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劳动力流动与地区经济收敛研究回顾

（一）近年劳动力流动的部分解释

劳动力作为生产中最重要的要素，一直广受关注。针对近年劳动力部分向内地回流的现象，有很多学者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解释，这些解释认为生活成本、政策补贴、人口的刘易斯拐点、信息化程度、户籍制度影响、年龄不匹配等是影响近期劳动力市场状况的主要原因，简要说明如下：

（1）生活成本说。该类研究多数为实际调研的总结报告，如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认为，东部的消费水平要高于中西部，物价的逐年上升，特别是近年来的较快上升，使得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成本逐渐提高，这将促使他们迁移至中西部那些不太发达、生活成本较低的地区。

事实上，各地区2003年以后物价虽然上涨，但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各年物价平均涨幅低于3%，而收入增速平均接近10%，这使得这个看法并不能在直观上得到支持。

（2）政策补贴说。该说法认为，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的补贴政策会促进农民收入提高，这样外出打工的低工资、高风险与在农村务农的低风险、收益的提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促进了劳动力的回流。以往很多研究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是导致农民工流动的最重要原因（Seeborg，Jin and Zhu, 2000；Wang, Herzfeld and Glauben, 2007），如果此差距随着政策补贴而缩小，那么可能导致劳动力回流。

这一说法最大的问题就是夸大了政府补贴的作用。虽然补贴额总量很大，但平均到人均则较少。部分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平均每人每年只能得到几十元的补贴。【3】这可能不能对农民工流动造成太大影响。

（3）刘易斯拐点说。所谓刘易斯拐点，是指劳动力从过剩向短缺的转折。【4】该理论的基本逻辑是：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劳动力将逐步减少，这一状况会通过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使得农业工资上调。一般来说，当刘易斯拐点显现时，“人口红利”就会慢慢消失。

这种理论只能解释整体薪酬上涨现象，并不能解释农民工回流现象。

（4）信息化程度低说。该观点认为，就业信息的缺失会使得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水平降低、风险增大，进而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的回流。农民工外出就业劳动力的信息渠道无非有三条：自己寻找、通过亲朋好友介绍以及依靠政府组织和中介公司，其中前两种为主要的求职方式。一方面，对于那些自谋职业的农村劳动力，他们受到知识水平和经济条件的约束，不能像大学毕业生那样利用网络等相关媒体去获取招聘信息，从而往往很难找到就业机会（吴坤，2009）。例如在徐州地区，通过政府与中介找工作的农村劳动力比率仅为11.4%，而全国的比率更低，2002年只有5%~6%（李强等，2002）。另一方面，缺乏信息的劳动力可能也因为不懂得如何接受公共培训、选择适合自己的培训而失去潜在的就业机会。

当然，这种说法也存在问题。从趋势上来看，随着手机、网络的普及，信息化应该是越来越好的，应该不会出现如此明显的“逆信息化”劳动力回流现象。

（5）户籍制度影响。蔡昉（2007）总结认为，户籍制度等因素导致劳动力市场扭曲显著影响了劳动力流动。类似的研究认为，农民工在选举、社会保障及子女就学等方面的权利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郜风涛，张小建，2009）。Hertel and Zhai(2006)用一般均衡模型在理论上论证了户籍制度等对劳动力流动的负面影响。一些事实也证明了户籍制度的重要性，如郑州市2003年宽松的户籍制度改革引发了大量外来人口进入，并因城市不堪重负而在次年叫停。但孙文凯等（2011）认为户籍制度对短期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很小，农民工近年的流动多数是经济目的导向。

（6）年龄不匹配说。一些学者认为农村劳动人口年龄和性别结构影响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地点和行业选择（Fan,2004； Roberts, 2001；章铮，2005）。该观点认为，发达地区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主要集中在35岁以下人口。农村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呈现出结构不匹配，从而导致了缺乏市场的高龄外来务工者回流。该说法的例证之一是对河南郑州市和成都双流县的农业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回流劳动力主要集中在41~55岁这一区间，将近占总人数的一半。

这种说法也存在问题。首先，劳动力回流是近几年的事情，而年龄结构的变化则是在中长期才能显现的。其次，年轻的打工者（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供给比例实际上是增加的。国家统计局2011年3月11日最新调查发布的信息显示：外出农民工的年龄构成更加年轻。在农村从业劳动力中，16~29岁、30~39岁、40~49岁和50岁以上的比例分别为26.4%、19%、25.3%和29.3%；而在外出农民工中，这几个比例分别为58.4%、23.8%、13.1%和4.7%。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部分。

