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从我的政治经验来看
一、我眼中的政党和政治家
我前面已经提过进入政界之前的经历，我本是官员出身，而且只有当外交官的经历，对政治的各种内幕不太清楚，也不打算清楚。即使今天依然不太清楚。我的老前辈币原先生也是，在战前很长时间就数次担任民政党内阁的外务大臣，当浜口首相在东京站前受到凶徒袭击后，还代理过首相职务。总之，他和民政党渊源很深，但最后也没有加入民政党。
开始接触政治
我在田中、币原两位外务大臣手下担任副大臣，与政友、民政两党出身的阁员关系很好。不过，与币原先生一样，完全没有加入政党的想法。但是我的父亲出身于土佐，因为与板垣退助伯爵的关系，长期与自由党关系密切，甚至形成了土佐派，当时家里不断有政治人物出入，使我从少年时期便耳濡目染了不少政治活动，不属于对政治没有兴趣的人。或者说至少比币原先生兴趣多一些。币原先生作为外务大臣，参加内阁会议，却不参加内阁的午餐会，一定跑回外务省的食堂用餐，和局、课长们讲些无聊的笑话，经常长达一两个小时。由于币原先生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作为他属下的副大臣面对裁军等问题时，为能够辅佐大臣，主动承担了政治方面的联络，亲自接触元老、枢密院、政党人士，多少交了一些政治方面的朋友，从而与现实政治产生越来越多的联系也是事实。
而且军部抬头后，从满洲以及中国问题起他们开始插手外交，频频得到发言的机会。军部参与外交让我深感忧虑，考虑到日本的将来，便想阻止他们干涉外交，自然招致了军部的反感。在我担任驻英国大使负责对英外交时，因为陆军横加干涉，屡次出现意见冲突，多少有些露骨地表明了反对军队的言行，这也是事实。尽管如此，当时完全没有自己站到政治中心的想法，也没有那样的抱负。
向权势低头的弊端
我认为政党应该以主义、主张考虑进退，以维系政权为目的的联合绝非正道，所以我不满足、不赞同自前年以来计划的所谓保守联合。我想与其将保守政党单纯地联合在一起，不如建立新党。如果政治观、政治道德不同，只是根据政权更迭聚散离合，只在意数量多少的话，我认为没有意义。实际上，我观察到的，不，感觉到的是，政治家的大部分行为过于政权本位主义。
我想，关于政治是什么，应该处于什么状态，是作为政治家必须首先深思熟虑的。这是一个一般原则。
据我所知，我国的政治家从事政治活动时多有过于功利性、过于以自己为中心的倾向。出人头地思想过浓。甚至极端情况下，将政治作为设法谋利的工具。那是不对的。努力摆脱和消灭那种氛围也是重要的政治。这种情况下，即使在党内遭受少数人憎恨，我觉得对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也应该坚持到底。
为权力所左右的政治家在其他权力出现时，会没有自尊地表示屈服。占领期间我多次看到那种场景。敏锐地察觉出权力所在的同时，设法靠近，并阿谀奉承、跟随其后，并进一步利用这一点不断巩固自己的地位，也许这是作为政治家最容易走的平稳道路，但同时却也是不能选择的道路。
这里提到的权力，不一定仅仅是占领军、大臣的地位，或者武力。所谓的社会舆论、工会、以及时代潮流等，有时也会成为眼睛看不到的压力。以上述权力为自己的背景，或者作为手段，意图提高自己的地位，应该是政治家最为唾弃的事情。没有任何主义主张，只靠金钱聚拢人气，人气聚拢起来之后形成势力，又能得到更多的金钱，成为公司老板一样的人。但我认为这样的人仍属于市井无赖之辈，与之不能共处于政界。只要有这种人存在，就难以期待政界的纯洁，必须说这明显是政党政治、民主政治的癌症。
多选用学者作为大臣
我当政期间经常被社会议论的话题之一是“吉田喜欢学者”“选择阁员时到处请学者出山”。说实话“喜欢学者”的鼻祖是牧野伸显伯爵。牧野伯爵以前就喜欢学者，经常邀学者进府请教，有时还在一起下围棋。东大的东畑精一、有泽广巳两位教授据说都是伯爵的好棋友。忘记什么时候了，有一次伯爵问我说，他邀请当时日本国内核物理学的最高权威仁科芳雄博士到家里来讲讲核物理学，问我想不想来听一下。我拒绝说，博士谈的内容太深奥听了也不懂，我就不去了。
