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研究结论及理论贡献

（一）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管理理论范式的厘定和探源

作为现代性自我确证的理性主题分别沿着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两条路径分化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对立思潮，进而使现代性分化为注重物质形态与功利取向的科学现代性和注重精神形态与终极价值的人文现代性两大主题。这对包括管理学在内的一切社会科学均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是这些学科内部范式争论与矛盾冲突的深层根源。管理学的产生及其百年发展受到现代性及其主题分化这一哲学命题的重大影响：泰罗之后的管理学沿着泰罗制确立的理性逻辑基础，在继承与批判之间逐渐演化出两条清晰的逻辑主线，即以效率作为管理终极目标的科学主义范式和以人性作为管理终极追求的人文主义范式。科学主义范式继承和发扬泰罗制的效率主义追求，以“任务”为核心，追求效率至上原则，将人机械化、符号化、标准化以增强管理中的可控性；人文主义范式则批判泰罗制的效率主义目标及物本主义逻辑，以泰罗制本身所欠缺的精神因素来构建理论硬核，以“人性”为理论宗旨，重视情绪、情感、价值等非理性因素对管理的作用，强调人在工作中的尊严和快乐。秉持科学主义立场的学者力争以实证主义方法来研究管理而强调管理学的自然科学属性，持人文主义立场的学者则强调管理研究中的价值要素而倾向于视管理学为一门人文学科。两大范式对管理学的学科基础和基本假设的理解隔阂造成管理理论体系内部分化。

本书从“现代性”这一所有哲学社会科学均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出发，厘清了现代管理学理论分化的哲学本源和历史演化过程，对管理理论“丛林”的成因有了更深层次和整体性的解释，并从中梳理出两条最基本的逻辑主线，为未来管理理论的整合发展提供了较为合理和基本的逻辑起点，弥补了以往围绕组织、行为、人员和结构等不同管理研究层面进行物理拼凑式整合的不足，同时也使现代管理理论批判在哲学层面有了新的进展。

（二）科学主义范式主导下管理学的意义虚无及其四大境界的确证

由于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技术理性深深根植于管理研究之中，以奉行价值无涉原则的“实证研究”为主要方法的科学主义范式成为目前主流管理理论的主导范式。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管理研究使情感、伦理和信仰等无法精确度量的价值因素被逐渐剥离于管理考察之外，价值危机和意义虚无成为主流管理理论所固有的隐患，并进一步导致管理学与管理实践相脱节的问题。这种状况自然导引出“管理学在应然状态里具有哪些价值与意义？ ”这一问题。以冯友兰的人生四大境界来观照管理学发展演化历程及其未来走向，可以发现，管理学应有以下四大境界：经验管理之自然境界、科学管理之功利境界、伦理管理之道德境界、审美管理之天地境界。

管理学四种境界的确证使我们对目前管理理论的发展程度及其存在的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并使我们对管理理论的未来走向有更清晰的认识。面对功利性导向的科学管理主导当今管理学研究的局面，管理研究者只有清楚管理学所能具有的意义境界，才能顺应时代潮流将之推向更高境界，以使管理学理论为谋取人类的最高福祉而不断完善。通过管理学的境界分析，本书进一步推衍出以下结论：管理学不能只重逻辑而忽视目的、只重规律而忽视意义、只重科学性而忽视艺术性；管理学的终极意义不是生产高质量的产品而是生产高质量的人；目前的管理研究需要由功利境界向道德与天地境界提升，发展管理理论的伦理之维是管理研究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提升管理的伦理与审美境界并非要否定其科学境界的合理性，而是在总体上寻求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管理理论范式的整合和平衡。

（三）非理性解放与生物性权力凸显了后现代管理对于管理理论范式整合的建设性意义

后现代管理理论是当代管理前沿理论之一，上世纪90年代曾在欧美顶尖管理学刊物上引起诸多讨论和争鸣，但多年来它作为管理基础理论领域一个新的研究分支一直未能被主流管理理论所接受和认可，其中原因既有其跨学科研究的复杂性和高壁垒，更根本的原因则是后现代管理的某些过于激进的主张使其难以为现代主流理论理解和接受，而它本身又缺乏系统而统一的理论体系。在作为一种边缘理论存在的同时，后现代管理的某些主张却在管理实践领域引起很大的轰动，德鲁克、圣吉、彼得斯和汉迪等一些具有实践导向的管理咨询大师对后现代管理的推崇可以为此佐证。这一方面说明科学主义范式主导的现代主流管理理论存在与实践相脱离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后现代管理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建设性作用。那么如何在主流管理理论所能认可的前提下挖掘后现代管理的建设意义呢？本书从管理所立足的人性基础和管理所依托的权力形态两个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解释。

