究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最直接、最可信的文献资料；“大乘律藏”形成于大乘佛教兴起以后，是由“大乘经”和“大乘论”派生的。佛教戒律也是一门深邃的学问，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名词术语和修行方法，若无一定的基础知识，很难深入堂奥。本篇《总叙》将系统而扼要地叙述佛教戒律和律典的渊源与历史，以作阅读《律藏》的导引。
一、戒律的起源
戒律是佛教的禁戒和制度，内容涵盖佛教信众必须受持的各种止恶行善的戒法条文、僧尼日常生活的行仪规范，以及僧团的组织、制度和行事等。它是佛门的纲纪，入道的基阶，在佛教“戒”、“定”、“慧”三学中，位居第一。如同三秦失译《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卷六所说：“戒是佛法之平地，万善由之生。又戒一切佛弟子皆依而住，若无戒者，则无所依，一切众生由戒而有。又戒入佛法之初门，若无戒者，则无由入泥洹（又称“涅槃”）城也。又戒是佛法之璎珞，庄严佛法。”（《大正藏》第二十三卷，第543页上、中）
（一）戒律的语义
“戒律”是“戒”和“律”的合称。“戒”，音译“尸罗”，意译“清凉”、“防止”、“止得”（指“止恶得善”）等，它是针对佛弟子个人制定的行为规范，主旨为“诸恶莫作”，强调不应当做什么，在广律（指《四分律》、《十诵律》等大律）中属于“止恶”的“波罗提木叉”（又称“别解脱戒”、“别解脱律仪”）部分；“律”，音译“毗尼”、“毗奈耶”等，意译“善治”、“调伏”、“灭恶”等，是针对僧团大众制定的规章制度，主旨为“众善奉行”，强调应当做什么，在广律中属于“修善”的犍度部。
从语义学的角度来说，“戒”、“律”是有区别的。“律”的含义较广，它能够包摄“戒”；“戒”的含义较狭，它不能替代“律”。但在非限定情况下，“戒”、“律”二字又是可以通用的。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五十九说：“戒亦律之别义也，梵言三婆罗（指律仪），此译云禁戒者，亦禁义也。”（《大正藏》第五十四卷，第698页下）
汉地律宗对“戒”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拓展。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将“戒”分为四科：“一者戒法，二者戒体，三者戒行，四者戒相。”（卷上之一《标宗显德篇》，《大正藏》第四十卷，第4页中）“戒法”，指佛为出家五众、在家二众制立的各类戒法；“戒体”，指受戒时在内心产生的防非止恶的体性；“戒行”，指受戒后随顺戒体发起的修行；“戒相”，指戒法的相状，即戒法条文。又将“戒”分为“止持戒”和“作持戒”两大类。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之四《持犯方轨篇》说：
言止持者，方便正念，护本所受，禁防身口，不造诸恶，目之曰止。止而无违，戒体光洁，顺本所受，称之曰持。持由止成，号止持戒。……二明作持。恶既已离，事须修善，必以策勤三业，修习戒行，有善起护，名之为作。持如前解。（卷中之四《持犯方轨篇》，《大正藏》第四十卷，第91页上）
这里说的“止持戒”，指的是制止身、口、意作恶的戒法，也就是“诸恶莫作”，它是名副其实的“戒”；“作持戒”指的是策励身、口、意修善的戒法，也就是“众善奉行”，它实质上是“律”。
（二）戒律的受众
佛在世时，经常将自己的言教，称为“法律”，但此“法律”实际上是指“法、律”二类教说。“法”的教说，指的是佛所作的“通于道俗”的道德教化，它既对佛教信众说，也对社会一般人士说，也就是经藏、论藏上所说的定慧法门，律宗称之为“化教”；“律”的教说，指的是佛制立的“局于内众”的行为规范，它的多数条文是针对出家的佛弟子说的，少数条文是针对在家的佛弟子说的，也就是律藏上所说的戒学法门，律宗称之为“制教”（又称“行教”）。
佛教的信众（又称“信徒”、“徒众”），分为“出家五众”和“在家二众”，合称“七众”。佛教戒律也是针对“七众”弟子分别予以制立的，因而又称“七众别解脱戒”（又称“别解脱律仪”）。
所说的“出家五众”，指的是：（1）比丘。音译又作“苾刍”，意译“乞士”，指年满二十岁、受持“具足戒”（《四分律》作“二百五十戒”）的出家男子。（2）比丘尼。音译又作“苾刍尼”，意译“乞士女”，指年满二十岁、受持“具足戒”（《四分律》作“三百四十八戒”）的出家女子。（3）式叉摩那。音译又作“式叉摩那尼”，意译“学法女”、“正学女”，指受具足戒前二年受持“六法”的沙弥尼。（4）沙弥。音译又作“室利摩拏路迦”，意译“息慈”、“勤策男”、“求寂”，指未满二十岁、受持“十戒”的出家男子。其中，七岁至十三岁称“驱乌沙弥”，十四岁至十九岁称“应法沙弥”，二十岁以上、未受具足戒者称“名字沙弥”。（5）沙弥尼。音译又作“室利摩拏理迦”，意译“勤策女”、“求寂女”，指未满二十岁、受持“十戒”的出家女子。
所说的“在家二众”，指的是：（1）优婆塞。音译又作“邬波索迦”，意译“清信士”、“近事男”、“男居士”，指受持“三归依”（又称“三归戒”）、“五戒”（终身受持）的在家男子。其中，受持“八戒”（又称“八关斋戒，于每月“六斋日”中的一日一夜受持）的在家男子，别称“近住男”。（2）优婆夷。音译又作“邬波斯迦”，意译“近事女”、“女居士”，指受持“三归依”、“五戒”的在家女子。其中，受持“八戒”的在家女子，别称“近住女”（以上参见南宋法云《翻译名义集》卷一《七众弟子篇》等）。从广义上说，虽未履行任何“归依”、“受戒”的仪式，但在思想上信奉佛教，并以自己的知识、财富和活动，支持和帮助佛教的在家的男女信众，都可以称为“优婆塞”和“优婆夷”。故北凉昙无谶译《优婆塞戒经》卷五说，只要受过“三归依”，即使未受“五戒”、“八戒”，也可称之为“优婆塞”。
佛教“七众”，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在佛陀创立佛教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不断发展的。针对“七众”弟子的不同情况，而制立的“别解脱戒”，也是佛陀从无到有，从简至繁，陆续制立的，又不断修正、整合和完善的。
据南传巴利文《律藏·大品·大犍度》记载，佛在摩竭国（又称“摩揭陀国”）优楼频螺村（又称“郁鞞罗村”）尼连禅河边的菩提树下，结跏趺坐，通过顺逆思惟“十二因缘”，觉悟成道后，最初六年的传教活动大致是这样的：
（1）佛接受路过此地的商人多富沙、婆梨迦供献的炒熟的米麦粉和蜜，使二人成为最初“受二归依”（指“归依佛、归依法”，当时尚无“僧”）的优婆塞（姚秦佛陀耶舍等译《四分律》卷三十一《受戒犍度》在此事之后，还记有入郁鞞罗村，接受婆罗门苏阇罗大将之女的施食，使她成为最初“受二归依”的优婆夷的故事）。
（2）前往波罗奈（又称“波罗奈斯”）国鹿野苑，对曾陪伴他出家求道的释迦族侍者阿若憍陈如等五人“初转法轮”，开示“八正道”、“四谛”等道理，使他们成为最初“出家得具足戒”的“五比丘”（当时的受戒方式为“善来受具”，即佛对求出家者称呼“善来比丘”，对方便即刻得受具足戒），并由此形成最初的佛教僧团（其后，“五比丘”通过聆听佛所说“五蕴无我”之理，断尽“见惑”和“修惑”，证得了小乘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阿罗汉”，故书中称“其时世间有六阿罗汉”）。
（3）在波罗奈国，先度婆罗门长者之子耶舍出家，接着对耶舍父母说法开示，使他们成为最初“受三归依”（指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的“优婆塞”、“优婆夷”，尔后又度耶舍在城内外的朋友五十四人出家。
（4）在去优楼频螺村的路上，度三十位随带夫人（其中有一人因无夫人，而带妓女）出游的“贤众友”出家。
（5）在优楼频螺村，度原为“螺髻梵志”（指“事火外道”）迦叶三兄弟（指优楼频螺迦叶、那提迦叶、伽耶迦叶）及弟子一千人出家。
（6）在王舍城（又称“罗阅城”）杖林园善住灵庙，对摩竭国洗尼瓶沙王（又称“频婆娑罗王”）说法开示，使之归依，成为优婆塞，并接受了瓶沙王施与的竹园（汉译“四阿含”中作“迦兰陀竹园”，称由迦兰陀长者奉献竹林，频婆娑罗王建造精舍而成），从此，佛教僧团有了第一个固定的居所。
（7）在王舍城竹园，度原先师事“删若梵志”（“六师外道”之一）舍利弗、目犍连及弟子二百五十人出家等。佛在度化舍利弗、目犍连及其弟子以后，“即夜行筹数，得千二百五十人”（见后汉昙果等译《中本起经》卷上《舍利弗大目揵连来学品》）。原始佛经的初首语常说的佛“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就是据此演化而来的。
据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五十至卷六十记载，佛在度化舍利弗、目犍连及其弟子以后，于成道后七年，从摩竭国王舍城返回本生地（指出生地）迦毗罗城。父王净饭王（又称“输头檀王”）见佛周围的大弟子大多是婆罗门种姓出身，于是以佛既是“刹利释种王子”，理应由“刹利释种（弟子）围绕”作号召，要求有男孩的释迦族家庭，除独子以外，都要有人随佛出家（若兄弟五人，令三人出家；若四人，令二人出家；若三人，令二人出家；若二人，令一人出家）。当时，有释迦族童子五百人身解璎珞，依佛出家。其中有王族之子难陀（佛的姨母之子）、阿难（佛的叔父斛饭王之子）、阿那律（佛的叔父甘露饭王之子）、提婆达多（阿难之兄，后为僧团的最早分裂者）等，也有出身于首陀罗种姓、为王宫理发师的优婆离。佛出家时，儿子罗睺罗已经二岁，佛苦行六年、成道后传教六年，待他首次返回家乡时，罗睺罗已十五岁（此据《佛本行集经》五十五引迦叶遗部等所说“其罗睺罗，生二年后，菩萨尔时方始出家，苦行六年，然后成道。成道七岁，方始来向迦毗罗城，如是次第，数罗睺罗出家之日，正年十五”；而摩诃僧祇部则说“其罗睺罗，如来出家六年已后，始出母胎，如来还其父家之日，其罗睺罗，年始六岁”），还不到佛先前规定的二十岁方可受具足戒的年龄。佛命舍利弗度罗睺罗出家，作沙弥。僧团之有沙弥，自此而始。
佛从迦毗罗卫城，回到王舍城竹园后不久，舍卫国给孤独（原名“须达多”）长者，以金钱铺地的价格，购买祇陀王子的花园，祇陀王子则奉施金钱未铺到的少量余地，两人共建祇树给孤独园，施与佛（以上见《中本起经》卷下《须达品》）。祇树给孤独园与迦兰陀竹园，并称佛教最早的两大精舍。它们归属佛教后，改变了僧团建立之初，僧人以阿兰若、树下、空房、窟中、露地、草堆、林间、冢间、水边为住处，草、叶为卧具，石、砖、木、衣为枕头的居住方式，对佛教僧团生活制度的变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佛成道后十四年（此据三秦失译《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卷二所说“佛遣阿难，与大爱道八法受戒，十四年后，听白四羯磨受戒”），再次回到家乡。此时净饭王已去世，姨母大爱道（又称“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三次请求出家，佛均未允许。佛离开迦毗罗卫城后，大爱道率领释迦族女子五百人，剃发被袈裟，一路随行至舍卫国祇洹精舍，步涉破脚，尘土坌身。经阿难一再请求，佛终于同意在接受“八敬法”（又称“八不可过法”）的前提下允许女子出家。大爱道顶受“八敬法”，成为比丘尼第一人。随同大爱道出家的释迦族女子五百人，包括佛出家前的妻子、罗睺罗之母耶输陀罗，都成了比丘尼僧团的最早成员。至此，佛教僧团具足“出家五众”（以上见《四分律》卷四十八《比丘尼犍度》等）。
（三）戒律的制立
在佛陀创立僧团的初期，出家者的动机比较纯正。他们中的很多人，原先就是“外道”出家者（时称“梵志”），对“苦行”般的生活，习以为常，对自己的行为能够严格约束。为了获取人生的真谛，求得精神上的解脱，他们弃“外道”而投奔佛陀，在自愿、平等的受学传道的过程中，没有出现过什么坏事或恶行。因此，最初，佛并没有制立具有强制性的戒法条文。僧团每半月一次的说戒，通常是由佛宣诵“略说教诫偈”（又称“教授波罗提木叉”、“偈布萨”），其偈为：“善护于口言，自净其志意。身莫作诸恶，此三业道净。能得如是行，是大仙人道。”（见《四分僧戒本》）概括起来说，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以后，随着佛教的影响不断扩大，参加僧团的人数迅速增加，逃避兵役的，躲避债务的，谋求衣食的也混迹其中，成员变得复杂起来。即便是原已出家的人，也有人因社会环境的影响和信仰的淡薄，而退失精进，变得放逸起来。特别是由难陀（与佛的异母弟非为同一人）、跋难陀、迦留陀夷、阐陀、马师、满宿组成的“六群比丘”（指结群行恶的六个比丘），身为释迦族子弟，但放荡不羁，在僧俗中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佛教如若不制立具有强制约束力的禁戒，来规范和约束僧尼个人的行为，僧团就无法健康地生存和发展。
佛在毗兰若（拘萨罗国的都市）时，借喻“过去六佛”的故事，对舍利弗讲述了制戒的必要性。佛说，“过去六佛”中，有的佛“说经”、“结戒”、“说戒”，以“经法”善摄弟子，因而使“佛法久住”；有的佛“不说经”、“不结戒”、“不说戒”，不以“经法”善摄弟子，因而使“佛法不久住”。不以“经法”善摄弟子，犹如将各种花朵散置在桌案上，风吹则散；而以“经法”善摄弟子，犹如用线将花众贯穿在一起，即使风吹也不会分散（见《四分律》卷一）。制戒的目的，是实现僧团的十种利益（又称“十事利益”），即“摄取于僧”、“令僧欢喜”、“令僧安乐”、“令未信者信”、“已信者令增长”、“难调者令调顺”、“惭愧者得安乐”、“断现在有漏”、“断未来有漏”、“正法得久住”。此后，佛本着“随犯随制”、“无犯不制”的原则，相继制立了一批以制止恶行为主旨、重轻不等的禁戒条文。每一条戒律都是由于某一僧人犯了罪过，遭到外人的讥嫌，佛陀在听到弟子们的禀告之后才制立的。在僧人没有犯过失之前，事先就构设一套戒法，公布于众，是没有的。
依照通行的说法，佛是先制重戒，后制轻戒的。但据说一切有部律典《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卷九、《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四十所说，佛是先制轻戒，后制重戒的。最早制立的“五篇戒”（指波罗夷、僧残、波逸提、波罗提提舍尼、突吉罗）中的轻戒“众学法”，后来才制立重戒“波罗夷法”（后详）等。只是到了结集律藏时，以戒条的重轻为序编次，才将“波罗夷法”排在最前，将“众学法”列于最末。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卷九说：“结五篇戒，此（指“众学法”）最在初，后结集法藏者，诠次在后。”（《大正藏》第二十三卷，第561页下）例如“众学法”初首有关不得“极高”、“极下”、“参差”著泥洹僧（指穿内衣）等戒条，都是针对佛成道后七年首次回家乡，度释迦族人出家所出现的新情况制立的。“如释种比丘，本出豪族，以先习故，下著泥洹僧；诸婆罗门外道，在佛法中出家，高著泥洹僧；诸六群比丘，参差著泥洹僧。”（同上）换而言之，“众学法”在佛成道后七年就陆续制立了。
