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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老年脑健康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第一节 老龄化社会的挑战
1 全球老龄化问题加重
1.1 老龄化社会已经到来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2016年全世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已经超过六亿，有60多个国家的老年人口达到或超过总人口的10%，进入了联合国公认的“老龄化社会”。1990—2020年，预计世界老龄人口平均年增速为2.5%，世界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5年的6.6%上升至2020年的9.3%。不论是欧洲、美洲，还是亚洲、非洲，老年人口的所占比例和绝对数量都在快速增加。这样世界性的人口老龄化是“历史上未曾出现的社会现象”，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已经来到了老龄化的世界。
1.2 老龄化进程正在加速
从目前来看，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要原因是平均期望寿命的增加，即平均而言，世界各地的人都活得更长久。伴随着过去50年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大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医疗水平突飞猛进。一方面，年轻人的平均期望寿命在快速提高：在过去资源匮乏的环境中，死亡通常发生在婴幼儿时期，并在生命的其他阶段均匀分布。随着国家的发展，更好的公共卫生水平意味着更多的人免于早夭，死亡模式转换为多在成年后死亡。而在高收入环境中，死亡模式转换为晚年死亡，绝大部分死亡发生在70岁以上的人群中。随着经济发展，更多的人能够活到成年，出生时的平均期望寿命也因此提高。在过去100年里全球平均期望寿命的提高主要归因于年轻人死亡率的下降。另一方面，老年人的生存率也在不断提高，尤其在高收入国家。1985年，60岁的日本妇女有望再活23年，而到了2015年，该数值已增至30年。这种增长可能是更好的医疗保障、公共卫生举措以及人们早年生活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二个原因是生育率的下降，这主要是由于父母意识到孩子比过去更容易存活，以及避孕途径的增加和性别规范的改变导致的。在社会经济取得近期发展以前，世界许多地区的生育率为每名妇女生育5~7胎不等。到2015年，生育率暴跌或下降至需要维持目前人口规模的水平。生育率的下降往往在儿童死亡率下降之后发生，这通常会导致低年龄段人群的人口膨胀。在许多高收入国家，这种人口膨胀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这个时段出生的人口通常被称为婴儿潮一代。随着婴儿潮一代进入老年期，人口老龄化暂时加速，尤其是这段时期又同时具有低成人死亡率和持续低生育率的特点。
1.3 人口老龄化的未来
过去30年的老龄化速度已经远超以往，但未来，人口老龄化速度还会更快，2016—2050年期间，60岁以上的人口将从6亿人上升至20亿人。法国几乎用了150年的时间来适应60岁以上人口从10%升至20%这一变化，而巴西、中国、印度等国将只有20多年的时间来适应相同的变化。目前，6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30%的国家只有日本。但2050年，将会有许多国家的老年人口比例与2012年的日本相当。这些国家不仅包括欧洲和北美的许多国家，还包括智利、中国、伊朗、韩国、俄罗斯联邦、泰国和越南。
然而，一个更大的问题摆在了面前：虽然人们的寿命不断延长，但在这延长的寿命中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是否同样得到了提高，亦或是老年人仍然以较差的健康状态生活了更长时间？事实上，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今天老年人的晚年状况比其父辈更健康。过去30年中，高收入国家中需要他人帮助履行诸如吃饭和洗漱等基本活动的老年人比例可能有所下降，但有不太严重功能受限问题的老年人比例几乎没有变化。在老龄化加速的社会，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亟待关注。
专栏2-1
老龄化国际法律和政策框架
国际人权法规定人权是受法律保护的个体和群体的普遍的权利和自由。包括公民和政治权利，如生命权、社会权、经济权、文化权，其中又包括了健康权、社会保障和拥有住房。所有的权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人权不能因个体的年龄或健康状况而被剥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一条即禁止了基于个人状况的歧视，包括年龄歧视。即使公约中未明确提及老年群体或老龄化，但根据定义，人权适用于所有人，包括老年人。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加强包括老年人在内的人权的努力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一些国际人权协议和法律文件提及了老年人或老龄化，保护老年女性、老年移民和失能老人免遭歧视；阐述健康、社会保障和适当的生活标准；支持老年人免遭剥削、暴力和虐待的权利。
《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
200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马德里政治宣言》和《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相关建议中明确了三个优先行动的领域：“老年人与发展；促进老龄健康与福祉；确保老年人从有利和支持性的环境中获益”。
计划中指明了若干关键问题，这些问题在 2015年依然适用且在本报告中再次强调，包括：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促进健康和福祉；确保人们普遍而平等的获得卫生保健服务；为老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提供适当的服务；培养照护人员和专业卫生人员；满足老年人的精神健康需求；为失能老人（在卫生优先领域中重点说明）提供适当的服务；为照护人员提供关怀和支持；预防对老年人的忽视、虐待和暴力（在环境优先领域中重点说明）。该计划还强调了就地养老的重要性。