可见，以上各种解释虽然都有一定道理，但在解释近年劳动力流动趋势时都存在很大瑕疵。我们据此提出猜想：落后地区快速发展及地区经济收敛是使得农民工更多向中西部流动的原因，这也是本章要验证的主要论点。

（二）关于地区经济收敛的研究

新古典增长理论表明，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地区间的经济将会出现收敛的趋势。关于经济收敛的问题一直是宏观经济学中的热门问题。一般来说，衡量收敛所采用的方法多种多样。可以用横截面分析方法分析β收敛，也可以用统计指标的方法进行σ收敛分析，还有时间序列方法计算的随机收敛等。近年来学术界对我国各省间经济收敛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收敛结论。

1.用横截面分析方法分析的β收敛

β收敛指的是区域的相对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与其初始水平呈负相关关系，可以分为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5】β收敛通常用面板数据结合横截面计量方法来计算。

蔡昉和都阳(2000) 认为，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形成了各自的内部收敛，同时，在控制了人力资本、投资率等因素后，全国各地区之间存在条件的趋同。此外还有林毅夫和刘明兴（2003），覃成林（2004）以及Lau（2010）等等，他们也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Lau（2010）还把国内条件趋同的原因归结为产品的差别化和国内贸易。

2.用统计指标的方法进行分析的σ收敛

所谓σ收敛指的是区域之间的相对人均收入变异程度随时间推移而减小。通常，我们用人均实际GDP的标准差来表示。

林光平、龙志和、吴梅（2004）考察了1978—2002年间我国经济σ收敛状况的动态过程。他们认为，2002年之前各省间的经济增长是发散的。但是，两年后，通过对传统σ收敛方法进行修正，引入空间权重矩阵，并采用最新的数据重新估算了我国各省经济的收敛性，他们推翻了先前的结论。

3.一些其他结论

对早期的数据进行研究基本发现我国地区间没有明显的收敛趋势。比如，彭国华（2006）发现我国2004年前没有表现出较强收敛。刘夏明等（2004）考察了1980—2001年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趋势，并对地区差距的形成渊源、未来发展战略的相关文献做了综述，指出中国地区经济的总体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有所下降，但在90年代却呈上升趋势，地区经济的总体差距主要来自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差距，在各地区内部不存在所谓的收敛。刘强（2001）认为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存在着明显的阶段性和区域性，新古典的经济增长收敛机制在中国并没有起作用。

较新的研究则多数能够发现近年有收敛的迹象。张晓旭、冯宗宪（2008）分析了中国30个省份人均GDP之间的空间相关性，结果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区人均收入的空间相关逐年加强。这表明地理位置尽管对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但并没有改变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趋势。边会娟（2008）分别对各省从1978年到2006年期间的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等指标的发展差异进行了详细的考察。结果发现：各省从绝对差异指标上看，差异仍在不断扩大；而相对差异指标呈现出缩小的发展态势。彭薇（2010）通过对地区间人均GDP差异进行分解，发现1998年和2008年人均GDP在省份间出现了明显的趋同。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率的发展趋势是促使省份间经济收敛的主要动力。此外，Chen（2010）构建了一个含GDP增长率和基尼系数的VAR模型，通过该模型，他证实了在长期中，GDP的增长会缓解地区间收入不平衡问题。这就从侧面证实了长期中，各地区经济存在收敛效应。

（三）劳动力流动与地区收敛的相互作用

较早的研究虽然没有发现我国地区收敛的趋势，但都认为劳动力流动是中国阶段性经济增长收敛机制的重要诱发因素，也是对区域差距扩大的一种解决办法。

姚枝仲、周素芳（2003）从理论上论证了劳动力流动缩小地区差距的决定性作用，他们认为：资本流动若不伴随着资本所有者的流动，资本收益就会返回流出地，从而无法实现地区之间人均收入均等；而劳动力流动除了能使地区间要素收入相等以外，还能改变各地区的需求结构、地区间要素禀赋差异，最终实现地区间人均收入均等。姚枝仲、周素芳（2003）的经验分析表明，劳动力流动对缩小中国地区差距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中国劳动力流动受到较大限制，通过劳动力流动来缩小地区差距还有很大潜力。

本章要验证的是：地区经济的收敛是当前劳动力流动特点的原因。相比于之前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影响地区经济收敛，本章更强调近年的反作用路径。原因在于，我国劳动力总量仍然充裕，未来20年内劳动力有持续增加趋势，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影响其流动的根本原因。正是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经济增长，使得内地劳动力大规模向沿海地区转移。而如今，劳动力有回流中西部的特点，也正是由于中西部经济本身吸引力在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