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这是一本关于当代西方社会传媒中的性别表现的书。它写于飞速变化的背景之上：性别关系的变化，传媒技术、规章制度、内容、归属、控制及其全球化的转变以及赋予性别表现以意义的理论方法“革命”等。《性别与传媒》旨在定格，摁下暂停键，或点击刷新键，探索今日传媒如何建构女性气质、男性气质和性别关系，思考需要用什么样的理论观念和文化政治来研究这些变化。

本书源于笔者对当今传媒中极度矛盾的性别建构的兴趣：“女孩权力”的自信表情与对厌食症和身体畸形流行的报道并行不悖；图画小报关于强奸的报道与艳舞俱乐部和色情电话广告密密地排在一起；小伙杂志宣布“性战争”结束，然而却复兴选美比赛，新的反讽型性别歧视竞相出现；既存在通过新的理想男性身体想象影响男人的规范道德恐慌，又存在对公共空间中女性身体的性欲化问题毫不在意的现象。在任何地方，女性主义观念看起来都已成为一种常识，但女性主义仍在遭受更加严厉的排斥。

一些评论者看到了传媒对女性主义强力反挫的证据（法路迪，1992）。比如，杰曼尼·格雷尔（1999）就指出，当今的流行文化较30年前明显减少了女性主义色彩。艾曼达·维利汉认为，我们已进入“性别歧视复兴”的时代，“从老套的到直白的抵制”都正在“被重新发现出来以对付女性生活中的文化变迁”（2000:11）；相反，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传媒正逐渐受到女性主义的影响，或者确切地说，正在变得女性主义。大卫·冈特里特认为，“把妇女当作家庭主妇或低级工人的传统观念已经被不安分的成功‘女孩权力’这一标志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2002:247），传媒提供了流行的女性主义，就像“一个无线电友将多层面的歌曲混合起来，有着最令人兴奋的节奏，却剔除了某些密实的东西”（2002:252）。同时，安吉拉·麦克罗比指出：“现在，性政治通过我们的电视屏幕散发出巨大能量，从‘新闻夜’到奥普拉，女性独立已成为当代常识。”（1999:126）

在我看来，这些争论都是真实的。一方面，女性主义观念通过一系列的媒体传播正逐渐被全世界承认，生气勃勃的女性电子杂志正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全球，而产生从抗击乳腺癌到“美女反对原子弹”的网络正是大量各类女性主义观念的聚集地；而另一方面，令人厌烦的性别歧视的先验模式仍然存在——比如，电视上仍然不见年长的女性，对黑人妇女的描写令人沮丧地狭隘——其新型代表也常常与人们所希望的相去甚远。例如，“色情时尚”兴起，厚脸皮的“小伙主义”兴盛，各期刊对不能跟上日益狭隘的外表叙述需要的女性施以刻薄的攻击。正是当代传媒中性别表现的矛盾性使得这一领域如此复杂而充满挑战。

除此两难的复杂图景以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与媒体一样，性别关系和女性主义观念本身也是变动不居的。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女性主义视野可让人们据此对当代传媒中的性别关系进行恰当的评估。相反，女性主义观念总是发生着改变：或是根据不同的标准，或是根据新的或旧的绝对支持者，或是更新一代，或是产生新的理论观念，或是针对不同种类的斗争的经验。没有单个儿的女性主义，相反，却有大量各种各样的女性主义。如果性别的传媒表现发生改变，那么用于理解和批评他们的女性主义观念也会随之而变。同样地，性别关系也总在变动。的确，我们经常被告知，如果没有“性别震颤”，西方民主就什么也没有经历，我们为当代变迁骄傲不已。

《性别与传媒》尝试赋予这幅变动不居的图景以意义。本书的主要目的有三点：首先，试图分析身处当代西方社会的传媒及其纠缠不清的矛盾性之中的性别表现，并特别聚焦于近年来媒体的性别建构是如何变化以回应女性主义的批评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变迁的。为此，我将细致观察五种媒体，在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文类的变化，包括新闻、广告、脱口秀、杂志、当代影视和平装本罗曼司。每种媒体所涉及的内容不仅仅涵盖表现女性，而且也包括其对男性气质的建构以及对当代性别关系的描述。对于传媒当中日益增多的男性身体的色情形象我们应该赋予其怎样的意义？我们将把什么罗曼司话语转化为年轻女性杂志中的性与主流话语？像《奥普拉》和《瑞奇》那样的脱口秀正在消除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界限吗？如果存在的话，日渐增加的女性记者数量会对“新闻”有何影响？“少女文学”和“小伙文学”建构了哪些异性恋关系，他们与传统的罗曼司之间有何区别？这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问题。

其次，本书在以分析传媒表现的理论工具质询学者和活动家们最初研究性别的传媒表现时，就已运用媒体文本性别分析的一些关键术语。《性别与传媒》的内容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充满生气、成果丰硕的女性主义传媒研究，并试图质疑当今传媒世界中的相关核心批评概念。例如，媒体领域中“客体化”这种提法的用处何在？毕竟在这个领域，妇女远不是被表现为消极的对象，而是越来越被描绘成积极的充满欲望的性别主体。在某个范围（如新闻）讲“女性化”意味着什么？“反挫”“复兴的性别歧视”“后女性主义”这些提法有助于赋予当代传媒性别表现以意义吗？当今传媒中到处肆虐的讽刺和玩世不恭又有多少被大众理解？

