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给增长放缓一个较合理的经济学解释
本书试图解释的是中国这次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几大主要和内在的原因，这一研究成果能出版被感兴趣的读者们看到，对我和我的团队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欣慰。
2007年中国GDP增长率为14.2%，2008年开始速度放缓，一直到2011年的9.5%，还在8%以上的高位上。这段时间里，国内外经济学和政策界的人士，大多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增长持乐观的看法，并没有意识到速度将来会持续地下行。而2012年增长速度跌到7.9%，一直到2016年为6.7%，若从2008年算起，增长速度下行的时间长达9年之久。这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甚至对于世界经济的复苏，都应当是较为忧虑的事情。在2013年8月，我觉得可能传统的增长模式遇到了问题，[1]但是国民经济下行的内在传导和形成机理是什么，我自己也并不是十分清楚。
其间，我也看了一些经济学家们关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各种经济学分析，将其对比一些国家和地区同发展水平时期的数据，总感觉这些观点和论据有着这样和那样的不足。于是从2013年末开始，我着手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进行探讨，想给出一个较为合理的经济学解释。
研究的起因与初步工作之文献
做这项工作的起因是对其他关于经济下行观点有关数据对比的误差。经济增速下行一种主要的论据为，2011年时中国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达到10000多美元，按照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阶段来看，这样的人均GDP水平上，经济增长从8%以上的高速自然向中速甚至很快向低速调整。[2]另一种论据是，中国这次经济增速下行，主要是因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引发世界经济波动传导的；中国城市化水平还在50%多水平上，人均GDP水平也较低，有后发优势，从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看，城市化向75%—80%推进，人均GDP向高收入水平迈进，这样的阶段都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3]
但是，就第一种经济增速下行解释的数据对比看，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分别在1998年和2003年，从人均GDP 14000汇率美元和12000汇率美元时跌到8%以下速度的。而中国2012年跌到8%以下时，人均GDP为5500美元左右。考虑时间价值的前后变化因素，折算成购买力平价，中国2012年发展水平与二者相比，相差了一半以上。简单说，相比起来，发展水平还没有到速度跌下来的那个分界点上，8%以上速度的高增长时间应当还有10—15年。这似乎会证明的是，第二种论述可能是对的。
然而，就第二种经济增速下行解释的数据仔细对比看，欧美最不景气的2008—2011年，其实是中国经济较高速度增长的年份；而欧美经济增长有所恢复时，反而是中国增长速度放缓的时期。因此，直接证明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就是欧美经济波动造成的，似乎理由并不十分充足。另外，当时我们对比的人口生育率、人口增长速度、人口中位年龄、65岁以上人口所占的比例，都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从8%速度跌下来那年的这些数据偏差很大。我们也发现，在5500美元发展水平上，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水平不应当在51.27%，更不应该的是市民化的户籍城市化水平仅有41.2%。当时我猜测，国民经济8%以上速度增长本应该还有10—15年的宝贵时间，是不是由于人口增长放缓、结构老龄化和人口迁移障碍等方面的原因而丧失了呢？
笔者的研究从研读人口与经济关系各种不同观点的国内外文献，特别是贝克尔等家庭经济分析、人口增长转型等著述，以及整理分析中国1949年以来人口数据开始。[4]在这些工作中，我们了解的是：人口在市场经济中，其生育决策和行为，由其机会成本和直接成本决定；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阶段中，由于市场机制对人口生育的自然调节，其实人口也从“爆炸”式的高增长，转向低速增长，甚至会负增长。另一个比较重大的发现是：中国1974—1994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1995—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两条曲线的波动方向竟然高度相关。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我们还区分了自主生育和计划生育，指导性计划生育和强制性计划生育，定义了经济主力人口，描述了由于计划生育形成的中国“人口坑”。我们试图通过上述范畴及其相互之间的数理关系，证明20年前对人口的干预，经济主力人口的减少，人口老龄化（青年人与老年人的收入消费率不同）等等，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但是，20年前人口增长速度十分强烈地影响20年后经济增长速度，还是一个黑箱式的原因输入和结果输出说明，并没有阐述清楚其中内在的传导机理和机制。[5]