我第一次组阁前，牧野伯爵屡次提醒我说：“必须尊重学者的意见和专家的话。不要只听政党人士的意见，应该也认真听取学者、专家的意见，在坚实的基础上出台政策，从事政治。”我非常认可他的观点，但更多是因为战争刚结束不久，大部分练达的政治家、资深的财界人士受到开除公职处分，引退归野，很不容易找到合适的阁员人选。纯粹政治方面不一定必须是职业政治家，非专业人士依靠常识也能某种程度上从政。其实，我认为在需要对日本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情况下，与老派人物相比，反而起用新人更合适。不过，说到经济方面的阁员，考虑到经济活动比政治活动具有更强的理论性，进行重大改革时，我认为特别有必要利用学者、经济理论家等人士的专业知识。
文部大臣的选用
但是与经济方面相比较，文化教育方面我成功地邀请到当代一流学者担任大臣。文化教育为国家百年大计的基础，特别在战后，必须从新的角度研究教育。由于我认为教育不能局限于某方面，偏颇于一方，因此考虑请不属于任何党派的优秀学者或者教育家担任文部大臣。事实上我认为我是仿效三顾茅庐，将这样的人士邀请出了山。
我在第一次内阁中，邀请田中耕太郎（1946.5—1947.1）、高桥诚一郎（1947.1—1947.5），第二次内阁中，邀请下条康麿（1948.10—1949.2），第三次内阁中，邀请高濑庄太郎（1949.2—1950.5）、天野贞祐（1950.5—1952.8）等各位博士担任文部大臣，他们都是一流的学者，也是真正的教育家。
“六三学制”等新教育制度和新方针大体确立后，在我国文化教育界发生了各种问题。我特别担心的是，教师的思想倾向和由这些人组成的教师工会引发的政治运动逐渐激烈起来。我认为第五次内阁的大达茂雄确实是适合应对这种事态的文部大臣。内阁总辞职使大达的理想就此中断，但是与脱离常轨的日本教育工会斗争到底的坚强信念值得敬佩。说到底，知识、见识当然很重要，但已经到了需要信念坚定的政治家的时代了。
批量生产大臣
伴随“喜欢学者”的评价，“批量生产大臣”也屡屡成为议论的话题。我从第一次内阁到第五次内阁长期执政，在此期间存在改造、改组内阁的情况，从而将相当数量的人士推举为大臣也是事实。由于战后的开除公职制度，政界的职业政治家几乎从政坛消失了，由新人取而代之。对这些政界新人进行观察，不难发现有种缺憾，即纯粹政党出身的人往往缺乏政治经验，对官僚制度不了解，另一方面，官员出身的人又不了解政党为何物。因此我考虑的是，对官员出身的人普及政党知识，对政党出身的人普及行政知识，从而塑造其政治家性格，培养出优秀的政治家。于是，我选用政党出身的人担任大臣以及政务官，而让官员出身的人担任党的干部。如果政党和官员不能相互理解，协调一致，民主主义政治的运行实际上就不会顺畅无碍。这是从我的经验中得出的理念之一。
政党出身的人与官员出身的人
在英国，议会政治和官僚政治相互支撑，以使政治得以顺利运行。政党听取官员的意见研究制定政策，官僚自由地阐述自己的专业意见，供政党参考。一旦政策得到确定，具体进行落实之际，官僚要虚心坦荡并且忠实地实施既定政策，努力不犯大的过失。政党也要注意努力不使官僚带有政党色彩。这是由多年的政治经验积累起来的习惯，这种习惯成为一种不成文的做法而得到执行。这是英国政治的特色，正因如此，官员可以在政党政治下安心履行职务，政党也可以信任官员的忠实度，听取他们的意见。我认为英国成熟的政治思想、行政惯例成就了上述不成文的做法。
这种习惯是长期形成的，如果政党政治经历时间较短，很难马上达到英国的程度。即使暂时没有办法，也应该努力用心达到英国的程度。
舆论对政治的态度
关于政治家应该注意的方面在前面进行了阐述，另外，关于舆论对政治家或者政治问题所持的态度，我多次感到遗憾。
