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从人道的观点看，这些冰冷的数据意味着什么呢？对世纪之初的一些大城市贫民窟和严酷的工业城镇中的贫困，有一些合格的观察者，阅读他们的报告，其实就是倾听人的悲惨境遇这个主题一遍又一遍地变奏，在这种悲惨境遇中，同样的词语单调地重复了一遍又一遍：悲惨、拥挤、污秽、饥饿、营养不良、不安全、匮乏。

1898年，意大利戏剧家朱塞佩·贾科萨探访了他的老乡们在纽约的住处，他写道：“街道上的泥泞、肮脏、污秽、散发着臭味的湿气、令人讨厌的东西、混乱，简直无法形容。”

1899年3月，波士顿的建筑顾问们针对他们在该城北区和西区发现的某些住房起草了一份报告。他们发现：“肮脏、破烂的墙壁和天花板，黑暗的地窖里水可没膝，巷子里堆满了垃圾和秽物，破败不堪、四处漏水的排水管……黑暗而污秽的厕所，抽水马桶长期堵塞，要么就是混乱不堪……房子坍坏严重，完全成了危房。”

即使是在卫生状况要好很多的住处，拥挤也很严重。M.E.拉维奇作为移民从罗马尼亚来到美国，以每周50美分的价格租下了西格尔夫人位于纽约下东城区文顿街的公寓房。他后来在自己的《发展中的美国人》（American in the Making）一书中报告，在白天，西格尔夫人“以专门的细分，维持着一幢公寓楼的有趣虚构”——一间客厅、一间饭厅、一间厨房、一间年轻女士的房间、西格尔夫人自己的房间、一间孩子的房间。但在夜里9到10点之间，这个地方“突然变成了一个营地”。沙发打开了，有雕刻的饭厅座椅被排列成行；仅客厅里的沙发就睡了4个人，摇椅在侧面排列成行，充当支撑沙发的脚。一天夜里，仅客厅就睡了9个人，其中有些人干脆睡在地板上。“那间伪装成孩子卧室的房间，被一个男人和他的4口之家所占据。”窗户被密不透风地用灰泥封住，空气里“散发着食物和汗液的浓重气味”。

比这远为肮脏和不卫生的住处同样拥挤。几年之前，保罗·布尔热曾在鲍威利区发现了两间跟街道处在同一水平面的房间，“像船舱一般狭小”，房间里有8个男人和女人“蹲伏在那里，埋头干活，空气里散发着恶臭，铁炉子使得空气更加令人窒息，真是脏不可言”！接下来，布尔热视察了犹太人区不同的工场，在那里他发现了“饿得皮包骨头的面孔”和“因肺病而瘦削的肩膀，15岁的姑娘像祖母一样老，平生从未吃过一点肉——贫困状态在漫长而悲惨地继续着”。

1908年，匈牙利牧师拉斯科德在《乘坐一艘移民船去美国》（Nach Amerika in einem Auswandererschiffe）一书中讲到，几年之前，当他探访宾夕法尼亚州钢铁小城麦基斯波特的时候，那里匈牙利移民的生活在他看来是个什么样子：

14,000座高高耸立的烟囱，在沿着那条河谷的天空上留下它们的剪影，这条河谷从麦基斯波特一直延伸至匹兹堡，14,000座烟囱连续不断地放射出燃烧的火花和浓烟。即便是伍尔坎的领地，也不会比这条莫农加希拉河谷更昏暗、更污秽……成千上万的移民年复一年地在这里徘徊游荡……在这里受苦受累，直至他们被这片地狱所吞噬……没有一时无事故，没有一天无致命的灾祸。但是，在这么多人当中，就算有一个人因伤致残，就算有一个人命丧黄泉，那又算得了什么呢！每个位置都有10个人来填充，全都如饥似渴地想要得到它。新来者在工厂大门的视野之内安营扎寨，稍稍远一点的地方，几乎每天都有其他人到来——成千上万移民等着戴上奴隶的脚镣。

由于劳动力的过剩，人们绝望地乐意从事任何工作，无论什么条件，目的仅仅是为了糊口：这样的主题在这些观察者的报告中一再出现。下面是罗伯特·亨特的报告，写的不是宾夕法尼亚州的钢铁地区，而是芝加哥：

那些寒冷、多雨的早晨，在黎明前的微暗中，我被吵醒了。此时离我起床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一队去工厂上班的工人正从我的窗下经过，平头钉子靴踩在木板人行道上，发出了单调的咔嗒声。那些步履沉重、若有所思的男人，疲惫不堪、焦虑不安的女人，衣着单薄、蓬头垢面的小姑娘，以及身体瘦弱、闷闷不乐的小伙子，依次走过。他们睡眼惺忪，没有一个人吱声，匆匆赶往那家大工厂……另外有数以百计的其他人（明显更饥饿、更贫穷）……则等候在紧闭的大门前。直至最后，一个红胡子大块头走了出来，挑选出二三十个身体最强壮、脸色最好看的男人。大门为这些人而打开，而其他人则满脸沮丧地走开了，去别的地方寻找就业的机会，要么就呆坐在家里，或酒馆里，或宿舍里……

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在这些报告中频繁出现，那就是这样一种观念：这些工业人口的渣滓全都是外国人，是他们的异质把他们与美国的其余部分切割开来。亨特写道：