而对于人口迁移受阻，我们前两年中只研究到了人口迁移因土地产权和市场方面的模糊扭曲而“退不出”，因城市中的户籍管制，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不公平，房价太高等“进不去”，以及提出了中国人口的“钟摆式流动”“青出老回”和“城市中漂泊”等特殊流程。[6]但是，没有从数理和数量上分析其经济损失和增长速度下行的传导机制和验证过程。当然，还研究了可能影响增长速度的税费负担、企业其他成本，以及对外经济的漏损原因。[7]这些工作的成果，虽然陆续在一些刊物发表和集成出版，我还是觉得没有将下行的基础和综合原因解释得较为清楚，层次、结构和逻辑也不是特别清晰。
在2016年初开始进一步深入研究之前，笔者又对需要深入分析的框架和内容进行了思考。一是从长周期人口变动造成的消费需求递增或者递减与对应总供给的相互变动中，发现人口增长上行与下行对经济增长上行和下行的影响机理；二是从长周期中财富和收入在阶层中向上流动集中，而各层次收入消费率和收入投资率的不同，论证其传导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和生产能力过剩的结果。[8]后两年左右的分析，就是以此逻辑而展开的。
致使这次从2008年开始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和下行，原因很多。我们需要分析的是，一些权重最大、最基础、最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面面俱到、没有主次、碎片化无关联、层面较浅，都不能找出问题重点和相互影响较大的症结。
生育管制的经济后果
人口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基础。凯恩斯认为，人口变动因素，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在前期的研究中没有讨论清楚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波动影响的内在和逻辑的机理和机制。在后续深化研究过程中，我们理出了这样一个关联的逻辑过程：（1）人口再生产代际平衡点为人口总和生育率等于2.1；大于2.1人口规模将扩张，速度太高使人口形成“爆炸性”增长，而小于2.1人口规模则会收缩，人口增长太慢，人口快速老龄化。在工业化前中期，人口生育率快速下降到2.1水平，并且迅速向2.1以下变动，人口结构收缩斜度较大；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将形成一个人口和经济收缩型的社会。从一个长周期看，前面“爆炸性”增长的人口往往形成工业化中后期的经济主力人口储备，成为冲过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强大动力。（2）从人口增长变动的即期看，新增人口扩张意味着消费需要扩大，但是消费由抚养者或政府的转移支出实现，并且新增人口在一定的年龄之前不作为生产要素进入经济领域；新增人口收缩则意味着即期消费需要的减少，原来需要由抚养者转移支付的需求市场被压缩。（3）当20年前出生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时，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从供给方面看，成为劳动要素进入生产领域，成为经济增长的动能；从需求方面看，其获得收入、成家立业、结婚生子、日常消费、买耐用消费品、置房购车，成为有支付能力的人群，从需求方面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而当20年前人口增长率下行，20年后劳动年龄人口相对收缩，则一方面进入生产领域的劳动力要素相对或绝对收缩，导致产出增长的动能相对或绝对减少；另一方面，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相对或绝对收缩，导致生产可能过剩或者严重过剩。（4）在数理分析上，除了模拟前20年人口增长与后20年经济增长的经验数据形成模型外，从劳动年龄人口变动，对消费、居民收入和GDP的影响，可分析其增量或者减量效应。即可计算每年新增或者减少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动，影响这部分经济主力人口新增或者减少的消费支出、居民收入、GDP变动。我们发现，当人口增长率曲线上行时，20年后每年国民经济的消费支出、居民收入和GDP产出等增量是递增的；相反，当人口增长率曲线下行时，20年后每年国民经济的消费支出、居民收入和GDP等增量是递减的。在进一步研究中，我们也对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20年前人口增长变动与20年后GDP增长变动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相关程度也很高。这进一步验证了20年前人口增长变动对20年后经济增长有决定性影响定律之假说。（5）当即期人口增长上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也扩张时，由于消费需要的扩大，生产能力的形成往往稍微滞后于消费需要的增长，需求常常大于供给，这时生产自动创造需求；而当人口增长下行，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也下行，由于消费需求相对或者绝对收缩，以往形成的生产能力常常不能及时出清，供给往往大于需求，生产过剩会成为常态，市场机制在人口失衡再生产中的失效，导致了经济领域中“生产会自动创造需求”萨伊定律的失效，变为不断收缩的消费需求不断地压缩业已形成的生产规模。（6）由于少子化和人口寿命的延长，人口结构老化，这也是人口变动的重要方面，其对经济增长速度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青年人的收入消费率相对较高，老年人的收入消费率相对较低。人口增长忽高忽低，会使国民经济在周期中一是造成经济的景气和萧条波动，二是由于人口生命期内各阶段的消费内容有所差别，造成国民经济产品和产业结构此起彼伏的波动；而如果人口生育率向下偏离2.1代际平衡水平越远，人口结构就会成为倒五星结构，或者纺锤形结构，严重老龄化和和少子化，使得国民经济长期陷入低迷增长阶段。
