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我国新常态下绿色发展的趋势与措施

一、绿色发展必须统筹二氧化碳和大气污染物的协同效应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人类活动消耗了大量的化石能源，造成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引发了一系列气候变化问题。中国同样面临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已走到了必须转型发展的关键节点。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突出了绿色、循环、低碳的发展概念，明确了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的重要性。学术界已经指出应对气候变化与治理空气污染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认为减缓气候变化政策对于实现气候、能源和环境等多重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效应被认为能够有效激励全球的减排行动。在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和污染物排放具有同根同源性，主要来自化石能源燃烧，因此，在出台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时，需要综合考虑相关政策对于改善区域空气污染的协同作用。

随着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持续深入，中国减缓气候变化的相关政策措施不断出台，同时，中国还需解决日益严重的区域空气污染问题。空气污染对于居民健康的威胁愈发严重，越来越多的研究尝试量化空气污染对于整个经济系统的损失。世界银行在1997年和2007年发布了两次研究报告，根据其估算，1995年中国空气和水资源污染造成的环境损失占GDP的4.6%;2003年，中国空气和水资源污染对健康、农作物、渔业造成的损失占GDP的5.8%。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GDP核算报告》指出，2004年中国SO2等空气污染物的直接治理成本为478亿元，占当年行业合计GDP的0.29%；间接治理成本为922亿元，占GDP的0.55%。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的一项研究表明，2010年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损失达1.1万亿元，占当年GDP的3.5%。2012年3月，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指出，2011年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能够达到5%～6%。2013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全球疾病负担评估》报告，指出中国大气PM2.5污染导致超过120万人过早死亡和超过2500万健康生命损失。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认为2012年全世界共有700万人直接死于空气污染相关疾病，尤其以西太平洋区域情况最为严重。此外，中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项目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开展的空气污染成本项目等都试图量化中国空气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污染物排放控制和温室气体减排是可以协同实现的。第一，两者具有一定的同源性，都来源于化石燃料的燃烧。第二，政策应用中对于温室气体减排和污染物排放控制是一致的，一部分温室气体减排的控制政策也带了污染物排放控制的协同效应。第三，研究温室气体减排与常规污染物排放控制的协同效应对于我国今后的节能减排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在减缓二氧化碳排放的同时，具有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协同效应。区域空气质量的改善能够提升公众的健康水平，进而对经济系统产生积极影响，因此，空气质量提升产生的社会福利收益能够一定程度上抵消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成本。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试图量化减缓气候变化政策对于提升空气质量的协同效应，从而帮助决策者权衡气候变化政策的成本和效益，识别能够同时实现减碳和控排双重目标的政策措施。

大量研究的结果都证实了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政策能够提升空气质量，并且，这种协同效应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抵消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成本。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具有协同效应。大气污染物减排的同时，能产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效果；反之亦然。因此，大气污染物减排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协同控制。建立统一监管大气常规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减排机制是推进协同控制、增强大气常规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综合减排效果的关键所在。

二、我国经济新常态下要通过转换发展动力、转变增长方式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强调转换发展动力、转变增长方式，由传统的资源依赖和要素驱动型粗放扩张的发展方式转向创新驱动型内涵提高的发展路径。新常态下GDP增速将由过去30年年均10%以上回落到6.5%～7.0%的中高速水平，而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这将有利于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的产出效益，降低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在有效降低常规污染物排放、改善国内环境质量的同时，减缓CO2排放，实现经济健康发展、环境持续改善和CO2减排的多赢目标。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全面推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新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既包括国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也包括应对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生态危机，减缓碳排放，实现低碳发展路径。绿色发展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取向，其核心理念在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促进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新常态下发展动力的转换将有效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新常态下将改变主要依赖扩大投资、增加出口为驱动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产能扩张型的增长方式，更加注重最终消费的拉动作用。“十三五”及以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和工业产能扩张速度放缓，对钢铁、水泥等基础原材料需求增长相应放缓或趋于稳定甚至下降，高耗能原材料产量将陆续达到峰值，而内涵提高式增长方式将使高新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及社会消费产业呈较快增长势头，这不仅将降低工业在GDP中的比重，而且将加快降低重化工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将有效促进GDP能源强度的下降。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长期在45%左右，工业部门终端能耗占总能耗的70%，而发达国家两者均在30%左右。我国工业化阶段特有的产业结构特征是造成单位GDP能源强度比发达国家高出2～3倍的重要原因。利用2012年投入/产出表测算表明，在产业结构中，工业在GDP中的比重每降低一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比重相应增加一个百分点，可促使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约1%。在GDP使用分配中，投资在GDP比重中降低一个百分点，相应最终消费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使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约0.4个百分点。“十三五”期间通过扩大需求总量，调整和改革需求结构，推进出口产品的价值升级，促进供给和需求的有效对接，将加快促进经济结构调整，降低第二产业的比重，特别是重化工业的比重，使单位GDP的能耗强度有较大幅度下降。