积极老龄化
积极老龄化的概念是在试图将各自独立的政策领域协调的结合为一体时而出现的。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一书。该框架将积极老龄化定义为“为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尽可能优化其健康、社会参与和保障机会的过程”。该定义强调了对多部门行动的需求，目标是确保“老年人始终是其家庭、所在社区和经济体的有益资源”。
WHO的政策框架确定了积极老龄化的六个重要的决定因素：经济、行为、个体、社会、卫生和社会服务、物理环境。建议了卫生政策响应的四个必要组成部分：
● 预防和减少因过多失能、慢性病和过早死亡所导致的负担；
● 减少重大疾病的危险因素，增加整个生命过程中的健康保护因素；
● 建立可负担、可及、优质和关爱老年人的连续的卫生和社会服务体系，解决老年人的需求和权利问题。
● 为照护人员提供教育和培训。
专栏2-2
应对老龄化日本是怎么做的？
日本是老龄化现象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老龄化经历了逐步深化的过程。1950年老龄人口（≥65岁）占总人口的比重不足5%；1970年老龄人口占比达到7%，步入老龄化社会；1994年老龄人口占比超过14%，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
目前，人口老龄化成为了困扰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2016年日本总人口不足1.27亿，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至纪录新高的27.3%，15岁及以下人口占比则跌至纪录新低，15~64岁的劳动人口继续下滑至60.3%，创1951年以来新低。
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同步“拐点”
二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四个典型的发展阶段：
1945—1954年的战后恢复期；
1955—1973年的高速增长期；
1974—1991年的中低速平稳期；
1992年以来的低迷期。
与此对应，日本人口经历了从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再到超低生育率的转变，最后进入老龄化社会，这几乎与1955年后经济增长的各个阶段出现同步“拐点”。
年轻化的人口结构大幅扩展了经济增长空间。1955年日本经济从战后恢复期开始进入高速增长期，1955—1973年实际GDP年均增长率高达8.5%，并迎来“第一次人口红利期”。该阶段，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从1955年的5473万人增加到1973年的7410.4万人，年均增长率约为1.7%，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经济的起飞。
年轻化的人口结构保证了国内劳动力供给，抑制了工资成本上升，进而促进了同期经济快速增长。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跃居世界第二位。
但1970年代初，日本经济和人口年龄结构都面临“拐点”，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此时，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逐渐进入中低速平稳增长期。
劳动力供给下降致使经济增速高位回落。在1974—1991年的经济中低速增长阶段，日本经济先后遭遇了两次石油危机和一次房地产泡沫危机，实际GDP年均增长率回落至4.2%，仅相当于经济高速增长期的一半。这一时期，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虽升至8655.7万人，但年均增长率仅为0.87%。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老龄化程度不断深化，优越的劳动力条件不再具备。其中，0~14岁的少年儿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4%降至18%，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7%提高至12%，总人口抚养比也由上一阶段的下降趋势转为上升趋势。
人口老龄化严重制约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自1991年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陷入长达20多年的低潮，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仅为0.2%左右，远低于前两个时期的经济增速，而这一阶段也是日本人口老龄化加速期。老年人口比重首次超过少年儿童比重，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由12%上升至25%，0~14岁少年儿童的比重由18%下降至12.9%。劳动年龄人口呈现负增长趋势，总数从1992年的8684.6万人大幅下降到2009年的8149.3万人，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
进入21世纪后，日本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迅速下降，2011年大幅下降至63.6%，不及1960年的水平。目前，该人群的劳动参与率仅为76%。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一是劳动力数量和比重的下降造成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二是老年人口数量和比重增加，加重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加大政府财政压力，阻碍了同期经济的增长。
对经济社会影响显著
尽管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并非战后经济各个发展阶段的决定性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劳动力不足是制约经济增长最为深层的结构性问题。正是劳动力供给不足，导致日本经济在泡沫破灭后无法重回高速增长轨道，并造成了当前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困境。可以认为，日本人口增速下降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是全面的、复杂的、非线性的。