这样我们不仅发现了20年前人口增长变动影响20年后经济增长速度黑箱式输入输出的假说关系，也大体上讨论清楚了其内在逻辑的关联机理和相互影响的互动机制。
与进行时间较短和力度不强的指导性计划生育的少数国家和地区相比，特别是与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形成的人口变量，如未富先老等，势必会影响工业化中后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因跨期经济主力储备人口的减少，导致国民经济高增长时间的缩短。[9]
阻碍人口流动和迁移的经济损失
中国是一个从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向现代经济和城市社会转型，也即处于二元结构转型过程的发展中国家。刘易斯和舒尔茨等许多国内外经济学家，分析了这种人口大规模的流动和迁移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包括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性。也有文献数理或计量分析过人口流动迁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面的讨论相对要多一些。
然而，中国虽然自1978年以来，在劳动择业方面逐步放开了人口流动，但是户籍方面并没有完全放开人口的迁移。我们在前期的研究中讨论了因农村土地产权和市场，城市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差别，户籍限制和太多的行政挂钩，财产性收入少和城镇房价太高等四方面障碍，使得城市化发生了从农村退不出，向城市进不去，“青出老回”和“漂泊于城市”的场景。
对于农村土地产权及市场、城镇户籍、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房地产等体制改革，学术界和政策界有许多慢改革、变相改革甚至不改革的说法，似乎这样农民收益更大，农民更保险，粮食安全更有保障，社会更稳定。我们这里要研究的是，学术上能不能讨论一套思路和方法，能够计量分析体制阻碍人口流动和迁移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在实践和政策应用上，说明过去和目前这样的体制和人口迁移场景，到底造成了多大的消费需求、居民收入和GDP产出损失，形成了多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并且传导生产过剩，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对此，我们建立了这样一个逻辑的分析框架和过程：（1）对于二元结构转型，一般的国家在一定的人均GDP发展水平上，有一般相近的人口城市化水平和农业就业结构。2016年中国人均GDP在8100美元发展水平上，过去同发展水平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目前同水平的墨西哥、马来西亚、土耳其等国家，其城市化水平分别在75%和70%，农业就业结构分别在11%和15%。我们以较低项为标准值。（2）在1978年，中国虽然工业化有一定的超前，但无论是从按照实际汇率折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5美元左右，还是从农村人口82.1%、农业就业劳动力70.5%看，都是典型的农业型发展中国家。我们假定1980年为中国城市化和劳动力就业结构转型的起始年，再以2016年时的数据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人均GDP 6000美元上下水平时期、2016年墨西哥、马来西亚、土耳其等人均GDP 8000—10000美元水平的国家比较，就是按后者较低水平保守计算，就会得出中国城市化水平和农业就业比例的偏差：城市户籍人口和城镇常住人口分别为41.2%和57.35%，偏差分别为28.8和12.65个百分点；而农业就业比例高达27.7%，偏差12.7个百分点。（3）按照标准值和偏差值，我们可以求得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上，应有的农村人口和现有的农村人口，应有的农业劳动力和现有的农业劳动力。中国还有户籍城市化与常住人口城市化的区别，对于“青出老回”的从农村到城市再回到农村的流程，“在城漂泊”未能市民化的城市人口，我们由于数据的取得问题，只计算了2016年城市户籍人口、城市非户籍常住人口和农村人口三元转型结构。（4）我们按照研究的需要，建立了最简单的数理模型，即应有城市化水平的消费水平、收入水平，与应有城市化人口与现有农村人口，包括2016年的应有户籍城市化人口和现有的非户籍城市人口及农村人口，其乘积减去低一个层次的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就是由于人口未能或者未能彻底市民化造成的消费损失和居民收入损失。从就业结构转移方面看，应有农业劳动力与现有农业劳动力存在偏差，假定这些偏差的劳动力在工业和服务业就业，其形成的劳均GDP与这些未能转移的劳动力在农业中的劳均GDP之差，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损失额。这样我们就可能将由于阻碍人口流动和迁移，造成国民经济的消费、居民收入和GDP损失，按照标准值的差距，计算出来。（5）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在人口自由流动和迁移体制下，不存在错过城市化人口，而当体制设置流动和迁移障碍时，会积累越来越多的错过城市化人口。[10]因为人口从出生到少年、青年、就业、退休、离世，有其生命周期，在最佳的窗口期没有能够进入城市成为市民，而当其年龄较大后，因财力、精力、技能、知识水平、生活习惯等因素，再不能够进入城市时，就成为了错过城市化人口。我们计算了应有城市化人口和现有农村人口之间，50岁以上的人口积累，发现中国错过城市化人口已经高达7643万人，占总人口的5.6%。这在计算未来中国推进城市化还能有多少动能时，需要将这部分对于继续推进城市化的无效人口予以剔除。（6）从各个部分的分析数据和图表看，市民化的城市化滞后带来的损失，越在初始阶段，比例越小，越轻微，感觉不到；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迁移过程越是到后期，在此过程中人口流动和迁移的体制障碍时间越长，其积累的负动能越强，国民经济损失的消费需求、居民收入和GDP产出比重和规模也就越大。也就是说，人口流动和迁移受阻，对于国民经济消费、收入和增长有着累积和放大的负效应。[11]