“十三五”期间强化供给侧改革，着眼于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改革将使企业生产模式由要素投入驱动的“加工型”向知识技术创新驱动的“价值型”转变，从而降低生产过程中中间物质投入的比例，提高产品的增加值率。当前我国制造业产品在国际价值链中处于中低端，产品能耗高，增加值率低。不仅同类产品的能源单耗仍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其产值的增加值率也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左右。这也是造成我国单位GDP能耗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通过供给侧改革，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出效益，使产品增加值率有较大提高，可有效降低各行业单位增加值的能耗强度。利用2012年投入/产出表测算表明，工业部门增加值率平均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使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约2%。供给侧改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将对节能降碳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取得显著效果。

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升级，将有效减缓能源消费的增长。“十一五”期间，我国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单位GDP能源强度和CO2强度的年下降率分别达19.1%和21.4%，但由于GDP平均增速高达11.3%，尽管能源消费弹性由“十五”期间的大于1.0下降到0.59，但能源消费和CO2排放量的年增长率仍分别高达6.65%和6.03%。在此期间，全球CO2排放平均增速只有2%，我国新增长的CO2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增长量的62%，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全球CO2排放的增长。2010年我国CO2总排放量也占到世界的24%。“十二五”期间我国单位GDP能源强度和CO2强度分别下降了18.2%和21.4%, GDP平均增速为7.81%，能源消费和CO2排放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下降到3.56%和2.71%，特别是2014年和2015年能源消费年增长率仅分别为2.1%和0.9%，而CO2排放2015年基本与2014年持平。这对于全球2014年和2015年的CO2排放呈现趋于稳定态势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三五”期间，随着改革深入和经济形势好转，能源消费和CO2排放仍会有所上升，但上升速度将大为减缓。能源总需求增速放缓，新增能源需求将主要由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满足，将促使能源结构调整加速，进一步控制化石能源消费的增长。“十三五”期间，东部沿海地区已开始控制和减少煤炭消费总量，全国煤炭消费量将会达到峰值。预计“十三五”期间CO2排放年均增速将进一步放缓到2%以下，2020年后CO2排放量增速还会进一步下降并逐渐趋于稳定，促使CO2排放达到峰值。中国未来CO2排放增速放缓的趋势，将对全球控制CO2排放增长发挥重要作用。

为促进经济低碳转型，实现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自主贡献目标，“十三五”期间将进一步加强和落实节能降碳的阶段性目标和实施措施，除进一步实施单位GDP能源强度和CO2强度下降的目标外，“十三五”规划中进一步提出到2020年能源消费控制在50亿tce以内的总量控制目标，在同时确立了能源结构调整的目标下，也就相应实施了对CO2排放总量的控制，进而从“十二五”期间的“强度”控制转变为“强度”和“总量”的双控机制。“总量”控制是比“强度”控制更为严格、有更大力度的控制机制。“强度”控制目标旨在提高单位能耗和单位CO2排放的经济产出效益，在此目标下，尽管能源消费和CO2排放的增长速度将较大地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但在相同的“强度”控制目标下，GDP增速越快，能源消费和CO2排放的增长量也会越大。“总量”控制目标对能源消费和CO2排放量设置了“天花板”，在总量控制目标下，GDP增速加快，则单位GDP能源强度和CO2强度下降的幅度必须相应加大。“十三五”规划中提出2020年非化石能源比例达15%的目标，届时再加上天然气比例提高，煤炭比例将下降到60%以下，单位能耗的CO2强度将由2015年的2.13kg CO2/kgce下降到1.99kg CO2/kgce。届时将能源总需求控制在50亿tce以内，可使CO2排放总量控制在不超过100亿吨，仅比2015年增长8.5%，年均增速为1.6%，比“十二五”期间的增速又大为放缓。在“十三五”GDP增速年均6.5%～7.0%的预期下，GDP的CO2强度年下降幅度将达21.0%～22.6%，超过“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18%的预期目标。如果“十三五”GDP年均增速达到7.5%，则实现总量控制目标下，单位GDP的CO2强度下降幅度要进一步加大24%以上。“十三五”实施能源总量控制机制，将强化各级政府的目标责任制，加快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低碳转型。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进一步强化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和措施，提出“有效控制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重点行业的碳排放，推进工业、能源、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低碳发展”。“十三五”期间将进一步推进低碳城市建设试点，并提出支持优化开发区率先实现碳排放达到峰值，目前已有北京、广州、镇江等城市提出2020年前后CO2排放率先达到峰值的目标和行动计划，在全国起到积极引领作用。我国将加快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立法进程，在“五市二省”碳排放交易试点基础上，2017年启动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以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建立和完善促进低碳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巴黎协定》的实施将加速世界低碳经济转型进程，并将重塑世界政治经济和技术竞争格局。我国在新常态下实施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是国内统筹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顺应世界低碳经济发展潮流，打造经济技术的核心竞争优势，并深度参与国际治理、体现大国责任担当的战略选择。我国在新常态下转换发展动力，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改革方向与措施，也将使我国经济发展尽快走上气候适宜型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在促进国内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为保护全球生态安全做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