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古往今来的贤哲均谓，人生最难的是如何对待自己，知道你是谁，你要做什么？又不要做什么？人活着，能与自然、社会和谐地共存，不论做人做事，宽以待人，为他人及社会群体做工作，严于责己、克制虚名，为团队修身，要活出意义与价值来。“理念是伟大的”，述学路径要实事求是，我崇尚一心向学且学而不倦。读书学医业医的前30年里，我确实对人生的真谛没有思考，不过做一个认真的学生和认真的医生还算合格。有幸遇到王玉川和董建华先生以身示教，在先生们的抚育教导下，我渐渐懂得做人处事的道理，就治学而言要老老实实，必得下苦功夫，补养成教育一课，而后要心境平和，精进沉潜；就述学写作而言，切忌张扬，多虚心听取学人与读者意见，怀敬畏感激之心，其论章不怕反复校正修订，以求知识与技能的积淀渐渐加深。

回溯读大学时，我曾多次下乡劳动和下矿山采煤，为工农治病，渐而悟得了劳动人民勤劳质朴的情感，同时锻炼了自己的体魄，潜移默化地培育了一种自讨苦吃为民众服务的自觉性。毕业后留校工作，于1963年我被派到安徽农村劳动做半农半医，在生产大队与乡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后又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公社卫生院业医，造就了“全科医生”的本领，其后1969年在河南宁陵“六·二六卫校”办学和1972年在复课中带学生于京郊怀柔县巡回医疗过程中，体会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与大自然的亲和力，似是一个做“明医”的有力途径。与农民朝夕相处，随后抗震救灾与参加防疫的合计六年多的时间里，对于“人生”要做什么和不要做什么渐有所悟，可歌可泣的壮举与令人憎恶的卑劣让我终生难以忘记。缘此，做人对人生观的磨砺，做医生对救死扶伤的责任铭刻在心，确是心灵净化的一个过程。而对专业的知识与技能在救治过程中体现出做过“全科”的适应性而深感自慰。

1992年，王玉川老师将我推向了社会学术界，承担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医药学学科评议组的召集人。届时心中忐忑不安，因评议组的成员多数是我的前辈，都是在中医药学术界有真知卓见的学者，细思量当是我向前辈学习的好机会，应该多请教，虚心地学和谨慎地做。至2004年我连续做了三届召集人，其间对学科的学术建设做了些考察，就行业内高校博士学位点授权的扩增、学位教育改革、博士不博与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做了些分析与探讨。先后发表了“中医药学学科建设目标”、“学科研究方向”的思考，以及学科带头人在学科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等文章。

恩师董建华先生连任过三届全国人大常委，曾力荐我进全国人大常委会，意在为中医事业的发展与中医法的制定争取话语权。先生性格豁达，治学严谨，为人耿直。曾言及学术思想，衷恳地对我说：“自己仅是从最熟知、最着力研究的温热病、脾胃病的理论中获得新知并将其践履于临床诊疗，取得了些许经验与技术，恐与创新学术思想还有距离”，先生希冀传承给后学再做深化研究。我牢记先生的教诲，必须清楚我做了些什么？在何层面上？为此从不敢轻言学术思想。逐渐悟出当今为学术思想在中医学具有生命科学与人文科学双重属性的高概念时代，应该是学科知识和技能的进步带动了学科框架的更新，以适应科学与人文的融通，在大科学背景下促进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和谐，提升为民众服务的内驱力。如此，为我设定了努力的方向。

1998年初夏，我带领团队开始策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中医方剂关键科学问题的研究”，至2004年顺利完成了该项目的研究工作。其后还参与了“证候与疾病方剂相关性科学问题研究”的策划，同时还启动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项目“中医药若干重要科学问题研究”，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向课题组全体成员推荐读《复杂》一书，并邀请清华李衍达院士和中科院戴汝为院士参加了课题组成员的读书会，以谋求在复杂系统科学领域里开展中医药学相关科学问题的遴选、策划与实施，尤其是对非线性、不确定性研究方法学的探索。通过世界卫生组织（WHO）中风康复研究，其后我又承担世界卫生组织（WHO）西太区资助的《中医循证临床实践指南》的编纂，开拓了视野。从思维科学角度对医学发展的趋势有了新认识。在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并行的时期，心物一元论的兴起，整体论与还原论整合可能性的存在，大科学时代学者愈来愈重视关系本体论的研究。我的学生李梢、王忠博士运用多组学技术对方证相应做网络药理学研究，探索用现代科学技术诠证辨证论治相关理论与实践。课题组项目的运作和协调项目内外人际关系的磨砺，渐渐使我懂得在东、西文化冲突的前提下，遥望中医西医的融通共进、互补互动，构建统一的新医药学是任重而道远，确实急不得。20世纪中医与西医的纷争仍不绝于耳，我能理解中医前辈们于1929年因废止旧医案为求生存而呐喊奋争的伟大，实令吾辈学人尊敬而钦佩。与此同时我对20世纪还原论盛行与产业革命并行的西医学的进步从无异议。但我更尊崇恽铁樵先生维护中医的世界观而又主张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的观点。然而今天已是高概念大数据技术的新时代了，整体论与系统论的整合直面复杂性科学是未来发展的机遇。为寻求中医与西医的契合点，起步首先从“病络”的病机概念诠释入手，培养了郭蕾博士做诠释学方法论研究，而后是常富业与李鲲的博士后出站报告；进而在SARS与禽流感甲型H1N1流行过程中对“膜原、玄府”的研究；基于“禀赋与遗传”相关性研究；还有中风病“化痰通腑”法的系统总结与基于医案分析对中医学术发展的研究，先后带教了刘向哲、谢颖桢、孙长岗博士。传承博士后张华敏与于智敏对学术思想的有关理念观点做了探索性的有意义的一份工作，然而是否从方法学层面有利于寻求结合点则难说，也许会经历数十年，数以千次的擦肩而过，以述学路径看恐很遥远，然不能因此而丧其心志。

