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广泛的理论背景

我们对特惠贸易协定国内起源的分析与许多国际关系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要理论议题相关。例如，它为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的特定研究路径作出了贡献。当前的许多贸易政策研究都依赖于开放经济的政治学（OEP）路径。正如戴维·莱克（David Lake 2009，221）指出的，开放经济的政治学涉及的两个主要问题之一是：“国家如何、何时以及为何选择开放商品和服务、资本、人员的跨境流动？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所称的全球化其政治决定因素是什么？”这也是我们研究议题的核心。为什么各国决定在国际上开放经济，即使仅是部分开放？从历史上和政治上来看，这类开放的决定是罕见的，因而值得关注。

开放经济的政治学模型在解决这个问题时通常涉及三个逻辑步骤（Lake 2009，225）。这些模型的第一步从微观层次开始，试图识别一个国家中的个人、部门或生产要素的政策偏好。以经济模型为基准，它们通常认为行为体最关心收入的最大化，这些基础模型揭示了政策选择与收入分配的关联，从而说明了其中的政策偏好。第二步概述国内政治制度如何整合这些不同的偏好，以及政府在把一切考虑进去后如何作出政策选择。第三步引入国家间谈判以及国际制度对全球层次结果的影响。对于开放经济的政治学模型，“利益、制度与国际谈判解释了各国的政策选择及其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后果……开放经济的政治学以一种线性、单向的方式进行解释”（Lake 2009，230）。本书的论证属于这种范式，但也在新方向上有所发展。

我们采用的路径和开放经济的政治学模型有三个主要不同。第一，我们的重点不在于开放经济的政治学模型中典型的国内偏好推导。相反，我们强调政治制度如何塑造领导人对对外经济政策的计算。第二，我们较少关心国际谈判，而是注重国际贸易制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我们意在讨论政治领导人如何看待贸易协定在国内政治形势方面的作用。第三，我们认为领导人签署贸易协定是因为它们产生了国内政治收益。特惠贸易协定可以重塑国内政治格局。正如莱克（Lake 2009，237—238）所言：

如果国际制度确实重要，它们就会改变国家内部的利益和制度。国际政治经济如何对国内场域（arena）进行反馈在目前开放经济的政治学范式中几乎完全被忽视，但本无需如此。的确，在完全符合该范式核心假定的情况下，国际制度实际可能产生一个重要的内生动力，并对政治有重大影响。

在特惠贸易协定中便体现了国内和国际制度间的这种动态变化。这些协定可以帮助政治领导人进行国内政治斗争从而影响国内政治，同时也是国内政治制度的产物。因此，本书既属于开放经济的政治学传统，又将国际制度与国内政治联系得更为紧密。

我们的研究提出了一个理性主义的国际合作模型。把加入特惠贸易协定的决策置于领导人关于其效果的政治计算之中。故与大量理性主义的合作模型和国际制度的文献同属一支（例如，Krasner 1983；Keohane 1984；Goldstein et al.2001；Koremenos et al.2004）。然而，与许多这类文献不同的是，我们将国际制度的作用与国内政治联系起来。我们还重点关注领导人签署国际协定的动机。

此外，我们也为国际制度设计研究作出了贡献（Koremenos et al.2004；Hawkins et al.2006）。我们探究了是什么激励领导人加入不同类型的特惠贸易协定以及是什么使其纳入争端解决机制。虽然特惠贸易协定都具有相同的主要功能，即相互减少贸易壁垒，但有些协定在此方面要走得更远。我们试图从国内制度环境的角度来解释这类形式上的多样性。因此，我们将国内政治与国际合作及其形式多样性联系了起来。

与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领域的近期研究一样，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内制度上（例如，Shepsle 1979，1989；North and Weingast 1989；Acemo-glu et al.2001；Bueno de Mesquitaet al.2003）。在比较政治领域，民主制度对理解经济增长与发展尤为重要（North and Weingast 1989；Barro 1996；Acemoglu et al.2001；Keefer 2004；Aghion et al.2007）。在国际政治中，有大量文献关于“民主和平论”（Doyle 1983a，1983b；Russett and Oneal 2001；Mansfield and Snyder 2005）、民主国家间的结盟行为（Gaubatz 1996；Weart 1998），以及民主国家是否易于赢得由它们发起的战争（Lake 1992；Reiter and Stam 2002）。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分析了民主国家是否比其他国家开展更多的贸易与更少的保护主义（Mansfield et al.2000，2002；Milner and Kubota 2005；Eichengreen and Leblang 2008；Milner and Mukher-jee 2009）。民主制对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的重要性仍存在争议，但许多观察者认为，民主国家在许多方面与众不同。我们的论点发展了这项研究纲领的主要论断。

最近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大量研究也强调了否决者的作用（Tse-belis 1995，2002；Henisz 2000，2002；Hallerberg 2002；Keefer and Stasavage 2003；Henisz and Mansfield 2006；Mansfield et al.2007）。许多这些研究发现否决者会影响各种重要的经济结果，如经济增长、投资与贸易政策。尽管如此，否决者的作用仍是激烈辩论的主题。通过最早评估此制度特征如何影响了特惠贸易协定形成，我们也参与到这场辩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