其一，劳动生产率增速呈现放缓趋势。1955—2009年间，日本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从1955年的人均127.802万日元增加到2009年的750.608万日元。但劳动生产率增速波动较大，整体增速出现放缓趋势，年均增长率为3.33%。其中，劳动生产率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从人均127.80万日元增加到431.02万日元，年均增长率高达6.99%；在经济中低速平稳增长期虽从人均431.02万日元增加到702.27万日元，但年均增速下降至3.03%；在经济低迷期增速进一步放缓，从人均702.27万日元增加到750.61万日元，年均增长率大幅下降至0.39%。2001年以来，劳动生产率持续呈现“零增长”或“负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为-0.52%。
其二，国民储蓄率由“升”转“降”。储蓄率的提高能够促使资本存量和产出水平的上升。一般而言，国民储蓄包括家庭、企业和政府储蓄三部分。1955年以来，日本国民储蓄率经历了由升到降的变化过程。20世纪60年代，日本国民储蓄率曾一度高达35%，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高出约10个百分点，这也帮助了其经济实现快速增长。
目前，日本国民储蓄率处于一个逐渐下降的过程。除了受政府税收政策、利率水平以及居民收入等因素影响外，人口数量与年龄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值得重视。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国内获得劳动收入的人口数量不断减少，需要消耗储蓄来生活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造成日本家庭储蓄率逐渐下降。
从政府支出角度看，老年人口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政府在养老、医疗、社保等方面的负担，进而加速了国民储蓄率水平的下降。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公布的统计数据，1985年以来政府对老龄化人口的费用支出占社会保障经费的比例逐年提高，挤占了政府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等与生产相关的公共投资。
其三，劳动力供给减少抑制了企业生产。劳动力供给主要指劳动力的数量和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战后，日本高速增长的人口数量保障了企业的正常生产，发挥了劳动力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1995年以后，日本劳动力供给速度大幅下降，继21世纪初劳动力供给达到顶峰后，劳动力供给便逐年下降。尽管近些年来日本老年就业人口不断增加，65岁及以上就业人口从2010年的585万人增加到2014年的696万人，但并未阻止劳动力数量下降的趋势。而且在劳动就业岗位中，多数老年人仅能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不适合参与技术含量高或需要体力劳动的工作岗位，难以弥补因年轻就业人口减少而带来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人口数量减少，削减了经济生产所需的劳动力供给，成为制约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受阻。人口作为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的最终主体，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主要通过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直接影响需求结构的形成，并最终影响产业结构状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劳动力供给短缺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日本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的适时变动密切相关，产业结构的变动要求劳动力在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部门之间进行转移和流动。由于国内中老年人已形成较为固定的生活、工作习惯以及专业技能，阻碍了劳动力在产业间的流动与转移，导致劳动力生产要素难以实现最优配置。
二是人口老龄化制约技术进步影响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技术开发以适应新的生产体系，但由于中老年人获取知识和技术的能力减弱，难以满足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三是老龄化社会需求不足抑制了产业结构调整。人口老龄化社会不仅因人口增长缓慢而制约市场容量的扩大，而且老年人较年轻人消费欲望低，尤其是耐用消费品的市场需求明显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这加大了政府内需主导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难度。
四大措施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
建立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在人口老龄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日本政府针对老年人的不同需求分别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形成了系统的老年人法律保障体系。
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加强与老年人相关的立法工作，陆续出台各种与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1990年后随着社会进入重度老龄化，政府对老年人问题更加重视，加强对原有法律体系的扩展和充实，于1997年出台了《护理保险法》。进入2000年以后，由于经济增长缓慢和财政压力较大，政府对部分法律进行修改以降低公共支付比例，并对居家护理和入住养老设施护理的费用进行调整。同时，还对《老年人雇佣安定法》进行修改，提倡延长老年人退休年龄。