收入向政府和市民及房地产商集中传导的生产过剩
一个国家和地区，根据其发展程度的不同，有着适宜的宏观税负率。按照发展经济学家们的测算，在一个国家从发展落后的状态向发达水平迈进过程中，以政府收入占GDP的18%—25%为宜。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水平得到了快速的提高，但2016年世界GDP总量为74万亿美元，人口也是74亿人，全球人均GDP为1万美元。中国人均GDP为8100美元，经济发展程度还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比高收入国家最低门槛收入线13100美元，还相差5000美元。
然而，中国的宏观税费负担水平，2013年高达38%，2016年略降为36%；企业税负率高达68%。宏观税负相当于美国这样发达国家的37%水平，而企业税负率则比美国的44%高很多。政府支出结构中，政府经济建设支出和一般行政支出比例要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平均值要高。
制造业企业成本相对较高，也是中国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分配能力很弱、产业比较效益很低的重要原因。金融融资、交通运输、能源供应和土地分配等方面的自然、国有和行政寡头垄断，加上没有对其成本、价格和收益的第三方审计及社会听证，导致了竞争性的制造业和其他实体经济应有收入被这些行业所不合理地分配和消耗。
这样的政府与产业间收入分配的格局会对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1）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比较收益远低于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于是资金等要素大量地脱实向虚，以房地产业价格轮番上涨获得利润，或者干脆以“钱”赚“钱”，货币在金融体系内循环，倒“钱”获得利润。（2）在GDP的分配中，居民收入提高缓慢，而政府收入、房地产商收入、借贷倒钱者收入增长较快，使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增长，不适应于现在的生产能力和供给水平，传导生产过剩。
需要指出的是，当20年前人口生育率大于2.1，或者当期的劳动年龄人口增加时，由于上期形成的生产能力总是小于不断增长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最终需求和中间需求旺盛，税负等成本可以较为容易地通过价格上涨而转移给购买者。因此，当宏观税负率从1995年的16.45%上升到2011年的36.09%时，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仍然处于高水平状态，并没有因税负等成本越来越高而持续下降。而当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绝对规模减少，与此相关的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收缩时，上期形成的生产能力相对于最终需求和中间需求就开始过剩。较重的宏观税负和企业其他的高成本，无法通过价格上涨而转移出去。于是，就发生了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下降、制造业投资收缩，形成持续动态的过剩，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
而就资本与劳动、技术与体力、富裕居民与低收入居民之间的关系看：一方面，产权清晰和市场调节，通过企业竞争，储蓄和资本积累及投资，技术进步，对经济持续的增长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越来越显示出向少数人集中和集聚的趋势，重大技术产业化也是由少数高端智力的人士推动，财富和收入分配也向着他们流动和集中。然而，这种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方式，也传导生产过剩：收入提高的边际消费率递减，而边际投资率递增。也就是说收入水平越低，消费支出比例越高，投资率越低；收入水平越高，消费支出比例越低，投资率越高。这就使得财富和收入越来越向上层的少数富人流动和集中，他们进行投资建设，形成了日前扩大的生产能力；然而，在消费方面他们是一个小众群体。而劳动在财富和收入分配中的能力越来越弱，依靠自我雇佣和工资等进行收入分配的广大群体，他们获得的财富和收入，相对于上层少数富人，越来越少。虽然他们对生产的投资能力低下，但是，他们是消费的大众群体。与日益相对扩大的生产能力相比，由于其收入相对增长的缓慢，其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的增长，跟不上资本集中、技术进步和生产能力增强的速度。于是，形成了财富和收入向上流动和集中传导的生产过剩及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除了一些北欧发达国家外，美国和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那么，中国有这种财富收入向上流动集中传导的生产过剩和经济增长放缓吗？我认为是有的，但是有其特殊性。中国的财富收入差距，与一些国家不一样的是，不是市场竞争造成的，而是城乡差别性的户籍管制、公共服务、土地和住宅体制形成的；中国的最富有人和中产阶层，相当多的不是由创业办企业积累的，而是开发房地产和炒房地产造就的。