后现代管理非理性解放的人性观及其将伦理、审美元素导向人之自由、解放这一终极性价值之上的主张，批判与超越了现代管理的理性主义预设及其引起的诸多人性困境，为在管理中重建现实而完整的人性提供了重要启发。后现代主义人性观对我们的真正启发是整合理性与感性两种对立性力量，在管理中重建现实而完整的人性，使管理不仅符合人性之理性标准，同时也要符合人性之感性需求，只有这样的管理才是真正人性化的管理。在权力形态方面，针对现代管理以强制性控制为中心的结构化宏观权力，福柯等人发展出一种具有关系性、流动性、分散性及生产性生物学特征的微观权力，并将之纳入了“自由—自治”主题之下。微观权力的提出开辟了权力研究的生物学空间或视角，提供了一种独特的、非经济的权力分析模式，极大地拓展了传统权力研究的思路。此外，对权力的生物学解读意味着权力具有不同于压迫与控制系统这种纯粹物理学范式的运行机制，它将权力还原到了人的生物本能，彰显着权力在管理活动中的积极功能。微观权力服务于后现代主义者反抗现代压迫，重建人之自由生活的基本主张，它对于管理研究的最大贡献是拓展了权力在组织中的解放功能，弥补了权力在控制这一单维度发展上的不足，改变了权力作为一种禁忌的消极面貌。

（四）以现实而完整的人性结构取代人性假设，确立管理活动的三重性质并对管理学理论体系进行拓展性重构

本书以马克思“主体性”命题与康德的“目的性”命题来考量管理研究中的人性假设演进脉络发现：将管理建构在截取人性某个片断并将之放大、抽象而成并且无法通约的各种人性假设之上，无论对人性还是对管理，无论对管理理论还是对管理实践，都造成了巨大损害，更无法确保人在管理中的主体性与目的性。基于此，我们对人性进行整体性审视和经验观照，结合中西方不同的人性观并融合认识论与价值论，提出更具完整性和现实性的“三位一体”人性结构。以人性结构替代人性假设，来考察管理活动的基本性质与管理理论体系的构成，我们能够建构更加符合人性并确保人之主体性与目的性的管理理论。在智力、意志与审美构成的三维人性结构观照下，我们得出两大重要结论：第一，管理实践具有科学性、道德性与艺术性三重属性；第二，管理学科是管理科学、管理伦理与管理艺术“三位一体”的以解决现实管理问题为导向的综合性知识，对跨学科知识的吸纳使之成为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综合交叉的、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应用学科。这样我们就建构了管理观察的三个基本维度：“理性—智力结构—科学性—管理科学”层面的科学维、“德性—意志结构—道德性—管理伦理”层面的伦理维、 “感性—审美结构—艺术性—管理艺术”层面的艺术维。这些研究结论对于我们讨论近年来管理研究中的相关重大理论问题具有很多启发。

基于人性结构的管理考察，使管理理论走出了“管理科学”的遮蔽，拓展了其道德属性与审美属性两大维度，使探寻管理之中的道德价值及其审美价值具有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和正当性。一门学科的合法性问题，应该指其被社会及公众从内心承认的程度，这不单单是一个科学问题，因此对管理学的合法性问题不能单单在科学主义范式内部来理解从而将合法性降低为合理性。为提高管理学的合法性，我们需要发展出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能够指导人们在管理中追求合理、合德、合情的理想生活状态的管理学科。基于人性结构的管理性质的三维建构，将中国传统的伦理精神与文化脉络植入了管理考察之中，并使管理伦理成为管理学科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这种思维方式与理论体系的拓展使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研究具有高度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五）以生物性的微观权力视角来厘定组织的理性计算系统与情感价值系统，并结合中国社会整合的历史经验构建两种系统的组织内耦合机制

本研究由静态的结构化知识转向动态的地方性知识，由普适性的原则转向具体的经验，由此澄清了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之异质性，解构了组织原则、组织结构等结构化知识决定员工具体行为的传统观点，发现了组织行动的真实逻辑，并在微观领域建构了两大逻辑的耦合机制。另一方面，综合利用哲学、组织行为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与管理学等跨学科知识来研究组织内管理问题，使之聚焦于“管理的逻辑悖论及其整合”这一难题。在中国古代社会秩序的控制体系及司法审判过程中提炼出了社会系统耦合的运行机制，并将之导入费埃德伯格（Erhard Friedberg）等欧洲组织社会学者提出的“组织场域”和“局部秩序”之中，建构了两大管理逻辑的组织内耦合机制。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创新，我们得到以下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结论。