由于“众学法”所涉及的是“应当学”的“威仪”，即便有所违犯，也是轻微的过失，不足以从根本上整顿僧团的纲纪。而当时印度的其他宗教，都有各自的大戒，如婆罗门教有“不杀生”、“不妄语”、“不偷盗”、“不非梵行”（指“不淫”）、“不贪瞋”五戒，耆那教有“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淫”、“离欲”（又称“无所得”）五戒（又称“五大誓”）等。在这种情况下，佛又针对个别僧人的严重罪过，先后制立了“淫戒”、“盗戒”、“杀戒”、“大妄语戒”，并将它们确立为僧众的四条根本大戒，合称“四波罗夷法”。《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卷二说：“佛十二年中，常在众说戒。十二年后有恶法出，佛止不说，令弟子说。”（《大正藏》第二十三卷，第516页上）认为，佛成道十二年后，才首次针对“恶法”（个别僧人的犯罪行为），制立了以“波罗夷法”为标志的禁戒，并不再亲自说戒，僧团每半月一次的说戒，也由佛宣诵“略说教诫偈”，改为由佛弟子诵说佛制立的戒法条文（又称“威德波罗提木叉”）。法藏部的《四分僧戒本》也认为，佛在成道十二年前，说的是“略教”，成道十二年后，才说“广教”，而“广教”的标志，就是“波罗夷法”四大戒，所以说：
善护于口言，自净其志意。身莫作诸恶，此三业道净。能得如是行，是大仙人道。此是释迦牟尼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于十二年中，为无事僧（指无恶事的僧人）说是戒经。从是已后，广分别说。（《大正藏》第二十二卷，第1030页中）
上述说法具有可信性。因为藏传佛教也认为，在原始戒律的形成过程中，是先有“众学法”，后有“波罗夷法”的。如元代布顿《佛教史大宝藏论》说：戒律中的“第一律事”，是在“婆罗尼斯”（又称“波罗奈斯”）的鹿野苑，“为五比丘制”，“说应穿着圆相僧裙”；“第二律事”，也是“为五比丘制”，“说应穿着圆相法衣等”；“第三律事”，是在“嘎论达嘎城”，“对僧人善施（指“须提那”）非梵行，犯波罗夷而制定”，此后相继制立了其他各种“律事”（见民族出版社1986年3月版郭和卿汉译本）。
而据大众部《僧祇律》所传，“波罗夷法”四大戒的制立时间，是在佛在成道后五、六年之间。《僧祇律》卷一至卷四说，佛在成道后五年冬天（“成佛五年冬分第五半月”），于毗舍离城，针对“长老耶舍迦兰陀子”（又称“须提那”）的罪过而制立“淫戒”；在成道后六年冬天（“成佛六年冬分第二半月”），于王舍城，针对“长老达腻伽”（又称“檀尼迦”）的罪过制立“盗戒”；同年冬天（“成佛六年冬分第三半月”），于毗舍离城，针对“众多看病比丘”（《四分律》作“勿力伽难提比丘”）的罪过而制立“杀戒”；同年冬天（“成佛六年冬分第四半月”），于舍卫城（《四分律》作“毗舍离城”），针对“聚落中众多比丘”（《四分律》作“婆裘河边诸比丘”）的罪过而制立“大妄语戒”。《僧祇律》的上述传说，仅是独家之言，因为至今为止乃没有发现可作佐证的同类记载。
南传上座部所传的“波罗夷法”四大戒的制立时间，比上述各部所传更晚。《善见律毗婆沙》卷六说：“佛成道十二年后须提那出家，须提那在他国八年。学道八年后，还迦兰陀村，佛成道已二十年。”（《大正藏》第二十四卷，第712页中）认为，作为根本大戒的第一条“淫戒”，是在佛成道后二十年制立的。综上所说，可以大致推断，佛制立“波罗夷法”四大戒的时间，当在成道十二年以后。
二、比丘戒、比丘尼戒的构成
佛教戒律，按其性质可以分为“止持戒”和“作持戒”两大类。“止持戒”是“止恶戒”，它是用来制止身、口、意作恶的；“作持戒”是“作善戒”，它是用来策励身、口、意修善的。前者构成《律藏》中比丘的具足戒（“比丘戒”）和比丘尼的具足戒（“比丘尼戒”）；后者构成《律藏》中的“犍度”，即僧团的日常制度和行事。
（一）“波罗提木叉”的分类
佛教僧团的主体是比丘和比丘尼，因此，佛在世所制的各种禁戒，也是主要针对比丘和比丘尼制立的。僧尼受持的“止持戒”，在汉译律典中称之“比丘波罗提木叉”、“比丘尼波罗提木叉”，合称“二部波罗提木叉”，又称“二部大戒”。“波罗提木叉”的原始条文，是佛因时因地、因人因事，随机制立的，是零散无序的；而“波罗提木叉”的诵本，则是佛弟子后来为了便于记诵和受持，重新整理编集的，它是分类有序的。“波罗提木叉”最初的分类是“五篇”，以后又派生出“六聚”、“七聚”，最后定型于僧戒“八篇”（又称“八段”）和尼戒“七篇”（又称“七段”）。
“五篇”，指的是禁止作犯的“波罗夷”、“僧残”、“波逸提”、“波罗提提舍尼”、“突吉罗”五种罪（或称“五类罪”，“罪”指罪过），它是统摄佛教戒律所禁犯的一切罪的。《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卷二说：
总五篇罪名，一切是罪。五篇戒外，亦有种种罪。今佛结戒，示罪轻重，故云，此是波罗夷罪，此是僧残，此是波逸提，此是波罗提提舍尼，此是突吉罗。（《大正藏》第二十三卷，第516页下）
所有的部派律典都有“五篇”的记载，但译语不一，有译作“五篇”（《僧祇律》）的，也有译作“五篇波罗提木叉”（《善见律毗婆沙》）、“五篇罪”（《僧祇律》）、“五篇戒”（《萨婆多毗尼毗婆沙》）、“五犯聚”（《四分律》）、“五种罪”（《十诵律》）、“五部罪”（《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律二十二明了论》）、“五种罪聚”（《瑜伽师地论》），等等。“五篇”的构成是：
（1）波罗夷。音译又作“波罗市迦”，意译“极恶”、“重禁”、“断头”、“堕落”、“弃”等，指极恶罪、不可治罪，为戒律中的最重罪。犯者犹如犯死罪被砍头，不能复生，将受到最严厉的“灭摈”（从僧团中除名并驱逐）处罚。只有初犯淫戒，又及时发露忏悔者，才允许以终身为沙弥的身份留在僧团中。如三秦失译《毗尼母经》卷七所说：
波罗夷者，如人为他斫头，更不还活，为恶所灭，不成比丘，名波罗夷。尊者迦叶惟（饮光部部主）说曰：犯最重恶，于比丘法中更无所成，名波罗夷。又波罗夷者，如人犯罪，施其死罚，更无生路，犯波罗夷，永无忏悔之路，于比丘法中，更不可修，名波罗夷。（《大正藏》第二十四卷，第842页中、下）
（2）僧残。音译“僧伽婆尸沙”、“僧伽伐尸沙”，意译又作“众余”、“众决断”、“僧初残”等，指仅次于“波罗夷”的重罪、尚可治罪。犯者犹如被人砍伤，尚存残命，须依法救治，方能延命，将受到“别住”（音译“波利婆沙”，指不得与僧众同处同宿，须别住一处）、“摩那埵”（意译“悦众意”、“遍净”，指为僧众作劳务，如清扫僧房、浴厕等，比丘犯者须“行六夜摩那埵”，即六日六夜为僧众作劳务；比丘尼犯者须“半月行摩那埵”，即半月为僧众作劳务）的处罚。受罚期间，犯者被剥夺原来享有的权利；期满后，须经僧众作“羯磨”（指僧团议决僧事的活动）同意，才能“出罪”，恢复其僧尼的资格（比丘犯者须在比丘二十人中出罪；比丘尼犯者须在比丘、比丘尼各二十人中出罪）。如《毗尼母经》卷七所说：
僧残者，所犯僧中应忏悔，不应一人边，乃至二三人边不得忏悔，众中忏悔，名为僧残。……又言僧残者，残有少在不灭，名为僧残。……若得好医良药，可得除差，若无者，不可差也。……教令别住、行六日行摩那埵、行阿浮呵那（指出罪），行阿浮呵那得清净竟，于所犯处得解脱。”（《大正藏》第二十四卷，第842页下）
（3）波逸提。音译又作“波夜提”，包括“尼萨耆波逸提”、“波逸提”二类。其中，“尼萨耆波逸提”，音译又作“尼萨耆波夜提”、“尼萨耆”、“泥萨祇波逸底迦”，意译“舍堕”、“弃堕”，指超过规定蓄存财物（如衣、钵、药、卧具、钱宝等）的轻罪，犯者须先舍财（又称“净施”），将多积的财物当众施与同住比丘，然后在二、三位清净比丘面前作忏悔，“舍堕”之物，由同住比丘受施（又称“受净”）后，“经宿”（隔夜）归还原比丘（唐道宣《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卷下《忏六聚法篇》说，若是“非五长”物，即不是“一月衣”、“急施衣过后畜”、“长钵”、“残药”、“长衣”，则由同住比丘经手后，当场归还原比丘）；“波逸提”，音译又作“波夜提”、“波逸底迦”，意译“堕”、“单堕”，指一般性的轻罪，犯者须向一位清净比丘作忏悔。如《毗尼母经》卷七所说：
波逸提者，所犯罪微故，名波逸提。又复波逸提者，非断灭善根罪枝条罪，名波逸提。（《大正藏》第二十四卷，第842页下—第843页上）
（4）波罗提提舍尼。音译又作“波罗底提舍尼”、“提舍尼”，意译“对他说”、“向彼悔”、“悔过”，指饮食方面的轻罪，犯者只要向一位清净比丘作忏悔即可。如《毗尼母经》卷七所说：
波罗提提舍尼者，犯即忏悔，数犯数悔故，名波罗提提舍尼。又复名波罗提提舍尼者，忘误作，非故心作故，名波罗提提舍尼。（《大正藏》第二十四卷，第843页上）
（5）突吉罗。意译“恶作”、“轻垢”，又称“越法罪”、“越毗尼罪”，包括身业所犯的“恶作”、口业所犯的“恶说”（又称“恶语”）二种，均为言行举止（“威仪”）方面的轻微过失，犯者将受到呵责。其中，故意犯者，须向一位大德比丘作忏悔；若无心犯者，则于内心作忏悔，便可除罪。如《毗尼母经》卷七所说：
突吉罗者，名为恶作。犯身口律仪，名为恶作。恶语二种：一者妄语、二者非时语。（《大正藏》第二十四卷，第843页上）
“五篇”本身说的是“罪”，为何又称“戒”呢？这是对同一件恶事，从“作”（做）与“不作”（不做）两个方面所作的分别。如作某件恶事，就是“罪”，又称“犯罪”、“得罪”；不作某件恶事，就是“戒”、“禁止”。以“偷盗”为例，若作偷盗事，便是“盗罪”；如若不作偷盗事，便是“盗戒”（两者的联系和分别，参见隋智顗《法界次第观门》卷上之下）。
原始佛教的后期，至部派佛教时期，戒律的传持者又以“五篇”为基础，将戒法细分为“六聚”、“七聚”。
“六聚”，又称“六犯聚”，指的是禁止作犯的“波罗夷”、“僧残”、“偷兰遮”、“波逸提”、“波罗提提舍尼”、“突吉罗”六种罪，它是由“五篇”和“波罗夷”、“僧残”派生的“偷兰遮”构成的。“偷兰遮”，意译“大障善道”、“大罪”、“粗罪”等，分为“根本偷兰遮”、“从生偷兰遮”二类，前者指“五篇”以外的一切粗罪，后者指波罗夷、僧残的未遂罪。两者各分上、中、下三品，重者须在四人以上僧众面前作忏悔，轻者只需向一位清净比丘作忏悔。如《毗尼母经》卷七所说：
偷兰遮者，于粗恶罪边生故，名偷兰遮。又复偷兰遮者，欲起大事不成，名为偷兰遮。又复偷兰遮者，于突吉罗、恶语重故，名为偷兰遮。（《大正藏》第二十四卷，第843页上）
“七聚”，又称“七犯聚”（《四分律》）、“七罪聚”（《律二十二明了论》）、“七篇”（《毗尼母经》、《南海寄归内法传》），指的是“波罗夷”、“僧残”、“偷兰遮”、“波逸提”、“波罗提提舍尼”、“突吉罗”、“恶说”（又称“恶语”）七种罪。它是由“六聚”和“突吉罗”派生的“恶说”构成的。
人们通常将佛教戒律称之为“五篇七聚”，意谓五种罪过七种罪名（也有人称之为“五等罪行七项罪名”），就是由此而来的。但实际上，“五篇七聚”只是针对“止持戒”而言的，并不包括“作持戒”，因而它不能作为“戒律”的代名词。通过对《大藏经》作电子检索发现，在汉译千百种经律论中，“五篇七聚”一词，仅有萧齐僧伽跋陀罗译《善见律毗婆沙》、梁代失译《佛说佛名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三种译籍，累计出现过五次，其余的汉译佛经均未见使用；倒是汉地撰作的各种佛教著作，广泛使用“五篇七聚”，使之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术语。这也折射出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在概念理解和使用上的差异。
就汉译律典而言，部派广律、戒经普遍将比丘戒分为八类，习称“八篇”或“八段”（《优波离问佛经》例外）；将比丘尼戒的分为七类，习称“七篇”（无“不定法”篇）或“七段”。
“八篇”指的是禁止作犯的“波罗夷法”、“僧残法”、“不定法”、“尼萨耆波逸提法”、“波逸提法”、“波罗提提舍尼法”、“众学法”、“灭诤法”。它是将“五篇”中的“波逸提”拆分为“尼萨耆波逸提法”、“波逸提法”；增立“不定法”、“灭诤法”；将“突吉罗”改为“众学法”而构成的。
“八篇”中的“不定法”，指尚不能确定其性质的罪过，即其行为让人生疑，但究竟是犯“波罗夷法”、“僧残法”、“波逸提法”中的哪一戒，尚需最后根据可信人的举发和被怀疑者的坦白而定；“众学法”，音译“式叉迦罗尼”、“尸叉罽赖尼”、“尸沙迦罗尼”，意译又作“众多学法”、“众学戒法”，指僧众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特别是穿着、行走、坐、食、说法等方面的威仪作法（《根本萨婆多部律摄》卷十四将“众学法”的内容分为“著衣服事”、“入村事”、“坐起事”、“食啖事”、“护钵事”、“说法事”、“便利事”、“观望事”八事，《四分律》别增“礼塔事”，分为九事），此类戒法的表述特点是，每一戒条的末尾都以“应当学”结句，这与先前几类戒法各以罪名结句（如“波罗夷不共住”、“僧伽婆尸沙”等），有着明显的不同；“灭诤法”，指除灭僧团内部“四诤”，即“言诤”（指对教理起诤）、“觅诤”（指对举罪起诤）、“犯诤”（指对判罪起诤）、“事诤”（指对羯磨作法起诤）的七种方法（“灭诤法”的每一条均称“毗尼”，若严格区分的话，它是“律”，而不是“戒”）。
“八篇”是由“五篇”开出的戒法分类法的终极形式，它与“六聚”、“七聚”存在着对应关系，但并不是派生关系。戒经中所称的与“略教”（指“七佛略说戒经偈”）相对的“广教”（指释迦牟尼广说的戒法条文），指的就是“八篇”。唐道宣《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说：“始从四重（指“四波罗夷法”），终此七灭诤（指“七灭诤法”）八篇之文，广教正宗也。”（《大正藏》第四十卷，第462页上）
佛教不同部派所传的僧戒“八篇”和尼戒“七篇”，其分类是基本一致的，但每类戒法所收戒条（又称“学处”）的数目、排列顺序和文句（戒文）是有同有异的。特别是戒条的数目，由于各部派所传的比丘戒“波逸提法”略有出入，而“众学法”出入较大；比丘尼戒“僧残法”、“尼萨耆波逸提法”、“波罗提提舍尼法”略有出入，而“波逸提法”、“众学法”出入较大，从而造成“二部波罗提木叉”的总数多少不一。
就传今的六部广律而论，南传上座部巴利文《律藏》，比丘戒为二百二十七条，比丘尼戒为三百十一条；法藏部《四分律》，比丘戒为二百五十条，比丘尼戒为三百四十八条；化地部《五分律》，比丘戒为二百五十一条，比丘尼戒为三百八十条；大众部《摩诃僧祇律》，比丘戒为二百十八条，比丘尼戒为二百七十七条；早期说一切有部《十诵律》》，比丘戒为二百五十七条，比丘尼戒为三百五十五条；后期说一切有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比丘戒为一百九十三条（若将“众多学法”中的综合性戒条分拆计算，则作二百四十五条），比丘尼戒为三百二条（若将“众多学法”中的综合性戒条分拆计算，则作三百五十四条）。《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增一阿含经》等小乘经；《四分律》、《五分律》、《萨婆多毗尼毗婆沙》、《毗尼母经》、《鼻奈耶》等小乘律；《分别功德论》、《阿毗昙毗婆沙论》、《鞞婆沙论》等小乘论；《大般涅槃经》等大乘经；《佛藏经》等大乘律；《大智度论》等大乘论，在叙说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二百五十戒”由此判断看，原始佛教时期的比丘戒，应当是二百五十条。