话题有些遥远。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稍早前，英国首相张伯伦与德国元首希特勒进行了会谈，史称“慕尼黑会谈”。张伯伦过于热心维护和平，他相信了希特勒“只要我们得到苏德台地区，就不会对其他领土抱有领土野心”的话，与法国一起强迫捷克割让苏德台地区，保持了暂时的和平。不久之后，这一事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当时张伯伦的做法、看法，尽管在英国政界受到激烈批判和异议，认为他对德国软弱，然而当他结束会谈返回英国时，他的“我以名誉保证我带回了和平”的机场演说，换回了迎接他的英国国民的喝彩声。英国人有对别国领导人等代表国家的政治家的言论表示基本敬意的习惯，何况对代表本国出访的政治家在国外的言行更理所当然地要表示基本的敬意。
然而我国有一种恶习，还没有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就以可靠性很低的、或者可信性很低的报道为根据，批评政治家的言行，或者带有恶意地贬损。这种倾向绝不是最近才有的，有时甚至非常过分。例如众所周知的发生在参加朴茨茅斯和谈会议的小村寿太郎代表身上的事。他回国前，国内不仅盛传恶言恶语，竟然还有人意图在他从横滨上岸时加害于他。小村在新桥站下车时，桂太郎首相和山本权兵卫海军大臣站在他的两侧从列车处一直走到车站出口。大概是要死一起死的心情吧。
日本作为五大战胜国之一参加了凡尔赛和会。由于之前风传身为战胜国的日本分得的利益太少，没能参加五大国会议等等，迎接西园寺公望首席全权代表等人的绝不是鲜花和掌声。出席伦敦裁军会议的若槻礼次郎全权代表在神户上岸时也担心有生命危险。我国就是这样的舆论氛围。类似的情况很多，都是在会议的过程和成果如何尚不明了期间，首先指责和妄议便流传开来。感觉最近看到的倾向也相同，也没有明确的根据，说得极端一些，受带有故意性的恶意中伤之类宣传所鼓动，舆论导向非常混乱。真让人内心苦涩，我想问问东方君子国家的风度哪里去了？
二、使中苏走向疏远的方法
中共政府周恩来总理于1956年末到1957年初，访问印度以及东南亚各国。同时，前往莫斯科，从东欧各国问题谈到与日本相关问题，再次引起世界瞩目。中共表示支持苏联针对匈牙利的武力干涉，并再次重申中苏两国的友好，两国显示出更加紧密的关系。中共的态度依然没有发生变化，对此据说美国领导人感到巨大的失落，愈发抱有强烈的警惕心。但是，我对这样的两国关系是否从根本上不能加以撬动抱有很深的疑问。
共产圈伪装的实力
最近不怎么流行了，有一段时间去国外参观访问，特别是受邀去共产圈各国旅行归来的人士讲述的各种见闻不断登载在报纸、杂志上。其中有一些内容相当过分。尤其学者等所谓进步文化人士的见闻录更是如此。他们把苏联、中共描写得宛如天堂一般，对苏联、中共迅猛的发展赞誉有加。土木工程、工业、教育、卫生等的改善与进步并不是共产各国才有的。像蓄水大坝工程亚洲、非洲等地也能看到。我甚至想建议他们说，倒不如参观考察一下日本的天龙川工程更有益处。在报纸上可以看到关于中国的重工业、农业开发等很多见闻录，但了解我国重工业和农业改造设施实际情况的人士中，恐怕有人会提不起任何兴趣。
对共产圈的所谓进步发展稍加注意，应该能够很容易察觉到事实的真相。不难想象对其大加称赞的背后隐藏着某种目的。这是英国著名政治家对我说的话。我认为他的话很简单，却深刻地揭示出了真相。
中苏结盟的基础薄弱
像苏联和中共等共产圈国家，相较于自由国家阵营，外表看起来国家实力很强大，外交上的主动权经常在他们手里，然而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之处在于，他们横跨欧亚两大洲，形成一个整体，处于能够随处攻击自由国家薄弱点的位置。中苏的结盟表面上很牢固，并表现得实力非常强大，但我认为真相未必如此。