其一，组织管理中存在情感与计算两大逻辑，两者分别建构了组织的情感价值系统及理性控制系统。前者是一种网状的非线性秩序，依靠地方性知识的互动而自生演化；后者是一种人为设计的线性建构秩序，依靠线性的因果关系将理性知识结构化为组织制度和组织原则。情感价值系统在管理中的导入及其清晰界定，对目前日益理性化的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是一个重要补充，同时也提升了情感、情绪、直觉、信念等非理性因素在管理研究与管理实践中的价值。其二，组织成员的真实行动逻辑是一种基于混合性游戏规则的具体行动体系，此体系是组织成员根据各自所具有的禀赋及资源进行协商性交换的行动场域，构成了具有策略性、局部性及暂时性特征的组织局部秩序，组织成员的真实行为更多地是由局部秩序中的混合规则决定的，而非结构化的组织等级和规章制度。由于员工是地方性知识的具体承载者与微观权力博弈的主体，该研究取向有利于消解现代管理中管理者与员工的对立立场及对抗情绪，对解决员工边缘化问题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三，当组织的具体行动领域受到有意识的或有目标定向的规则机制支配时，博弈的所有参与者都能够发展出一种意识程度更高的、定向性的合作意识，使系统朝着有意识地集体行动的方向发展，由此就出现了管理的两大逻辑的耦合形态，表现为围绕聚合目标上下波动、螺旋上升的耦合曲线。组织管理的使命就是对组织内无数个局部秩序进行审慎干预，激发群体的合作意识，使其各种分散性的目标产生定向性聚合。其四，工作场所精神性是组织目标及员工目标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维度，但在组织管理中不能单独追求它而忽视其他功利性的目标。本研究结论使工作场所精神性的建构融入主流的组织结构与管理逻辑之中，从而更具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本研究对耦合机制及目标聚合过程的分析，为工作场所精神性如何与其他功利性目标结合以聚合为主导性管理逻辑提供了许多具体启示。

（六）在管理理论范式整合性重建和中国本土文化自觉的背景下，确立中国管理研究的本土化研究取向

管理学的范式危机及其转换诉求为以人文精神见长的中国发展真正契合本地人管理情境的本土化管理理论提供了重要契机和理论支撑，而管理理论的本土研究取向则可能为管理学提供一种整合性范式的样本，从而对实现管理学范式的顺利转换也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西方学者对主流管理范式的反思与批评为中国管理研究的本土化取向提供了外部契机，中国独特的文化基质对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的补充及救赎价值则构成了本土管理理论的内生性资源。以中国特殊的情境脉络为基础，创造中国管理研究的本土化知识体系，拓展管理考察的华人知识维度，发展区域均衡和更具世界代表性的一般管理学，在丰富世界管理知识的同时提升中国学者在管理研究中的话语地位，使之能够平等地与世界其他管理研究者进行对话，共同为全球管理实践的健康发展做出知识贡献，是时代赋予目前中国管理研究者的历史使命。

（七）在管理移植的动态演化模型考察下，管理思想的发展是中西方交叉影响、互相作用的过程，中国的管理研究完全可以通过本土化创新为世界管理理论发展做出贡献

以西方理性精神、东方和合精神为两种决定管理思想遗传的文化基因，以东西方管理的情境要素为两种影响管理知识转移的调节变量，可以建构遗传与变异中西互动的管理知识选择机制，即管理移植的动态演化模型。本书以此模型考察了20世纪中西方管理移植的演化历程，确立了中国本土产生的“鞍钢宪法”在其演化路径中的重要地位，表明管理思想的发展是中西方交叉影响、互相作用的过程。这便改变了当今中国管理理论研究的一种流行观点，即中国的管理学完全移植西方管理思想。本研究表明自管理学诞生百年来，管理思想的演进并非完全是“西学东渐”的过程，在上世纪后期，以“鞍钢宪法”为标志的东方和合精神的植入，改变了管理移植的基本形态及演化方向，中国和日本本土产生的管理思想对欧美世界的管理发展同样产生过巨大影响。这同时也说明，中国的管理学研究没有必要完全移植西方的管理理论，只要条件具备，我们完全能够创造更加符合自身实践需要的本土管理理论并推动世界管理思想的发展。

（八）从人情主义、家族主义、礼治秩序及伦理本位等文化／历史／社会脉络出发，以根植于本地生活形式的意义网络来发展中国管理的组织、领导和控制等各个维度，本书勾勒出既具本土特色又能与世界管理知识接轨的本土化管理理论体系的基本轮廓