各部派所传的二部僧戒中的戒条，最初都是用一句话或一段话来表述的，并无戒条的名称，很难记诵和受持。在汉译小乘律中，只有后期说一切有部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略称《根有律》）、《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毗奈耶》（略称《根尼律》）全面标立了戒名；《摩诃僧祇律》只标立了“四波罗夷法”四条的戒名；其余如《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等均无戒名。为了弥补这一缺失，汉地《四分律》传习者，从隋唐开始，就在《四分律》注疏中拟立了戒名，建立了各自的戒条命名法和戒名体系，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唐法砺《四分律疏》、道宣《四分比丘含注戒本》、怀素《四分律开宗记》、明智旭《重治毗尼事义集要》、清弘赞《四分戒本如释》、读体《毗尼止持会集》、德基《毗尼关要》等。这对于提纲挈领地把握戒条的要点，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以下仅以六部广律为例，对二部僧戒的基本内容作一概述。叙述时所使用的戒名，为共通性的戒名，由笔者参照《四分律》注疏和《根有律》、《根尼律》中的戒名体系，并对比其他广律中的戒条文句，折衷取舍，予以标立；戒条的排列顺序（某类戒法下的第几条），以较为古老的巴利文《律藏》为序；戒条的内容，以概括戒条文句的大意为主，并综合有关制戒因缘和文句解释的资料，加以扼述。为避免过于繁琐，对各戒的“犯缘”（犯戒的构成条件）和“开缘”（不作为犯戒的开许条件），不一一阑入。
（二）比丘戒的条文
（1）波罗夷法。《巴利律》、《四分律》、《五分律》、《僧祇律》、《十诵律》作“四波罗夷法”，《根有律》作“四波罗市迦法”，均为四条（又称“四戒”）。戒条的内容和排列顺序均相同（详见表1）。
这四条戒是：“淫戒”，指不得与人或畜生“行淫”（又称“犯不净行”）；“盗戒”，指不得以“盗心”获取他人的财物，价值五钱或五钱以上（又称“满五钱”、“五钱以上”）；“杀戒”，指不得故意杀人（又称“自手断人命”），或教人行杀和自杀；“大妄语戒”，指比丘不得未得言得，未证谓证，妄称已得“上人法”（又称“过人法”，指超凡入圣的解脱法），欺诳牟利。
（2）僧残法。《巴利律》、《四分律》、《五分律》、《僧祇律》、《十诵律》作“十三僧残法”，《根有律》作“十三僧伽伐尸沙法”，均为十三条。戒条的内容相同；戒条的排序，前十一条相同，末二条（“恶性拒僧违谏戒”、“污家摈谤违谏戒”）则有出入（详见表2）。
这十三条戒是：“故出不净戒”，指不得故意弄阴出精（指手淫），梦遗者除外；“摩触女人戒”，指不得有“淫欲意”，与女人的身体相摩触；“与女人粗恶语戒”，指不得有“淫欲意”，对女人说粗鄙淫秽的话语；“向女人索淫欲供养戒”，指不得在女人面前赞叹自己，引诱对方与之行淫；“媒人戒”，指不得为男女双方传语作媒；“无主造小房过量戒”，指自求物料造小房时，不得不征求僧众的意见，不得在“难处”（指有野兽虫蚁的地方）、“妨处”（指妨碍人车往来的地方）盖房，或超出规定盖大房；“有主造大房不求指授戒”，指施主供给物料造大房时，不得不征求僧众的意见，不得在“难处”、“妨处”盖房；“无根波罗夷谤戒”，指不得心怀瞋恚，无根据地诬谤他人犯波罗夷罪；“假根波罗夷谤戒”，指不得心怀瞋恚，假借相似的情形，诬谤他人犯波罗夷罪；“破僧违谏戒”，指不得破坏“和合僧”（指和合的僧团），并在僧众作三次劝谏时，仍不悔改；“助破僧违谏戒”，指不得帮助破坏“和合僧”的比丘，并在僧众作三次劝谏时，仍不悔改；“恶性拒僧违谏戒”，指不得恃己凌物，恶性拒谏，并在僧众作三次劝谏时，仍不悔改；“污家摈谤违谏戒”，指在城邑、聚落居住时，不得“污他家”（指污损居士的净信，如将一家的布施转送给另一家等）、“行恶行”（指与妇女同器饮食、言语戏笑等），并在僧众作三次劝谏时，仍不悔改。
（3）不定法。《巴利律》、《四分律》、《五分律》、《僧祇律》、《十诵律》、《根有律》均作“二不定法”，为二条。戒条的内容和排序均相同（详见表3）。
这二条戒是：“屏处不定戒”，指不得单独与一女人同坐在隐蔽处、可作淫处，说“非法语”（指淫秽的话语）；“露处不定戒”，指不得单独与一女人同坐在显露处、不可作淫处，说“粗恶语”（指粗鄙淫秽的话语）。
（4）尼萨耆波逸提法。《巴利律》、《四分律》、《五分律》作“三十舍堕法”，《僧祇律》作“三十尼萨耆波夜提法”，《十诵律》作“三十尼萨耆法”，《根有律》作“三十泥萨祇波逸底迦法”，均为三十条。戒条的内容相同；戒条的排序，除第一条（“畜长衣过限戒”）至第三条（“月望衣过限戒”）、第六条（“从非亲俗人乞衣戒”）至第十条（“过分急索衣戒”）相同以外，其余均不同（详见表4）。
主要戒条有：“畜（蓄）长衣过限戒”（律典中“蓄”均作“畜”，下同），指随施而得“长衣”（指“三衣”以外的多余的衣服），不得超过十日不作“净施”而蓄存（所说的“净施”分为二种，一是“真实净施”，指将多余的衣服，真实地施与同住比丘；二是“展转净施”，先将多余的衣服施与同住比丘，然后由对方返还给自己）；“离衣宿戒”，指不得离三衣而过宿（僧众允许者除外）；“月望衣过限戒”，指蓄积布料做衣服，不得超过一个月；“过分乞衣戒”，指“三衣”被抢夺或损失后，不得向非亲里的居士过分求取衣服（一次只能求取上下二衣，余衣外求）；“杂野蚕绵作卧具戒”，指不得用蚕绵作卧具；“未满六年作卧具戒”，指不得未满六年便作新卧具（僧众允许者除外）；“畜金银戒”，指不得捉取并蓄持金银钱宝；“贸金银戒”，指不得买卖金银钱宝；“贩卖戒”，指不得贩卖物品；“畜长钵过限戒”，指随施而得“长钵”（指一钵以外的多余的食钵），不得超过十日不作“净施”而蓄存；“未满五缀更求新钵戒”，指补缀未满五处的旧钵，不得舍弃而求新钵；“畜七日药过限戒”，指因病食用“七日药”（指“酥、油、生酥、蜜、石蜜”）不得超过七日；“回僧物入己戒”，指不得明知是僧众的物品，而据为己有。
（5）波逸提法。《巴利律》作“九十二波逸提法”、《四分律》作“九十单提法”、《五分律》作“九十一堕法”、《僧祇律》作“单提九十二事法”、《十诵律》作“九十波夜提法”、《根有律》作“九十波逸底迦法”，戒条数目在九十条至九十二条之间。就内容而言，各律均有的戒条为九十条（《巴利律》比《四分律》多“辄入尼处教授戒”、“回僧物与人戒”二条）；就排序而言，除第一条（“小妄语戒”）至第三条（“两舌语戒”）、第十一条（“伐草木戒”）、第十四条（“露地敷僧物不举戒”）、第十五条（“房内敷僧物不举戒”）、第十八条（“坐脱脚床戒”）、第二十一条（“僧不差而教授尼戒”）、第二十二条（“为尼说法至暮戒”）相同以外，其余则有出入（详见表5）。
主要戒条有：“小妄语戒”，指不得故意说虚妄不实的言语（此戒与“波罗夷法”中的“大妄语戒”的区别在于，说已得“上人法”以外的其他妄语）；“毁呰语戒”，指不得毁谤侮辱他人；“两舌语戒”，指不得挑拨离间；“掘地戒”，指不得挖掘或教人挖掘土地；“伐草木戒”，指不得砍伐或教人砍伐草木；“独与尼屏处坐戒”，指不得单独与一个比丘尼同坐在隐蔽处；“足食戒”，指不得在正食饱足离座后，不作“余食法”而再受食；“非时食戒”，指不得在“非时”（指每日正午之后至次日黎明之前）内受用正食；“索美食戒”，指不得为自己乞索美食；“饮酒戒”，指不得饮酒；“轻慢不受谏戒”，指不得轻慢比丘，拒不受谏；“著不坏色衣戒”，指不得穿着未染成青、黑、木兰三种“坏色”的新衣；“故杀畜生戒”，指不得故意杀害畜生；“覆他粗罪戒”，指不得明知比丘犯有“粗恶罪”（指波罗夷罪或僧残罪），而作“覆藏”（隐瞒）；“与未满二十岁受具戒”，指不得为未满二十岁的人授具足戒；“随顺被举人戒”，指不得明知比丘被僧众举罪摈出住地，仍与之共语、共食、共宿、共事；“拒劝学戒”，指不得拒绝习学戒法的劝谏；“毁毗尼戒”，指不得毁谤“杂碎戒”（又称“微细戒”，此处指“波罗夷法”、“僧残法”以外的其他戒法）；“不与欲戒”，指不得在僧众“断事”（议决僧事）时，不“与欲”（指委托他人表示自己赞同僧众所作事的意愿，亦即请假），就离去；“捉金银戒”，指不得捉取遗落在寺院和住处之外的宝物等。
（6）波罗提提舍尼法。《巴利律》作“四波罗提提舍尼法”、《四分律》作“四提舍尼法”、《五分律》作“四悔过法”、《僧祇律》作“四提舍尼法”、《十诵律》作“四波罗提提舍尼法”、《根有律》作“四波罗底提舍尼法”，均为四条。戒条的内容相同；戒条的排序，除《僧祇律》以外，其余均相同（详见表6）。
这四条戒是：“从非亲尼受食戒”，指不得在街巷或俗家从“非亲里”（没有亲戚和乡里关系）的比丘尼手里接受食物并食用；“受尼指授食戒”，指不得在俗家受用比丘尼偏心指授的食物；“学家受食戒”，指不得违反僧众的约定，不受请而到家境贫困的某居士家受食；“恐怖兰若受食戒”，指不得在偏僻恐怖的兰若（指山寺）安坐受食（即不得让施主冒险送食）。
（7）众学法。《巴利律》作“七十五众学法”，《四分律》、《五分律》作“百众学法”（二律条数相同，而内容不同，《四分律》有关于礼敬佛塔的戒法二十六条，为其他各律所无），《僧祇律》作“六十六众学法”，《十诵律》作“一百七众学法”，《根有律》作“四十三众学法”（此据每一戒条之末必有的“应当学”，出现一次作一条统计，其中有些是综合性的戒条，若分拆单列，则有九十五条），戒条数目在四十三条至一百七条之间。就内容而言，各律均有的戒条为“不齐整著内衣戒”等三十七条，其余则有出入；就排序而言，只有第一条是相同的，其余均不同（详见表7）。
主要戒条有：“不齐整著内衣戒”，指不得不齐整穿着内衣（又称“涅槃僧”、“裙”）；“不齐整著三衣戒”，指不得不齐整穿着“三衣”（指僧伽梨、郁多罗僧、安陀会）；“不覆身入白衣舍戒”，指不得衣服不覆身前往俗家（又称“白衣舍”）；“不覆身白衣舍坐戒”，指不得衣服不覆身在俗家坐；“顾视入白衣舍戒”，指不得左右顾视前往俗家；“顾视白衣舍坐戒”，指不得左右顾视在俗家坐；“高声入白衣舍戒”，指不得高声大唤前往俗家；“高声白衣舍坐戒”，指不得高声大唤在俗家坐；“摇身入白衣舍戒”，指不得摇晃身体前往俗家；“摇身白衣舍坐戒”，指不得摇晃身体在俗家坐；“叉腰入白衣舍戒”，指不得以手叉腰前往俗家；“叉腰白衣舍坐戒”，指不得以手叉腰在俗家坐；“不用意受食戒”，指不得不专意受食；“溢钵受饭戒”，指不得溢钵受食；“挑钵中食戒”，指不得挑刳钵中的食物；“大抟食戒”，指不得大口吞食；“含食语戒”，指不得含饭说话；“遗落饭食戒”，指不得遗落饭食；“嚼饭作声戒”，指不得嚼饭出声；“污手捉食器戒”，指不得用脏手拿食器；“为持盖人说法戒”，指不得为持伞人说法；“为持刀人说法戒”，指不得为持刀人说法；“为骑乘人说法戒”，指不得为骑乘人说法；“为裹头人说法戒”，指不得为裹头人说法；“人在高座己在下座说法戒”，指人在高座，己在下座不得说法；“人坐己立说法戒”，指人坐己立不得说法；“立大小便戒”，指不得站立大小便；“生草上大小便戒”，指不得在生草上大小便；“水中大小便戒”，指不得在净水中大小便等。
（8）灭诤法。《巴利律》、《四分律》、《五分律》、《僧祇律》、《十诵律》、《根有律》均作“七灭诤法”，为七条。戒条的内容相同；戒条的排序，《巴利律》、《四分律》、《四分律》三部相同，其余三部则不同（详见表8）。
这七条戒是：“现前毗尼”，指当事人到场，以教法和戒律为依据，当面作出裁决；“忆念毗尼”，指允许被举罪比丘忆述事情的经过；“不痴毗尼”，指对比丘在精神失常时的行为不予追究（这与各戒共同的“开缘”，即不作为犯戒的开许条件所说的“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无犯”，是相同的）；“自言治毗尼”，指允许被举罪比丘自言过失或作申辩；“多觅罪相毗尼”，指用投筹（“行舍罗”）表决的方式，少数服从多数；“觅罪相毗尼”，指如实地举发比丘的犯罪情况；“如草覆地毗尼”，指争论双方各自忏悔谦让，达成和解。
（三）比丘尼戒的条文
（1）波罗夷法。《巴利律》、《四分律》、《五分律》、《僧祇律》、《十诵律》作“八波罗夷法”，《根尼律》作“八波罗市迦法”，均为八条。戒条的内容相同，而排列顺序则有出入。其中，前五条（“淫戒”至“摩触男子戒”）的顺序相同，末三条（“覆藏比丘尼重罪戒”至“八事成犯戒”）则不同（详见表9）。八条中，前四条是与比丘相同的“共戒”（仅对戒条文句中的主体和男女称谓作相应的改动，如“比丘”改为“比丘尼”等），后四条是比丘尼独有的“不共戒”。
所说的“共戒”有：“淫戒”、“盗戒”、“杀戒”、“大妄语戒”。“不共戒”有：“摩触男子戒”，指不得有“染心”（又称“染污心”、“漏心”，指淫欲心），与有“染心”男子的身体，摩触受乐；“覆藏比丘尼重罪戒”，指不得明知比丘尼犯波罗夷罪，而作“覆藏”（指隐瞒）；“随顺被举比丘戒”，指不得明知比丘被僧众举罪摈出住地，仍作“随顺”（指提供资具），并在尼众作三次劝谏时，仍不悔改；“八事成犯戒”，指不得有“染心”，与有“染心”男子行“捉手、捉衣、入屏处、共立、共语、共行、或身相倚、或共期”八事。
（2）僧残法。《巴利律》、《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作“十七僧残法”，《僧祇律》作“十九僧残法”，《根有律》作“二十僧伽伐尸沙法”，戒条数目在十七条至二十条之间（均因戒条的分合不同所致）。各律都有的戒条，为十七条。其中，有七条为“共戒”（《僧祇律》没有“污家摈谤违谏戒”，作六条），其余则为“不共戒”。“共戒”的排序，除《僧祇律》是分作三处以外，其他各律都是分作二处，与“不共戒”穿插着编排的；“不共戒”的排序，各律均不同（详见表10）。
所说的“共戒”有：“媒人戒”、“无根波罗夷谤戒”、“假根波罗夷谤戒”、“破僧违谏戒”、“助破僧违谏戒”、“污家摈谤违谏戒”、“恶性拒僧违谏戒”。“不共戒”有：“诣官相讼戒”，指不得出面到官府，与俗人或出家人行诉讼；“度贼女出家戒”，指不得明知对方是犯罪者（“贼女”、“有罪女”），仍然度她出家；“四独戒”，指不得独渡水、独入村、独宿、独行；“界外为被举尼解摈戒”，指不得明知比丘尼被僧众举罪驱摈，而在界外为她解罪；“受染心男子食戒”，指不得有“染心”（指淫欲心），从明知有“染心”的男子手里接受食物；“劝受染心男子食戒”，指不得劝说从有“染心”男子手里接受食物；“瞋舍三宝违谏戒”，指不得因诤怀恨而舍“三宝”（指佛、法、僧），并在僧众作三次劝谏时，仍不悔改；“发诤谤僧违谏戒”，指不得因诤怀恨而谤僧，并在僧众作三次劝谏时，仍不悔改；“同住行恶违谏戒”，指不得二尼同住共作恶行，并在僧众作三次劝谏时，仍不悔改；“助同住行恶违谏戒”，指不得帮助二尼同住共作恶行，并在僧众作三次劝谏时，仍不悔改。
（3）尼萨耆波逸提法。《巴利律》、《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作“三十舍堕法”，《僧祇律》作“三十尼萨耆波夜提法”（又作“三十事”），《根尼律》作“三十三泥萨祇波逸底迦法”，除《根尼律》以外，戒条均为三十条。这些戒条中的“共戒”，除《僧祇律》、《根尼律》作十九条以外，其余均作十八条。“共戒”的排序，除《僧祇律》是分作三处，与“不共戒”穿插着编排以外，其他各律都是编在一处的；“不共戒”中，各律均有的戒条，仅有“畜长钵戒”、“乞贵价重衣戒”、“乞贵价轻衣戒”三条，其余戒条无论是内容，还是排序，均出入较大（详见表11）。
所说的“不共戒”主要有：“乞此物更索他物戒”，指不得乞得此物后，要求更换成他物；“为营寺乞作他用戒”，指不得将居士施与造寺堂的资财，改作他用；“为僧食乞作他用戒”，指不得将居士施与的僧食，改作他用；“畜长钵戒”，指不得超过一日不作“净施”而蓄存“长钵”（此戒与比丘戒“畜长钵过限戒”的区别在于“过限”的时间为一日，而比丘戒为十日）；“多畜器物戒”，指不得蓄存多余的器物（允许蓄存的是“十六枚器”，即大釜、大瓫、小釜、小瓫、水瓶、洗瓶、盖、杓等十六种器物）；“非时衣戒”，指不得将“非时衣”当作“时衣”来分（又称“非时摄施戒”，“时衣”指“无迦絺那衣者”于安居结束日“自恣”后一个月内受施的衣物，“有迦絺那衣者”于“自恣”后五个月内受施的衣物；“非时衣”指除上述以外的时间受施的衣物）；“乞贵价重衣戒”，指不得乞索贵价的“重衣”（指“障寒衣”）；“乞贵价轻衣戒”，指不得乞索贵价的“轻衣”（指“障热衣”）等。