中国人拥有古老的传统和历史，自称中国，称呼自己为中华，对其他国家，至少在亚洲国家各国面前，优越感根深蒂固。苏联人以空想、梦想为前提编造出一个社会理论，而中国人具有现实性，对利害关系非常敏感。从这两个国家的国民性格以及环境差异来看难以相信他们会长期合作下去。就在前几年的日内瓦等国际会议上，曾经采取隶属于苏联的态度的中共，逐渐占据了主动地位。如果能够引导中共国民觉醒过来开始着眼于现实的话，在国际政治方面让中苏两国疏远不一定是空想。我相信辅以适当的方法进行引导，中苏关系并非坚不可破。
日英两国的立场和使命
引导中共走向开放道路，同文同种的日本国民的力量不可或缺。日本应该致力于巧妙地引导中共人民，必须向中共人民说明，开放政策是最好的政策，既有利于中共人民、也有利于东南亚开发，亦有利于世界经济。我认为与中共在地理上和历史上关系颇深的日本处于能够引导其采取开放政策的有利位置。通过使中共脱离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改善自由国家阵营与共产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世界和平、增进繁荣，由此让各国认可我国外交上所处的优势地位。
而且在事关中国方面，拥有多年经验的日英两国，应该协调一致使中国脱离苏联，加入自由国家阵营。在此想请英国多加考虑的是，俄罗斯帝国时代曾经定下向远东地区发展的国策，铺设满洲铁路，租借旅顺大连，成功地逐步落实其国策。于是，当时的英国政治家提议日英结盟，采取从俄罗斯帝国的侵略中挽救中国的政策。日本为防止俄罗斯帝国的势力东移这一共同危险，主动响应日英结盟的建议，最终付出日俄战争的牺牲，阻止了俄罗斯帝国向远东的扩张，同时获得世界强国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以来，苏联侵入满洲一带，将中共纳入自己的阵营，并以此为根据地，向亚洲南部地区扩张势力，最终向从西至地中海东至中近东各国、远东各国的广大地区露出了染指之心。对此自由国家阵营处于应对无措、疲于奔命的状态，当年敏锐果敢地提出日英结盟的英国外交，今天要如何应对这种事态呢？我非常想听到他们的看法。
将日本排除在外导致的失败
考虑到英国废除日英同盟以后的经过，英美的远东政策招致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排除日本独自行事。当然之所以排除日本，日本也负有很大责任。这一点暂且不提，对比过去英国外交因与日本合作取得的成功和其后美国将日本排除在外招致远东政策的失败来考虑，结论不言自明。废除日英同盟的英国，支持中国的抗日，以此牵制日本的行动。美国也对日本施压，并据此在中国扩大自己的势力，最终迫使中共倒向苏联。以上事实美国人自己也承认。
美国之所以意识到战后对日本的占领初期采取非常严厉的政策是错误的，并改变为援助政策，虽然有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影响，也是因为美国发现远东政策不以日本为中心不会取得成功。
东南亚得到开发，中国采取开放方针后，才能期待日本经济的独立与发展。德国尽管在重建方面比我国困难要大得多，工业和贸易复兴的势头却优于我国。其原因在于，德国国内有优质的煤炭，国民的科学技术素养较高，加之邻国生产的钢铁质量优良，同时周边便是英法等富裕的欧洲市场。而日本不仅工业资源缺乏，东亚东南亚一带的市场还很弱小，延缓了日本重建的脚步。如果资源丰富，而且货船可以开向任何地点，东南亚各国得到开发，成为世界贸易的市场，仅仅达到这种程度，日本的经济便能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如果进一步将中国等亚洲一带开发为世界贸易的市场，会对世界经济的成长是一大助力。
共产国家善于宣传