大力推动老龄产业发展。面对劳动力供给下降及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日本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老龄产业”概念，并在80年代开始培育和扶持。90年代后期，“老龄产业”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重视，许多大企业开始进入老龄产业的投资与开发。2000年，随着看护保险制度推出，老年人护理等相关产业成为投资热点，带动了养老、医疗、福利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老龄产业链。目前，日本老龄产业在市场规模、产品种类、社会功能、从业人员素质等方面均有了长足发展。
加快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改革。老龄化是日本经济最大的结构性问题，也是困扰泡沫破灭后经济复兴的最大障碍之一。在日本政府短期内难以提高出生率以弥补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开始探讨加快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改革，以保证经济发展所需的劳动力供给。2012年底安倍上台再任日本首相后，安倍内阁针对重度老龄化困境对劳动力市场做出相应调整与改革，包括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增加移民、返聘老年人回归岗位等措施。虽然这些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后期效果仍待观察。
推进科技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力。推进科技创新是解决日本劳动力不足的有效措施之一。战后，日本通过技术引进、改良和创新等方式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口老龄化不断深化，但日本政府未能及时抓住技术创新浪潮，导致经济在泡沫破灭后进入长期萧条，国内技术创新与欧美国家也因此拉开较大差距。对此，日本政府决定通过加快科技创新引领经济转型升级，除了投资国家战略性的开发研究外，还加大对私营部门研究开发经费的支持，加快从自主研发到开放式创新的转变，进而实现了以科技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目标。
2 未富先老的中国危机四伏
近年来，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其中最令人担忧的现象便是“未富先老”。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往往是在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的基础上发生的，比如日本、西欧等地区。但中国的情况不一样，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早在1999年，中国就进入了老龄社会，是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在经济仍然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人口老龄化的出现无疑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因此，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更加需要关注和警惕。同时，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也将关系到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专栏2-3
未富先老中国养老的最大挑战
2017年3月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前，按照惯例安排了“部长通道”。民政部部长黄树贤在“部长通道”上接受采访时表示，针对社会普遍关心的养老问题，民政部将加强宣传教育，大力支持居家养老，加快发展社区养老服务，加快养老院的建设，放开养老市场，全面提高养老院质量。
这一思路呼应了公众的期待，指明了今后解决养老问题的大致方向。养老问题为社会普遍关心，不仅仅是因为每个人都会走进人生暮年，还因为中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2016年首次发布的《中国养老产业发展白皮书》披露，截至2015年末，中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22亿，占到总人口的16.1%，老年人口已经接近印尼全国总人口，超过巴西、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孟加拉国、俄罗斯、日本、墨西哥和菲律宾8个国家的总人口数量。而在老年人口中，空巢和独居老人已经接近1亿人，占比较高。
步入老龄化社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但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不同，中国属于未富先老，这决定了中国养老问题的复杂性。
不仅如此，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差别、观念差异等各方面因素相互纠缠，又使中国的养老需求多元而庞杂。春节过后，许多年轻人返城工作，让乡下父母重回孤独，这意味着传统的养儿防老模式正在遭遇巨大挑战。同样，城市里“三人家庭”的年轻人生活方式，也催生了城市里的“空巢老人”现象。无论城市还是农村，老年人需要一块能颐养天年、排遣孤独的地方，进养老院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正如本次两会期间多位代表所慨叹，“进养老院每月4000元，并非所有人能承受”，而且就是这样价格不菲的养老院也存在着供给短缺……要满足林林总总的养老需求，的确是太难了。