无需讳言，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为民众生活的物质供求带来了极大的提高，然而同时带来了自然环境的污染，尽管倡导退耕还林、还湖、还草以及工业调结构有些效果，然距离回归自然生态仍是远所不及。就社会和谐而论，人们的核心价值观的扭曲显而可见。所谓软实力即文化诉求的吸引力、影响力、说服力，有待积极地培育。作为教育者当首先受教育，力求以学人的良知奉献于社会。

晚近我阅读了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夏中义教授所撰《朱光潜美学十辨》，其于第八章“青年马克思与中国第一次美学热”中曾指出：“以人道主义的最高理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终于要统一为‘人学’，因此我力闯片面反映论，强调实践论。”过去在中国语境中将“实践”注释为对“物质生产、政治斗争和科学实验”等人类生活的哲学命名，虽不宜说有悖本义，但这未必是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聚焦。事实上文化人类学的遥深视野，是让人们更关注人类“实践”这一足以改造世界且完善人性的行为过程。又指出人类“实践”的特点具有自由性、自觉性和审美性。由此新辟人类世界的人性自由化与自然的人化。论及我的学习体会是只有孜孜不倦地去实践，为新医药学的奠基作铺路石子，才不枉此一生。言到魏晋时期隐居的伟大诗人陶渊明的“形影神”，探讨人生命题的意象：“形”指个体拥有的自然的生命存在；“影”宣示当官以得立功立德立言；而“神”当指陶渊明创解且践行的人生真谛。“神释”与“释神”，是陶咏叹人的活法，其实也是在歌唱真正令其心仪且皈依的“惜生”之道。陈寅恪说《形影神》主题是“惜生”，重在怎样活，人生不如大自然长久，人生在世总得做点什么，其主张“立善有遗爱”意谓“惟有立名即立善可以不朽”，而结论是无论“形”、“影”皆未能在终极关怀层面，只有“神释”之功绩敞亮了五柳先生一人安身立命之所在，更在于终结了魏晋以降有涉人生抉择，数百年学术思想的主流。

“仁学”是医学的灵魂，仁学先要谈“人”，而谈人当先说自己。我信奉儒学、道学、佛学主张以游方之外出世的精神，做游方之内入世的事业，出世朝向挣脱世俗，入世即为群体本位服务，佛学则要求普度众生。谈人，中国社会终于跨出这一步了，活在这世上，没什么能比“人”的存在更质朴、更亲和、更宝贵、更神圣了。仁者爱人，人活着体味人间的温度，每个人均应提供他人一份温暖，提供社会一份爱。人应坚执开放的姿态，积极地为他人谋生存、谋幸福，要活得认真、活出意义，努力克服世相的庸俗陋劣，朝着自然人化做应做的事。不言而喻，作为一名医生与教师，更应该为构建医者与患者的道德共同体多做有益的工作，至于教师当以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严格责己而为之。

在我生病期间，我的学生们编辑了《王永炎院士集》，完成了《王永炎学术思想研究》，是值得欣慰的事。他们在中医药学学科由求生存向谋发展转型的时期，富有文化自觉的精神，确是一代应时而生的专家。每当读到他们的学位论文和出站报告的时候，他们总要说一些感恩的话，对我加以励勉。作为传道授业者，我要说的是：“我做得不够好，你不需要偿还，只要传承下去即可，能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是师生共同的希望。”2014年，我获得了中国标准化终身成就奖，我很在乎这个奖，它表征了我们团队在最重要领域的成就，我对学生们和学长们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敬重与“心满”。我能够充当他们的老师和领路人，作为一名学术带头人感到“意足”。然后，要懂得恰到好处地后退，以便看到团队前进的方向和下一代人的智慧。其实，我在这个领域发展中的工作，更令我确信一件事，即应时应势而为的结果。我感慨地说：“自己做了什么？只有付出辛苦！”只有站在中医药事业复兴的机遇面前，赋予我北京中医药大学与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与行政负责人的岗位，才有可能做成这些事。作为教师应该尽心尽力为学生树立良好的形象，尤其在今天人们核心价值观多元变化的情形下，学生们的素养和信念是保持进步的动力。我习惯对在读的学生严要求，一旦走入社会，为其确立学者的身份做些有益的工作，这也许是为开创新时代医疗卫生事业应尽的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