一直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宣传之国。苏联对内宣称，美英等自由主义国家或者资本主义国家是由金融家、财阀、大地主、大企业组成的剥削集团，得到教会拥护，到处充满失业人员、贫民，劳动人民奋起抗争打倒资本家只是时间问题，从而使苏联人民忍受眼下的困难。同时还努力描绘出空想的“大饼”，说什么今后将指导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苏联本身必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领路人和榜样。1956年布尔加宁、赫鲁晓夫二人访问英国时，公开表示英苏两国恢复邦交的话，三年内，苏联准备从英国购买10亿英镑的货物，英方没有在意他们的话，嘲讽他们说，货款的支付怎么办？
前面刚刚提到过，中苏联盟在从地中海到远东的广大区域随处出没，以致形成社会主义国家今天的发展势头。中苏两国集团必然形成吗？会长期存在吗？长期存在会给世界文明的繁荣和人类的幸福带来益处吗？我的这些问题烦请包括日本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领导人认真思考。
大体上，一个国家的政治形态是该国民族性格以及历史的产物。苏联国民自从彼得大帝以来处于专制政治之下，完全像奴隶一般一直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是由少数上流社会长期控制着大多数愚笨、没有受过教育的国民。中共的国民拥有3000年的文化，自称中华、中国，眼界颇高。总的说来中国历史上盛行排外，蔑视其他民族。因此，不会长期甘受苏联驱使。尽管苏联人到中国进行各种指导，但据说他们尽量不去惹怒中国人。
要使中苏疏远
基于我说的原因，中国人现在对苏联表面上以兄长事之，显示出尊敬的态度，然而果真是发自内心的尊敬吗，值得怀疑。两国交往越深，中国人对苏联的尊敬之心自然就会越淡薄。虽说与苏联结盟，暂时没有问题，但不可能长期获利。无利状态持续一段时间后，必然会意识到与苏联结盟的不利。如果有办法使中共方面理解这种道理和现实情况，我想离间中国和苏联应该很容易。
英国人和日本人长年因为中国问题而历尽辛劳，因此最为了解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坦率地说，美国还没有达到真正了解中国的地步。可以认为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几乎都以失败告终。即使日美友好理所当然是今后日本外交的基调，不过为了使友好外交能够坚持下去，根据情况和问题，加入英国这个可以说是中间人的角色，使三国关系紧密相连，特别在对华政策方面采取一致的态度非常重要。
共同参与东南亚开发
东南亚各国天然资源丰富，倘若致力于资源开发，使这些国家民众的生活变得富裕将不是难事。为此，充分利用美国的第四点计划即技术援助落后地区计划，以及以英国为中心的目的相同的“科伦坡计划”非常重要。特别是后者，由于日本作为援助国之一加入到其中，主要贡献经验和技术力量。这就是我所期待的日英合作，从大的角度说，是自由各国共同的东南亚政策的主要关注点。
此外，日本有义务支付赔偿金。要求赔偿的民众和新兴国家一般都处于民族独立意识旺盛的状态，和发达国家投入的资金相比更热心于利用日本的赔偿金进行本国的经济开发。我国在与缅甸和菲律宾签订的协定中，约定赔偿的同时协助其进行经济开发，采取了两者互为表里同时推进的方针。我深切感到也有必要与美英各国团结一致，共同对该地区进行经济开发。
三、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状况
表面漂亮的对苏复交论
借论述中苏两国关系的机会，关于与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与苏联的外交写一点我的看法。日本相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政治体制以及经济组织完全不同，并且这些国家不断鼓动国内部分人扰乱社会、进行体制革命，因此在外交关系方面我们自己必须有特别的心理准备。当然不是说既然这样，与社会主义国家的邦交就可以长期搁置不理。我认为恢复外交关系才是正常的。但是，着手复交之前必须充分考虑复交带来的内外影响。不应该出于听上去漂亮和博得虚名而考虑复交。