几年前，我生活在芝加哥的一个波希米亚人和匈牙利人的侨居地，一家大工厂的关闭使他们丢掉了工作，我走在聚集在大街上或会所里的人群中。我感觉到了动荡、指责以及不断增长的野蛮，但我却不能与他们讨论他们的冤屈不平，不能同情他们，或反对他们。在我自己的城市里，我是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

这些悲惨的场景也有一些更容易忍受的方面，这一点就连上述纪事的作者也都同意。即便是最饥饿的人，其穿着打扮也比外人所预期的要好，这一点让几乎所有外国游客都大吃一惊。刚刚从罗马尼亚来的拉维奇曾注意到，几乎没有人穿打补丁的衣服，他又补充道：“如果仅仅凭借衣着，你不可能把一位银行家与他的勤杂工区别开来。”他重复了贾科萨在乘坐纽约高架铁路火车之后所写下的话：“某些风度翩翩的华尔街银行家，以英国特别裁制的衣服为标志。但除此之外，欧洲人没法凭肉眼把他们跟代表了数不清的职业、行当、地位、财富、文化、教育的人区别开来，这些标志可以在全民当中遇到。”在访问芝加哥的屠宰场——他发现这些地方肮脏得无法形容——之后，贾科萨大为吃惊的是，当一天结束，工人从他们可怕的劳动中脱身而出的时候，他们看上去派头十足、穿着入时；这跟伍兹对那些生活在波士顿南端区的人的评论何其相似乃尔：“在年轻的男人和女人当中（尤其是年轻女人），令人吃惊的是，你会发现，一旦走出他们确实简陋的住所，他们的衣着打扮是多么合适得体。”

我们也不要忘记，正是这些贫民窟里的移民发现了很多让他们欣喜的新玩意儿。拉维奇又惊又喜地发现了每天使用的肥皂，冬天食用茄子和西红柿，从街角的酒馆里用罐壶打来的啤酒。作为一个新近从俄罗斯来的孩子，玛丽·安婷惊喜地发现罐头食品、铁炉子、洗衣板、通话管和街灯——“这么多的街灯，我爸说，它们要一直点到早晨，这么多人用不着提灯笼。”更让她和她的父母感到吃惊的是公共教育——“无需申请，无需提问，无需学费。”她父亲“把他的孩子们带到学校，就好像那是一次奉献之举。”

还有一点也是真的，贫民窟里最糟糕的恐怖逐渐被消除了。调查委员会、廉租公寓委员会以及由更幸运公民所组成的其他团体纷纷被一些报告所唤醒，比如雅各布·A.里斯令人难忘的著作、出版于1890年的《另一半人如何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仅仅10年之后，里斯便能够报告：在纽约，最糟糕的廉价公寓已不复存在，可怕的警察局收容所已不复存在，“瓶子巷已不复存在，强盗居、骨头巷、小偷巷和煤油弄——它们全都已不复存在。”在里斯看来，到1900年，在纽约东区，破烂和肮脏已成为例外，而不是通则。为纽约穷人提供公园、运动场和健身房的工作已经开始。不仅仅是纽约，而且在其他的城市和州，立法机关正一点一点地啃掉工厂用工和住宅提供中最糟糕的可恶之事。

然而，由于移民的洪水继续汹涌，工资依然服从于“铁律”，肮脏和残破的住处积起了新的尘垢，并进一步倾颓，那些把跟美国贫困问题做斗争当作自己的事业的人，常常觉得无助于任何真正的改进。伍兹写道：“真正的麻烦是，这里的人们从出生到死亡一直任由一些巨大的社会力量所支配，这些力量的移动几乎就像命运的行进。”正在发生的事情难道不是对民主社会的讽刺么？社会学家富兰克林·H.吉丁斯告诉“19世纪俱乐部”的成员们：“毫无疑问，我们今天正在目睹共和制度的衰微——大概不是永久性的，但无论如何是衰微——任何头脑健全的人都不可能否认这一点。”

当埃德温·马卡姆写下他的诗歌《拿锄头的人》（The Man with the Hoe，发表于1899年）的时候，就连那些接触美国贫困的人也略微产生了一种模糊的感觉：它描述了一种不祥之兆。马卡姆在看到米勒那幅表现受到残酷对待的劳作者的著名油画之后，写下了这首诗，人们从这首诗中得到了这样一幅图景：工业主义正在对平民百姓所做的事情，有朝一日多半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如果那些被他们带入运转的社会力量并没有以某种方式发生逆转的话。马卡姆把劳作者看作是这样一个人：

他的脸上有着时代的虚空，

他的背上承载着世界的重担。

马卡姆问道：

谁来松开并放下这把残忍的钳夹？

并评论道：

没有比这更可怕的形状——

更能说出对世界盲目贪婪的谴责——

更充满了灵魂的迹象和凶兆——

更饱含了对宇宙的威胁。

最后，他总结道：

啊，所有国家的主人、老爷和统治者们，

未来将如何与此人结算？

在造反的旋风撼动所有海岸的那一刻，

该如何回答他残忍的问题？

在沉默了千百年之后，

当这无声的恐怖将起而审判世界的时候，

它将如何对待王国和国王，

对待那些把他塑造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人？

从20世纪50年代的有利位置上，你可以解读这些先知般的诗行，并宣称，事实并未证明它们对美国来说是预言性的。但可以肯定，重要的是，当这个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多美国人完全没有把握：“无声的恐怖”，提出了他“残忍的问题”，会不会导致“造反的旋风”，不仅要撼动欧洲，而且要撼动美国，在这个国家，如此华而不实的财富和如此惨无人道的悲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