基于养老问题的复杂性，政府给予了高度关注。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展养老服务产业。2016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老龄化的形势和对策举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发展空间十分广阔，要积极推进养老服务业制度、标准、设施、人才队伍建设，完善相关规划和扶持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所指的“相关规划和扶持政策”近年来已初显成效，如对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的鼓励，社保全国一卡通的逐渐推广，显然都是养老服务业的利好消息。但鉴于中国养老问题的特殊和复杂，后续的有力举措不可或缺，探讨这些举措，如本次黄树贤部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所说，必须运用改革的思路，拿出创新的办法。
应对老龄化，化解养老问题，政府责无旁贷。通常说来，这种责任更多地体现于足够的政策倾斜，以此激活养老市场的发育和壮大。但无论是文化背景还是客观现实，都决定了居家养老注定是多数老人的首选，这就需要以社区为中心构建养老服务体系，社区如何适应此种格局，又对中国社会基层治理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政府之外，面对养老问题亟须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老龄化当然是一种挑战，但人口结构的变化中蕴藏着一个巨大的“银发市场”，一些企业已从中看到了机遇，近年来在北京、上海、杭州、青岛、成都、广州等多个城市布局养老项目，其和当地政府合作，尝试推行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入住老人可以在社区享受到全方位的专业机构养老服务，同时兼有居家养老的便利和轻松，颇受政府和老年人欢迎。本次两会上有代表建言，调研过程中发现养老关键存在土地用地难，建议定向拿出养老用途土地，把度假中心、培训中心之类改成养老机构，假若在用地、税收方面给予适度优惠，相信会有更多的企业进入养老市场。
每个人都会老去，每个老人都希望他的晚年生活温馨、舒适和愉悦，因此养老问题是一个必须集体面对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
2.1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根据最新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公布数据，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3.3%，比2000年上升21.9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8.9%，比2000年上升1.9个百分点。从最新统计数据来看，截至2016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3 086万人，占总人口的16.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5 003万人，占总人口的10.8%，表明我国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2.2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
从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状况来看，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未富先老。
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中国则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未富先老。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五千到一万美元以上，而中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刚刚超过一千美元，仍属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
二是老年人口规模巨大。
2016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达到2.3亿。预计2026年将达到3亿，2037年超过4亿，2051年达到最大值，之后一直维持在3亿~4亿的规模。根据联合国预测，21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21世纪下半叶，中国也还是仅次于印度的第二老年人口大国。
三是老龄化发展迅速。
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0.8%，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其中，法国130年，瑞典85年，澳大利亚和美国79年左右。中国只用27年就可以完成这个历程，并且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保持着很高的递增速度，属于老龄化速度最快国家之列。
四是地区发展不平衡。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具有明显的由东向西的区域梯次特征，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明显快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最早进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上海（1979年）和最迟进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宁夏（2012年）比较，时间跨度长达33年。
五是城乡倒置显著。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历程表明，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中国的情况则不同。目前，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到21世纪后半叶，城镇的老龄化水平才超过农村，并逐渐拉开差距。这是中国人口老龄化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
六是女性老年人口数量多于男性。