（4）波逸提法。《巴利律》作“一百六十六波逸提法”，《四分律》作“一百七十八单提法”，《五分律》作“二百十堕法”，《僧祇律》作“一百四十一波逸提法”，《十诵律》作“一百七十八波夜提法”，《根尼律》作“一百八十波逸底迦法”。戒条数目在一百四十一条至二百十条之间。这些戒条中的“共戒”，《四分律》、《五分律》作六十九条；《巴利律》、《僧祇律》作七十条；《十诵律》作七十一条；《根尼律》作七十二条。其余则为“不共戒”。“共戒”的排序，都是集中编在一起的，除《巴利律》是放在此类戒法的末尾以外，其他各律都是放在初首的。“不共戒”中，各律均有的戒条，仅有“啖蒜戒”等二十八条，其余戒条无论是内容，还是排序，均出入较大（详见表12）。
所说的“不共戒”主要有：“啖蒜戒”，指不得食用大蒜；“生草上大小便戒”，指不得在生草上大小便；“往观歌舞伎乐戒”，指不得往观歌舞伎乐；“独与男子屏处立语戒”，指不得单独与一男子在隐蔽处并立说话；“独与男子耳语戒”，指不得遣去同伴，单独与一男子并立耳语；“不察辄诘戒”，指不得不审察实情就嫌责他人；“因诤咒他戒”，指不得因诤结恨而诅咒他人；“因诤捶胸啼哭戒”，指不得因诤而捶胸哭泣；“遮止出迦絺那衣戒”，指不得阻止舍出迦絺那衣（又称“功德衣”，“出迦絺那衣”表示不再享有受功德衣的五种利益）；“同住有病不瞻视戒”，指不得不瞻视同住的患病比丘尼；“不往僧中受教诫戒”，指不得不往比丘僧中求教诫；“为未满二十岁童女授具戒”，指不得为未满二十岁的出家女子授具足戒；“为未学戒二年童女授具戒”，指不得为未经学戒（学“式叉摩那六法”）二年的出家女子授具足戒；“未满十二年戒腊辄度人授具戒”，指戒腊未满十二年的比丘尼，不得度人授具足戒；“满十二年戒腊僧未许辄度人授具戒”，指戒腊满十二年的比丘尼，未经僧众许可，不得度人授具足戒；“畜白衣妇女装饰物戒”，指不得使用俗家妇女的装饰物；“以香涂摩身戒”，指不得用香油涂抹身体；“不著僧祇支入村戒”，指不得不穿“僧祇支”（指掩腋衣）便入村落等。
（5）波罗提提舍尼法。《巴利律》、《四分律》、《五分律》、《僧祇律》、《十诵律》作“八波罗提提舍尼法”，《根尼律》作“十一波罗底提舍尼法”，除《根尼律》以外，戒条均为八条。各律均有的戒条为“无病乞酥戒”等七条，但排序则有出入。所收戒条的主题，虽然和僧戒“波罗提提舍尼法”一样，也是有关饮食方面的，但戒条的具体内容则无一相同，全是比丘尼独有的“不共戒”（详见表13）。
主要戒条有：“无病乞酥戒”，指无病不得乞酥（从酪而出，包括生酥、熟酥）而食；“无病乞油戒”，指无病不得乞油（指植物油和油脂）而食；“无病乞蜜戒”，指无病不得乞蜜（指蜂蜜）而食；“无病乞鱼戒”，指无病不得乞鱼而食；“无病乞肉戒”，指无病不得乞肉（此指“三种净肉”，即“不见”、“不闻”、“不疑”是为我故杀之肉）而食；“无病乞乳戒”，指无病不得乞乳（从牛而出）而食；“无病乞酪戒”，指无病不得乞酪（从乳而出）而食等。
（6）众学法。尼戒“众学法”，《巴利律》、《四分律》、《五分律》、《僧祇律》、《十诵律》、《根尼律》均作“共戒”。除一二条例外，其他戒条的内容与排序，均与各律的僧戒“众学法”相同。其中，《僧祇律》僧戒“众学法”中的“生草上大小便戒”、“水中大小便戒”二条，因已被编入尼戒“波逸提法”中，律典是将它们从尼戒“众学法”中去除的（僧戒“众学法”作六十六条，而尼戒“众学法”则作六十四条）；《四分律》、《五分律》僧戒“众学法”中的“生草上大小便戒”，也被编入尼戒“波逸提法”中，但律典未将此戒从尼戒“众学法”中去除（为保持原貌，今只作说明，不作删改）。
（7）灭诤法。尼戒“灭诤法”，《巴利律》、《四分律》、《五分律》、《僧祇律》、《十诵律》、《根尼律》，均作“共戒”。其内容和排序，全与各律的僧戒“灭诤法”相同。
三、僧团的制度和行事
佛教的“止持戒”，主要是针对佛弟子的个人行为制立的，而佛教的“作持戒”，主要是针对僧团大众的集体行为制立的。僧团是出家佛弟子的团体，而出家是一种“功德”、“善举”，故“作持戒”所制立的僧团制度和行事，性质上属于“作善”的“律”，凡是僧团成员，也必须像“止持戒”那样，加以受持。有关“作持戒”的内容，主要见载于广律中的“犍度”。其内容之丰富，可以说，每项僧团制度都足以写成长篇专论。限于篇幅，以下将先总述有关僧团制度和行事的资料（“毗尼摩得勒伽”和“犍度”），然后别叙受戒制度、布萨制度、安居与自恣制度、羯磨制度、衣食制度等重要的僧团制度。
（一）“毗尼摩得勒伽”和“犍度”
佛制立的僧团的各项制度和行事，最初的类集，被称为“毗尼摩得勒伽”，意为律的“本母”，指僧团制度和行事的纲目（实为纲目的解释）。“摩得勒伽”是“论义”的别称，它既可用于诠释“经”（又称“法”），也可用于诠释“律”，故“经”和“律”各有“摩得勒伽”。从今传的律典来看，“毗尼摩得勒伽”的叙述形式，有先列“本母”总目（又称“标目”），然后逐一解释事项的，例如《萨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卷五；有未列“本母”总目，但行文所释事项，实际上是以“本母”为序展开的，例如《十诵律·比尼诵》、《毗尼母经》；也有先逐一解释事项，然后以“摄颂”的形式给出“本母”的，例如《摩诃僧祇律》。
在“毗尼摩得勒伽”的基础上，渐次集成，便形成了广律中的“犍度”。“犍度”，意为“篇”、“聚”、“品”等，是律典和论典均使用的术语，从唐义净将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单篇“犍度”，均译作某“事”，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安居事》、《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随意事》等来看，律典中的“犍度”又称“律事”，指僧团的制度和行事的分类编集。“毗尼摩得勒伽”是律事的细项，而“犍度”则是包纳细项的大类。
今传的六部广律中，《巴利律》、《四分律》、《五分律》、《根有律》的“律事”，对“作持戒”的叙述，均采用“犍度”形式；而《僧祇律》则采用“毗尼摩得勒伽”形式；《十诵律》在“犍度”（书中称之为“法”）之外，仍保存了“毗尼摩得勒伽”的内容。采用“犍度”形式的，所叙的律事相对集中，各律“犍度”之间的对应关系，也较为明显；采用“摩得勒伽”形式的，所叙的律事相对分散，它与“犍度”的对应关系，较为复杂。其中，南传巴利文《律藏》中的“犍度”，分为“二十二犍度”，类目较为齐整。故以下以巴利文《律藏》为例，将各“犍度”的大致内容，作一概述，其他各律“犍度”或“摩得勒伽”的内容，可根据对应关系加以推知（详见表14）：
1．《大品》。下分十犍度。（1）《大犍度》（又称《受戒犍度》），叙述佛早期的教化事迹、出家受戒方面的制度和行事。（2）《布萨犍度》（又称《说戒犍度》），叙述僧众每半月一次“说戒”方面的制度和行事。（3）《入雨安居犍度》（又称《安居犍度》），叙述“夏安居”方面的制度和行事。（4）《自恣犍度》，叙述“自恣”方面的制度和行事。（5）《皮革犍度》，叙述僧众使用皮革制品方面的制度和行事。（6）《药犍度》，叙述僧众饮食医药方面的制度和行事。（7）《迦絺那衣犍度》，叙述僧众受舍“迦絺那衣”（又称“受功德衣”，指受领赏与结夏僧众、象征五项权利的法衣）方面的制度和行事。（8）《衣犍度》。叙述僧众衣服方面的制度和行事。（9）《瞻波犍度》，叙述佛在瞻波国时，因迦尸国婆沙婆村“旧比丘”（指当地比丘）迦叶姓（又称“姓迦叶”）被“客比丘”（指外来比丘）作羯磨非法举罪之事，而制立的有关如何作“如法和合羯磨”方面的制度和行事。（10）《憍赏弥犍度》（又称《拘睒弥犍度》），叙述佛在憍赏弥（又称“拘睒弥”）国时，因该国僧众争论某比丘是否犯罪分裂成两派之事，而制立的有关“举罪比丘”（指举发他人犯罪者）和“被举比丘”（指被举发犯有罪者）及“随被举比丘”（指随顺被举人者）各自“应作”或“不应作”方面的制度和行事。
2．《小品》。下分十二犍度。（1）《羯磨犍度》（又称《呵责犍度》），叙述佛因舍卫国比丘盘那、卢醯那挑动僧众斗诤等事，而制立的有关治罚恶行的七种羯磨（指“呵责羯磨”等）方面的制度和行事。（2）《别住犍度》（又称《覆藏犍度》），叙述犯“僧残罪”的覆藏者，在受处罚的“别住”（指犯罪者须离众别住一处）期间不得享有的权利（又称“夺三十五事”，即剥夺三十五项权利）方面的制度和行事。（3）《集犍度》（又称《人犍度》），叙述对犯“僧残罪”者作处罚方面的制度和行事。（4）《灭诤犍度》，叙述“七灭诤”方面的制度和行事。（5）《小事犍度》（又称《杂犍度》），叙述僧众日常生活资具、杂事方面的制度和行事。（6）《卧坐具犍度》（又称《房舍犍度》），叙述僧众房舍和卧具的造作、分配、使用、管理、修治等方面的制度和行事。（7）《破僧犍度》，叙述佛就提婆达多（又称“调达”，佛的叔父斛饭王之子、阿难的兄长）“破僧”（指破坏和合的僧团）事而制立的相关制度。（8）《仪法犍度》（又称《法犍度》），叙述僧众日常生活中行仪规范（又称“威仪”）方面的制度和行事。（9）《遮说戒犍度》（又称《遮犍度》），叙述遮止（指制止）犯罪比丘参与布萨日说戒活动方面的制度和行事。（10）《比丘尼犍度》，叙述比丘尼方面的制度和行事。（11）《五百犍度》（又称《集法毗尼五百人》），叙述佛入灭后的当年雨安居期间，在王舍城举行的由摩诃迦叶（又称“大迦叶”）主持、五百比丘参加的“第一次结集”（又称“王舍城结集”）的情况。（12）《七百犍度》（又称《七百集法毗尼》），叙述佛入灭后一百年时，在毗舍离城举行的由耶舍发起、七百比丘参加，旨在解决戒律争端的“第二次结集”（又称“毗舍离城结集”）的情况。
有关佛教的僧团制度，除见载于上述部派广律的“毗尼摩得勒伽”和“犍度”以外，也见载于羯磨法、威仪法、律论等单本律典。
（二）受戒制度
“受戒”，指的是通过一定的仪式，接受佛制立的戒法。受戒有“渐受戒”（又称“渐次戒”）和“顿受戒”（又称“顿立戒”）之分，小乘佛教的“七众别解脱戒”都是依信众的层次逐步、分级受持的戒法，性质上属于“渐受戒”；只有大乘佛教的“菩萨戒”，是不依信众的层次而直接受持的戒法，性质上属于“顿受戒”。其中，“三归依”（又称“三归戒”）是一切佛教信众，不论在家或出家，都要首先受持的最基本的戒法。在此基础上，出家众可以分别受持“十戒”（如沙弥、沙弥尼）、“六法”（如式叉摩尼）、“具足戒”（如比丘、比丘尼）；在家众（优婆塞、优婆夷）可以受持“五戒”、“八戒”。此外，有些汉译律典（如《十诵律》、《萨婆多毗尼毗婆沙》、《毗尼母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佛阿毗昙经》、《沙弥十戒法并威仪》等）还规定，沙弥、沙弥尼在受“十戒”之前，也须受持属于在家戒的“五戒”。这样，“五戒”也成了“道俗共戒”（见北宋道诚《释氏要览》卷上）。
由于在“七众别解脱戒”中，比丘、比丘尼受持的“具足戒”层次最高，因此，在律典中，无论是“毗尼摩得勒伽”，还是“犍度”，都是将“受具足戒法”，作为僧团制度的首项，加以叙述的。《十诵律》卷五十六列举了佛教史上“十种受具足戒”的方法，说：
佛在王舍城，语诸比丘：十种明具足戒。何等十？佛世尊自然无师，得具足戒；五比丘得道，即得具足戒；长老摩诃迦叶自誓，即得具足戒；苏陀随顺答佛论故，得具足戒；边地持律第五（指五人授具中，须有一人为羯磨师），得受具足戒；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受八重法，即得具足戒；半迦尸尼遣使，得受具足戒；佛命善来比丘，得具足戒；归命三宝已，三唱我随佛出家，即得具足戒；白四羯磨得具足戒，是名十种具足戒。（《大正藏》第二十三卷，第410页上）
这里说的“十种受具足戒”，归纳起来，就是：（1）“无师受具”。指佛无师而得具足戒。（2）“得道受具”。指阿若憍陈如等五比丘体悟“四谛”之理而得具足戒。（3）“自誓受具”。指摩诃迦叶自誓而得具足戒。（4）“问答受具”。指苏陀通过回答问题而得具足戒。（5）“五众受具”。指边远地区由僧众五人，即“三师二证”作“白四羯磨”而得具足戒。（6）“八重受具”。指佛的姨母摩诃波阇波提领受“八敬法”而得具足戒。（7）“遣使受具”。指半迦尸尼遣使求受而得具足戒。（8）“善来受具”。指由佛呼唤“善来比丘”而得具足戒。（9）“三唱受具”。指作“三归依”后，三唱“我随佛出家”而得具足戒。（10）“十众受具”。指“十众受具”，即非边远地区由僧众十人，即“三师七证”作“白四羯磨”而得具足戒。
上述十种受具足戒法中，“无师”、“得道”、“自誓”、“问答”、“八重”、“遣使”、“善来”、“三唱”八种受具足戒的方法，是佛在世时才有的事例；只有“十众”、“五众”两种受具足戒的方法，是佛在世时制立并为后世沿用的，即非边远地区用“十众受具”，边远地区用“五众受具”，授戒时须作“白四羯磨”（指羯磨师将事情向僧众报告一次，再征询意见三次，若僧众同意则默然，不同意则说，三次征询意见皆默然，即为决议），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白四羯磨受具足戒法”。
授具足戒，包括授者和受者两个方面（汉译律典中“授”、“受”不分，均作“受”），两者都有相应的资格要求。对授具足戒者来说，必须具备“三师七证”。“三师”指的是：（1）“戒和尚”（“和尚”又作“和上”）。又称“得戒和尚”、“具足戒和尚”，指求受具足戒者的“亲教师”，须具备十年以上戒腊和相应的德行（出家女子的戒和尚须具备十二年以上戒腊和相应的德行）。（2）“羯磨师”。又称“羯磨阿阇梨”、“受戒阿阇梨”，指授戒时作羯磨的“轨范师”。（3）“教授师”。又称“教授阿阇梨”、“屏教阿阇梨”，指授戒时教授威仪的“轨范师”。“羯磨师”、“教授师”须具备五年以上戒腊和相应的德行。“七证”，指七位“尊证师”，又称“尊证阿阇梨”、“证明师”，即七位充任授具足戒见证人的大德。
对受具足戒者来说，须年满二十岁，没有不得受具足戒的各种情况。这些情况分为两类：一类因自性之恶而造成的不得受具足戒的情况，称为“难事”，据《四分律》卷三十五所列有十三种，称为“十三难”（又称“十三重难”）；另一类是因非自性之恶而造成的不得受具足戒的情况，称为“遮事”，据《四分律》所列有十种，称为“十遮”（又称“十轻遮”，细分作“十六轻遮”）。在授具足戒之前，僧团须以“问遮难”的方式，逐一询问这些情况，以确定其是否具备受具足戒的条件。
“问十三难”，询问的是下列情况：（1）有无“犯边罪”（指犯不可治罪，即“四波罗夷罪”）。（2）有无“犯比丘尼”（指侵犯比丘尼）。（3）是否“贼心入道”（指为利养或盗法而出家）。（4）有无“坏二道”（指破坏外道和内道）。（5）是否“黄门”（指男根有缺陷者）。（6）是否“杀父”（指杀父亲）。（7）是否“杀母”（指杀母亲）。（8）是否“杀阿罗汉”（指杀得道高僧）。（9）是否“破僧”（指破坏和合的僧团）。（10）是否“恶心出佛身血”（指损伤佛身）。（11）是否“非人”（指鬼神）。（12）是否“畜生”（指龙王等）。（13）是否“有二形”（指同具男女二根，即两性人）。
“十遮”，询问的是下列情况：（1）“汝字何等”（指名字叫什么）。（2）“和尚字谁”（指戒和尚是谁）。（3）“汝年满二十未”（指是否年满二十岁）。（4）“三衣、钵具不”（指是否具备衣钵）。（5）“父、母听汝不”（指父母是否同意出家）。（6）“汝不负债不”（指是否负债）。（7）“汝非奴不”（指是否为奴仆）。（8）“汝非官人不”（指是否为官员）。（9）“汝是丈夫不”（指是否为男子）。（10）“有癞、痈疽、白癞、干痟、颠狂病不”（指有无五种病。后来，律宗人士又将“十遮”中“三衣、钵具不”、“父、母听汝不”各拆为二条、又将“有癞、痈疽、白癞、干痟、颠狂病不”拆为五条，作十六条，称之为“十六轻遮”，见后唐景霄《四分律钞简正记》卷七下《受戒篇》）。
