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改变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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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奥运会到泡沫经济时期的东京

我意识到东京以都市的概念存在是在距今约半个世纪前,于大学学习建筑时的1964年。那一年新干线通车,地铁贯通,国道完成整修,在河流与道路上架起的首都高速也已竣工。为了确保奥运会的召开,汇集了日本技术精粹的城市改造工程正以极高的效率在东京推进,举国上下士气高涨。

在建筑领域,那是丹下健三建筑师、城市规划师。为1964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设计了位于代代木的“国立代代木竞技场第一·第二体育馆”。这座应用悬索结构技术,内部有着动感曲面的无柱空间的建筑,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主持国立代代木竞技场体育馆的设计工作,全体国民翘首企盼奥运主会场建成的时代。当时的情形,与围绕在本次东京奥运会新国立竞技场的一连串骚动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丹下健三在当时虽然是我的大学教授,但因奥运会的缘故极为繁忙,几乎没有在课堂现身。不过,他完成了极为出色的建筑作品,同时向世界展现了日本建筑设计的实力。如今经过半个世纪的时间,人们对前次与本次奥运会表现出的热情差别,是对巨型都市——东京的看法转变的如实体现。

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至1970年大阪世博会这段时间之后,进入了停滞期。进入1970年代后,高度经济增长放缓,建筑行业进入了探索建筑新形态的思考期。我在此时成立了自己的小型建筑事务所。

到了1980年代,日本再次找回了经济增长的生机。本田、索尼、丰田等企业跻身海外市场并收获成功,加之“广场协议”为稳定美元汇率(诱导美元贬值),由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英国五个发达国家首脑与央行行长,于1985年9月22日在美国纽约的广场饭店签署的联合协议。等政策的影响,1980年代末期的日本沉浸在泡沫经济带来的空前繁荣之中。与1960年代不同的是,城市开发的主导权由国家转移至民间。

我至今对泡沫经济时期东京的面貌留有很深的印象。究其原因,是那时的东京正从由民间主导的富有个性的中小规模城市改造中找回活力,满怀吐故纳新的气概憧憬着全新的未来。虽然今天人们对泡沫经济普遍抱有负面评价,但从文化层面来看,却并非只收获了恶果。换个角度讲,那时的人们不仅对资本主义制度充满信心,而且也确实经营出比现在更为健全的资本主义市场。

同现在的中东国家与中国一样,日本吸引了众多当时世界上的先锋建筑师与设计师参与诸如餐厅、酒店等大量建设项目的设计。例如,于伦敦的AA建筑学院执教的建筑师奈杰尔·科茨(Nigel Coates)设计的洋溢着复古气息的餐厅位于北海道札幌市内名为诺亚方舟(ノアの箱船)的餐厅,于1988年竣工。,曾一度成为话题。同他身穿短裤在伦敦街头骑车闲游等怪诞举止一样,科茨发表的多件作品所引起的讨论与关注,使他在建筑界成为了英雄般的存在。我同他在东京一起参加工作营的过程中,思想上受到了很多冲击。还有意大利设计大师埃托·索特萨斯(Ettore Sottsass)以米兰为中心活动的建筑师、工业设计师。80年代主导由年轻设计师们组成的孟菲斯集团。作为后现代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对当时的建筑界与设计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设计的家具与灯具的发售,仓俣史郎室内设计师。通过对玻璃、亚克力、膨胀合金、水磨石等多样素材的运用,设计出具有独创性的店铺空间与家具。80年代,以ISSEY MIYAKE(三宅一生)的时装店为开端,先后发表具有话题性的作品。设计的商店与咖啡厅接连开业等事件,均产生了广泛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