前些天，日苏恢复邦交问题甚嚣尘上时，日苏恢复邦交会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可以促进贸易往来等等，以美丽辞藻赞赏其意义的论调横行。更有甚者，竟然有人说日本会由此成为东西融合的桥梁。日苏恢复邦交既然成为事实，已经没有讨论恢复邦交一事本身是否可行的余地了。促成恢复邦交的这类看法应该又会成为今后对苏外交政策的基本点，所以我对此想发表一点不同看法。
我对上文提到的美丽辞藻即使不用“胡言乱语”这个词形容，从重视实际效果的现实政治的观点来看，不外乎就是语言游戏。过去一两年，苏联的对外态度看起来温和许多也是事实。但那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各国加强团结，稳步充实防卫力量，面对苏联武力进行主义输出的威胁，以实力多次阻击侵略行动成功的缘故。既不是第三势力的抑制之功，也不是中立国家的努力调节。不仅如此，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愈加激烈，无论如何也必须转换成和平态势，否则内部团结肯定难以维持。这一点从莫斯科政府向南斯拉夫表示道歉、缓和对东欧各卫星国的高压政治、对亚非各国好言好语、对日本既威胁又拉拢、翻弄人质和渔业问题等各种计谋逼迫日本与之恢复邦交等最近的事例中可以窥见。这种因苏联改变政策带来的紧张缓和，与日本等国今天是否要和苏联恢复邦交没有任何关系。
促进贸易的效果很难期待
有论调寄希望于恢复贸易关系。当然往来贸易越频繁越好，确实随着邦交的恢复，对贸易关系多少有所促进。但是对苏贸易顺利与否并不一定取决于正式外交关系的有无，还要依靠更为根本性的条件：那就是苏联自身有没有支付能力。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是英苏贸易。1956年春，苏联官员访问伦敦，作为见面礼曾经透露出将在三年时间里采购8到10亿英镑的货物。然而当时的《经济学人》杂志评论说：“苏联对首先前往莫斯科访问的英国企业代表团提出三年里购买英国4亿英镑的商品，但其后兑现的购买量不过很少一部分。”而且到目前为止与俄罗斯的贸易结算基本使用黄金或者用出口小麦来进行易货贸易。然而目前苏联黄金产量下降，由于人口增加和小麦减产，出口能力值得怀疑。有人抛出一个颇有讽刺意味的问题：“有订单是好事，关键在于如何付款。”其意在于警告与苏联的贸易和宣传出入很大。
就此看来，与苏联恢复邦交时被赋予重大意义的贸易问题是否具有相应价值是有相当大疑问的。就算前述对世界和平的贡献不是毫无根据的说法，但其实际效果与宣传相差甚远，贸易问题与之毫无二致。
稳健的西德政治家的观点
日本那些关于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进行外交的头脑简单的论调使我不由得想起在如何对待苏联方面和日本处于同样立场的西德领导人的看法。前几年外访过程中我到过西德，当时就很多问题听取了西德方面的看法。那段时间里，中苏两国的北京声明刚刚发表，特别呼吁恢复与日本的外交关系。西德方面的看法大致如下：
“与苏联邦交正常化本身应该做，这方面的努力不能放松。但是另一方面，对苏邦交如果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削弱和孤立美国，那是绝对要避免的。
“苏联的最大目标在于孤立美国。美苏两国是世界两大强国，美国既然对苏联来说是最强大的竞争对手，苏联的外交政策倾向于孤立美国理所当然。就我们来说，对此有必要十分警惕，不能中了苏联的圈套。