一是户籍管制、公共服务不均和住宅价格及供给等体制，使农村人口市民化进程滞后，以及农业就业劳动力窝积过多，他们不能到城市进行创业，也不能到城市高收入的行业就业，并且在城市生活要支付更高的成本。这样庞大的低收入和低消费能力群体，相对城市投资建设日益扩大的生产能力，带来了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与城市中创造的消费品供给能力之间的不平衡。二是与土地住宅体制有关的财富收入向上和向城镇流动集中传导生产过剩。比如城市过程中，农村的土地低价格向城镇转移，农民没有获得应有的财产性收入，而地方政府征用后可以行政寡头垄断批租，获得巨额的土地收益，房地产商获得比制造业高得多的开发利益。又如，农村的宅地、耕地、林地和其他土地财产，产权被模糊、交易被管制，成了“休眠”或者“僵尸”资产，没有价值，而城市中的居民购买城镇中的房地产后，由于地价的不断上涨，其房地产不断溢价，很快地积累财富。再如，绝大多数农民居民的住宅和院落，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没有出租获得收入的机会和条件，而城市居民只要有多套房的，就可能获得住宅资产出租收入。土地和住宅体制，造就了房地产领域的不同层级：房地产商，因拆迁而一夜暴富的居民，有城市多套房的高中产阶层，有一套房且还清房贷的小康居民，有最高价刚需按揭要还本付息的“房奴”居民，有无房只能租住的居民，也有农村中土地和住宅为“僵尸”资产的广大乡村居民。前三个小众阶层财富积累很多，消费非常有限，中间小康居民收入和消费都较正常，而后三个大众阶层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相对较弱。这就是中国房地产虚火很旺、制造业生产不景气、工业生产能力过剩、经济增长放缓内在的、特殊而重要的形成另一机理和机制。
行为及物权配置：长周期资源配置效率观察
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是人口的生育权利、人口的迁移权利、土地和住宅等不动产的产权和交易权利，以及知识拥有、保护和处置权利，这些权利在政府与居民及个人之间的分割和界定，在特别长的经济发展周期中，对资源动态配置的效率，有什么样的延后性影响。
静态的经济运行中，如果政府对产权和资源配置进行过多的包揽和干我们先来温习众所周知的科斯定理：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不管权利如何进行初始配置，当事人之间的谈判都会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配置界定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不同的权利界定和分配，则会带来不同效益的资源配置，所以产权制度的设置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达到帕累托最优）。在科斯定理的时间观察上，大多文献以短期或者中期为主。比如，排污权利、草场牲畜数量的界定等等。
我们先来温习众所周知的科斯定理：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不管权利如何进行初始配置，当事人之间的谈判都会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配置界定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不同的权利界定和分配，则会带来不同效益的资源配置，所以产权制度的设置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达到帕累托最优）。在科斯定理的时间观察上，大多文献以短期或者中期为主。比如，排污权利、草场牲畜数量的界定等等。
而在我们的分析中发现，对于生育、迁移、土地、知识等权利在一个很长周期中的界定，有这样一些特点：（1）这些权利不是在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企业法人之间、企业法人之间方面的安排，而是自然人与行政法人之间的安排，不是对等非公共领域行为主体之间的权利安排，而是非公共领域行为主体与公共领域行为主体之间的安排，这种安排无法由双方谈判进行，而是单方强制安排形成的。（2）行为体平等状态下，权利设置不当形成的帕累托不优，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和重新安排契约去校正；而非公共领域行为主体和公共领域主体之间的权利安排如生育和迁移权利的安排，发生帕累托不优时，无法以市场机制和及时修改契约来加以校正。
我们的讨论试图说明的是，在一个国家经济长周期的动态过程中，如几十年的结构转型时期，对于人口再生产这样的家庭人口和人力资产产权，或者是对于家庭生育数量决策和个人及家庭向何处迁移这样的行为产权，如果程度不同地从个人和居民家庭手中集中到政府手中，或者由政府干预时，就会发现这样的问题：（1）一般文献中产权安排的交易费用不为零，大多是指即期或者中期权利安排的交易费用不为零，但是，在二元结构转型过程中生育、迁移、土地、知识等权利的安排，其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时间，可能是几十年之久。其交易成本是逐步累积的，开始时觉得损失微小，甚至如生育和迁移部分权利的国家掌握，所带来的资源压力减少、社会管理简单等获益大于人口增长和人口、劳动力资源再配置带来的收益。然而，这类权利在自然人与政府之间的分配，即政府获得权利的交易费用即代价，是越到转型期的最后，成本越大，国民经济损失越大。（2）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由于对自然生育的过度收敛，已经存在着人口再生产市场调节的失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机会成本和直接的生育抚养成本有时会使代际平衡再生产降到2.1水平以下，发生了实行指导性计划生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后工业社会人口和劳动力不足造成消费不足和增长低迷的问题，也发生了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德国等欧洲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增长失衡和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问题。