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实施《巴黎协定》面临艰巨任务
实施《巴黎协定》，目前而言，一方面，面临全球气候治理新机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该不确定性既包括自下而上的各国自主减排行动的贡献和效果与实现2℃目标下的减排路径相契合的不确定性，也包括新机制仍在谈判与发展过程中，相关的机制要素未来如何发展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也面临全球政治体制的新动向，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气候变化的科学性所持的怀疑态度、去全球化等新动向，这也为《巴黎协定》今后的实施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
一、机制本身所导致的不确定性
《巴黎协定》确立的以自主贡献为基础的减排机制，实施过程中也将存在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使各国自主减排行动的贡献和效果与实现2℃目标下的减排路径相契合。《巴黎协定》相关文件中也指出，实现控制气温升幅不超过2℃的目标，到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应从2010年的约500亿tCO2e下降到400亿tCO2e，而按各国INDC承诺目标，2030年排放量将达550亿tCO2e，存在约150亿tCO2e的减排缺口。若按此趋势，到21世纪末气温升幅将可能达2.7℃～3.4℃，因此需要各国不断加大INDC力度，加快当前世界能源变革的趋势。各国经济发展方式能否尽快向低碳转型，是《巴黎协定》新机制能否成功和有效的关键。
实现全球控制气温升幅不超过2℃的目标，全球必须尽快扭转温室气体排放持续上升的趋势，使其尽快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特别是能源消费的CO2排放，不仅是最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约占全部温室气体排放量的2/3，而且其排放源集中（如燃煤电站）且易于采取减排措施，因此能源消费的CO2排放应尽快达到峰值。在保障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控制CO2排放，其主要的措施有两个方面：一是大力节能，提高能源转换和利用效率，降低单位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强度，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二是加速能源结构调整，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及天然气等零碳或低碳能源的比重，降低单位能源消费的碳强度。以上两个因素叠加，可使单位GDP的CO2强度呈较快下降趋势，当其年下降速度超过GDP年增长率时，CO2排放即可达到峰值。1990—2005年，全球GDP年均增长率为2.8%,2005—2013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GDP年均增长率下降为2.4%，上述两个期间单位GDP的CO2强度年下降率分别为1.0%和0.2%，均远低于GDP增速，所以上述两个期间的CO2排放量仍分别以1.8%和2.2%的速度增长。今后随世界经济的复苏，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较快发展，全球GDP年增长率可能会进一步提高，有可能达到3%甚至3.5%的水平，要尽快实现CO2排放达到峰值，未来单位GDP的CO2强度年下降率也必须达到3.0%～3.5%的水平。根据最新发布的《英国石油公司（BP）能源展望》,2015—2035年，全球能源变革下能源效率提高可使单位GDP能源强度年下降率达2.1%，能源结构低碳化变革可使单位能耗CO2强度年下降率达0.5%。两个因素叠加，可使单位GDP的CO2强度年下降率达2.6%，将高于历史上平均下降速度。这将是一个逐渐加速的过程，越到后期下降的速率会越大，将逐渐达到年下降3.0%～3.5%的水平，其中单位GDP能源强度年下降率要超过2%，单位能耗的CO2强度年下降率要超过1%，才能使CO2排放达到峰值。但总体而言，为使全球CO2排放早日达到峰值，全球单位GDP的CO2强度年下降率要尽快达到3%以上。如果实现控制温升2℃的目标，到2050年全球CO2排放需比峰值水平减排50%以上，那么全球CO2排放量在达到峰值后需以年均2%～3%的速度下降，在保障GDP持续增长的前提下，相应单位GDP的CO2强度年下降率则需提高到5%～6%。因此，协调经济发展与碳减排的双重目标，需尽快把全球GDP的CO2强度年下降率提高到3%～4%，并逐步加大，这也是落实《巴黎协定》的紧迫任务。
《巴黎协定》的实施将促进全球低碳转型的进程，并将以全球集体盘点方式不断促进各国加大力度。协定还要求各国在2020年前制定并提交到21世纪中叶温室气体低排放战略，以共同努力实现全球长期减排目标。全球21世纪下半叶实现净零排放意味着化石能源时代的终结，形成以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和核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使能源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CO2排放趋近于零。这将极大促进能源体系革命性变革的趋势，也将成为各国低碳经济转型的关键着力点，成为各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各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从而提升国家经济技术竞争力，也将成为促进各国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强大驱动力。
《巴黎协定》对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制度安排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新的机制和新的日程，其规则的细化尚待在后续谈判中解决，例如发达国家每年1000亿美元资金的筹措方式、进度及使用，全球集体盘点的内容、方式及结果的应用等问题，均需进一步细化和落实。当前各方都在加强对协定相关条款的解读，评价其可能的影响，研究实施方案和谈判对策。对《巴黎协定》的实施，各方仍会存在分歧、存在矛盾，都需要在公约和协定的指导下，在谈判中逐渐解决，促进协定的有效实施。
二、全球政治体制所带来的新动向及影响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17年3月28日签署了一项名为“促进能源独立和经济增长”的行政令
。该行政令指示美国环保署“暂缓、修改或废除”针对现有发电厂的排放限制规定，同时解除联邦土地煤炭开采租赁的临时禁令以及石油、天然气和页岩气开采的相关限制。其核心目标是撤回奥巴马政府2015年推出的《清洁电力计划》。《清洁电力计划》要求到2030年美国发电厂碳排放目标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32%，是美国兑现《巴黎协定》承诺的重要途径之一。
尽管该行政令的签署意味着美国国内启动了对原奥巴马气候变化政策的“暂缓、修改或废除”过程，但其不可能逆转美国的碳排放量下降的趋势。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美国政策的修订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法律过程，特朗普政策变动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二是与美国联邦政策的不确定性相比，美国较多的州和城市以及能源企业承诺将继续实施《清洁电力计划》、车用燃料能效标准（加州）或其他清洁能源及气候行动计划。三是无法阻挡的市场驱动因素的影响。清洁电力装置近几年在美国快速发展，2016年在新增电力装机中占有最大份额，且今后几年仍将维持该趋势。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在《巴黎协定》中承诺的不作为以及对化石燃料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废除《清洁电力计划》，不仅使美国本国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难以实现，也为沙特、卡塔尔等一些迫于国际舆论压力而签署《巴黎协定》的国家提供了不履约的理由。
特朗普就任后所主张的气候变化政策将会产生“特朗普效应”，即相对奥巴马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美国的自主决定贡献力度减弱。由图1-1可见，特朗普签署的“促进能源独立和经济增长”的行政令，将使美国在20和2030年的CO2排放维持在现有水平，无法实现奥巴马政府在自主决定贡献中提出的相对2014年减排14%的目标。取消气候行动计划意味着美国的碳排放水平将超过其《巴黎协定》目标（黑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