最后，《性别与传媒》对文化政治感兴趣，并试图追问什么样的政治与文化交融形式对于挑战性别的特殊结构是适合和有效的。在后现代时期，批评标准总是根据传媒产品而发生相应变化，在这里，许多以讽刺为伪饰的男性至上主义毫不费劲的抗议“这不是性别形象”，我们被告知说：“这是个玩笑，是对‘金发碧眼的白种哑女’原型的模仿！”早期的女性主义传媒活动家们把给广告形象贴标签或涂鸦的行为当作对妇女的不敬或将妇女的琐碎化；而在当今，广告业者追求的往往已经在广告本身中进行了隐含评价——无论是女性主义者还是因善用媒体而“符号疲劳”的消费者都已对消费者形象的无情轰炸厌倦至极。在这种语境下，人们对男人、女人，或女同、男同的传媒表现的关心或愤怒会怎样超越有效的政治标准？何种女性主义文化政治形式适合新的传媒时代？在此，我无法详细回应这些问题，而只有提供一些对当代传媒表现的分析，指出塑造女性形象的一些新途径——我希望让人注意到那些老套批评语言没能涉及的当今传媒中的性别问题，指出一种新型文化政治可能发展的新空间。

性别建构、传媒中性别分析的理论工具以及女性主义文化政治这三大主题，正是本书之生气所在。与此前的理论相比，本书侧重研究当今传媒中哪些是更新颖独特的性别表现方式，需要什么观念去阐释这些新现象，在当代传媒版图中什么样的文化介质可以对此有效地展开研究。

本书即从审视核心主题和性别与传媒研究启幕。第一章勾勒媒体文本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各种理论和政治资源，考察受众研究转向。虽然本书局限于考察传媒中的性别建构，而非报告受众研究，但文本是多义的且可作多种阐释这一观念在此是分析的核心。不能过高评价文本决定论的隐含意义或其意义的隐含观念。本章还探讨在后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影响下，作为第三世界黑人妇女批评的结果，女性主义视野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最后部分思考有关传媒中性别表现的一些重要论争。

第二章更注重方法，聚焦并考察媒体文本中的性别分析所使用的主要工具，如内容分析、符号学及话语分析，并探讨其优劣短长；同时还包括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酷儿理论等理论观念，因为这些理论都已被用于传媒研究。以上两章形成了其余各章的基础，此后各章将详细考察前文所述的五个广阔领域。

第三章“广告与后女性主义”既审视已有广告中的性别研究，又对广告正在如何发生变化进行了新的分析。本章将讨论后女性主义广告中的几个主题，包括性别反转和性别报复的流行、赋权形象的发展、性活跃的年轻女性（女主角）及广告中“酷儿范”的发展。

第四章考察新闻与性别。本章的讨论设置在新闻从公共服务转变为被市场主导的产品这一背景之上，考察“娱乐信息节目”或“花边新闻”的兴起，思索这一转变中的性别之维。什么因素使得某事具有新闻价值？妇女是如何被呈现在新闻之中的？新闻正在被简化吗？新闻“女性主义化”意味着什么？关于性暴力报道的详细个案分析，为评估有关性别的新闻的延续和变化提供了机会。

电视脱口秀是第五章谈论的主题。本章区别了观众讨论节目、治疗类节目以及“垃圾”或对抗节目，思考脱口秀在今天是否已建立起了新的“公共空间”，使作为传统中重要的公共论争点政治体系变得黯然失色。本章还探讨脱口秀即新的“忏悔室”这一提法，考察脱口秀是否可以赋权给那些通常无法在主流电视中发言的边缘群体，让他们发声，使其反常信息得以清晰呈现。

第六章聚焦于杂志。本章描述了以女孩和妇女为目标受众的杂志近年来发生的转变，特别是采用女性主义理论，以名流为重点，将性欲化的身体提升为女性气质的关键所在。本章还详细考察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小伙杂志”，追问对此该作何理解——是对女性主义的一种回应，还是对“去性别化”的新型男性形象的反击，抑或是对新的阶层化和种族化了的男性气质的清晰呈现？

最后一章研究罗曼司。这一文类在面对重大的社会结构变迁以及正在进行的隐私变化中显现出非凡的顺应力。本章集中讨论《布里吉特·琼斯日记》以及少女文学的兴起，考察性别、种族、性征的建构，追问当代流行的异性恋描写与早期罗曼司有何不同。这些文本很有趣，因为它们的结构既具有传统形式，又具有女性主义研究的性质。它们提供了异性恋的新版本吗？它们关于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建构与哈利昆、米尔斯与布恩有何不同？它们为何是和怎样是独一无二的？身体又为何和怎样变得这样充满成见？本章还以流行电视剧《阿里·米克比尔》和《欲望都市》为范本进一步讨论新的后女性主义情感。

这种讨论在结论部分得以延续，结论提出了本书的两条线索——本书试图评估传媒中的性别表现正在发生变化的方式，而这些变化部分正是对女性主义的回应；结论一章还反过来质疑文化政治，根据本书所提供的讨论，追问当今需要什么样的文化政治环境介入才能研究和挑战传媒中的性别表现，以形成更加平等、开放、宽容和充满希望的性别关系。