“白四羯磨”授具足戒是一件隆重的大事，它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和仪式。据唐怀素《僧羯磨》卷上《授戒篇》记载，比丘戒的授戒次第是：（1）《受具戒请和上法》，指出家男子请求某大德作“和上”（指“戒和尚”）。（2）《请戒师法》，指出家男子请求某大德作“羯磨阿阇梨”（又称“羯磨师”、“戒师”，须具备五年以上戒腊和相应的德行，下同）。（3）《请教授师法》，指出家男子请求某大德作“教授阿阇梨”。（4）《安受戒人处所法》，指将出家男子安置在“眼见耳不闻处”检问。（5）《差教授师法》，指僧众推选某大德作出家男子的“教授师”。（6）《往彼问遮难法》，指教授师向出家男子“问遮难”（指询问有无“十三重难”、“十六轻遮”所列的不得受具足戒的各种情况，此为预审）。（7）《问已白僧法》，指教授师向僧众报告“问遮难”情况。（8）《从僧乞戒法》，指出家男子请求僧众授与具足戒。（9）《戒师白法》，指戒师（指“羯磨师”）在“问遮难”之前向僧众作告白。（10）《戒师问法》，指戒师向出家男子“问遮难”（此为复审）。（11）《正授戒法》，指戒师作“白四羯磨”向出家男子授具足戒。（12）《授戒相法》，指戒师向已受具戒的比丘说“四波罗夷法”。（13）《授四依法》，指戒师向已受具戒的比丘说“四依法”。
另外，比丘在受具足戒后的五年内，须依止戒和尚。和尚对弟子（“新受戒比丘”）当行“和尚法”（指和尚如何教护弟子的规制），弟子对和尚当行“弟子法”（指弟子如何承事和尚的规制）。其间，和尚若命终，弟子应另请阿阇梨作依止，阿阇梨对弟子当行“阿阇梨法”（内容与“和尚法”相同），弟子对阿阇梨当行“弟子法”等（以上见《四分律》卷三十三）。
（三）布萨制度
“布萨”，音译又作“逋沙他”、“褒洒陀”、“布萨陀婆”等，意译“净住”、“长养”、“长养清净”、“斋”、“说戒”等，指佛教僧团每半月一次（农历每月十五日、二十九日或三十日）的集会说戒活动，以及在家信众在“六斋日”（农历每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受持“八关斋戒”的活动。
“布萨”原是古印度婆罗门修行者的斋日。据《四分律》卷三十五《说戒犍度》说，佛在罗阅城（又称“王舍城”）时，“外道梵志”（指佛教以外的“沙门”、“婆罗门”修行者）于每月三次（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集会说法，社会人士纷纷前往，进而成为他们的信徒。摩竭国瓶沙王见后，前往佛所，希望佛教也能定期集会说法。佛采纳了这一建议，决定也实行“月三时集（会），八日、十四日、十五日”，由僧众轮流说法。说法的内容为“契经”，以“说义”为主，“不具说文句”，最简略的说法也要说一偈。“极少下至说一偈。一偈者：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以上见《四分律》卷三十五《说戒犍度》）以后又决定“月八日、十四日说法，十五日布萨”（见《五分律》卷十八《布萨法》）。从而形成了僧团每半月一次集会说戒的制度。说戒的时间，通常定为“黑月十四日”（或“黑月十五日”）、“白月十五日”（见《根本说一切有部戒经》），这三天也称为“布萨日”。这里说的“黑月”（又称“黑分”）、“白月”（又称“白分”），并非是两个月，而是一个月的上半月和下半月。古印度历法以满月的翌日为一个月的开始，将每月的上半月称为“黑月”（与我国农历有半个月的错位，相当于农历当月十六日至三十日），将每月的下半月称为“白月”（相当于农历次月初一至十五日）。“黑月”、“白月”各有十五日。
最初的说戒，通常是由佛宣诵“略说教诫偈”（又称“教授波罗提木叉”、“偈布萨”），其偈文为：“善护于口言，自净其志意。身莫作诸恶，此三业道净。能得如是行，是大仙人道。”（见《四分僧戒本》）佛成道十二年以后，随着“淫戒”等根本大戒的制立，佛不再亲自说戒，改由佛弟子自行说戒，其内容为诵说佛制立的戒法条文（又称“威德波罗提木叉”）。以后又演化为诵说由说戒仪轨（指程序和仪式）与戒法条文组合而成的“戒经”。
“布萨”是僧团定期的集体活动，因此须有一套指导如何运作的规制。据《四分律》卷三十五、卷三十六所载，大致包括：说戒前，僧众应随住处，共集一处，根据自己所在的村邑、地理环境“结界”（指依羯磨划定作法的区域），结作“同一住处、同一说戒”的”大界”，唱告这一区域的四方标志物；“结界”的区域可根据情况作或大或小的变更，其方法是作羯磨，先舍旧界（即“解界”，解除原先划定的区域），再作新界（即重新“结界”；有关布萨结界所涉及的结解“大界”、“戒场”、“小界”的作法，详见曹魏昙谛译《羯磨》）；布萨日，若同一住处有比丘四人或四人以上时，应依“众僧说戒法”，广说戒经；若有比丘三人或二人时，应依“对首说戒法”，各共面对将表示自己行为清净的告白说三遍；若仅有比丘一人时，应依“心念说戒法”，独自将表示自己行为清净的告白口说或心念三遍；不得作“非法别众羯磨说戒”、“非法和合众羯磨说戒”、“法别众羯磨说戒”，应当作“法和合众羯磨说戒”；因病不能参加说戒的比丘，须“与欲”（委托他人表示自己赞同僧众所作事的意愿，亦即请假）、“与清净”（委托他人表示自己行为的清净）；说戒时，若遇到“王、贼、火、水、病、人、非人、恶虫”八难（八种意外情况），可以“略说戒”（指只说戒经的一部分）；说戒前，比丘若忆念有罪或对是否犯罪尚有疑问，应前诣清净比丘所，发露忏悔；说戒时，比丘若忆念有罪或对是否犯罪尚有疑问，应对邻座说，或作“心念”，待说戒结束后，如法忏悔等。此外，律中规定，犯罪比丘不得参加布萨日说戒等（见《四分律》卷四十六）。
（四）安居、自恣制度
“安居”，意译又作“夏安居”、“雨安居”、“坐夏”、“结夏”、“坐腊”等，指每年雨季四个月中的三个月，佛教僧众须定居一处、摄心修行，以免因雨季外出行游，而踩杀虫蚁草木。
印度一年分为“三时”（即三季，每季四个月），但对“三时”的划分，说法不同。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说，“正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为“热时”；“五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为“雨时”；“九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为“寒时”；而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上之三《受戒缘集篇》则说：“十二月十六日至四月十五日”，为“春”；“四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为“夏”；“八月十六日至十二月十五日”，为“冬”。两种说法，相差一个月。
每年夏季作三个月的“安居”，原是古印度婆罗门修行者的行事。有一次，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不分季节，到处行游，因夏季暴雨，河水上涨，连衣钵、坐具、针筒等随身物品，都被水漂走了。此事受到当地居士的讥讽，说“沙门释子”还不如“外道”，“外道”尚且知道“三月安居”，而“沙门释子，一切时春夏冬人间游行”，“蹈杀生草木，断他命根”。佛得知这一情况后，召集僧众，当众呵责了“六群比丘”，并宣布，“从今已去，听诸比丘三月夏安居”（见《四分律》卷三十七）。
“夏安居”有“二种安居”、“三种安居”之分。
（1）“二种安居”。指“前安居”、“后安居”。由于对印度“三时”的划分不同，有关前、后安居的时间也形成两说。《四分律》、《五分律》、《僧祇律》、《十诵律》同用一说，如《僧祇律》卷二十七说：“前安居，从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后安居，从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大正藏》第二十二卷，第451页中）《善见律毗婆沙》、《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安居事》同用一说，如《善见律毗婆沙》卷十七说：“梵本律，五月十六日为前安居，六月十六日后安居。”（《大正藏》第二十四卷，第793页中）
（2）“三种安居”。指“前安居”、“中安居”、“后安居”。《四分律》卷五十八说：“有三种安居：前安居、中安居、后安居。”（《大正藏》第二十二卷，第998页中）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上之三《受戒缘集篇》解释说：“四月十六日，是前安居；十七日已去至五月十五日，名中安居；五月十六日，名后安居。……前安居者，住前三月；后安居者，住后三月；虽不云中（指“中安居”）三月，然文中具明前后日数，中间不辨，于理自明。”（《大正藏》第四十卷，第38页中）
“夏安居”虽有“前”、“后”之别，但律典上一般要求结“前安居”。《五分律》卷十九说：“若无事，应前安居；有事，听后安居。”（《大正藏》第二十二卷，第129页中）《善见律毗婆沙》卷十八说：“前安居人，得受迦絺那衣；破安居人、后安居人不得。”（《大正藏》第二十四卷，第795页下）也就是说，只有结“前安居”的人，才能在安居结束后，享有“受迦絺那衣”（又称“受功德衣”）的权利，结“后安居”的人是没有此项权利的。
安居期间，僧众应定居一处，读诵经律，不得出界行游；若因“佛、法、僧”等事情需外出，须“受日”（指请假）。如在七日之内返回住地的，须向长老请求“受七日法”（指请假七日）；如超过七日的，须向僧众请求“受过七日法”（指请假“十五日”或“一月”），并经同意，方可成行。安居中，若因“留难”（指影响性命和修行的险难）而无法安居的，可移住他处，不作“破安居”处理等（以上见《四分律》卷三十七）。
“夏安居”结束之日为“自恣日”（“前安居”为农历七月十五日，“后安居”为农历八月十五日），僧众要举行“自恣”活动。“自恣”，意译“满足”、“喜悦”、“随意”，指请他人根据所见、所闻、所疑，任意举发自己所犯之罪，亦即请求他人批评举罪。自恣时，若同一住处有比丘五人或五人以上时，应作“僧法自恣”（即“众僧法”自恣），即先推选“受自恣人”，然后在“受自恣人”的主持下，从上座开始，僧众依次“三说自恣”（指将自恣告白说三遍），若有罪，应当如法忏悔；若有比丘二人至四人时，应作“对首自恣”（指各共面对作自恣）；若仅有比丘一人时，应作“心念自恣”；有比丘有病不能参加自恣活动的，应“与自恣”，委托他人表达自恣意愿；自恣时，如遭遇“八难”（指“王难、贼难、火难、水难、病难、人难、非人难、毒虫难”）等危难之事，允许“略说自恣”，即将自恣告白说二遍或一遍等（以上见《四分律》卷三十七、卷三十八）。
“自恣日”的次日（农历七月十六日）或一个月之内，僧众要举行“受迦絺那衣”活动。“迦絺那衣”，音译又作“羯耻那衣”，意译“功德衣”、“赏善罚恶衣”、“坚实衣”，指赏与坐夏僧众、象征五项权利的法衣。“受迦絺那衣”时，僧众须先推选“持功德衣人”，由他代表僧众集体受领“功德衣”，然后由“持功德衣人”持衣，让僧众依次扪摸，各自表示已受功德衣。僧众因结夏功德而“受迦絺那衣”，可以在此后的五个月（七月十六日至十二月十五日）之内享有五项权利（指开许做“五事”而不作为犯戒）。（1）“畜（蓄）长衣”。指蓄存“三衣”以外的多余的衣服。（2）“离衣宿”。指离三衣而过宿。（3）“别众食”。指比丘四人或四人以上别聚一处受正食。（4）“展转食”。指受正食以后，又到别处再食。（5）“食前食后不嘱比丘入聚落”。指正食前后，不告知同住比丘便入聚落。但这五种权利并非是一直可享有的，过了上述时间段，就要“舍迦絺那衣”，宣告权利的中止。此外，若本人持律谨严，也可提前作“心念”舍衣，自愿放弃原可享有的权利（以上见《四分律》卷四十三、《五分律》卷二十二）。
（五）羯磨制度
“羯磨”，意译“业”、“办事”、“作法办事”等，指僧团议决僧事的活动（也有人称之为“僧伽会议”）。“羯磨法”，又译“羯磨仪范”，指僧团议决僧事的作法，是贯通各项僧团制度的基础性法规。如唐慧苑撰《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二说：“羯磨，此云办事，谓诸法事，由兹成办。”（《大正藏》第五十四卷，第441页中）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十说：“羯磨者，其义何也？佛言：所由之事，谓即是因为彼作法，名为羯磨。”（《大正藏》第二十四卷，第499页下）
佛制立的羯磨法适用于僧团的各种行事，如“结界”（指划定作法的区域）、“解界”（指解除作法的区域）、“受戒”、“说戒”、“安居”、“自恣”、“受衣”、“受药”、“分房舍”、“忏罪”、“说净”（指将“长物”即超出规定蓄存的物品作净施），以及其他杂事（见曹魏昙谛译《羯磨》、康僧铠译《昙无德律部杂羯磨》等）。每一种羯磨的举行都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符合者为“如法羯磨”，不符合者为“非法羯磨”。如《毗尼母经》卷二说：
羯磨者，有四因缘，羯磨得成。一如法；二僧齐集；三如法白一（指白一羯磨）处白一，乃至白四（指白四羯磨）处白四，白四处不白三二一；四者众僧不来者与欲，众中无说难者。此四法成就，是名如法羯磨。（《大正藏》第二十四卷，第810页中）
意思是说，作羯磨须具备四种条件，方能成就：一是符合羯磨法的要求；二是同一界内的僧众全都聚集与会；三是针对不同的事情作不同的羯磨；四是因故不能参加羯磨者必须请假。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上之一《通辨羯磨篇》则进而提出：
一切羯磨，必须具四法：一法、二事、三人、四界。（《大正藏》第四十卷，第11页中）
意思是说，一切羯磨必须具备“法”、“事”、“人”、“界”四种条件，才能成立。（1）“法”。指羯磨的作法（略称“羯磨法”），即作羯磨时使用的文词和仪法，有“众僧法”、“对首法”、“心念法”三种。（2）“事”。指羯磨所要处理的事情，有“受戒”、“忏罪”、“说戒”、“自恣”、“结界”等。（3）“人”。指参加羯磨的人员，不同羯磨所要求的与会者的人数是不同的，有“四人僧”、“五人僧”、“十人僧”、“二十僧”等的区别。（4）“界”。指羯磨的场所，分为“作法界”、“自然界”二种。道宣的“羯磨四法”（又称“羯磨四缘”），不只是概括了羯磨的条件，同时也揭示了羯磨的内容要素，与《毗尼母经》的表述相比，显得更为周全。
一切羯磨都是靠人去运作的，故律典中特别强调同一界内的僧众都必须参加羯磨会议，并将是否达到规定的人数，视为羯磨是否成立的前提条件。如《四分律》卷四十四说：
有四种僧，四人僧、五人僧、十人僧、二十人僧。是中四人僧者，除自恣、受大戒、出罪，余一切如法羯磨应作；是中五人僧者，在中国除受大戒、出罪，余一切如法羯磨应作；是中十人僧者，除出罪，余一切如法羯磨应作；是中二十人僧者，一切羯磨应作。（《大正藏》第二十二卷，第886页上）
这就是说，若同一界内有比丘（或比丘尼）四人，就可以作除“自恣”、“受大戒”（指受具足戒）、“出罪”羯磨以外的各种羯磨；有五人，就可以作除“受大戒”、“出罪”羯磨以外的各种羯磨；有十人，就可以作除“出罪”羯磨以外的各种羯磨；有二十人人，就可以作一切羯磨。在多数情况下，僧人都是集体居住和生活的，有关僧团的各种重要的僧事法务，也是集体讨论决定的，因此，“羯磨”本质上属于“众僧羯磨”、“众僧羯磨法”（又称“众僧法”），它是佛教特有的和合议决僧事的民主制度。