“两大强国发生对立已经是严肃的事实。面对这个事实，假定必须选择站在哪一边，我们决不能支持苏联。除了和美国合作下去没有其他道路。如果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在孤立美国政策方面为虎作伥。”
相似的日本和西德
西德方面表达得非常清楚。不用说，我也表示了完全相同的意见。日本和西德处于相同立场，是双方引起强烈共鸣的原因。我对此阐述自己的意见道：“双方在自由世界中，都位于邻接社会主义阵营的前哨位置。我们国策的基本方向必须以正确认识这一事实为出发点。面对社会主义势力的侵略保卫自己的同时就是在保卫自由世界，保卫自由世界的同时就是在保卫自己。”
我特别希望的是西欧各国对东亚形势保持极大关注。社会主义势力总是抓住自由世界的弱点发动攻势。因此，他们在现在的形势下，最先攻击的不是欧洲而是东亚吧。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东亚落入社会主义势力的手中，那就意味着整个自由世界的失败。
四、国际信用和引进外资
与英国首相谈论日本国债
我作为驻英大使在伦敦履职时，一天，张伯伦首相打电话给我说要见一下。于是我前往唐宁街首相官邸拜见他。我们谈了很多问题，其中涉及到日本国债问题。我到伦敦赴任前，日本银行总裁的深井英五对我提过，希望在英国发行国债，以前的国债利息太高之类的内容。因此我对首相提出：“日本国债的利息为六分，太高了，和巴尔干的小国一个水平。国债关系到日本的信誉。我们打算低息借款归还，如何？”我还半开玩笑地加了一句，“日本从来没有过拖延偿还国债本息。据说中国尽管多次拖延偿还本息，最近却又在伦敦市场上发行了新国债。我在考虑是不是呈报我国政府，最好日本也不时地拖延偿还几次……”张伯伦首相微微笑道：“还是不要呈报为好。我们会考虑低息借款的问题。”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第二天日本国债市场从89英镑一跃上升到95英镑。之后，英国财务部长凯斯·罗斯对我说：“可以给日本5000万英镑信用额度，你看如何？”我回答说，和信用额度相比，我们还是希望发行新国债，而且希望低息借款。这次又和上次一样，伦敦市场上的日本国债出现了同样的升值情况。当时，日德接近不断成为社会话题，刺激着英国政府的神经，稍微涉及敏感内容的谈话传递到市场上，马上就影响到了日本国债的市价。这也让我们能够推测出政府和金融市场的关系多么紧密。
两千万英镑的存款
战后日本的出口增加，外汇储备达到12亿美元，而英国的外汇储备曾经下降到16亿美元。日本政府作为支付国债本息的准备金，向英格兰银行存入了2000万英镑。前年访问欧美到达英国时，一天英国内阁成员聚集到外交部，准备向我提出对日不满的一些问题。在这前几年，据说向井忠晴代表政府到访伦敦时，遭遇和我一样。不过，我这一次情形要好很多，在会谈开始前，伊登外交部长首先向大家介绍我。然后巴特拉财务部长站起来说，日本政府在英国外汇非常紧张之时，向英格兰银行存入了2000万英镑。由此可以了解到日本的亲英感情。会场的紧张情绪缓和下来，在非常和睦的气氛中互相坦率地进行了交谈。
那时因为贸易问题对日本的不满很多，我本来认为会受到猛烈抨击，结果如上所述反而相互之间始终亲切友好。伊登、巴特拉两位部长的善意发言起了很大作用，但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在英格兰银行的存款给大家以非常好的印象。在伦敦停留期间，与英国政界财界的大人物会谈时也屡次谈到这笔存款，他们均高度赞赏日本政府关注对外债务问题。
纽约银行家的好意
纽约市场和日本国债自日俄战争以来便有关系。战后，由花旗银行等在东京设立分行的美国银行处理我国持有的外汇。这些美国银行向我国从事对美贸易的商社提供金融方面的便利，相互之间建立了良好关系。本来作为在履行支付外债本息义务方面从不拖延的国家，日本就经常和芬兰一起获得赞赏。和平条约生效后日本马上开始在纽约市场上支付国债利息。我认为这件事也对日本在纽约市场的信用提升具有重大意义，在引进美国资本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