目前，老年人口中女性比男性多出464万人，2049年将达到峰值，多出2645万人。21世纪下半叶，多出的女性老年人口基本稳定在1700万~1900万人。需要指出的是，多出的女性老年人口中50%~70%都是80岁及以上年龄段的高龄女性人口。
2.3 中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老年群体对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的需求压力也越来越大。
2.3.1 养老保障的负担日益沉重
2004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总额达到3502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65.5%，中央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支出攀升到522亿元。离休、退休、退职费用也呈现连年猛增的趋势。政府、企业、社会都已经感到养老保障方面的压力正在显著加大。
2.3.2 老年人医疗卫生消费支出的压力越来越大
据测算，老年人消费的医疗卫生资源一般是其他人群的3~5倍。2004年，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达862亿元，占基金收入的75.5%，比上年增长31.6%，增长速度比基金收入增长快3.5个百分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之所以高速增长，人口迅速老龄化是重要原因之一。
2.3.3 为老社会服务的需求迅速膨胀
目前，由于社会转型、政府职能转变、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为老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难以满足庞大老年人群，特别是迅速增长的“空巢”、高龄和带病老年人的服务需求。以养老机构和床位数为例，目前，中国共有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3.8万个，养老床位120.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仅有8.6张，与发达国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数50~70张的水平相差甚远。其他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许多为老服务也都存在发展缓慢的问题，不能满足老年人群日益增长的需求。
2.3.4 与城市相比，农村老龄问题的压力更大
2000年，农村老年人口为8557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城镇高1.24个百分点。同时，农村绝大部分地区尚未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目前还处在试点阶段，农民的养老、医疗都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压力相对城镇将更加突出，西部和贫困地区尤为严峻。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项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许多制度尚待建立和完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压力早已潜伏生长，人口老龄化只是凸显了这些压力。目前，这些压力还只是初现端倪，随着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这些压力的影响将会更加深刻、更加普遍。
专栏2-4
未富先老不能“老无所依”
王凤合是第一代进城务工的农民工，1955年出生于东北贫困地区。王凤合儿子两次婚姻的聘礼以及三次开餐馆失败的经历都花了家里不少钱，他和儿子现在在建筑工地上班，女儿在一家饭店工作。兄妹俩的收入都用来抚养他们自己的孩子。王凤合说，能干到70岁我也得干，我不干活没人养我。
现代化进程的滚滚车轮，在带给我们巨大福利的同时，它卷起的灰尘也遮掩了一些弱势者的身影，它隆隆的声响也覆盖了一些弱势者的叹息。“干不动了谁来养老”的艰辛与悲情，折射出一个群体或者一个阶层脆弱的生存生态。第一代农民工渐渐老去，却难以回到农村安享晚年。“干不动了才离开”，成为高龄农民工基于生活本身的一种生存理性。
第一代农民工为工业化、城镇化贡献了青春与汗水，却未必有“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保障。年近退休甚至已经超过退休年龄的他们，还常常想方设法多挣一些钱。作为农民工养老困局的一个缩影，王凤合既难以享受社会保障的制度体恤，又难以得到来自儿女的经济支持。趁现在还能干活就多挣一些钱，成为高龄农民工的一种普遍心态。
能干一天是一天，能多挣一点是一点，“干不动了谁来养老”在许多时候只能依靠高龄农民工的“自我救赎”。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20世纪80、90年代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许多农民工和用工单位只有简单的雇佣关系，缺乏法律纽带的维系。即使2008年之后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仍有一些农民工游离在社会保障网络之外。
在强弱对比失衡的格局下，相对弱势的农民工通常缺乏“议价”能力。用工单位基于成本的考量不愿意给农民工缴纳各类保险，农民工往往缺乏利益博弈的筹码。作为“漂泊的候鸟”，许多农民工也会跳槽，到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工厂和工地去打工，即使办理了社保，也会面临着异地转移、接续的难题。缴纳各种保险会导致农民工到手的收入减少，对社保缺乏价值认同的他们，让原本多缴多得的制度设计异化为“能不缴就不缴，能少缴就少缴”。
“干不动了谁来养老”不仅反映了劳资的矛盾，也折射出城乡差距。“长安米贵，居大不易”，高昂的城市融入成本，让不少农民工望而却步。农民工难以像市民那样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让他们缺乏归属感与身份认同。对土地和农村充满感情的第一代农民工，“养儿防老”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可是，子女一旦自顾不暇，这些农民工就不得不通过自力更生来实现“积谷防饥”。
看到第一代农民工的背影，听到他们的叹息，想方设法让回到农村的他们，养老生活更有保障、更有品质，需要更多的制度护佑与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