“众僧羯磨”依照议决的方式（据所决事情的简繁轻重而定），分为“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三种（又称“三类”）。《十诵律》卷五十说：“有三羯磨，摄一切羯磨：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大正藏》第二十三卷，第369页中）同书卷五十六解释说：
白者，白众是事，故名白。有僧事，初向僧说，故名白。白羯磨者，受具足戒、布萨说戒、自恣等，是名白羯磨；白二羯磨者，若白已一唱说，如是白二羯磨（此句似当作“是一羯磨并白为二”），是名白二羯磨；白四羯磨者，若白已三唱说，是三羯磨并白为四，是名白四羯磨。（《大正藏》第二十三卷，第411页下）
这里所说的三种羯磨是：（1）“白羯磨”（又称“单白羯磨”）。指羯磨师将事情向僧众报告一次（即作一次告白，又称“单白”、“白一”，其末句为“白如是”），不必征询意见，即为决议。（2）“白二羯磨”（又称“一白一羯磨”）。指羯磨师将事情向僧众报告一次（此为“白一”，其末句为“白如是”），再征询意见一次（此为“一羯磨”），若僧众同意则默然（默许），不同意则说，征询意见时皆默然，即为决议（主持者当众宣布结果，其末句为“是事如是持”）。（3）“白四羯磨”（又称“一白三羯磨”）。指羯磨师将事情向僧众报告一次（此为“白一”，其末句均为“白如是”），再征询意见三次（此为“三羯磨”），若僧众同意则默然，不同意则说，三次征询意见皆默然，即为决议（羯磨师当众宣布结果，其末句为“是事如是持”）。
“众僧羯磨”又称“百一羯磨”，因“众僧羯磨”中，“白羯磨”有二十二种、“白二羯磨”有四十七种、“白四羯磨”有三十二种，总计为一百一种羯磨而得名。刘宋失译《大沙门百一羯磨法》说：“白羯磨二十四、白二羯磨四十七、白四羯磨三十，因羯磨不限百一，以类相从，不出百一羯磨之法。”（《大正藏》第二十三卷，第489页上）在部派律典中，使用“百一羯磨”之名，主要是说一切有部的经典（如《萨婆多毗尼毗婆沙》、《萨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等），从而表明“百一羯磨”最初可能是有部编集统计的。
“众僧羯磨”要求同一界内的比丘（或比丘尼）达到四人，方可作羯磨。那么，假如同一界内没有四人，那还要不要作羯磨呢？律典上认为，若是法定的“说戒”、“自恣”等活动，即使是人少，还是要作的。以“说戒”为例，《四分律》卷三十六说：
若四、若过四，应先白已，然后说戒；若有三人，各各相向说：今僧十五日说戒，我某甲清净，如是三说；若有二人，亦相向说：今僧十五日说戒，我某甲清净，如是三说；若有一人，应心念口言：今日众僧十五日说戒，我某甲清净，如是三说。（《大正藏》第二十二卷，第821页中）
意思是说，若同一界内有比丘四人或四人以上时，应依僧羯磨的程序和仪式说戒；有三人或二人时，应各共面对说戒；仅有一人时，应口唱心念说戒。虽说译文中尚没有使用“众僧法”、“对首法”、“心念法”三个名词，但已经有了这三种羯磨作法的内容。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上之一《通辨羯磨篇》，首次提出了依参加者人数而定的“众僧法”、“对首法”、“心念法”三种羯磨作法的概念。说：
法（指羯磨法）有三种。一心念法、二对首法、三众僧法。……心念法者，事是微小，或界无人，虽是众法及以对首，亦听独秉，令自行成无犯戒事。……言对首者，谓非心念之缘，及界无僧，并令对首，此通二三人或至四人（此指唯有“自恣法”中的“众僧法”要求有五人与会，若只有四人，则用“对首法”），如下说也，谓各共面对，同秉法也。言众法者，四人已上，秉于羯磨。（卷上之一《通辨羯磨篇》，《大正藏》第四十卷，第11页下）
这里所说的三种羯磨作法是：（1）“心念法”。此为同一住处仅有比丘一人时作的羯磨，采用一人口唱心念羯磨词的方式进行。（2）“对首法”。此为同一住处有比丘二三人时作的羯磨，或虽有多人，但只须对二人至三人作的羯磨（唯有“自恣法”中的“对首法”，对人数的要求是二人至四人），采用各共面对说羯磨词的方式进行。（3）“众僧法”。此为同一住处有比丘四人或四人以上时作的羯磨（唯有“自恣法”中的“众僧法”，对人数的要求是五人），依照“众僧羯磨”的程序和仪式进行。
南山宗提出的上述三种羯磨作法的概念，也得到了其他律宗人士的认同。其后，唐怀素撰《僧羯磨》、《尼羯磨》，爱同撰《弥沙塞羯磨本》，也在书中采用“对首法”、“心念法”的提法。唐义净在翻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随意事》、《根本萨婆多部律摄》时，亦采用了“对首法”的译名；翻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时，亦采用了“心念法”的译名。
至于“羯磨法”的总数，唐道宣《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卷上《集法缘成篇》的统计是：（1）“僧法羯磨”（又称“众僧羯磨”、“众僧法”）有一百三十四种。此中包括：“单白羯磨”三十九种、“白二羯磨”五十七种、“白四羯磨”三十八种。（2）“对首羯磨”（又称“对首法”）有三十三种。此中包括：“但对首法”（指本来就属于“对首法”）二十八种、“众法对首”（指本来属于“众僧法”，因“界中无人”，允许使用“对首法”）五种。（3）“心念羯磨”（又称“心念法”）有十四种。此中包括：“但心念法”（指本来就属于“对首法”）三种、“对首心念法”（指本来属于“对首法”，因“界中无人”，允许使用“心念法”）七种、“众法心念法”（指本来属于“众僧法”，因“界中无人”，允许使用“心念法”）四种。也就是说，以《四分律》为例，佛教“羯磨法”总计有一百八十四种。
佛教“羯磨法”的种类虽多，但就性质划分，不外乎“成善”和“治罪”二类。《十诵律》卷五十六说：
有二种羯磨。一治罪羯磨、二成善羯磨。治罪羯磨者，谓苦切羯磨、依止羯磨、驱出羯磨、下意羯磨、摈羯磨（包括“不见摈”、“不作摈”、“邪恶不除摈”），如是等苦恼羯磨，是名治罪羯磨。成善羯磨者，谓受戒羯磨、布萨羯磨、自恣羯磨、出罪羯磨、布草（指“七灭诤法”中的“如草覆地毗尼”）羯磨。如是等能成善法羯磨，是名成善羯磨。（《大正藏》第二十三卷，第410页中）
这里列举了七种治罪羯磨（均属于“僧法羯磨”中的“白四羯磨”）。一是“苦切羯磨”（又称“呵责羯磨”），指对犯罪者当众呵责并“夺三十五事”（即剥夺三十五项权利）；二是“依止羯磨”，指责成犯罪者依止某大德学律受教；三是“驱出羯磨”（又称“摈羯磨”），指将犯罪者从住地驱出；四是“下意羯磨”（又称“遮不至白衣家羯磨”），指责成犯罪者向受损恼的俗家忏悔道歉；五是“不见摈羯磨”（又称“不见罪举羯磨”），指对不认罪者予以举罪并摈出；六是“不作摈羯磨”（又称“不忏悔罪举羯磨”），指对不忏悔罪者予以举罪并摈出；七是“邪恶不除摈羯磨”（又称“不舍恶见举羯磨”），指对不舍恶见者予以举罪并摈出（末三种“摈羯磨”均属于“举罪羯磨”）。
除此以外，羯磨法著作如曹魏昙谛译《羯磨·除罪法》、唐道宣《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忏六聚法篇》等叙及的，责令犯“波罗夷”、“僧残”、“偷兰遮”、“波逸提”、“波罗提提舍尼”、“突吉罗”等罪者，作忏悔的各种“忏悔法”，实际上也是“治罪羯磨”。其实，“治罚制度”也是佛教僧团的重要制度之一，值得专题研究，以便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重振僧纪。
（六）衣食制度
早期佛教僧团的有关衣食住行的生活制度，是佛制立的“四依法”（又称“四圣种”）。（1）“依粪扫衣”。指穿着用冢间或巷陌拾到的废布，浣洗、染色后缝制的衣服（用以破除对衣服的贪著）。（2）“依乞食”。指每日乞食为生（中午之前乞食一次，用以破除对饮食的贪著）。（3）“依树下坐”。指常住于树下（用以破除对房舍卧具的贪著）。（4）“依腐烂药”（又称“陈弃药”、“尘弃药”、“残弃药”）。指用粪便药或废弃药治病（用以破除对医药的贪著）。“四依法”作为对出家者必须告知的僧团生活规制，起先是放在“白四羯磨”授具足戒之前的进行，由于它的要求比较严苛，即便是曾有“苦行”经历的“外道”，也望而生畏，直接影响僧众的扩大，因而后来佛又对“四依法”作了修订，在保持基本原则不变的情况下，放宽了一些限制，并将说“四依法”的顺序改在授具足戒结束以后。修订后的“四依法”，在“依粪扫衣”中，开许接受“檀越施衣”、“割坏衣”；“依乞食”中，开许受用“僧差食”、“檀越送食”、“月八日食”、“十四日食”、“十五日食”、“月初日食”、“僧众常食”、“檀越请食”；“依树下坐”中，开许住于“别房”、“尖头屋”、“小房”、“石室”、“两房一户”；“依腐烂药”中，开许服用“酥”、“油”、“生酥”、“蜜”、“石蜜”（以上见《四分律》卷三十五；《五分律》卷十七、《十诵律》卷二十一、《僧祇律》卷二十三等所列细项，与之略有出入）。
有关僧众的生活资具。佛教分为二种：一是“制物”，指佛制令必须随身受持的物品；二是“听物”，指佛开许随缘方便受持的物品。
“制物”，指的是“三衣一钵”。它们既是出家受戒的条件之一，也是出家后必备的生活用品。《僧祇律》卷八说：
出家离第一乐，而随所住处，常三衣俱，持钵乞食，譬如鸟之两翼，恒与身俱。（《大正藏》第二十二卷，第293页下）
“三衣”，指的是僧众必须受持的三种衣服，因它们是将布料割裁后缝缀的，故得名“割截衣”；因缝缀的形状如田畦一般，又得名“田相衣”；因它们须染成“青”（指铜青色）、“黑”（指黑泥色）、“木兰”（指赤而带黑色）三种“坏色”，通常又称之为“袈裟”（意为“坏色”、“不正色”）。（1）“安陀会”。又称“下衣”、“内衣”、“中宿衣”、“作务衣”等，指用五条布缝制而成的内衣，供日常作务或就寝时穿着。（2）“郁多罗僧”。又称“上衣”、“入众衣”等，指用七条布缝制而成的上衣，供礼诵、听讲、布萨时穿着。（3）“僧伽梨”。又称“大衣”、“重衣”、“杂碎衣”、“入聚落衣”等，指用九条布缝制而成的大衣（一说分上中下三品。九条、十一条、十三条为下品衣；十五条、十七条、十九条为中品衣；二十一条、二十三条、二十五条为上品衣），供入聚落时穿着。“钵”，又称“钵多罗”、“钵盂”、“应器”，指盛食的器物。
佛制立的比丘尼必须受持的物品，为“五衣一钵”，也就是在“三衣”的基础上增加“僧祇支”（又称“掩腋衣”，用于覆左肩）、“覆肩衣”（用于覆右肩）二衣（此据《四分律》卷二十七；《五分律》、《僧祇律》所说的“五衣”，是指“三衣”加上“僧祇支”、“雨浴衣”）。
此外，《十诵律》、《大沙门百一羯磨法》、《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等还提到僧众必须随身携带“六物”，即三衣、钵、尼师坛（又称“坐具”、“敷具”、“随坐衣”，指坐卧时敷于地上或卧具上的长方形布）、漉水囊（又称“水罗”，指滤水去虫的布袋）。故南山宗也将“三衣六物”作为“制物”的代称。
“听物”，指的是“百一众具”，即三衣六物之外的其他日常生活用品。由于规定每一种物品只得蓄存一件，故又名“百一资具”（若超过一件，就为“长物”，必须“说净”）。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下《二衣总别篇》说：
何名为制（指制物）？谓三衣六物。佛制令畜，通诸一化，并制服用，有违结罪（指不受持制物为犯戒）结罪。何名为听（指听物）？谓百一衣财，随报开许，逆顺无过（指不受持听物不犯戒），通道济乏也。就初分三，谓三衣、坐具、漉水袋也。后中分四，谓百一诸长、粪扫、俗施、亡五众衣，轻重等例。（《大正藏》第四十卷，第104页下）
属于“听物”的物品有：偏衫、裙、副裙、雨浴衣、覆疮衣、拭面巾、拭身巾、针筒、剃刀、伞、鞋、贮衣器、水瓶、澡罐、锡杖、扇、坐褥、卧褥、革屣等。
有关僧众的饮食。佛制立了“二食”、“四药”的受用规则。
“二食”，指的是“时食”、“非时食”，它是佛教对饮食时间所作的区分。《四分律》卷十四说：
时者，明相出，乃至日中。按此时为法四天下食亦尔。非时者，从日中，乃至明相未出。（《大正藏》第二十二卷，第662页下）
也就是说，“时”，指的是每日黎明之后至正午，此为合适的受用正食的时间，在这一时间内受食，称为“时食”；“非时”，指的是每日正午之后至次日黎明之前（“明相未出”），此为不合适的受用正食的时间，在这一时间内受食，称为“非时食”。对“时食”，佛要求行施“一食法”，日中一食，坐下吃饱后，不得再食。对“非时食”，佛是禁止的。沙弥、沙弥尼“十戒”中，有“尽形寿不非时食”；比丘、比丘尼具足戒“波逸提法”中，有“非时食者，波逸提”；即便是优婆塞、优婆夷受持的“八关斋戒”中，也有“一日一夜不非时食”。之所以如此强调“不非时食”，究其原因，一是当时婆罗门修行者都是“过午不食”的，如东晋失译《舍利弗问经》所说“诸婆罗门不非时食，外道梵志亦不邪食”；二是为了僧众的修行，如《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卷七说：“比丘从晨至（日）中，是乞食时，应入聚落，往来游行，故名为时。从（日）中至后夜后分，应静拱端坐，诵经坐禅，各当所业，非是行来入聚落时，故名非时。”（《大正藏》第二十三卷，第551页下）
“四药”，又称“四种药”，指的是“时药”、“非时药”（又称“时分药”、“夜分药”、“更药”）、“七日药”、“尽形寿药”（又称“形寿药”、“终身药”、“尽形药”），它是佛教对饮食种类所作的区分。“四药”之中，除“尽形寿药”是真正的药物以外，其他三种其实都是食物，之所以也称为“药”，是因为在佛教看来，一切食物都不是用来满足口腹之欲的享受，而是僧众资养色身，疗治饥渴病的药物。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下之二《四药受净篇》说：
言时药者，从旦至中，圣教听服，事顺法应，不生罪累；言非时药者，诸杂浆等，对病而设，时外开服，限分无违；七日药者，约能就法，尽其分齐（指界限），从以日限，用疗深益；尽寿药者，势力既微，故听久服，方能除患。（《大正藏》第四十卷，第117页下）
（1）“时药”。指在每日黎明之后至中午可以食用的食物。分为二类：一是“五种蒲阇尼”（又称“五种蒲膳尼”、“五啖食”、“五正食”）。《四分律》卷四十二指“饭、麨、干饭、鱼、肉”；《十诵律》卷二十六指“饭、麨、糒、鱼、肉”。二是“五种佉阇尼”（又称“五种佉陀尼”、“五种珂但尼”、“五嚼食”、“五不正食”），《四分律》卷四十二指“根食、茎食、叶食、华食、果食、油食、胡麻食、石蜜食、蒸食（又称“细末食”）”；《十诵律》卷二十六指“根食、茎食、叶食、磨食、果食”。此中作为“五正食”中的“鱼”、“肉”，小乘佛教分为“三种净肉”（又称“三净肉”）、“三种不净肉”（又称“三不净肉”）二类，区别对待。“三净肉”，指“不见”、“不闻”、“不疑”是为我故杀之肉，这是允许食用；“三不净肉”，指“见”、“闻”、“疑”是为我故杀之肉，这是不允许食用的（见《四分律》卷四十二）。后来，大乘佛教“废前教”，废除了原先允许食用的“三净肉”的规定，对一切肉食均加以禁断。如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四说：
（佛对迦叶说）从今日始，不听声闻弟子食肉。若受檀越信施之时，应观是食，如子肉想。……夫食肉者，断大慈种。（《大正藏》第十二卷，第386页上）
汉地佛教自梁武帝断禁肉食以后，也不再食肉，并成为制度。
（2）“非时药”（又称“时分药”、“夜分药”、“更药”、“非时浆”）。指在每日正午之后至次日黎明之前可以食用的果浆。通常称为“八种浆”，《四分律》卷四十二指“梨浆、阎浮（一作“阎婆”）浆、酸枣浆、甘蔗浆、蕤果浆、舍楼伽浆、婆楼师浆、蒲桃（葡萄）浆”；《十诵律》卷二十六指“周梨浆、茂梨浆、拘楼浆、舍楼浆、说波多浆、颇留沙浆、梨浆、蒲萄（葡萄）浆”。