我前几年访问欧美时，受邀前往位于纽约郊外的洛克菲勒三世的庄园。当时洛克菲勒三世善意地将花旗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美国银行等美国数一数二的大银行的董事们介绍给我，我和他们谈了海外移民对日本的重要性。意大利的实际事例使我很早就开始关注移民问题。意大利不仅因为海外移民的汇款改善了国内经济状况，而且移民的存在，促进了意大利的海运行业的发展，使意大利对南美贸易也不断增长。日本移民虽然在战前饱受诟病，但不管怎么说为人口过剩的日本做出了贡献。我认为国家重视移民问题，毫无疑问对移民自身有利，也给普通民众带来美好的希望。这之后，我便前往华盛顿，在那里我指示预先去美国的财政部长到纽约商谈移民借款问题[39]。意外的是，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之所以会这样，我想洛克菲勒三世的善意介绍很重要，同时，日本的财政信用发挥了较大作用。这以后，纽约重量级银行的官员中甚至有人宣传在纽约市场发行日本国债的可能性。
为修路引进外资
尽管日本战败，但战后重建却效果显著。然而经济规模、经济基础还不能说十分理想。铁路、公路、港口、电信电话等已有交通通信设施的维护改善本来就应该做，增建扩建的申请接连不断。问题的症结集中在资金方面。
近来道路问题总算引起了政治家和一般民众的注意。与很多文明国家相比日本的道路状况只能说令人汗颜。某外国人问：“日本的道路是为了修缮而建的吗？”真是一针见血啊。如果修建道路，就必须修建坚牢而无需经常维护的道路。虽然我理解，近年来交通流量增加极其迅速，造成道路的破损非常快，但仍不得不承认道路本身的质量也过于低劣。
这些交通设施的维护和改善并不是说过多少年都可以做，应该在最近两三年内完成。这是日本产业发展的迫切需要，越快完成对我国经济的复兴就越有利。幸运的是政府开始高度重视道路问题，好像正在制订修建计划。我觉得不要按照那种吝啬的年度预算缓慢进行，应该制订宏大的计划，为日本经济的重振和腾飞奠定基础。只不过，加快建设的结果必然伴随着资金出现大量缺口的问题。我认为可以使用外债。交通设施的改善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助益不可估量，并且修建道路获得的直接收益也很容易计算出来。我认为在制订出完善的计划的情况下，引进外资绝不困难。
道路网也是防卫能力的组成部分
我经常思考：即使为维持国内治安，投入大量资金组成了自卫队，并使装备实现现代化，一旦有事时，如果没有保障部队机动能力的完善的道路网，自卫队也只能发挥出部分作用而已。而且道路质量如果像现在这样总是处于三天两头需要维修的低劣状态也没有用。我因为住所的关系，乘车往来于东京和大矶或者箱根之间的机会很多。毫不夸张地说，一年之中，多处道路总是在维修。日本道路的修建质量可以说差到极点。
我对此特别担心，前几年某位美国要人来访时，我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作为日本防卫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美国发挥资金优势，帮助日本修建合格的道路网。这位要人当然没有反对我的看法，岂止没有反对，实际上是非常赞成。不过，当时还没有完成建设理想道路网所需的基础调查，事到如今情况也没有发生改变。因此需要多长时间和多少费用，以及如何布网等关键问题还没有眉目。那次谈话后，设立了日美共同调查委员会。在我后来访问美国时，请求美国政府给予协助和支持，但是现在还没有结出具体的果实。
我相信，这种事情依然需要日本政府制订出切实可行的计划，做好足以得到对方信赖的准备，如此一来目标的实现绝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