理想的情况是，政府对于市场机制在人口代际平衡再生产方面，应当去弥补其失效。但是，实际上发生了如中国市场机制调节生育收缩和政府强制调节生育收缩共同作用，使人口再生产在代际平衡方面更加向下偏离于2.1的水平，不是缩小市场失效，反而放大了市场失效。这使得国民经济长周期的工业化过程中，因人口收缩、人口结构老化、经济主力人口减少等，消费、收入和GDP产出损失巨大，越是到工业化中后期，损失越是严重；还使得经济高增长的时间缩短，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时间拉长，甚至有可能变得遥遥无期。也即在几十年的长周期中甚至百年时间中，政府取得生育权利的交易成本，极其高昂。（3）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和迁移的过程中，存在着天然的城市居民和农村人口在财富和收入上的差距。城市化一方面能减少农村人口和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而缩小城乡差距，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收入分配及知识和技能差距，与城镇资本和技术所有者要素收入分配力上的差距，财富和收入不断地向高收入者流动和集中。在人口迁移和土地所有及处置权利安排中，政府往往掌握了其一部分甚至全部权利的分配，其出发点可能是理想的：比如，不要在农村中发生两极分化，保证粮食生产安全，防范农民工回城后无生活保障风险，使社会安定等等。但是，无论是对市民化的城市化的阻碍，还是对土地产权和交易的管制，结果却是造成了城乡财富和收入更大的差距。因此，实际上从特别长的一个周期看，最初安排的户籍和农村土地等权利体制，并没有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帕累托最优，反而造成了更大的城乡之间的不公平及农民工人口与户籍城镇人口之间的不公平；这种权利的安排，使一部分城镇户籍居民经济状况相对变好的情况下，另一部分农村居民和非户籍城镇居民的情况相对变差。从我们的数据分析结果看，长周期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面，也因错过城市化人口积累、劳动力人口产业就业扭曲等原因，导致了经济二元结构转型中，或者说工业化过程中，连续的、越来越严重的消费、收入和GDP产出的巨额损失。也就是说，政府应该弥补财富收入分配向上流动集中，及其可能传导的生产过剩这种市场失效，但是，政府原来理想的权利安排，却导致了更加严重的市场失效。
消费需求不足型的生产过剩和增长放缓
其实，我们整本书研究的总结性发现是：（1）人口增长速度的放缓，生育率的低水平，人口结构上的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老龄化，其对国民经济很重要的一个影响是，需要抚养消费的人口在减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相对持续收缩，老年人口消费率较低，进而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消费需求增长——可能持续放缓甚至萎缩。（2）对于人口流动和迁移的限制，使中国城市化水平比国际一般标准滞后，其后果是，应当为市民的人数，比实有的市民人数少得多；而城市非户籍人口和农民居民的收入，因在低效率的农业和其他低收入领域中工作，其相比于市民收入水平的低收入之差，从动态看，实际上是限制人口流动和迁移发生的成本；而另一方面，这些低收入的大众人群，由于其收入比市民偏低，造成了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3）居民收入是消费支出的基础。但是，从许多年的状况来看，较大的问题是，由于土地的强制低价征用及农村土地产权和市场被管制，数亿农民基本上没有得到土地财产性收益。而转移到城镇中的土地资产，却因地方政府行政寡头垄断饥饿卖地、央行发行货币、银行贷款、房地产商和炒房客推动，地方政府、房地产商和城镇居民都得到了丰厚的涨价利润。一方面形成了房地产商、城镇多套房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巨大的财富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政府高额的土地出让金，也分配了农民的土地利益和城镇居民的一部分收入。再者，国民经济总体上资本集聚和集中的势头较强，资本的技术进步加快，资本和技术分配的能力也越来越强，而劳动要素被替代的势态加剧。这样，形成了大众居民收入总额在GDP中的比例降低，政府收入在GDP中的比例提高，资本特别是银行资本在GDP分配中的比例上升。这种格局造成了生产能力越来越强，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却日益不足。
我们比较了国际上许多国家消费占GDP中的比重，一些发达国家、转型国家和发展水平与中国相近的国家，其居民消费总额占GDP比例大多数在50%—65%之间，而我们消费总额占GDP的比例已经下降到33%左右的水平上。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从1983年最高的62.42%，降低到2010年的40.06%，2016年为45.62%。以此为基础，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也从1983年最高时的52%，下降为2010年的29.00%，2017年为30.79%，比1983年降低了21.21个百分点。