（3）“七日药”（又称“含消药”）。指因病可在七日内食用的药物。《四分律》卷四十二指“酥（熟酥）、油（指植物油和油脂）、生酥、蜜（指蜂蜜）、石蜜（指糖）”五种药；《十诵律》卷二十六指“酥、油、蜜、石蜜”四种药。
（4）“尽形寿药”（又称“形寿药”、“终身药”、“尽形药”）。指因病可终身随时食用的药物。《四分律》卷四十三指“不任为食者”，即一切咸苦辛甘等不能充任日常食物的药物；《十诵律》卷二十六、卷四十六指“五种根药”（指“舍梨、姜、赤附子、波提鞞沙、菖蒲根”）、“五种果药”（指“诃梨勒、阿摩勒、鞞酰勒、胡椒、荜钵罗”）、“五种盐”（指“紫盐、赤盐、白盐、黑盐、卤土盐”）、“五种汤”（指“华汤、叶汤、根汤、茎汤、果汤”）、“五种树胶药”（指“兴渠胶、萨阇赖胶、底夜胶、底夜和提胶、底夜和那胶”；卷二十六中“尽形药”各项的排序和译名与之略有出入）。
佛教的僧团制度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变化而不断演进的。其中，一些基本的思想原则和重要事项是不变的，而与社会物质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具体事项则是不断调整的。
四、律藏的结集与传承
佛陀晚年在摩揭陀国王舍城耆阇崛山，召集比丘众聚会，对他们讲述了能使僧团保持兴盛而不衰退的“七不退法”、“六不退法”，以后便开始了最后的游化。他带领弟子们，在巴咤厘村（阿育王时成为摩揭陀国的都城华氏城）渡恒河，进入跋耆国，经拘利村、那提迦村，到达吠舍离。在吠舍离，佛接受了庵婆婆梨女施与的园林，并在竹林村入雨安居，其间他患了严重的痢病。佛预感到年寿即尽，雨季结束后，在大林重阁讲堂召集吠舍离附近的比丘众聚会，叮嘱他们对他所宣说的教法，“应善理解、实践、修习、宣布”。行至负弥城，佛又对比丘们讲说了“四大教法”（又称“四大广说”、“四种墨印”，下详）。在末罗国的波婆城，佛食用了铁匠准陀（又称“纯陀”、“周那”）供奉的“栴檀树菌茸”，剧痛痢血，行至拘夷那竭（又称“拘尸那迦”）城外的娑罗林而入涅槃（以上见南传巴利文《长部·大般涅槃经》）。入灭前，佛告诫弟子：“汝勿见我入般涅槃，便谓正法于此永绝，何以故？我昔为诸比丘，制戒波罗提木叉，及余所说种种妙法，此即便是汝等大师。”（东晋法显译《大般涅槃经》卷下，《大正藏》第二卷，第204页中）
（一）口诵佛经的由来
佛陀二十九岁出家修行，三十五岁觉悟成道而创立佛教，至八十岁时入灭，在中印度恒河中游一带传教达四十五年之久。足迹所至，东到瞻波国，西至拘楼国，南到拘睒弥国，北至迦毗罗卫国、舍卫国。虽说早在公元前一千二百年至公元前一千年之间，古印度就以婆罗门教的根本经典“四吠陀”（《梨俱吠陀》、《夜柔吠陀》、《沙摩吠陀》、《阿闼婆吠陀》）上使用的“梵语”（又称“吠陀梵语”、“雅语”）为正统的语言，但这只有婆罗门祭司等少数人才能阅读和使用的，一般民众使用是的本地的方言（又称“俗语”）。作为各宗教和哲学流派的教说，在当时都是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播的，这既是古印度的文化传统使然，也是因为用文字刻写抄录的代价过于昂贵所致（从后来的梵文经籍都是刻在贝叶、桦树皮上的，可以想见在无纸时代书写之不易）。佛陀一代言教，大致可以分为经法（通化内外）、戒律（唯制内众）二类，当时都是采用口诵的方式传播的，这便是“口诵佛经”（又称“口传佛经”）。“口诵佛经”使用的语种，主要是古印度十六大国中流传最广的摩揭陀语，这也是佛陀传教时使用的语言，此外，也有各地的方言，因为佛允许各地弟子使用方言，转述他的言教，前提是不违背原意。如同《四分律》卷五十二所说，“佛言：听随国俗言音所解，诵习佛经”（《大正藏》第二十二卷，第955页上）；《五分律》卷二十六也说，“佛言：听随国音读诵，但不得违失佛意”（同卷，第174页中）。
“口诵佛经”最初是以零散无序的单本形式，在社会上流传的。而佛在最后的游化途中，行至跋耆国负弥城宣说的“四大教法”中，已经明确提出，佛弟子对从“世尊”（指佛）、“僧伽长老”（指僧团长老）、“长老比丘等”（指众多长老）、“彼长老比丘”（指一位长老）那里听闻获得的、不同来源的教法，都要一一与“经”（指佛说经法的口诵本）、“律”（指佛说戒律的口诵本）相比较、相对照，验其虚实，若相符合则应受持，若不符合则应拒绝。也就是说，“经”、“律”的权威是高于一切的，唯有它们才是判断各种教法真伪的标准。因此，“四大教法”的提出，本身蕴含着将佛说教法的口传文本，统一化、系统化的意向，这实际上也是佛的遗教（有的研究者认为，“四大教法”是部派佛教时期才有的说法，这有违于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
（二）第一次结集
据南传巴利文《律藏·小品·五百犍度》等记载，佛在娑罗林入灭的时候，身边只有阿难等少数弟子（位列佛十大弟子之首的舍利弗、目犍连，已在佛入灭之前去世）。当佛的大弟子大迦叶等人闻讯从外地赶去时，佛已入灭七天。对于佛的逝世，绝大多数的佛弟子悲痛万分，但也有少数懈怠比丘感到高兴。有个名叫须跋陀罗的老年出家者对众人说，佛在世时，总是要求我等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作种种的约束，如今他去世了，我等得解脱了，可以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任意所为了。对此，大迦叶十分不悦。在主持佛的遗体火化仪式结束之后，他召集长老大德开会，提出“非法兴”则“法衰”、“非律兴”则“律衰”，在“非法”、“非律”的现象尚未兴盛之前，“我等宜先结集法与律”，作为僧众均须受持的行为准则。这里所说的“结集”，意为会诵，指以集会的方式诵出、审定佛说教法，将它们编集成统一的文本。这一意见获得长老们的一致赞同。
佛教史上的“第一次结集”，是在佛入灭的当年雨安居期间，于王舍城举行的（据斯里兰卡最早的巴利文编年史书《岛史》第五章记载，是在王舍城外毗布罗山的七叶窟）。参加集会的有经推选产生的五百比丘。会议由大迦叶主持。会上采用主持者问、诵出者答的方式，先由优波离诵出“律”（指戒律），后由阿难诵出“法”（指经法），经与会者以“羯磨”的方式一致表决通过后，作为统一的口诵文本确定下来。由此而产生佛教经典体系“三藏”中的“律藏”和“经藏”。有关“律藏”的结集情况是这样的：
具寿（指长老）摩诃迦叶言具寿优波离曰：友，优波离，于何处制立第一波罗夷耶？（优波离答）大德，于毗舍离城。（问）因谁耶？（答）因须提那迦兰陀子。（问）为何事耶？（答）为不净法也。时具寿摩诃迦叶问具寿优波离第一波罗夷之事，问因缘、人、制、随制、犯、不犯。……（摩诃迦叶问）友，优波离，于何处制立第四波罗夷耶？（优波离答）大德，于毗舍离城。（问）因谁耶？（答）因婆裘河边诸比丘。（问）为何事耶？（答）为上人法。时具寿摩诃迦叶问具寿优波离第四波罗夷之事，问因缘、人、制、随制、犯、不犯。由此方便，问二部律，具寿优波离随问而答之。（《汉译南传大藏经》卷四，第383页—第384页，台湾元亨寺妙林出版社版）
诵出经后，阿难在会上提出：“佛般涅槃时，曾对他言：阿难，我灭度后，僧伽若欲者，小小戒可舍。”（同上书，第385页）但究竟哪些戒条属于“小小戒”，可以舍除，他未曾问佛，与会者也众说纷纭。对此，摩诃迦叶提出，佛生前未制立的戒律不得制立，已制立的戒律不得舍除，并将“僧伽未制不得制，已制不得坏，随所制之戒而持住”的戒律受持原则，作为“羯磨”的议案，付诸表决，获得一致通过。
有关王舍城结集的内容，各部广律所传不一。归纳起来，有两种：
（1）结集“律藏”、“经藏”二藏。南传巴利文《律藏·小品·五百犍度》、《五分律》卷三十说，先由优波离诵出“律藏”，后由阿难诵出“法藏”（指“经藏”）；《僧祇律》卷三十二则说，先由阿难诵出“法藏”，后由优波离诵出“毗尼藏”（指“律藏”）。上述广律虽说在先诵、后诵的顺序上，略有出入，但均没有提及“论藏”。
（2）结集“律藏”、“经藏”、“论藏”三藏。《四分律》卷五十四、《十诵律》卷六十说，先由优波离诵出“毗尼藏”，后由阿难诵出“经藏”和“阿毗昙藏”（指“论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十九、卷四十则说，先由阿难陀（即阿难）“简择结集如来所说经法”（指“经”），次由邬波离（即优波离）“简择结集如来所说毗奈耶”（指“律”），末由大迦摄波（指大迦叶）“自说摩窒里迦”（指“论”）。上述广律虽说在先诵后诵的顺序、“论藏”的诵出者上，略有出入，但都认为当时就结集产生“三藏”。
综合各种史料判断，大致可以确定：“第一次结集”时，结集产生是“律藏”、“经藏”二藏，而无“论藏”。但这并不是说“论藏”收录的论义类口诵本当时不存在，而是说它的数量和规模尚不足以独立构成一大部类。“论”是对“经”解释，佛在世时，不只是佛一人说法，也允许弟子说法，而说法必定要附带解释，否则听众就无法明白。当时，将佛对“经”的解释称为“摩得勒伽”，佛弟子对“经”的解释称为“阿毗昙”（又称“阿毗达磨”），性质都是“论”。后来将佛弟子对“经”的解释，也称为“摩得勒伽”。“诸圣弟子已见谛迹，依自所证，无倒分别诸法体相，此亦名为摩呾理迦（指“摩得勒伽”），即此摩呾理迦亦名阿毗达磨”（见《瑜伽师地论》卷八十一）。从《四分律》卷四十五、四十六等所记的佛言中，多次提到“知法、知律、知摩夷”、“持法、持律、持摩夷”来看，“论”早就存在并流传着。王舍城结集时，佛说“摩得勒伽”的全部和佛弟子说“阿毗昙”的一小部分，被编入“经藏”，成为“经”的组成部分之一。以后，随着部派佛教的出现，佛弟子撰作的理论著作大量涌现，原先编在“经藏”的一小部分佛弟子说“阿毗昙”，也从中分离了出来，不断充实扩展，新旧汇集，形成独立的“论藏”。从汉译原始佛经和律典使用“三藏”一词，累计达二千三百多处来看，“论藏”在部派佛教时期就已成立了。
（三）第二次结集
据南传巴利文《律藏·小品·七百犍度》等记载，佛入灭后一百年，佛教在毗舍离城举行了“第二次结集”。此次结集由长老耶舍发起，旨在裁定毗舍离城跋耆族比丘所行“十事”是否合法（符合戒律），参加集会的有七百比丘。由于人数众多，无法讨论，经协商，“东方比丘”（又称“波夷那比丘”、“旧比丘”，代表毗舍离、波夷那国比丘）、“西方比丘”（又称“波利邑比丘”、“客比丘”，代表波利邑、阿槃提、南路等国比丘）各推选四人为“断事人”（指处理僧事的全权代表），对“十事”进行审定。
跋耆族比丘所行的“十事”是：（1）“器中盐净”。指允许用角器贮藏食盐。（2）“两指净”。指允许日影已过正午两指仍可进食（《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等则指允许受正食饱足后，未作残食法而用两指抄食）。（3）“近聚落净”。指允许在一个聚落受正食饱足后，未作残食法而到别的聚落再受食。（4）“住处净”。指允许同一区域不同住处的比丘，各自举行说戒活动。（5）“后听可净”。指允许同一住处的部分比丘先作羯磨，尔后要求僧团认可。（6）“常法净”。指允许依照和尚（指授戒的“亲教师”）、阿阇梨（指教授的“轨范师”）的先例行事。（7）“不搅乳净”。指允许受正食后，未作残食法而饮用乳、酪、酥混合的乳品。（8）“饮阇楼伽酒净”。指允许饮用尚未酿熟的生酒。（9）“无缕边坐具净”。指允许使用不贴旧边、量度不限的坐具。（10）“金银净”。指允许接受施舍的金银。
由八位代表参加的最高会议，在离婆多长老（“西方比丘”的代表）的主持下，在婆利迦园举行，会上采用离婆多问、一切去（“东方比丘”的代表）答的方式，对“十事”逐一进行了审议和投筹表决。最后，一致认定：“僧伽决定此十事为邪法、邪律而离师教。”（《汉译南传大藏经》卷四，第411页）也就是说，跋耆族比丘所行“十事”为“非法”，应予以禁断。
有关毗舍离结集的情况，也见于《四分律》卷五十四、《五分律》卷三十、《僧祇律》卷三十三、《十诵律》卷六十至卷六十一、《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四十。除《僧祇律》说，此次结集的结果，是“更集比（毗）尼藏”（指重集律藏），并将“无有方便，得求金银及钱”编入律文以外，其他各律都说是裁定“十事非法”，但各律均没有提及部派分裂之事。可见自佛创立佛教，至佛入灭后的一百年的原始佛教时期，僧团是统一的。虽说在佛陀晚年曾发生过提婆达多（佛的堂弟）“破僧”（破坏和合的僧团），图谋分裂僧团的事件，但持续的时间不长，在舍利弗、目犍连的劝说下，追随他的五百比丘不久均回归于佛，提婆达多本人也郁忿而死了。
（四）部派律典的形成
毗舍离结集以后，统一的僧团发生了“根本分裂”，形成上座部和大众部二大根本派系。有关分裂的起因，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说法各异。南传佛教说“根本分裂”是因“十事非法”而起。《岛史》第五章说，在毗舍离结集，离婆多等八位长老宣布“十事非法”以后，与会的七百比丘，还在毗舍离重阁讲堂，举行“最胜法之结集”，对原先传持的“经藏”和“律藏”作了再次审订，此次结集“经八月而完成”。而被上座斥为“非法”、遭到“放逐”的跋耆族比丘不服裁决，他们在其他人的支持下，“集合一万人”，也举行了“结集”。他们将“某处所辑录之经，移至其他之处”，修改原意，以适应自己的观点；同时“造作不同者”，将本派新编的一些经典增入“三藏”。由此，统一的僧团发生“根本分裂”，形成上座部和大众部二大根本派系。
而北传佛教则说，“根本分裂”乃是因“大天五事”而起。据《大毗婆沙论》卷九十九说，大天是中印度末土罗国商人之子，出家前，曾犯有“杀父”、“杀罗汉”、“杀母”三种极恶罪，后来他隐姓埋名，来到摩揭陀国波咤梨城（即“华氏城”），投鸡园寺出家。由于天生聪慧，很快就能诵持“三藏”文义，“言词清巧，善能化导”，受到城内民众的广泛信敬，阿育王（前268—前232年在位）也经常召他入宫，“恭敬供养而请说法”。大天称自己是“阿罗汉”，已经达到修行的最高果位（小乘佛教），但他平时的作为（如“遗精”）又引起弟子的疑惑。为此，大天将平时答问时所说的五事，编为一偈，在布萨日说戒时公开唱诵，提出“阿罗汉”并非圆满无缺。其偈为：“余所诱无知，犹豫他令入。道因声故起，是名真佛教。”（《大正藏》第二十七卷，第551页下）
此偈叙述了以下“五事”：（1）“余所诱”，指阿罗汉已断“烦恼漏失”，仍有“不净漏失”，在梦中会因魔女的引诱而遗精。（2）“无知”，指阿罗汉已无“染污”的无知，仍有“不染污”的无知。（3）“犹豫”，指阿罗汉已断“随眠性”的疑惑，仍有“处非处”的疑惑。（4）“他令入”，指阿罗汉仍需他人的授记或指点，才能知道自己已得解脱。（5）“道因声故起”，指阿罗汉仍有痛苦的感觉，也须通过发出“苦哉”之声，来现起对“四谛”的体证。
“大天五事”颠覆了传统的教理，引起轩然大波。为平息纷争，阿育王采用佛教的“多人语灭诤法”，将赞成者与反对者分作两处，加以清点，“贤圣朋内，耆年虽多而僧数少；大天朋内，耆年虽少而众数多”，于是，前者称之为“上座部”，后者称之为“大众部”，大天也因此而成为大众部的创始人。《异部宗轮论》也说，“因四众共议大天五事不同，分为两部，一大众部、二上座部”（《大正藏》第四十九卷，第15页上）。
但从《异部宗轮论》提到有两个“大天”，而两人的事迹大致相似，可以断定为同一人来看，“大天五事”实际上是佛教“根本分裂”之后，“于大众部中出家受具”的那个“大天”（原为“出家外道”）提出的，它是引发大众部内部第二次“枝末分裂”（分出制多山部、西山住部、北山住部）的原因，而不是引发佛教“根本分裂”的原因，“根本分裂”实因“十事非法”而起。至于《大毗婆沙论》将大众部创立者大天描述为罪大恶极的杀人犯，是不大可信的，很大程度上带有故意中伤的宗派情绪，因《大毗婆沙论》的编集者属于上座部系统下说一切有部，是大众部的对立派，故而忿出此言。