第一，和合治理是组织在动态的开放系统中，确立物质性目标（效率）与精神性目标（人性）双重价值体系，通过整合内外多元力量，构造理性计算系统与情感价值系统相互耦合的双重控制体系，在和谐、合作的人际关系中根据具体情境需要进行教谕式调解，共同达到组织自身目标并满足组织内外利益相关者社会期望的治理模式。第二，礼治秩序的管理学内涵是：以自然伦理为宗旨和基础，以等级序列为表征，来源于组织经验、传统和习俗并被参与者认同，能够对组织行为及其员工行为进行准确预期和控制的规则系统。礼治秩序与法治秩序的一个基本区别是，它所凭借的“礼”来源于组织经验、传统和习俗等历史积淀的约定性价值，更多地表现为非成文的组织文化；而法治秩序则主要来源于基于理性计算的组织权力等级和职位权利义务的清晰界定。第三，本土组织的家庭隐喻冲击了将组织类比为机械化运行的“机器” 、争权夺利的“竞技场” 、奴役与被奴役的“牢笼”等传统消极的组织隐喻观，整合了组织的物理学隐喻与生物学隐喻，赋予组织温情和伦理色彩，将之改造为一种积极存在。中国本土组织的家庭隐喻及对组织运行的情感价值系统的重视，可能是克服西方组织工具性取向弊端的一股积极力量。第四，德性领导是领导者秉持以人为本理念，以伦理为本位，在特定的领导场景之中与被领导者达成某种心理契约，在无形中自然形成群体的价值观和凝聚力，上下同心协力共同实现领导目标的过程。总之，基于中国特殊情境脉络的本土化管理理论在扬弃经典管理理论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框架之时，承接了中国伦理、直觉、体验等非理性思维传统，在与西方现代管理知识对接的同时又富有后现代主义意蕴，因而它不仅能够更好地指导中国本土的管理实践，而且能够更好地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全球管理的需要。

（九）本土化管理理论体系是具有自然系统特质和后现代管理意蕴的人文主义范式，但此种人文主义范式并不与西方技术理性主导的科学主义范式相冲突，在和合精神指导下能够发展出一种融通科学和人文的整合性管理范式

以和合治理为代表的本土化管理模式兼有现代管理范式与后现代管理范式的属性，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对立性范式在管理中融通的整合性范式。此外，和合治理作为整合性范式并非呈现出理性与情感、科学与人文平衡发展的均衡态势，而是情感主导理性，人文主义压过科学精神的一种非均衡范式，这对于矫正“祛魅”的主流管理中工具理性清除情感价值、科学主义压过人文主义的非均衡态势有更为现实的补充与救赎作用。中国许多既有管理经验、制度资源及组织文化具有某种程度的后现代性，其对情感价值系统和非正式规则的强调及其在运行过程中的自组织特质与后现代管理具有契合之处，这为“精于解构而拙于建构”的后现代管理发挥积极建设作用提供了经验性依据和范本。在后现代思潮中建构具有本土优势的特色管理理论以克服西方管理的现代性弊端，这是在中国社会的情境脉络中研究管理的一大理论特色。

（十）新科技革命的发展推动人类快速进入后现代社会，互联网思维、后现代管理与儒家学说的综合互动可以汇合为一股推动中国本土组织向网络化、平台化结构变革和实行价值观管理的重要力量

海尔的平台型企业、价值观管理与李锦记的家族经营、自动波领导，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组织整合上述各种力量，从中国本土管理情境出发，将儒家伦理与组织理性相结合、中国传统管理智慧与西方前沿管理理论相结合、互联网技术与传统伦理价值观相结合，进行组织与管理创新的产物。中国企业弱组织化的社会架构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泛家族主义关系思维能够在大数据时代转化为一股“去科层化”的积极因素，对组织的家庭隐喻使本土企业可能走在新一轮组织变革的前列。大数据时代的技术变革引发新一轮的组织变革，传统组织的内涵、功能及其治理都面临新的挑战。在理性与非理性的两难选择中，未来的中国管理研究应结合大数据时代的技术制度环境，发掘礼治秩序、泛家族主义对于组织运行的积极作用，研究一般性的组织整合及其治理问题，致力于将组织塑造为一个高信任度的合作领域，恢复人类在组织生活中的创造力、主动性和革新能力，这同时也是礼治秩序、泛家族主义等儒家伦理思想对于组织和管理研究最有价值之处。本研究延续和丰富了近年来对“关系” “人情”和“面子”等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讨论，以泛家族主义等儒家伦理厘清这些特殊情境要素背后运行的深层逻辑。本研究的另一理论贡献是，从微观的组织治理领域，揭示了作为文化传统的经济伦理对于30多年来中国组织演变及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佐证了马克斯·韦伯有关经济伦理影响和塑造经济组织形式的观点，但突破了韦伯关于儒家伦理阻滞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结论。对李锦记的经验研究表明，儒家的家族价值观及忠恕伦理，与资本主义基于计算的经济理性并不完全相斥，只要具备高超的经营智慧，中国本土企业完全可以将儒家伦理转化为推动企业运营的特殊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