需要看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时至今天，国民经济产出的要素中，资本有机构成逐步地提高，劳动参与财富创造和收入分配的比率在下降，资本集中和集聚在加剧；更加严峻的是，智能机器人时代的到来，如无人驾驶、无人超市、网上商店、移动货币收支、电子政务、智能制造等等，几乎没有一个领域幸免于智能机器人对劳动者的替代。重要的数据是：20世纪80年代时，项目建设投资的劳动报酬转化率为40%以上，而到了今天由于机械化加智能化，劳动报酬的转化率在高铁和公路等项目上降低为15%，住宅等项目上降低到25%以下。笔者曾经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以前某工厂有一个150人左右的车间，现在智能和自动流水线上，只剩下几个人；以前某几千人的火力发电厂，现在只需要几十个工作人员就可以了。我们正在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由新技术和集中资本形成的强大的生产能力。然而，劳动通过初次参加工作而创造及分配收入的能力却在日益弱化。
实际上在全球经济发展史上，由于机器替代人工、工厂替代工场，也发生过资本生产能力突然暴发，而大众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对不足，供给的财富不能被民众所消费，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的生产严重过剩和大萧条危机。今天我们实际上又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即财富越来越多地由智能机器人创造，甚至连过去由于标准化、专业化、规模化程度低的服务业，也由于技术的进步，如翻译、新闻采访、会计、律师等这样需要人工从事的领域，都可能越来越多地被智能机器人所替代和占领。也有的学者认为，智能机器人的发展，会带来更多的就业。然而需要思考的问题是，2.15亿农业劳动力，2.82亿农民工，已经在城镇传统行业单位正规就业的8000万左右职工，在农村接受教育的6000余万留守儿童和少年，其中相当数量在农村没有读完高中就进城务工的青年人，他们的思维、眼界、知识水平、技能、智能、再学习能力等等，能不能适应快速的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生产能力的技术进步与传统教育和产业的知识技能间的错位，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也就是技术资本强劲扩张生产能力与结构性失业形成的大众低收入和低消费能力间极易发生不平衡的时期，生产过剩和增长下行压力很大，类似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生产过剩大危机时时在敲击着中国，包括全球经济的大门。[12]
这样就发生了许多经济学原来的定义、定理等，需要修改甚至被颠覆的情况。也就是说，用原来的经济学思维和方式，可能无法理解或者无法解释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经济现象。比如经济增长率每变化一个百分点，失业率会相应发生0.5个百分点变化的奥肯定律；比如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反向变动的菲利浦斯曲线；比如在过去没有智能机器人时代的劳动力价格决定机理等。我们有可能无法再用这些过去的经济学方法，去看待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和要素结构的剧烈变化。
我们过去发展模式造成的现有的居民收入较低、消费需求损失，加上今天我们面临的资本和技术构成的日益提高与劳动参与创造财富分配收入比率的降低，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问题是：居民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生产力相对过剩，经济增长速度放缓。20世纪80年代时，对于国民经济的主要矛盾，我们认为是落后的生产力，不适应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今天，国民经济的主要矛盾则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适应不了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因而，我们遇到的是由于居民收入总额占GDP比率低，而导致了消费总额占GDP的比率也较低，实际的经济含义是，在产出不能被大规模出口所平衡的状况下，造成了生产可能全面过剩。问题的根源在于计划生育、户籍管理、公共服务提供、土地体制、房地产模式等等，都是干预和收敛了人口的收入水平和规模，使得有支付能力的人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强消费需求能力入手，而只是不断地出清生产能力，或者进行产业的转型升级（可能会造成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更强替代）、提质增效（两个人的活一个人干，转化为劳动报酬的比率会更低）、扩大供给能力等等，可能会使生产过剩和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问题更加严峻。
总之，我们从2014年开始的研究发现，计划生育减少的人口和老龄化，农村人口因体制原因在城市化过程中的退不出和进不去，GDP中政府和金融资本的高分配率，土地和住宅体制造成的城乡财富收入差距，其干预和影响的都是人的收入和人的消费，特别是大众居民的收入和消费。而技术的进步、资本的集中和集聚，则使生产能力越来越强大。于是，发生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造成了生产的相对过剩，从而使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这是我们团队在几乎完成本项目工作时，才总结、发现和深信不疑的一个结论。