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上座部和大众部的内部又发生“枝末分裂”。据《异部宗轮论》记载，佛灭后二百年初至二百年末，大众部分裂四次，先后分出八部，连同根本大众部，而成九部；佛灭后三百年初至四百年初，上座部分裂七次，先后分出十一部，连同根本上座部，而成十二部。从而形成小乘佛教的“十八部派”或“二十个部派”。
部派佛教时期，佛教僧团对“三藏”作过多次结集。据南传佛教，佛灭后二百三十六年，在阿育王的支持下，以上座部目犍连子帝须（略称“帝须”）为首的一千比丘，在摩揭陀国华氏城举行了“第三次结集”，会上，结集了“法藏”（指“经藏”），并由帝须编集《论事》，批驳当时的各种部派异执，会后，派九支传教师到周边各国弘法，其中，摩哂陀（阿育王之子）率众将佛教传入斯里兰卡（见《善见律毗婆沙》卷二）；公元前一世纪，达瓦伽摩尼王（公元前89—前77年在位）时，以坤德帝沙为首的大寺派五百比丘，在斯里兰卡马德勒（又译“玛杜勒”）镇阿卢寺举行“第四次结集”，第一次将审定的口诵佛经，刻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由此实现了从口诵佛经到书面佛经的历史性转折（见《岛史》第二十章、《大史》第三十三章）。
而据北传佛教，佛灭后四百年，在迦腻色迦王（约128年—152年在位）的支持下，以说一切有部世友为首的五百比丘，在迦湿弥罗（又称“罽宾”，今克什米尔一带）举行了一次结集，会上编集了“三藏”的释论（注释）。由于北传佛教没有“华氏城结集”的记载，故它们将这次“迦湿弥罗结集”称为“第三次结集”（《大唐西域记》卷三没有明确说这是第几次结集；但藏传佛教史书根据自己独有的资料，都说此为“第三次结集”，见元布顿《佛教史大宝藏论》卷二、明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第十二章等）。缘此，有关“第三次结集”，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两种说法。
由僧众集会，共同审定编集的佛教经典，在以后的年代，都是由各部派分别传持的。各大部派都有自己传持的律藏，即便到了唐代，在玄奘从印度带回的梵经中，还有许多部派佛教的“三藏”，其中包含它们的律藏，可见传承之久远（见唐慧立等《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
五、本部大略
小乘律传译部，收录的是根据梵文、巴利文和其他西域文本翻译的小乘戒律类典籍，总计六十二部四百八十六卷。分为八门。
（一）法藏部律典
此类典籍总计有五部六十四卷。（1）姚秦佛陀耶舍等译《四分律》六十卷。法藏部的广律、汉地四分律宗的根本律典，下分“比丘戒法”、“尼戒法”、“二十犍度”（始“受戒犍度”，终“杂犍度”）、“集法”（包括“集法毗尼五百人”、“七百集法毗尼”）、“调部”和“毗尼增一”，叙述比丘戒、比丘尼戒、僧团制度和其他戒律事项及其解释。（2）姚秦佛陀耶舍译《四分僧戒本》一卷。先于广律译出的《四分律》比丘戒本，收录比丘戒八类戒法，总计二百五十条。（3）曹魏昙谛译《羯磨》一卷。《四分律》羯磨本，收录“比丘羯磨文”、“比丘尼羯磨文”各九篇。（4）曹魏康僧铠译《昙无德律部杂羯磨》一卷。《四分律》羯磨本，收录“比丘杂羯磨”、“比丘尼杂羯磨”各九篇，内容与昙谛译本大致相近而稍显缺乏。（5）刘宋求那跋摩译《四分比丘尼羯磨法》一卷。《四分律》比丘尼羯磨本，今本实为昙谛译本后部分“比丘尼羯磨文”的别抄。
（二）化地部律典
此类典籍总计有二部三十一卷。（1）刘宋佛陀什等译《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三十卷。化地部的广律，下分“比丘律”、“尼律”、“十九法”（始“受戒法”，终“比丘尼法”）、“集法”（包括“五百集法”、“七百集法”），叙述比丘戒、比丘尼戒、僧团制度和其他戒律事项及其解释。（2）刘宋佛陀什等译《弥沙塞五分戒本》一卷。《五分律》比丘戒本，收录比丘戒八类戒法，总计二百五十一条。
（三）大众部律典
此类典籍总计有四部四十三卷。（1）东晋佛陀跋陀罗等译《摩诃僧祇律》四十卷。大众部的广律，下分“比丘僧戒法”、“明杂诵跋渠法”、“明威仪法”、“比丘尼戒法”（又称“比丘尼毗尼”）、“比丘尼杂跋渠”，叙述比丘戒、比丘尼戒、僧团制度和其他戒律事项及其解释。（2）东晋佛陀跋陀罗等译《摩诃僧祇律大比丘戒本》一卷。《僧祇律》比丘戒本，收录比丘戒八类戒法，总计二百十八条。（3）东晋法显等译《摩诃僧祇比丘尼戒本》一卷。《僧祇律》比丘尼戒本，收录比丘尼戒七类戒法，总计二百七十七条（《丽藏》本作二百九十条，系后人于“众学法”中增益十三条所致）。（4）东晋失译《舍利弗问经》一卷。大众部的律论，以佛在罗阅祇城（即摩揭陀国王舍城），答舍利弗之问的形式，叙述戒律的传承和奉持情况。
（四）早期说一切有部律典
此类典籍总计有七部一百卷。（1）姚秦弗若多罗等译《十诵律》六十一卷。早期说一切有部（罽宾国一带流传）的广律，下分“比丘律”、“七法”、“八法”、“杂诵”、“尼律”、“增一法”、“优波离问部”、“比（毗）尼诵”、“善诵毗尼序”，叙述比丘戒、比丘尼戒、僧团制度和其他戒律事项及其解释。（2）姚秦鸠摩罗什译《十诵比丘波罗提木叉戒本》一卷。先于广律译出的《十诵律》比丘戒本，收录比丘戒八类戒法，总计二百六十三条。（3）姚秦竺佛念译《鼻奈耶》十卷。梵本《十诵律》比丘戒的略释（性质上属于律论），所释以比丘戒的制立因缘、戒法条文为主。（4）刘宋失译《大沙门百一羯磨法》一卷。《十诵律》羯磨本，收录众僧羯磨法一百一种。（5）刘宋僧伽跋摩译《萨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十卷。《十诵律》比丘戒和“律事”的解说，但今本的主体部分实际上是《十诵律》中《增一法》、《优波离问部》、《比（毗）尼诵》的异译，其特有的内容主要是毗尼摩得勒伽“本母”的总目和“百一羯磨”的细目等，它是古代所传“五部律论”之一。（6）三秦失译《萨婆多毗尼毗婆沙》九卷。《十诵律》比丘戒的解说，古代所传“五部律论”之一。（7）三秦失译《毗尼母经》八卷。僧团的制度和行事（“律事”）的解说，古代所传“五部律论”之一（此书原为未详部派的律论，从内容的同似性推断，当为说一切有部的律论，也有学者认为是“雪山部”或称“本上座部”的律论）。
（五）后期说一切有部律典
此类典籍总计有十八部一百九十八卷。（1）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五十卷。叙述后期说一切有部（摩偷罗国一带流传）所传的比丘戒及其解释。（2）唐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毗奈耶》二十卷。叙述后期有部所传的比丘尼戒及其解释。（3）唐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四卷。叙述后期有部所传的出家受戒制度及其解释。（4）唐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安居事》一卷。叙述后期有部所传的安居制度及其解释。（5）唐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随意事》一卷。叙述后期有部所传的“随意”（又称“自恣”）制度及其解释。（6）唐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皮革事》二卷。叙述后期有部所传的皮革制品使用制度及其解释。（7）唐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十八卷。叙述后期有部所传的饮食医药制度及其解释。（8）唐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羯耻那衣事》一卷。叙述后期有部所传的羯耻那衣（又称“迦絺那衣”、“功德衣”）制度及其解释。（9）唐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二十卷。叙述后期有部所传的佛陀传记，提婆达多“破僧”（指破坏和合的僧团）的始末经过，以及佛就此制定的规制。（10）唐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四十卷。叙述后期有部所传的僧众日常生活杂事制度及其解释，兼及佛陀晚年的行历和第一、二次结集的经过。（11）唐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摄颂》一卷。前述《毗奈耶杂事》中“摄颂”的摘编。
（12）唐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戒经》一卷。后期有部的比丘戒本，收录比丘戒八类戒法，总计一百九十三条（若将“众多学法”中的综合性戒条分拆计算，则为二百四十五条）。（13）唐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戒经》一卷。后期有部的比丘尼戒本，收录比丘尼戒七类戒法，总计三百二条（若将“众多学法”中的综合性戒条分拆计算，则为三百五十四条）。（14）唐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十卷。后期有部所传的羯磨法及其事缘的汇编，收录众僧羯磨法一百一种。（15）唐义净《根本萨婆多部律摄》十四卷。《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比丘戒的解释（性质上属于律论）。（16）唐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三卷。阐释《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比丘戒各戒要义的偈颂集。（17）唐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十卷。后期有部所传的律事的补充和解释。（18）唐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摄颂》一卷。前述《尼陀那目得迦》中“摄颂”（包括“大门总摄颂”、“别门总摄颂”和“子摄颂”）的摘编。
（六）南传上座部律典
此类典籍总计有四部二十五卷。（1）汉译巴利文《律藏》五卷。南传上座部的广律，下分《经分别》（包括《大分别》、《比丘尼分别》）、《犍度》（包括《大品》、《小品》）、《附随》三部分，叙述比丘戒、比丘尼戒、僧团制度和其他戒律事项及其解释。（2）汉译巴利文《比丘波罗提木叉》一卷。南传上座部的比丘戒本，收录比丘戒八类戒法，总计二百二十七条。（3）汉译巴利文《比丘尼波罗提木叉》一卷。南传上座部的比丘戒本，收录比丘尼戒七类戒法，总计三百十一条。（4）萧齐僧伽跋陀罗译《善见律毗婆沙》十八卷。南传巴利文《律藏》的略释（性质上属于律论），古代所传“五部律论”之一。
（七）其他部派律典
此类典籍总计有五部六卷。（1）陈真谛译《佛阿毗昙经》二卷。犊子部所传的广律（已佚）中犍度部的略释（性质上属于律论），叙述出家受戒制度及其解释。（2）陈真谛译《律二十二明了论》一卷。正量部所传的有关戒律事理的二十二首偈颂（每首由七言四句构成）的注释（性质上属于律论），古代所传“五部律论”之一。（3）北魏般若流支译《解脱戒经》一卷。饮光部的比丘戒本，收录比丘戒八类戒法，总计二百四十六条。（4）刘宋求那跋摩译《优波离问佛经》一卷。未详部派所传的比丘戒本的解释（性质上属于律论），收录比丘戒六类戒法（内缺“二不定法”、“七灭诤法”），总计二百十五条。（5）北宋法天译《苾刍五法经》一卷。未详部派所传的比丘戒本的解释（性质上属于律论），收录比丘戒六类戒法（内缺“二不定法”、“七灭诤法”），总计一百九十三条。
（八）小乘杂律经
此类典籍总计有十七部十九卷。（1）后汉安世高译《大比丘三千威仪》二卷。叙述比丘日常生活中的行仪规范。（2）北凉失译《大爱道比丘尼经》二卷。记述佛的姨母大爱道裘昙弥（即“瞿昙弥”）再三请求出家而获许的经过，以及佛为女人出家制立的各种行仪规范。（3）东晋失译《沙弥十戒法并威仪》一卷。叙述沙弥“十戒”和“威仪”。（4）刘宋求那跋摩译《沙弥威仪》一卷。叙述沙弥“威仪”，今本为《沙弥十戒法并威仪》部分内容的别抄。（5）北宋施护译《沙弥十戒仪则经》一卷。叙述沙弥“十戒”和“仪则”（行为规范）。（6）后汉失译《沙弥尼戒经》一卷。叙述沙弥尼“十戒”和“威仪”（行仪规范）。（7）东晋失译《沙弥尼戒文》一卷。叙述沙弥尼“十戒”和“威仪七十事”。（8）孙吴支谦译《戒消灾经》一卷。叙述受持优婆塞“五戒”而获佑消灾的故事。（9）刘宋求那跋摩译《优婆塞五戒相经》一卷。叙述优婆塞“五戒”的犯相（犯戒相状）。（10）北宋法护等译《八种长养功德经》一卷。叙述优婆塞一日一夜受持“八戒”的作法。
（11）东晋失译《目连问戒律中五百轻重事》一卷。分为十七品，以目连问、佛答的形式，解释戒律的各种事相（开遮、持犯、轻重等），共收录三百六十七个问答。（12）后汉安世高译《犯戒罪报轻重经》一卷。以目连问、佛答的形式，论述比丘、比丘尼犯戒的罪报问题，内容相当于前述《五百轻重事》中的《五篇事品》。（13）北宋法天译《目连所问经》一卷。为前述《犯戒罪报轻重经》的同本异译。（14）刘宋沮渠京声译《迦叶禁戒经》一卷。论述真伪沙门的区别和持戒问题。（15）北宋法天译《苾刍迦尸迦十法经》一卷。论述比丘度人出家、授人具足戒须具备的“十法”（指“得惭愧乐戒”、“得多闻法”、“得毗奈耶多闻”等十种条件）。（16）后汉安世高译《迦叶结经》一卷。以偈颂和长行（散文）相结合的形式，简述佛入灭后，在摩揭陀国罗阅祇城（即王舍城）举行的佛教史上“第一次结集”的情况。（17）东晋失译《撰集三藏及杂藏传》一卷。以偈颂的形式，简述佛涅槃后，在摩揭陀国僧伽尸城之北举行的佛教史上“第一次结集”的情况（于中所说的结集地点与众说不同）。
六、研究著作
有关佛教戒律的研究著作主要有：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第三辑，知识出版社1989年5月版；日本平川彰《律藏之研究》，东京山喜房佛书林1960年版；印顺《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台湾正闻出版社1991年5月版；印顺《戒律学论集》，中华书局2010年6月版；圣严《戒律学纲要》，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12月版；圣严《律制生活》，华夏出版社2010年5月版；智谕主编《南山律学辞典》，台湾西莲净苑出版社1996年5月版；李凤媚《巴利律比丘戒研究》，台湾嘉义新雨杂志社1999年2月版；劳政武《佛教戒律学》，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9月版；严耀中《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版；湛如《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8月版；湛如《净法与佛塔》，中华书局2006年12月版；王建光《中国律宗通史》，江苏凤凰出版社2008年7月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