我们的研究，并没有很复杂模型的创新，只是就中国实际发生的问题，尽可能地对照一些国家同样发展阶段的标准值，来比较中国人口增长结构变动、二元结构转型等过程中人口增长、市民化水平、农业就业比例、财富收入房地产化、企业税费和其他成本、居民收入消费等方面的偏差；再从偏差来估计可能有误的政策和体制给国民经济消费需求、居民收入和GDP产出造成的损失，包括长期过程中的20年前人口增长决定20年后经济增长、错过城市化人口，以及这些各类经济损失的累积性效应。从分析工具上讲，只是根据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因素影响链等的分析，构建了一些较为简单的数理模型，并使它能利用现有的数据，来逻辑地解释中国经济消费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和增长速度放缓的因果关系。不仅是数理关系的假设，而且是一些人口等因素数据变动引起另一些经济因素数据变化的证明。虽然可能还不完善，也较为简略，但我们想提供研究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一种可能符合实际和有解释力的分析思路、范畴、方法和逻辑框架。
许多研究，只有到了发展的一定阶段时，人们身临其境，才能较为透彻地认识客观内在的社会和经济变动规律及趋势。笔者也曾经受法国索维适度人口论的影响，从就业难出发，论述过适度劳动力人口容量与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思路；[13]也曾经认为，中国人口规模太大，生态环境、森林矿产、淡水土地等资源供给较为紧张，提出过人口规模太大和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两难等看法。[14]2012年，转向研究国际战略和世界经济后，我读了一些学者有关人口生育和增长下降及结构老化等不同观点的文献，视角才发生了转变。[15]在2013年我也还简单地认为中国城市化水平较低，提出通过转变发展模式、创业创新和推进更高层次的开放等举措，中国经济还会高增长20年的观点。[16]现在看来，这些都值得商榷。对此，作为一个经济研究的学者，我深感愧疚不安和表示自己的歉意。这给我们的一个警示是：经济研究，往往要作为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运行宏观调节的依据，一些看法有误，会带来战略部署、体制安排、政策出台方面的失误，造成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甚至酿成灾难。因而，经济研究要多读各种不同观点的学术文献，要以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和判断，要看国民经济不同的体制等差别，要了解实践中发生了什么，要进行一般值与特殊值的对照和比较，要观察事物变动的相关性和流程等等。以合适于被观察对象的方法，去分析面对的现象，看到内在和深层次的关系。特别是提出思考脉络、战略规划、改革方案、政策措施时，要慎之又慎，使其具有解决问题的针对性、适应性和科学性。
当然，我们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唱衰派，也不是盲目的乐观派。“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悬崖”，这才是最危险的势态。而研究清楚内在和深层次的问题，才能心中有数、避走弯路、对症开方、胸有成竹和百战百胜。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另一方面我们也认为，虽然人口下行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在20年内得不到有效的改善，但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民族勤奋禀赋、创业精神、人力资本积累、产业创新能力、制造业基础、现代交通和城市体系基础、人口和市场规模等优势均在。我们可以通过改革户籍管理、土地产权、公共服务、保障体系等体制，加速人口、劳动力、资金、技术的双向和横向流动，使土地资源有效再配置，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增加农民的农业劳动收入；并且使农村的土地从生产和生活资料，变成资产，成为财富，使农民获得应有的财产性收益。我们还可以通过西部工程和技术调水的方式，改善国土南北间和东西间淡水分布的不平衡，改造西北、华北的可利用而未利用的土地，同时也改造江苏北部、河南黄泛区、河北东部、天津，以及东北的盐碱滩涂地，扩大10亿到20亿亩耕地、林地和优质草原。在这样伟大的工程中采取更大力度的土地产权改革，吸引社会资金留在国内置产兴业，使更多的投资者和土地改造者——农民，得到他们的资产和财富，获得更多的收入。迁移和转移低农业劳动生产率地区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不宜于生存和发展地区的农村人口，以及每年复转的军人到现代化的农场和小城镇工作和就业，将会改善目前国民经济中土地要素少、劳动力多的生产函数，从区域大格局上改变土地与劳动力的配比，通过增加现代农业就业，提高农业劳动力、农民工、转岗职工、复转军人等群体的收入，扩大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使工业化的时间延长，制造业发展延续，极大地提高国民经济潜在的增长能力，再推进国民经济在人口严峻老龄化之前中高速增长10年左右，使中国在2035年前较为顺利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对此，我们将在下一本书中，从“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推进经济上行的历史经验—经济增长调控工具和模式的困境—推进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改革等方案—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计算”逻辑展开，以尽作为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者的一点责任。
2018年2月
于北京海淀大有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